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实践的困境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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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教育实践的困境与选择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命教育由台湾、香港被介绍到国内，并引起广泛注意。目前除了理论研究外，上海、辽宁、黑龙江、湖南等地还开展了生命教育的实践研究，但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制约着生命教育的开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以期能够正确引导国内生命教育的开展。　　　　一、生命教育：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还是指向人的整体发展　　　　“生命教育”最早由美国学者华特士(J，D，Waiters)提出，针对的是当时青少年吸毒问题。1979年澳大利亚成立的第一所“生命教育中心”(简称LEC)，主要也是针对当时青少年的吸毒、暴力、艾滋病等问题。英国的生命教育

2、中心创始于1986年，主旨也在于防治药物滥用。日本的生命教育除了针对青少年发展中出现的吸食毒品、暴力和艾滋病外，还包括青少年的自杀、杀人、破坏自然环境等问题。可见，西方生命教育的重点为“药物滥用、暴力与艾滋病”的防治。这是一种基于社会问题而催生的社会性教育。　　台湾对生命教育极为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末晓明女子高级中学对生命教育的探讨至今，生命教育已被列为中小学的课程。台湾的生命教育与西方国家不同，它主要不是针对青少年中的吸毒、暴力、艾滋病乃至自杀和伤人等问题，而是针对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过于追求“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而导致的“价值理性”“目的理性”的萎缩和丧失。台湾生命教育计划

3、和课程的主要负责人、台湾大学孙效智教授认为，生命教育必须解决生命的根基问题，即“人为何而活?应如何生活?又如何能活出应有的生命”。对这些根本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拯救技术时代、功利时代、物质主义时代人的心灵的失衡，实现身心灵的均衡发展，达到培养全人的目标。所以，孙效智认为，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它追求的是人的身心灵、知情意的全面发展。…台湾师范大学的吴庶深教授也指出：“生命教育就个体本身而言，是关乎全人的教育，目的在于促进个体生理、心理、社会、灵性全面均衡发展；就个体与外界的关系而言，是关乎与他人、与自然万物、与天(宇宙主宰)之间如何相处之教育。其目标在于使人认识生命(包括自己和他人

4、)。进而肯定、爱陪并尊重生命；以虔敬、自护之心与自然共处共荣，并寻得与天(宇宙)的脉络关系，增进生活的智慧，自我超越，展现生命意义与永恒的价值。”　　香港的生命教育始于1996年天水围十八乡乡事委员会公益社中学开设的“生命教育”课程，目前很多社会机构和宗教团体十分重视开展生命教育。周惠贤和杨国强分析指出，香港生命教育兴起的近期诱因是自杀事件的增多，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很多香港人感到前景模糊，不知所措，因此丧失了信心。但他们又认为，香港的生命教育绝不是简单地解决因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失去信心的问题，而有其深层的原因：这就是香港的现代化发展，造成了香港人着重物质生活、着重利益回报，忽视多

5、元价值和心灵与精神的培育，而且高度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脆弱或不稳定。所以。他们认为，香港的生命教育必须在根本上回应社会文化的深层问题，治理香港人的精神发育不良问题。“生命教育是培养学生在个人理智、情感、意志与身体各方面的平衡发展及与自己、他人和环境建立互相尊重、能沟通和负责任的关系，最终达致成熟和快乐的人生为目标的训练。”因此，香港的生命教育也并不只是为了防止自杀，而是覆盖人的情绪、情感和身心灵的发展，拓展生命的深度和广度，培养学生成为有智慧、会感动并追求卓越的全人。　　近年来，我国大陆的生命教育得到迅速发展。生命教育之所以发展得如此之快，源于日益严重的自杀、伤害他

6、人以及对异类生命的伤害、意外事故的发生等。因此，生命教育通常等同于安全教育、健康教育、禁毒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青春期教育、环境教育等，成为应付危机事件的临时举措。笔者在《生命教育与生命统整》中已经提出，我们对生命教育的理解，必须跳出工具层面，而深入到生命的本体层面，致力于生命全面统整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教育必须作为一种全人教育。　　我们的生命教育之所以要走向全人教育，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使农业社会依附状态的人转变为工业社会主体状态的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必须看到工业社会个人主体的不完善性：一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体性是单子式的、

7、孤立的个人主体性，主体将他人置于客体的被利用地位，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整体性和相互关系；二是这种主体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日益出现物质至上、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致使“人被物化、被物异”。中国长期的封建宗法传统和高度的计划经济，使得一个长期被压抑的心灵在社会的转型中会走向极端，出现“失范”。加之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多种价值观并存，旧的价值观被颠覆，新的核心价值观没有确立，转型的过程必然伴随价值观的无序和混乱，人的心灵失去了寄托。生命教育应该是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