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仙庵印经院文化息义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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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二仙庵印经院文化息义初探(论文关键词)二仙庵;　印经院　文化传播〔论文摘要〕文化传承有赖于于书籍的保护，古代书籍能够流传下来，大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手抄，一种是刻本。在道教文化研究中，我们的视角多集中在研究抄本和刻本本身，而对印经院的研究相对缺乏。二仙庵印经院，作为川西较为有名的道教印经院，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印行了诸多道教经书，对道教文化及巴蜀文化的传播和继承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道经是道教文化的主要载体，道教文化有赖于此，方能流传广布。因此，道教徒众将道、经、师合称为道教三宝，可见道经在道教中的重要性。在道教里，道经不但是修学道法之门径

2、，而且诵读经典也是成仙飞升之法门。如《灵宝度人无量上品妙经》卷一云:“而好学至经功满德就，皆得神仙，飞升金胭，游宴玉京也。上学之士，修诵是经，皆即受度，飞升南宫。”经之功德可谓无量。因为重要，所以道教徒众对道经的尊重又显得特别突出，道戒中有云“不得毁谤道法，轻泻经文。且对抄写经书做了严格规定，如有错漏，其罪殃及七世祖或九世祖。所以，遗留下来的敦煌卷子里，书写道经的纸张是最好的，书法也是最为工整的。道教尊经，护经之风，由此可见一斑。道教典籍之丰富，可谓汗牛充栋，据新近出版的《增补新修道藏目录》一书估算道经数量“除去互见重复，也有五千数百种、几万卷

3、之多”，历代也曾多次编纂“道藏”。据《道藏说略》一书所述仅古代就有郑隐藏书、陆修静《三洞经书》、孟法师《玉纬七部经》、唐《开元道藏》、《大宋天宫宝藏》、《万寿道藏》、《大会玄都宝藏》、《大元玄都宝藏》、《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等。近代现代又编有《重刊道藏辑要》、《敦煌道藏》、《藏外道书》、《庄林续道藏》、《道书集成》、《道藏精华》等道教丛书。且不论近现代所出版的道书，古代这类大型道书多以帝王之力刊行，并颁赐天下宫观。唯《大元玄都宝藏》是以全真教之力所编。这些大部头的编撰、刊刻、流通因为耗资巨大，多赖封建帝王相助方能完成。宫观自行刊刻印行经书

4、之事鲜有记载，唯有写经、抄经之说比较盛行。直至金代撰作《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经时还单列有“写经品”专述写经事宜，可见在印刷术发明以后，抄写经书依然是道众传播道教文化的一种方式。基于此，我们的精力更多地放到了对大型道教丛书和抄本道经的研究之上，而很少注意到:以某些著名道观为主导，刊刻印行道教经书的一些情况。由此，今天我们将目光转向成都二仙庵印经院，以此一斑管窥道观印经院的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佛教有南京金陵刻经处、德格印经院等著名印经院，而道教印经院却鲜有被提及者。今天我们所说的二仙庵印经院，从成立的时间上来说有些许不明朗之处，但是作为川西著

5、名的印经之所，却为保存和传播道教文化立下了不可磨灭之功。现在所能够知道的最早有关此印经院开始印经的时间，大约是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仙庵阎永和方丈发起刊刻((重刊道藏辑要》一书始。虽然这个时间颇有模糊之处，且当时并未专名二仙庵印经院，然这一切并不碍二仙庵以后的印经事业。直至今日，二仙庵当时的刻板仍在青羊宫印经院印行经书，为道教文化的传播默默无闻地发挥着他的作用。这也许是当时开办印经院的阎永和方丈所没有想到的。现从青羊宫二仙庵印经院所印经书，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简单论述，以为抛砖引玉，望能引起各位学人对道教印经院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并能对此

6、类刻本进行分类研究。二仙庵刻板中最为著名者，当数《重刊道藏辑要》。重刊道藏辑要的闪光点不在于它刊刻所用时间之长，亦不在于这些年来刻板保护之不容易。而在于两次增补的《道藏》未收道书赖此得以保存下来，其中所补并非全为珍品，但当时所出道经之风貌和明清道教文化之情状借此可得一观。蒋氏增补了“如题‘孚佑帝君’、‘八洞仙祖’、‘三山留史韩湘’、‘文昌帝君’等等乱仙之作，及清张持真辑《忏法大观》、《阴鹭文注》、柳守元撰《道门功课》等。”阎永和方丈增人的《青城山记》和《二仙庵碑记》又对研究四川地区道教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因此，《青羊宫·二仙庵志》有云:“《重

7、刊道藏辑要》不仅集中保存了不少《道藏》以外的道教经书，而且，在明本《道藏》奇缺的那些年代，为道门内外阅读道教重要典籍，提供了相当方便，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吕〕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的刊行，保存下了明清道教文化，使之不至出现断层。此是对二仙庵印经院之设最好的历史回报。二仙庵印经院，除了刊行《重刊道藏辑要》之外，((广成仪制》也算是二仙庵印经院所刊刻的又一宏伟巨制。《广成仪制》共290卷，1911年成都二仙庵刻板，1913年重刊。是书乃当时“川西地区流行的科仪经本”，是川西地区明清时期全真教广为使用的斋醇道书，其中收录的“

8、《关帝正朝全集》、《文昌正朝全集》、《川主正朝全集》科本，反映清代道教民间信仰的盛行。)而《川主正朝全集》透露出的巴蜀地方文化特色，为研究明清时期的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