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讼”理念对现代法治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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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讼”理念对现代法治的不利影响　　一、无讼理念的历史渊源及内在本质　　无讼理念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法律观念和基本价值取向，最早出现于孔子《论语颜渊》中，即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在审判案件方面，我和他人是相同的，目的是使诉讼不再发生。在孔子看来，诉讼是无可奈何的事，理想的境界是使民无讼，因为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即听讼折狱，只是解决治国问题上的末和流，而只有以德为政，以礼为教，才能使整个国家稳定有秩序。　　关于无讼理

2、念，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也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进行了深刻阐述，人借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为了实现无讼理念，儒家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要用道德来维系和协调，做到没有争论、没有诉讼的同时，也希冀统治者也强化礼乐道德的调整作用，以道德礼化解人们纠纷。　　按照儒家观点，讼的出现就是源于道德堕落。因此，实现无讼的根本途径是对百姓进行德礼教化。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亏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圣人假法以

3、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反厉而刑不杀，刑设而不犯。［3］只有用伦理道德教化百姓，才能使其品德高尚，自省握责，严于律己，远离纷争，从而实现没有诉讼没有争端的和谐社会。　　无讼作为一种儒家理念，贯穿于儒家法律思想的始终，但它又不仅是理论上的主张，更是政治权力所要推行和维护的基本价值。［4］为了推行无讼理念，传统中国社会的历来统治者都对无讼持积极支持的态度。无论是专制社会等级的确定、家与国的关系、礼与法的结合等等，均为无讼铺就了道路，达到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无讼这一理想的实现。为了减少诉讼，甚或消灭诉讼，中

4、国历代王朝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儒家的德礼教化，德主刑辅的政治主张，州县官为民父母，上之宣朝廷德化，以移风易俗，下之奉朝廷法令，以劝善惩恶由听讼以驯至无讼，法令行而德化与之惧行矣。［5］为了督促地方官吏对百姓进行德礼教化，专制社会的统治者将讼与政绩紧密相连，息讼作为考核官员政绩优劣的重要指标，成为封建时代评判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清代顺治朝《清颁州县事宜》训示地方官员州县官为民父母，上之宣朝廷德化，以移风易俗，下之奉朝廷法令，以劝善惩恶由听讼以驯至无讼，法令行而德化与之惧行矣。　　为限制百姓诉讼，

5、统治者还定了相应的务限法。即在农忙时节禁止百姓到官府提起有关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诉讼。比如唐朝时规定每年只有农历十月一日至第二年的二月三十日这5个月内，百姓才可以进行民事诉讼。宋朝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期限进一步缩短为4个月，即自十月一日至第二年的正月三十日，官府可以受理民事诉讼。明清时规定从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止讼。即使在准予诉讼的月份，也有告诉日期的限制。此外，对诉讼程序的严格规定也从制度上大大降低诉讼的数量。　　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得越诉，在公堂上不论原告被告都要长时间跪在法官面前

6、，法官必要时可以刑逼取口供。即使是纯民事诉讼，也可以用鞭拷讯当事人。如《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　　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平民进入司法程序的困难，使他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涉讼。正是在儒家无讼理念和专制统治者的无讼制度双重高压下，冤死不告状、诉则终凶等一系列厌讼、贱讼、怠讼的心理构成了古代人们对无讼主张的主要心态，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平百姓，完赋役，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6］在统治者看来，经过成功的

7、德礼教化后，百姓欣然礼的规范和约束，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自己的根本行为准则，安守本分［7］家庭、宗族及至整个国家都和乐融融，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尽显和谐和安宁。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告诉我们，在充斥着无讼思想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在放弃诉讼的同时，又有多少人是在各种社会重压之下的无奈之举，众多的息事宁人案件，又有多少案件扭曲了人性，践踏了社会的正义与公正。如果在治下纷争不止、诉讼迭起，则会被认为是官吏德化不足和缺乏政绩的表现的古代社会，地方司法官吏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在面对各种

8、诉讼纠纷时不择手段地息讼、止讼，绝不是秩序井然的表现。作为专制社会下的普通百姓，之所以选择无讼则更多是畏法和惧官等等的无奈选择。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而言，在以秩序的维持永远是第一要务的专制社会，诉讼被视为对秩序的颠覆。［8］坚持无讼的法律制度，恰好维护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秩序。而维护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秩序又正是儒家倡导的，统治者极力支持的无讼理念的本质。　　二、无讼理念对现代法治的消极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无讼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着中国历史的始终。尽管自一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