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伦理学中的因果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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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伦理学中的因果性困境一、道德实践中的因果性　　关于伦理学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颇具争议。对伦理学提出科学性的质疑，是由于哲学家们发现因果性在道德实践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道德实践中的因果关系似乎并不具有一种一一对应的确定性。早在18世纪，休谟曾提出对于因果关系的怀疑，处于神学边缘的自然科学面对休谟关于这种可靠性的诘问，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而康德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要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就必须回答休谟的因果难题。于是康德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他认为人类对因果联系的把握源自于自身的先验能力，

2、并非像休谟所说的因果关系仅是一种经验性的重复，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人类知性通过遵循因果法则的先验性来把握自然规律，这是科学命题具有真理性的前提。正因如此，康德断言自然领域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决定论。因果关系和决定论这一古老的宗教话题在康德那里成为一切科学可能性的基础。　　康德同时认为，人类不能在实践领域(道德实践)采取和自然科学领域同一种思维模式，即因果思维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实践领域的终极目的是自由，而自由的实现需要满足非决定性、非经验性、非目的性、非因果性、自我立法这样几个条件，因此实践领域必须要拒斥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规律。康德说:实践法则单单关涉意志，

3、而并不顾及通过意志的因果性成就了什么，并且人们可以不顾后者(因为属于感性世界)而保持法则的纯粹。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康德划分这两个领域的标准就在于判断其是否具有因果性。　　但是康德在道德领域中的绝对义务论其实仅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范式，他的目标在于使道德活动可以脱离因果和动机的束缚而自由立法。正因如此，康德的伦理学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去掉任何形式的因果性道德行为还能不能发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使得康德伦理学在后期遭到无法行动的诟病，马克斯舍勒甚至认为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比功利主义更具危害性。因此在康德之后，费希特也力主一种行动主义伦理学。　　事实上，

4、人类的实践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因果性范式，不管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行为首先都需要一个动机和理由。既然道德也在建构某种因果关系，却为何没有呈现出科学必然性的样态，相反道德的相对性和两难性倒是常态?这种现象的造成不仅源于实践生活一因多果的不确定性特征，而且源于人类道德因果性思维本身。因为将因果性运用于伦理学起码会面临以下三个逻辑诘难。　　一是以果为因的问题。事实上，历史上的道德哲学都有这样的困境。以近代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为例，其声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伦理学最根本的实践原则，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既是功利主义道德行为企望达到的结果，同时该原则也是

5、道德行为发生的动机(原因)，这就造成了一种以果为因的悖论。　　再以休谟的因果模型太阳晒，石头热为例，如果A!B为一组因果关系，A为原因，即太阳晒，B为结果，即石头热，那么A和B是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事件，所以恰恰因为AB，且A、B前后连接，这组因果关系的推理才是有效的(在经验中前后相继的两个事件不可能相同，所以A不可能等于B)，这是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推理模式。在伦理学中情况就会不同，如果将B置换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则A!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伦理学要实现的目标(结果)，所以将其置于结果B的位置上。问题在

6、于，A(道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此时我们发现其实A(道德发生的原因)也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所有的目的论伦理学都是以所欲实现的道德理想(结果)来驱使个体行动的。所以在道德因果关系的推理中A=B，原因=结果，道德行为的原因和结果都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置换成快乐实用等伦理学概念也是一样的。　　二是道德命题与因果在时间序列上的不共时性。如上所述，道德命题以果为因，也就是说道德行为是以将来可能会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件作为原因，这是所有目的论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再以自然科学的因果命题作为参照，自然科学的推理是从已知的条件(原因)中推论出结果，所以原因的

7、真实性就决定了结论的成立与否。但道德命题的原因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如帮助老人可能会获得称赞和荣誉，这也就是说道德命题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推论前提。　　三是道德命题的因果具有形式上的差异性。道德命题本身是应然性命题，即以应该的形式来表达，但其原因往往都是陈述性命题。以我应该帮助他人这一道德命题为例，它本身是应然的，但我们把这个命题置于以下推论之中，就会发现他的动机和结果都是陈述性的。如:　　前提一:因为他是好人。　　前提二:因为他是需要我帮助的。　　前提三:因为他是无法自己解决此困境的。　　　　结论:所以我应该帮助他。　　对于这个结论的得出，我们可以设置

8、很多前提，但是我们会发现作为道德原因的前提全都是陈述性的，它以是为谓词，而所要推出的结论却是应然性的。而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