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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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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谁来监督中国学界最近这几年,中国学界不断出事,一会儿造假,一会儿抄袭,外行人看得目瞪口呆,圈内人更是心惊肉跳。以致形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学界真的“没治了”。这里,不妨借用钱钟书《围城》里的妙喻,猴子上树之前,屁股也是红的,只是没人注意而已;一旦登高,万众瞩目,红屁股就再也无法掩饰了。大众对中国学界的丑闻————当然也有成绩————日渐强烈的关注,使得原先自命清高的学者形象,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剔与质疑。或许,这应该算是好事,起码使得中国学界本就存在的痼疾,得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而存在疗救的可能。两年前,也是在《南方周末》上,我曾撰文批评学界之“世风日下”,除召唤学者的良知,更寄望于书
2、评的扶正抑邪。现在看来,这种呼吁近乎一厢情愿。大量平庸、重复、胡乱拼凑的“论著”并未被驱逐,反而有日渐蔓延之势;至于连续揭露出来的抄袭事件,更让人寝食难安。后者因“人赃俱获”,很有戏剧性,容易吸引公众目光,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是前者,弥漫于空气中,很容易感觉到,却又无法一一验明正身。对于酿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前者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后者。因此,我不想就事论事,而更倾向于思考整个中国的学术环境,谋求制度方面的改善。为中国学界把脉,不难找出许多显而易见的弊病。有些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更多根源于管理体制。比如,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
3、,表面上公平合理,其实忽略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尤其是人文学科,“量化管理”虽有效地刺激了生产,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客观上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之路。又比如,十年前,由学术史而规范化的一系列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但这种基本上属于圈子里的讨论,无法转化为制度建设,就连模仿美国学界编纂“写作手册”(《开放时代》2001年12月号上王笛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对《芝加哥手册》的详细介绍,可参阅),以便研究者有章可循、免得无心犯错这样具体而微的计划,也都被认定为“过于琐碎”,不够“高瞻远瞩”而只能流产。可在我看来,学术良知的养成固然重要,技术细节以及学术纪律的强调,同样必不可少。还有,学界同样存在生
4、态平衡的问题,在我看来,也必须退耕还林(草)————这当然是玩笑话,针对的是目前高校晋升职称时的过分强调研究著作。我怀疑如今“著述”泛滥,很大程度是被这一规定逼出来的。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能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当然更好,但不应该成为硬性指标。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必须有专业著述,至于社区学院或专科学校的教师,则应该主要考核其教学效果。不同类型的学校分流发展,对于教师,也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今一刀切,全都要求论文和著作,我以为是不合适的。最后,我以为也是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学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谁来监督中国学界,保证其得以健康发展?表面上,这不成问题,发表文章有编辑部把关,评定职称有学术委
5、员会审查,遴选“获奖著作”与“学术带头人”,更是层层推举。按理说,应该万无一失。直到新闻界揭发某某人抄袭或作弊,方才大吃一惊————令人惊讶的,不是有人违规,而是原先设计好的重重关卡,为何无法防止公开或隐蔽的违规动作。回过头来,除了检讨主管部门的失职,还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不管你欢迎还是拒绝,这两年的实际情况是,大众传媒已经“强力介入”了当代中国的学术纷争。学术纷争无处不有,能够引起公众关注,并成为一时热门话题的,必定是黑白分明且涉及伦理道德者。只有在这个时候,专业上的是非曲直被暂时搁置,公众才有能力介入原先属于象牙塔里的论争。代表公众眼光和趣味的大众传媒一旦介入,就不可能遵循专家原先设
6、计的思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推进,一阵狂风骤雨过后,可能是清风明月,也可能是杯盘狼藉。这也是学者们对大众传媒之“横扫千军如卷席”不无戒心的原因。被批评的人,包括其同情者,往往将记者的“刁钻古怪”、同行的“落井下石”,以及媒体的“穷追猛打”,解读为别有用心,或者是一个预先布置的大阴谋。我则更倾向于将这作为大众传媒“哗众取宠”的特性来理解————既代表公众的正义感,也代表公众的窥视癖,二者兼而有之。夸张的语调,煽情的表述,猎奇的心理,以及只求说话痛快,不太讲究分寸,所有这些,乃大众传媒不同于学术批评处。对于当事人来说,面对铺天盖地、有时不免言过其实的责难,难免有处罚过度的感觉。更要命的是
7、,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为维护本单位的荣誉,行政当局很可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宣布给予当事人处分。面对此类突发事件,单位领导既有“捂盖子”的,也有“平民愤”的。而这两者,都是基于对大众传媒再三追究可能损害自家形象的担忧,而很少考虑学术公正问题。在我看来,不当罚而被罚,固然冤屈;当罚而处罚过轻或过重,也都同样有失公允。传媒的介入,可以使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但也存在一种危险,即解决方案受群众情绪裹挟,而不是基于专家鉴定。可话说回来,假如排除大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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