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谈粟特人研究的通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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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粟特人（Sogdian）原是生活在中亚操中古东伊朗语的古老民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近十多年来，国内一些粟特首领墓葬的发现，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图像资料，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可是很多爱好者乃至学者，连粟特人的基本文献都没有仔细阅读，就开始匆忙进入这个领域。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荣新江教授认为，虽然来华粟特人的材料大多出自中国，中国学者有天然的优势，可是如果我们不注重东西方的学术交流，不注重学科背景知识的积累，依然难以取得研究的进步，甚至误入歧途。这其实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在您从事的汉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领域，随着近年来

2、各种文献及考古材料不断发现，来华粟特人的研究似乎成为一个热点，那么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呢？　　荣新江：中国的学术研究比较注重自己的东西，不太注重国外的研究，所以一出玉门关就弱了点，越过帕米尔高原就更弱了。现在虽然不是唐代那种天朝大国的心态，但是整个学术的脉络，对国外的东方学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有些门类完全是空白。而日本就不一样，他们研究两河流域，研究巴比伦，研究莫卧儿王朝，不论哪门学问，都有人在做，而且有传承，一代一代都有人在做。　　粟特人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研究的脉络里属于伊朗学，而中国原来根本就没有伊朗学。所以粟特的东西发掘出来以后，我们没有多少根基去认识他们所表现

3、的粟特文化背景。对伊朗学的考古、语言、文化、琐罗亚斯德教等分支研究，我们没有多少积累。就像我们研究佛教，虽然有很多的汉文佛典，但是懂梵文佛典的学者其实没有多少。陈寅恪先生当年研究梵文佛典，指出《莲花色尼出家因缘》七个故事汉译佛典只翻译了六个，把与中国伦理道德有冲突的那个故意漏去，没翻译，这也正是研究的旨趣所在。粟特文化也是一样，比研究佛教更难，佛教毕竟有汉译佛典放在这里。而研究粟特，我们连最根本的经典——《阿维斯陀》（Avesta）及其最基本的注释书都还没有完整地翻译过来。正是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汉译本，所以大家所引的原文，只是一些摘译，有关琐罗亚斯德教的知识也就不是

4、系统的，是断章取义的。也正是因为没有系统地搜集、阅读、翻译、研究，一旦遇到新东西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来华粟特研究，过去主要就是靠一些零星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以及传世汉文史料里留下的有关粟特人的记载。近年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敦煌、吐鲁番文书全部出版，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运用。另外，近年研究来华粟特人的一个丰富材料来源，是大量出土和新刊的汉文墓志。墓志现在出得很多，而且很容易判断粟特人的属性。北朝到唐朝前期，粟特人在墓志里谈到其西域出身时原本是很不在意的，往往直接说是史国人、是安国人。但在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安禄山、史思明这些粟特杂胡的叛乱，社会上有一股反

5、对胡人的思潮，所以粟特人开始说自己是中国某地的人了。比如说姓康的，就会说自己是会稽人，会稽是江南的高门。其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个侨居的会稽郡人在甘肃张掖。所以要是问深了，他们就说自己是张掖人，要是问浅了，就说自己是浙江会稽人，久而久之，原本的西北胡人将领就逐渐成为江南士族人家了。　　因为材料很多，所以只要仔细分析一件文书，就可以把一个粟特商人的整体形象勾画出来。比如吐鲁番文书中讲到一件事，某个长安的汉人李绍谨和一个粟特人曹炎延一起到天山北麓的弓月城去做生意。李绍谨从曹炎延那里借了两百多匹绢，随后他们从弓月往龟兹贸易，随后而来的曹炎延的弟弟曹禄山到了龟兹后，没有见到其兄，正

6、在这时吐蕃打过来，安西都护府从龟兹撤到西州，于是曹禄山就在西州状告李绍谨。于是，官司就在西州展开。一般认为，弓月城在伊犁的阿力麻里。安西都护府就派人去弓月城调查这件事，而且还要到更西边的中亚去寻找当时做证人的两个粟特商人。此事涉及长安、西州、龟兹、弓月及其以西地区的粟特商人，这是多大的一个场景啊，充分展现了当时粟特人商业贸易的情形。过去哪有这样的材料。我们只要把文书内容翻译出来，用西文发表，就会成为西方粟特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原本用传统汉文文献、文书、墓志来研究入华粟特人的时候，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现在，又有了一批粟特首领墓葬的石棺、石椁及其图像被发现，增添了

7、新材料，也提出很多新问题。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来华粟特人这个研究方向上，我们中国学者其实应该有较多的优势，只是西方学者很关注我们的研究成果，而我们从前不太注意西方学界所取得的成就？　　荣新江：其实过去研究粟特，中国学者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中国有很多相关的史料。真正从学术角度来研究粟特，应该说跟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有很大关系，包括汉文文书，也包括粟特语文书。最早讲粟特聚落的应当就是伯希和1916年写蒲昌海的粟特聚落一文，他用的就是敦煌卷子《沙州都督府图经》里有关粟特聚落的记录。桑原骘藏和向达先生就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