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合法性下的儒法国家与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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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绩效合法性下的儒法国家与当代启示　　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成一个儒法结合、内圣外王的儒法国家开始，帝制中国两千年基本上沿袭了这套国家结构模式。所谓儒法国家，这里指的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1]　　儒法国家完美的结合了儒家治国战略和法家的战术，使得以此为范本建立的王朝（国家）对内可以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获得民众拥护；对外可以保护和平，抵御外辱。任何一种国家形式，其能够建构成型并付诸社会实

2、践，接受社会的检验，源于其自身具有的合理性，这表现在政治社会中，就是合法性问题。儒法国家之所以行之有效长达两千年，在于其自身拥有的政治合法性。而儒法国家在合法性方面突出体现为绩效合法性。　　儒法国家属于威权国家范畴，威权国家往往有政体（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一个具体的国家领导班子）合一的倾向，且其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绩效之上。[2]　　作为威权国家，儒法国家要获得政权合法性，则必须保持令人满意的绩效，也就是要顺应天命,顺应民心。纵观两千多年帝制中国历史，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都是因为统

3、治集团敬天命、顺应民心，广施仁政、拥有强大绩效的结果，而反观每个封建王朝的灭亡，都与背后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官逼民反、不得人心有关联。　　一、西汉儒法国家的建构　　汉武帝时期，硕儒董仲舒对儒家进行了改造，使之适用了国家统治的需求。董仲舒的新儒学是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吸收先秦阴阳五行家、墨家、法家，以及汉初黄老思想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　　董仲舒在孔子、孟子、荀子等原有儒家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天人感应和三纲学说。天人感应实际上是西周初年的天命观的再现，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是自然（天）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天

4、）如神一样，对人间诸事有感应，它能够借助自然气候的变化或自然灾害的发生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皇帝是自然（天）在人间的代表，成为天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故而百姓要遵循天子的旨意。但是自然（天）只将天命授予仁义的皇帝，如果皇帝不仁不义，违背了天命,则天降灾害示警。显然，董仲舒通过将天人感应的天命观念吸收进儒家学说，正中统治者的胃口，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较为有力的解释和说明，使其统治获得犹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传统型合法性和魅力型合法性，这在帝制中国，意义重大。除此之外，董仲舒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5、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与原来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一道，形成三纲五常,对孔孟儒家学说而言，这具有变革性的意义。原来的孔孟学说倾向于将更具互惠平等性质的五常伦理奉为调整和规范各种人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而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礼教强调的是君主对臣下、父亲对子女、丈夫对妻妾的支配权力。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社会秩序构想使儒家学说更容易引起统治者的共鸣。　　总的说来，在对儒家理论进行改造中，董仲舒增加了天人感应和三纲学说，便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广大百姓直观的理解君主统治全国的权力正当性，从家庭伦理的角度

6、直观理解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儒家学说在本质上更接近现实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为统治者与百姓之间架构了一坐相互沟通理解的桥梁，使得百姓更易于认识国家政权的面貌，也便于统治者知晓普通百姓的需要。　　汉武帝在采纳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体系的同时，还积极借助法家的许多思想来治理国家。他重新采用许多秦朝的法律，自己在位期间在法律方面又多有创制；他重视生产，将冶铁业和制盐业收归政府手中，以抑制商业过度发展；他出台一些列措施抑制地方豪强势力做大，加强中央集权、颁布推恩令削弱地方封国势力；他积极对威胁汉朝安全的北方

7、匈奴用兵，以保护边境安宁；他还进一步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从而加强集权。汉武帝儒法并用，在治国理政方面，将儒家的思想和法家的精髓运用得十分圆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用人方面，他循吏和酷吏并用，根据实际需要，不分彼此。从思想源流的大体言之，循吏代表了儒家的德治，酷吏代表了法家的刑治。　　循吏和酷吏的交互起伏是汉代政坛的一大特色，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专门为循吏和酷吏写传记。汉代酷吏绝大多数实际上是专制皇权的工具，他们雷厉风行、干练严明，往往普遍以国家的是非为是非，不折不扣地执行皇帝的意志，这就满足了专制主义中

8、央集权政治对官吏的基本要求。　　而从官僚队伍的整体来说，在汉代循吏与酷吏的转换过程中，受到儒家经典教育和训练而同时又懂得法律的循吏越来越多，而酷吏也逐渐受到儒学的影响，儒、法在政治实践上越来越走向整合。这个过程从武帝开始，宣帝时相互融通的现象更为明显。　　总之，汉武帝儒法并用，以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的权术势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他开创了一个儒法国家模式，并使之延续了近两千年，几乎从未间断过。　　二、绩效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