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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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一明清易代之际，面对社会的陵谷迁变，那些曾是明朝臣子的士大夫，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新的社会角色选择。从大的方面讲，他们要在生与死之间表明立场，不少人看到故国沦亡，家园罹难，国恨家仇，使他们举起“复明”的旗帜，奋起反抗，乃至为国捐躯，如陈子龙、黄道周、瞿式耜等，都牺牲在抗清战场，做了千秋雄鬼。也有的人吟咏着“惭无半策匡时艰，唯有微躯报主恩”、“洵知世事难争讨，愿判忠肝万古留”的绝命诗句，自尽而亡。他们都以“死”表达了对大明王朝的耿耿忠心。更多的人则选择的是生。在清廷成为中原实际统治者的现实情况下，由明入清的人无论是否愿意，都在客观上沦为清朝的统治对象

2、了。然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不一致，有的人甘为顺民，出仕新朝，做了所谓“贰臣”；有的人则坚守气节，不仕新朝，以“遗民”自居。这就是当时士人所谓“出”与“处”的不同。清初遗民之多，堪比元初，这是因为清与元都是以异族入主中原，长期接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之传统文化教育的士人，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外族入侵的民族意识。同时宋明理学的兴盛，也造就了士人的忠君思想。而明崇祯帝的自缢“殉国”和清初实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使由明入清的士人忠君思想和民族意识更为强烈，因此，明遗民也就格外的多。清初明遗民高蹈不仕，有许多避世之道。有的隐身山林，如王夫之隐姓埋名，“窜身

3、瑶岗，声影不出山林”，直至身死。有的闭门独处，如徐枋栖身乡间，“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有的祝发为僧，屈大君有诗云：“今日东林社，遗民半入禅。”还有的人佯狂作痴，使酒骂座，如归庄抗清失败后归乡，佯狂终身；屈大君“使酒谩骂，若不可一世”。明遗民无论采取何种立身行世之道，无非都是要坚守气节。为此，他们绞尽脑汁，不惜一切代价。吕留良自谓平生最畏惧贵人、名士和僧人，但为了躲避清庭的征召，却毅然削发为僧，称自己是僧乎不僧、俗乎不俗之人。阎尔梅说那些佯狂骂座之人，“海内误传能骂座，听来原是哭思陵”。正道出遗民即要全躯自保、又要坚守气节而迫不得已才采取迥异于一般

4、士人的行世之道的苦衷。明遗民隐居不仕绝非不关心政治，他们吟诗作赋、研经著史，以各种形式抒发政治情怀，寄托政治理想。顾炎武著《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后学，待一治于后王”[1](《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代表了当时许多遗民学者的治学目的。他们积极从事经世致用之学，其中，研治明史是主要内容之一。明遗民的明史研究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私撰明史，一是襄助官修明史。二明遗民私修明史著作的体裁丰富，体例多样，如谈迁的《国榷》、彭孙贻的《平寇志》、李清的《南渡录》等为编年体，查继佐的《罪惟录》、王夫之的《永历实录》、李世熊的《狗马史记》等为纪

5、传体，叶轸的《明纪遗编》、邹漪的《明季遗闻》、邵念鲁的《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等为纪事本末体，卢宜的《续表忠记》和《二续表忠记》等为传记体，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学案体，李清的《三垣笔记》、费密的《荒书》等为笔记杂录体。除了这些专书之外，明遗民还以撰写明代人物的神道碑、墓志铭、小传、行状，为有关明史著作写序作跋，以及作咏史诗等形式，记载和评论明史。在不少政论性著作中，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中，也不乏探讨明史的篇章。明遗民的明史研究最为明显的特征是重视明季史。清初的著名遗民学者，几乎都有明季史著作，顾炎武有《圣安本纪》、《熹庙凉荫记》，黄宗羲有

6、《行朝录》，王夫之有《永历实录》，孙奇逢有《甲申大难录》。翻开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皇皇巨制达二十卷，其中清初产生的明季史著作，绝大多数出自遗民之手。这是因为他们不仅要通过撰写明史，寄托故国情感；更重要的是，作为遗民他们耳闻目睹了国亡君死、异族入侵，亲身经历了剃发、易服、圈地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创巨痛深，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更激发了强烈的历史反思精神，他们要究明昔日庞大的明帝国何以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要探讨清何以兴、明何以亡，这促使他们关注明万历以后的衰亡过程及其原因。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明遗民的明史研究成就不在历史编纂学上、也不在治史方法上，而是

7、在历史评论上，更具体地说，是在对明亡问题的探讨上。他们的评论主要围绕下列几个问题展开。1、关于崇祯帝与明亡的关系。崇祯帝在农民军兵临城下，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于煤山，并在其龙袍上书有：“皆诸臣误我”等语。据此，一些遗民史家大肆渲染，称：“烈皇之英明勤敏，自当中兴，而卒致沦亡者，以辅佐非人也。”[2](《幸存录门户杂志》)又称：“从来死国之烈未有过于烈皇，亡国之痛未有痛于烈皇也。”[3](《居业堂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这种论调，讳言君之过，一味强调“有君无臣”，为崇祯帝推卸亡国之责，反映了一部分遗民的封建愚忠观念。更多的遗民史家，在称颂崇祯帝“亡国之正，千古

8、一人”的同时，也客观地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