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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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运与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一、谁是知识分子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知识分子。我在大学里教了多年书，好歹也是个副教授，现在又在读博士，按照一般人的看法，至少应该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吧！但我自己对此却没有任何自信。什么是知识分子？在今天的汉语知识界中，“知识分子”是一个时髦的语词，也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学者们往往在极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之。普通的用法仍然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受过专业技能训练的脑力劳动者，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在这种意义上，我当然应该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但现在有很多人对这种知识分子定义表示不满。因为根据这种定义，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是知识分子，著述等身的大教

2、授也是知识分子；顾准、王元化是知识分子，郭沫若、柯云路也是知识分子；一介布衣、无权无势可以是知识分子，而手握权柄、呼风唤雨也可以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太模糊了，难以令人满意。在另一种意义上，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种知识分子概念比较狭窄，也比较苛刻，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它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的良心，智慧的化身，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根据这种定义，不但我这样的平庸之辈算不上知识分子，恐怕许多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大教授也算不上什

3、么知识分子，只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而已。那么在茫茫的中国大地上，究竟谁是知识分子呢？我目前倾向于还是在普通的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一词，这样既便于大众理解，又不致于得罪人，而且还有助于理解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基本上都是在普通意义上理解知识分子概念的。至于第二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换一种叫法，比如叫“智识分子”或“精英分子”什么的。但所谓智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往往是比较怪异的，不合群的，因而经常被视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生存受到很大限制，有时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尽管从长期来看，这些人对社会是不可缺少的，但就目前而言，他们的存在令许多人不快。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希望智识分子的数

4、量多一些，然而在当前的中国现实中，我更关心普通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他们的生活和我们民族的其他分子并无根本不同。人们可以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合情合理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有更高的自我期许，以便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然而，且不说千百年来的历史重负所造成的伤害，单说这五十年来的风雨沧桑，谁又能说尽其中的悲凉？二、改造与转向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其表现与此前迥然不同？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性的转向，不但表现在外在的政治行为上，而且表现在内在的思想学问上；不但表现在人文科学家身上，而且表现在自然科学家身上；不但表现在普通知识分子身上，而且表现在一流知识分子身上。

5、从话语到行为、从个人到群体、从思想到信仰，如此彻底决绝的转变，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转变的是非好坏且不论，我要问的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弄清这一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许多当事人仍在逃避责任。但我认为情况正在好转，历史的真相正在显露，受到伤害的正义和良知正在恢复其固有的生气，曾经失落的理性精神正在回归之中。学术界在争论冯友兰先生是否曾“失落自我”后又“回归自我”，这一争论的意义是重大的。如果冯友兰确曾失去了自我，那么我们有理由追问这对一个哲学家是如何可能的。一个哲学家不能保持自我，失去了清醒的自我意识，他还是一个哲学家吗？而冯友兰先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哲学家，说

6、他失去了自我意识而又没有发疯，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冯友兰先生没有发疯，那么怎么理解他的那些低水平的文字呢？难道都是在压力下写的吗？这压力真的有那么大么？你不可以不写么？也许那年头真的就那么专制，你固然没有写你想写的东西的自由，也没有写你不想写的东西的自由。但在我看来，即使是在绝对的专制底下，人仍然有自由的余地，仍然有自我承担的必要。流行的哲学教科书过分强调外在客观环境的束缚作用，消解了人的自由意志，使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过去负责，这是不对的。话又说回来，冯友兰先生的问题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曾面临和冯友兰先生同样的困境。即使是今天，我们有时也得写一些我们不想

7、写的东西，说一些我们不想说的话。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针对知识分子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这场运动旨在对出身不好又受过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前后持续一年多时间，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先后卷入其中。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精心策划和领导下，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被改造了过来，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大量的自我批评文章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学者们对自己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