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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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运与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一、谁是知识分子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知识分子。我在大学里教了多年书，好歹也是个副教授，现在又在读博士，按照一般人的看法，至少应该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吧！但我自己对此却没有任何自信。什么是知识分子？在今天的汉语知识界中，“知识分子”是一个时髦的语词，也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学者们往往在极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之。普通的用法仍然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受过专业技能训练的脑力劳动者，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在这种意义上，我当然应该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但现在有很多人对这种知识分子定义

2、表示不满。因为根据这种定义，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是知识分子，著述等身的大教授也是知识分子；顾准、王元化是知识分子，郭沫若、柯云路也是知识分子；一介布衣、无权无势可以是知识分子，而手握权柄、呼风唤雨也可以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太模糊了，难以令人满意。在另一种意义上，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种知识分子概念比较狭窄，也比较苛刻，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它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的良心，智慧的化身

3、，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根据这种定义，不但我这样的平庸之辈算不上知识分子，恐怕许多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大教授也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而已。那么在茫茫的中国大地上，究竟谁是知识分子呢？我目前倾向于还是在普通的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一词，这样既便于大众理解，又不致于得罪人，而且还有助于理解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四、毕竟是书生大部分人不是陈寅恪，不是梁漱溟，更不是顾准。那么他们是什么？周一良先生写了一本自传，名曰《毕竟是书生》。这里的“书生”二字可谓意味深长。一些好心人常常劝告我：“不要太书生气

4、！”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也理解他们的一番好意，在这个国家里，书生气十足通常是会招灾惹祸的，因为书生气意味着天真、不通世故，想到什么说什么，从不看人家脸色，只以真理为尚。而周一良先生的“书生”二字我相信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他自称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解放后又有着极为沉重的“原罪”思想，所以把自己早年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变得平庸、听话，以至后来成为“梁效”写作组的顾问。恐怕这其中的曲折非“书生”二字所能解释吧！如果说外界的压力太强大了，象周先生这样软弱的人不得不屈从，我是相信的。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但软弱是指性格而言，并非指

5、内在的精神力量而言。在我看来，周先生等人的毛病出在内在的精神力量上，他们根本上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仰。那么，他们的信仰是如何失去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追究一番。周一良先生所谓“原罪”思想很有意思。这一原罪肯定不是人人皆有的基督教意义上的原罪，而是一批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培养起来的一种负罪意识，出身剥削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不起广大人民群众，而新政权仍然雇佣自己，给自己饭吃，于是在战战兢兢之余不免有些诚惶诚恐起来，慢慢地有了些“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觉得自己应该相信党、相

6、信人民，党叫干啥就干啥是自己唯一的选择，让党来代替自己思考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万一出现问题，那也不是自己的错，谁会说相信党是错误的？但这样一来，用“毕竟是书生”来替自己辩解就行不通了。书生毕竟读过许多年的书，古圣先贤的名言自然也知道的不少，学得的做人的道理肯定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对人对事对未来理应有比较好的预见能力，对自己当然也应该有比较多的自信，否则，那些书岂不是白读了，还好意思自称书生吗？所以周一良先生充其量只是一种类型的书生，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书生。钱钟书就是一种类型的代表。钱钟书自称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

7、但我们从钱钟书的特立独行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深藏的悲愤。钱有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但他几乎总是含而不露。一九八八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这是钱在四十岁以后关于社会问题的唯一一次公开表态，也是其书生气的一次发作，随后又是那种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沉默。钱钟书以他特有的沉默表达着他的愤懑和抗议。巴金是另一种类型。巴金同许许多多人一样，也曾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鉴定力，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其生命的晚年，发出了沉痛而真切的忏悔，他没有替自己辩解，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介书生而原谅自己犯下的过失。还有傅雷，一位

8、几乎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内心里只有文学和音乐的人，一个真正无愧于书生称号的人，用自己选择的死亡捍卫了人性的尊严。当然，象周一良先生这样的“书生”太多了。他们轻轻巧巧地打发了自己的过去，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人生。他们不必对过去负责，即使是象舒芜那样引起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不必负责，那一切都是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