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团主义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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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团主义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新视角“内容提要”与多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法团主义，不仅有其独特的思想渊源和政治理念，而且与中国文化有诸多契合之处。积极借鉴法团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政治转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们从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微观层次和方法层次上稳妥推进政治转型提供了全新视角。　　“关键词”法团主义/中国政治/转型　　法团主义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新视角“内容提要”与多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法团主义，不仅有其独特的思想渊源和政治理念，而且与中国文化有诸多契合之处。积极借鉴法团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政治转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

2、的现实意义，它为我们从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微观层次和方法层次上稳妥推进政治转型提供了全新视角。　　“关键词”法团主义/中国政治/转型　　转型既是一个矛盾重重的高风险时期，也是一个冲突迭起的结构调整过程。以国家为单元来看，其政治如何转型，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与生存能力至关重要。不同历史－社会－文化的国家，政治结构、功能与运行模式的选择可能大相径庭。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从皇权政治与计划体制下走出来的超大社会，政治如何转型、定位，不仅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否，而且还会引起世界格局的分化与重组。（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经

3、济与社会发展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与兴趣，人们开始讨论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其它国家共处，国际秩序将发生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将把世界导向何方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与多元主义的理论体系形成鲜明对比，法团主义（Corporatism）为我们思考这一重大课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一　　法团主义（Corporatism），也有人译为合作主义、组合主义、社团主义等。“这一术语的现代语源学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拒绝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前提的社会思潮。它一方面谴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竞争，另一方面批评阶级冲突及其导致的社会主义运动。法团主义理

4、论家认为，阶级和谐与有机统一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1]“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个概念长期与法西斯政权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它与当时的独裁体制有关（因而‘名声’欠佳），直至最近的十几年里，法团主义才恢复了它在政治理论中的地位”。[2]目前，对法团主义进行定义的学者不少，但最有影响的还是菲利普·施密特，他认为法团主义是一个利益代表的系统，“法团主义可以被界定为利益代表的体系，在此体系中，构成单位被组织成一些单一的、义务性的、非竞争的、层级有序的、功能有别的有限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认可并被赋予在其同行中的垄断代表权，以此为交换，国家对其领导人

5、选择、需求和支持的表达实行一定程度的控制”。[3]从施密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团主义不是关于行动，而是关于结构的学说，它的目的是要提供社会结构的若干理念类型，这些类型特指社会不同部分的制度化关系，其重心在集团行为和体制的关系”。[4]　　由于法团主义这一独特的理论视角，其实践范围已逐渐从欧洲向拉丁美洲、非洲及亚洲扩散。尽管屡经波折，几落几起，但它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并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不仅发达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瑞典等）推行法团主义体制，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

6、也积极采纳法团主义体制。这一现象汇成了一个疑问：法团主义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得由表及里，看看支撑它的思想背景到底是什么，其理论主张有哪些。从历史来看，法团主义思想渊源于三者：欧洲天主教教义、民族主义和社会有机论。[5]　　欧洲天主教特别强调人的群体性，崇尚“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的博爱精神。天主教认为，这种博爱与牺牲精神，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各个层面。1891年，教皇列奥十三世（LeoⅩⅢ）首次发表了著名的社会通谕——《新事物》（RerumNovarum）。后来的历任教皇又发表

7、了一系列相关的通谕，主张实现社会正义，消除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危险因素和不确定性；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应和睦相处；国家要积极促进共同利益；正确看待私有财产，捍卫基本的道德底线。　　民族主义从另一个角度为法团主义提供了精神支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英国学者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征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认可的单位，在文化上是相同的，它的基础是一种努力成为高层次（识字）文化的文化；这些单位的规模，足以使人们可以

8、期望维持一个能够使识字文化不断继续下去的教育系统；这些单位内部的次生群体缺少灵活性；它们的成员没有个性特征；个人按照自己的文化风格，而不是按照自己所属的次生群体而直接从属于单位。”[7]在以赛亚·伯林眼里，民族主义具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