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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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本文主要从宏观结构和微观自治两个维度考察了中国20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以及这一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这里的“国家与社会”，既非具有特定内涵的理论框架，也非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加以建构的实体，而是一种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常识性理解。之所以采取这种界定，是因为它更符合中国研究者所处的现实情境。关键词：国家与社会；转型；宏观结构；微观自治；常识性理解作为西方政治社会学核心内容之一的“国家与社会”，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并最终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主要得益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批学者的努力。他们办刊立说，组织学术讨论，进行翻译和引介，甚至毫不隐讳

2、地倡导“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1]，从而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反思的跟进，这股学术热潮也渐渐地冷却下来。然而，由此造成的学术影响却延至今日，并且“国家与社会”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的主流分析范式(paradigm)之一。笔者在下文所考察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就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这一视角切入的。然而，在进入详细的主题讨论之前，简要梳理相关的文献是十分必要的。一、文献回顾和分析框架如前所述，自从中国的市民社会论者提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之后，学术界给予了强烈回应。随后，各种相关著述不断涌现，并形成了一场声势

3、浩大的学术运动。然而，由此所造成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自流入中国起，就与具有西方经验特征的“市民社会”粘连在一起，以致于导致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歧见。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停留在“市民社会”上，“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化约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论者们探讨较多的是论题是：（1）“市民社会”概念的界定和嬗变[2]；（2）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和路径[3]；（3）中国近代史上是否存在市民社会[4]。同时，一些市民社会论者在90年代中期开始检视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并认为“市民社会”这一话语包含社会实体和思维模式两重含义，任何只强调其中一面的做法都不足取。

4、[5]随着时间和推移，伴随“市民社会”讨论而流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模式开始显现出压倒前者的优势，并逐渐成为学者们分析问题所借用的重要理论资源。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既是因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西方经验特征，也因为“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模式比“市民社会”或“国家与市民社会”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者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分析所在学科领域内的不同问题（如乡村政治、宗族问题、单位现象和基层社会的法律实践等），并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随着国家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此导致的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的

5、兴起，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研究开始成为新的研究热点。[6]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者大量借用“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资源分析中国问题时，少数研究者开始对它的适用性问题进行反思，并主张通过中国的经验而对这一理论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7]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方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重新成为理论界所讨论的热点。如何认识中共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中，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能否忽视政党的角色与作用？一些研究者认为，在中国把党这样一个特殊的力量纳入到国家这个范畴是不合适的，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虽有部分重叠，但两者之间还是相对独立的。因此，

6、不能孤立地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现实，而必需考虑党、国家和社会三者的维度。[8]当然，这一呼吁在学术界目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可见，“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模式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内在的演变过程：由最初的“市民社会”讨论，到后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到如今的“党、国家与社会”三维关系。这一转变历程折射出知识界对“国家与社会”范式认识的成熟。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主流分析范式并没有因为“党、国家与社会”三维关系的出现而被替代。毋宁说，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深化。本文在考察中国政治发展时，所采用范式的主要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过，这里的“国家与社

7、会”与其说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理论框架或欲图在现实中加以建构的社会实体（正如“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那样），倒不如说是一种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常识性理解，亦即PierreBourdieu所说的“学术性常识”(scholarlymonsense)。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方法论取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避免经验上“有无市民社会”以及价值上“能否建构市民社会”之争，而且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按照张静教授的观点，中国的社会权利结构呈现出一种排列式的上下包含关系，而非西方对应式的平衡对应关系，对权利的划分界定始终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