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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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论文.freel)之一。笔者在下文所考察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就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这一视角切入的。然而，在进入详细的主题讨论之前，简要梳理相关的文献是十分必要的。一、文献回顾和分析框架如前所述，自从中国的市民社会论者提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之后，学术界给予了强烈回应。随后，各种相关著述不断涌现，并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然而，由此所造成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自流入中国起，就与具有西方经验特征的“市民社会”粘连在一起，以致于导致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歧见。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的主要关

2、注点还是停留在“市民社会”上，“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化约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论者们探讨较多的是论题是：（1）“市民社会”概念的界定和嬗变2；（2）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和路径3；（3）中国近代史上是否存在市民社会4。同时，一些市民社会论者在90年代中期开始检视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并认为“市民社会”这一话语包含社会实体和思维模式两重含义，任何只强调其中一面的做法都不足取。5随着时间和推移，伴随“市民社会”讨论而流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模式开始显现出压倒前者的优势，并逐渐成为学者们分析问题所借用的重要理论资源。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3、，既是因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西方经验特征，也因为“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模式比“市民社会”或“国家与市民社会”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者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分析所在学科领域内的不同问题（如乡村政治、宗族问题、单位现象和基层社会的法律实践等），并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随着国家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此导致的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的兴起，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研究开始成为新的研究热点。6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者大量借用“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资源分析中国问题时，

4、少数研究者开始对它的适用性问题进行反思，并主张通过中国的经验而对这一理论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7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方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重新成为理论界所讨论的热点。如何认识中共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中，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能否忽视政党的角色与作用？一些研究者认为，在中国把党这样一个特殊的力量纳入到国家这个范畴是不合适的，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虽有部分重叠，但两者之间还是相对独立的。因此，不能孤立地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现实，而必需考虑党、国家和社会三者的维度。8

5、当然，这一呼吁在学术界目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可见，“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模式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内在的演变过程：由最初的“市民社会”讨论，到后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到如今的“党、国家与社会”三维关系。这一转变历程折射出知识界对“国家与社会”范式认识的成熟。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主流分析范式并没有因为“党、国家与社会”三维关系的出现而被替代。毋宁说，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深化。本文在考察中国政治发展时，所采用范式的主要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过，这里的“国家与社会”与其说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理论框架或欲图在现实中加以建

6、构的社会实体（正如“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那样），倒不如说是一种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常识性理解，亦即PierreBourdieu所说的“学术性常识”(scholarlymonsense)。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方法论取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避免经验上“有无市民社会”以及价值上“能否建构市民社会”之争，而且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按照张静教授的观点，中国的社会权利结构呈现出一种排列式的上下包含关系，而非西方对应式的平衡对应关系，对权利的划分界定始终不是传统中国秩序论证的中心问题。这样，讨论“国家与社会”所需要的权利分立前提在中国严格说来并不具

7、备。9因而，中国学者借用“国家与社会”范式时，就已经内含有不同于西方经验的预设（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由此可见，将“国家与社会”视为学术性常识更符合中国研究者所处的现实情境。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家与社会”范式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研究取向：（1）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考察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注重前者对后者的渗透和整合；（2）社会自治/基层自治的视角，主要关注社会相对于国家控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试图寻找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边界；（3）第三部门和治理的视角，主要关注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在公民社会发育中的作用，以及

8、国家和社会如何实现善治。10由于本文所涵盖的内容既包含国家政权建设，也包含社会自治和第三部门的成长，因此上述三种研究取向均有所涉及。二、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宏观结构维度首先，由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到各自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