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勿进行置身事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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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切勿进行置身事外的研究【正文】华夏正声传七代千年未泯，南灯圣会连十家百岁长荣——1990年碑文出的执行者。他们熟知“革命”歌曲，但奇怪的是：那些古老的笙管乐却延续着固有的功能。与此同时，解放后成立的现代型的南高洛村剧团，却未能保留，但是这并不表示全中国所有的农村剧团都如此。如在中国南方，一些仪式戏剧就像南高洛村的笙管乐一样顽强地生存着。不能简单地认为剧团的领导都具有先进思想，而音乐会的会头思想保守。正如何清、蔡安、单荣清等人同时是剧团和音乐会两个组织的骨干，我想（有明确的证明），这些受到官方关注的戏剧，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而笙管乐与吟诵

2、经文，被视为世代相传的传统。50年代初，村民们执掌了剧团的政治方向。1957年，他们选择了传统剧目表演，同时原封不动地保持了音乐会的传统活动。文革中，仪式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而剧团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随着80年代公社体系解体，南高洛音乐会重又恢复，而剧团却于80年代初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受害者。的命运了解得更多一些，也许可以绘制出一副类似的曲线图——和解放前那段时间一样，南高洛村和它的“会”并未享受从未间断的和平。我们一样可以推测如饥荒、战争与火灾之类的天灾人祸引起的中断，还有早期反会道门的运动等。19世纪末，封建朝代的衰败导致

3、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在高洛，封建时期文化兴衰的最根本例证，也许是早在15世纪初南高洛村的初建。此前，改朝换代的战争，使整个地区的人口急剧下降，造成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以及新文化的孕育和产生。战争、火灾或饥荒等“偶然性”灾难，也许是与思想意识方面造成冲击的不同形式，这在1940年到1970年间十分普遍。贯穿于帝王时期与民国时期，民间信仰颇易受到攻击。20世纪初以来，当中央政府试图扩展控制时，村落仪式组织的公共角色逐渐弱化。17世纪以来的传承与20世纪一样，历经沧桑的仪式音乐本身似乎少有变化。如果传统仍然设法与帝王时期、民国时期、共产主义时期与改

4、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变化无关，一直顽强延续着，那么村民们也许会认为，各种冲击无关紧要。理论上说：思想形态的持续压力，当然比类似盗贼这样的偶然事件更具破坏性，但这一看法很难从实践和村民的经历中得到证实。也许近年来“碑文”所呈现的音乐会，与“世代相传”的简单主张相争论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如果人们能够远距离地观察和研究文化史，看起来会更具有整体性。假设我的高洛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英国的圣诞习俗到底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一个世俗的、缺乏地方特点的节日？是什么运动造成这一结果？回答这些问题，对这两个地方（高洛与英国）都非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但是可以为高

5、洛民间艺人的经历找到一个颇引人注意的呼应：即生活于80年代遭受政治与经济冲击的英国北部铜管乐队的音乐家们。1996年的英国电影BrassedOff（《厌倦》）中，对这点有极好地呈现。影片讲述到：个人的执着与传统的共鸣，共同抗争着来自强加于个人与共同尊严的侵蚀，这种侵蚀也许是冷酷的中央经济目标的结果。这类团体的活动，也许代表了一种文化凝结，一种在遭受多方冲击中的持续的传统。在老外的想象中：虽然存在极权主义，但地方传统并未被抹杀；对中央思想体系被动接受，但并未成为村民行为的准则。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假定文化生活中的中央控制：对“毛泽东时代音乐

6、”传播过程中的多方自治和现实多样化的样式，应引人深思。甚至村剧团时断时续的现代化进程中，也仍旧保持了地方姿态：如上演京剧并不是为了迎合官方的表演，它造就了自己的风格。本书重在探讨社会与个性化实践两方面的问题。正如Finnegan所说：“我的结论是：地方音乐既不是无形的、也并非是个人努力的产物，而是依照一系列的文化习俗与有组织的实践形成的……在其演变过程中，社会的连续性与个性化的选择起着一定作用。”当我们在传统的遗失、保存、变迁中追寻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时，就会发现无论是前辈还是新生力量的个性化热情，遍及各处，这一因素不容忽视。这个组织

7、在民间艺人世代相传的实践中构成，这种传承决非自发，由世世代代的心血浇铸而成。而且，自解放以来，村民的责任感就更加明显。操演音乐的人的个性，也许既利于传承，也能带来危机。对经历20年代的民间艺人来说，目睹了当时南乐会的风行。但对其他人来说——如南高洛村——传统与“文明”禁止传承的改变。在流行趋势的压力之下，有的音乐会干脆放弃活动。驱邪或祈雨仪式，遭到严格限制，时至今日都较少见。毛泽东时代，那些恒久的仪式含义，必定遭遇了挑战。那时的意识形态，无视人们的内在情感，抨击其为“封建迷信”。20世纪末，村民们的政治概念可能与解放前或毛泽东时代有了很

8、大差异。公社体系解体后，80年代的复兴颇有意义。毫无疑问的是，它“融合了各类文化创新，受到各地对毛泽东思想的地方经历的形制，还包含了当代关注点的渗透”。到90年代，南高洛村音乐会的“权利”，比起30年代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