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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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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性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中国传播政治的转型关键词:选择性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中国传播政治[摘要]:「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使国家可以有弹性地行使主权,使特定的人群和地区受制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达到与全球市场互动的目的;「新自由主义的例外」可以将特定人群、地区或部门排除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之外,以保护某些群体的利益,或拒绝向另一些群体提供保护。自二十世纪70年代末始,中国开始了市场化转型。改革开放不仅将市场关系植入了媒体传播产业和文化领域,而且使之成为与跨国资本及其相伴的消费文化接轨的载体。然而,这一过程不但孕育
2、了新的政治经济矛盾以及社会文化与生态危机,而且使传统的社会主义许诺产生了新的政治功效与道义感召力;由此催生的精英和大众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融合、妥协和争执,形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独特的传播与文化政治图景。很多学者都曾经论及中国政府对大众媒体、互联网甚至短信服务中的言论实行审查和监控,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强权和市场理性的奇特熔合。然而,正如王爱华(Aihasexception)和「新自由主义的例外」(exceptionstoneoliberalism)这一对共生策略[4]。在此,新自由主义不仅是所
3、谓的「华盛顿共识」(urdoch)投资的香港凤凰视覆盖中国大陆的「三高」(高薪、高教育水平和高官衔)观众,「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为国内外的媒体生产和消费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包容和排斥的政策模式,并藉此促进了跨国精英阶层的形成[16]。就中国国家如何通过传播和文化产业融入全球体系的许多问题,本文仅把分析重点放在这一背景下的审查制度之上。例如,对中国大众反美和反日民族主义情绪的抑制策略,是中国适应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题中之意。为了创造良好的吸引外资的氛围,同时为自身经济发展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外交上长期
4、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但这一政策也引发了一些知识界人士和大众的民族主义者对中共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在「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是对美国主导的不平等全球秩序的支持。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中国可以说不》等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书籍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爆发的网络民族主义,都是这种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大众情绪的明显表露。因此,尽管将中国民族主义看作中共权力精英有目的的宣传手段这种被中国自由知识界普遍认同的主流西方观点并没有错,但是「它并不全面」,而且有「轻视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在民族主义中所扮演
5、的角色」之嫌[17]。虽然绝大部分大众民族主义的声音迎合了威权政治的需要,而且忽视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在知识界和大众的各种民族主义声音中,对全球资本和阶级统治的批判仍然存在。在处理这些民族主义声音的过程中,中国的媒体审查制度不仅控制了国内的异见,而且过滤了媒体报导的过激评论和大众的反美和反日言论,包括禁止媒体刊播一些重要的新闻事实,以避免引发民众对中日、中美外交政策进行抗议。例如,中国禁止媒体报导1999年民众到美国大使馆抗议造成的损害而向美国赔款287万美元的新闻事件[18],而2002年1月在美国波音
6、飞机公司准备交付江泽民使用的波音767专机上发现窃听器的「飞机窃听事件」,也在新闻报导和互联网讨论中被过滤掉[19]。事实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官方就要求在媒体报导中对中日冲突进行低调处理[20]。但是,一心一意地追求资本主义一体化将会使中共政权面临失去统治合法性的危险。因此,它一方面通过增强国防,包括在2007年1月试射反星导弹和强调「超限战」理念,以显示其反对台独,挑战美国军事霸权的决心;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又致力加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软实力」。这些策略都显示了中国在现存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体系中扩展
7、自己地盘、甚而改变游戏规则的意图。中国官方对「软实力」概念的运用及在一段时间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讨论都体现了这种新的意图[21]。例如,2004年,中央领导号召理论家们「学习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并反思「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失败的经验。此后,媒体开始支持和倡导「北京共识」。2006年11月,中国在北京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与冷战时期为社会主义中国加入联合国起到关键作用的「非洲兄弟」重建团结关系。有媒体在报导这一会议时用〈非洲展望东方: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这样的标题,迫
8、切地表达了中国对全球发挥影响力的期待,并试图展现「中国模式」的优势[22]。当然,如后文所论及,媒体的讨论往往忽视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所包含的深刻矛盾。三 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局限:媒体私有权的底线经过了三十年由国家主导的市场化发展,中国的传播和文化产业站在了一个新的门槛上。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遗产,以及正在延续的国际紧张局势(其中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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