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南士之仕宦心态与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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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南士之仕宦心态与文学表达翟朋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元代推行四等人制，南方士人处于族群等级的底层，他们虽然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却缺乏建功立业的政治空间。即使官位极高的赵孟頫和虞集等人，也未能摆脱这一困境。以文进身者歌功颂德，名高遭嫉者韬光养晦，都在不同程度上粉饰太平而追求雅正。元末变乱使南士入仕空间得以拓展，其诗文意境因时局动荡而变得更加沉郁深远。不同时期的仕途困境和时局变化影响着南士的仕宦心态，也影响了他们文学作品的风貌。关键词：元代文学;士人心态;赵孟頫;虞集;贡师泰;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南士北上与南北文风

2、融合研究”（项目编号：17BZW105）阶段性成果有元一代，民分四等，即所谓蒙古人、色H人、汉人与南人。南人即原属南宋统治区下的各族，归附最晚，政治地位也最低。终元之世，南士的出仕机会远逊前朝，其文化资源最丰富，政治空间却最狭窄，即出仕者亦多为词臣，难预机要。帝主更迭与政局多变，对南士的仕宦心态自然有所触动，进而影响其文学表达。本文对几位官位较高且文名最著的南方文臣加以考察，以便直观地体认南士之仕宦困境，并探求现实政治对其文学创作造成的复杂影响。一、进取与悔疚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命南下访贤，此行唤醒了南方文士的入仕热

3、情。南士群体对仕途有了极为乐观的期待，连自居遗民的谢枋得都有“辛酉至庚寅，三十年文运大明，今其时矣”之感叹，他还劝勉方伯载：天地之大，无儒，道亦不能自立，况W乎?秦之后为汉，嬡儒者莫如高帝，尊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为董公，为子房，为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竖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贵者，不自子始乎？[1](卷6《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以文章名天下”成为诸多南方士人进取的方向，其进取方式即以文章为进身之阶，向朝廷进颂献赋。通过辞赋，既展示了个人冰华，又表达了拥护之忠心，很多人借此得到朝廷认可:李洧孙曾是

4、元初隐士，“运去祚移，杖策东还，屏迹海上，箪瓢晏如，垂将两纪。达官贵人有知先生者，强起而致之京师，先生因作《大都赋》以进，一时馆阁诸公，咸共叹赏，交荐于上。擢教授杭学，而其赋遂为人所传诵”[2](卷18《霁峰文集序》)；周应极“至大间，仁宗为皇太子，召见，献《皇元颂》，为言于武宗，以为翰林待制”[3](P4296);李裕“径别亲友，杖策游京师，撰《至治圣德颂》一篇，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闻英宗，召见玉德殿，令宿卫禁中”[4](卷4《元故承务郎道州路总管府推官李府君墓铭》)。不成功的案例当然也有，如《南村綴耕录》所载：携李顾渊白，恃冰

5、傲物，尝入京献《燕都赋》。翰长元公复初不喜，曰：“今天朝四海一统，六合一家，燕盖昔时战国名，何燕之称？”惭恨而归。[5](P341)顾氏自然有失意之恨，惭从何来?显然是因为元明善指出了他所献辞赋之不足，用古代的“燕”来指代元朝之大都，不符合天下一统的时代主题。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姑且不论，但其出发点无疑表露了这种文体在意识形态上对朝廷的自觉认同和高度拥护。哪怕在题目上稍有不慎，都可能贻人口实，这显然不是文学艺术的评价标准，而是政治思想的另类考核。在此标准之下，献赋者自然要围绕“四海一统，六合一家”的规定主题，不但题目越来越露骨，歌功

6、颂德的意味也越来越明显。另一个需要提到的人是陈孚。在隐逸之风比较盛行的元代前期，陈孚的出仕欲望显得比较强烈，据《元史》记载，“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统赋》，江浙行省为转闻于朝，署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3](P4339)他也是以文晋身的受益者，在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此事发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五月：丁未，屮书省臣言：“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誉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败，即告词臣撰碑引谕失当，国史院编修官陈孚发其奸状，乞免所坐，遣还家。”帝曰：“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

7、亦尝誉之矣。”[3](P362)这则史料通常被用来表彰元代统治者文化政策之开明，但其背景并不简单，就在之前一年，权臣桑哥被诛，其余党也被查办。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丁亥：御史台月儿鲁、崔或等言：“冯子振、刘道元指陈桑哥同列罪恶，诏令省台臣及董文用、留梦炎等议。其一言:翰林诸臣撰《桑哥辅政碑》者，廉访使阎复近已免官，余请圣裁。”帝曰：“死者勿论，其存者罚不可恕也。”[3](P360)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一刀己亥，“大都民史吉等请立桑哥德政碑，从之。”[3](P317)立碑之事显然是忽必烈认可的，阎复时任翰

8、林学士，“尝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辅政碑”[3](P3773)，但桑哥案发后他却遭株连免官，足以看出词臣在政治斗争屮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同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冯子振在二月是桑哥一党的弹劾者，而三个月后，他又被同为南士的陈孚“发其奸状”。《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