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与救赎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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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与救赎书写摘要：苦难与救赎作为余华小说两大主题，在其创作中占据Y大半江山，对苦难的密切关注与对救赎的探索，为余华在中国文坛确立了一席之地，使其成为一位备受瞩目的作家。纵观余华小说创作历程，苦难作为文学之母贯穿了其创作始终，但其90年代的创作当中，通过对人性美的发掘，对人性自身力量的重新探索，从而实现作品中小人物的自我救赎，同时也推进了余华自身创作的发展与成熟。本文采集自网络，本站发布的论文均是优质论文，供学习和研究使用，文中立场与本网站无关，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

2、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己转载的信息，如果需要分享，请保留本段说明。关键词：人性苦难救赎余华艺术总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余华小说中对苦难与救赎的书写也正是作家对现实世界深度认识的结果，是作家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与展示的结果。那么，对余华小说世界中苦难与救赎现象的具体分析，对于苦难与救赎两大主题的深入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苦难意识余华是一位执着于苦难的作家，对于苦难他总是乐此不疲，大肆渲染。这种对苦难的高度关注在其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80年代先锋小说创作中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与展示

3、，表现为对人性恶的无情揭露。另一方面则是在90年代创作当中对人的生存困境的高度关注。虽然苦难的方式与成因各不相同，但苦难在其创作中却一脉相承，毫不褪色。苦难那阴沉沉的雾霾一直在小说中恣肆不已、挥之不去，无情地揭露着现实人生的真实面目。（一）人性恶的无情揭露“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为我们揭示了中国人历来所赞颂的人性之善。然而，善恶相对，人性本善的同时又蕴含了恶的因素。余华就是一位不断探索人性的作家，其不按常理出牌，在文学歌功颂德的时代，以冷漠的语言不断揭露人性的罪恶，撕开伪装

4、的面具，彻底地展现血淋淋的现实。暴力，深存于人性中的一种潜在本能，在余华的作品中被无限放大与着重渲染，几乎充斥了他的每一部作品。正如他本人所说：“即便是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藥力是如何深入人心。”[2]对人性暴力的叙述，是作家对人性恶的初步探索，这种思索的意义是重大的，以至于在其后期的创作当中，儿乎篇篇有涉及。如《西北风呼啸的中午》里，莽汉就是以暴力手段非常轻松地使“我”就范，乖乖出门为他人奔丧。《现实一种》，在小说当中，最原始的暴力展现源自于一个四岁小孩对堂弟哭声所带来的喜悦感的好奇与满

5、足。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莫名的喜悦感是一种变态的嘲笑，但其根源在于人性对暴力原始的欲望。生命之初带来的暴力以孩童的形式初现，紧接着便是成人视角下的暴力相残，兄弟之情、骨肉之亲、爱情之真，在小说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暴力的大肆席卷，是人性恶的证明与无情揭/三言三＞路。血腥，一个充满了恐惧色彩的代名词，在余华的小说中大量充斥。血本是生命的象征，是美好生命延续的重要保障，但血腥二字却为其添上Y沉重的色彩。生命本应美好而充满光明，四处鸟语花香，欢笑洋溢。但在余华的笔下，血腥却随处可见。最力鲜明的是《一九八六

6、年》中，在“文革”的残酷洗礼后而发疯的中学历史教师，于疯癫中对自己实施的一系列酷刑。用通红的铁块贴向自己的脸，用钢锯锯掉自己的鼻子，锯开自己的膝盖，用石头砸向自己的生殖器，用菜刀砍自己的双腿，满是血淋淋的场景，从字里行间似乎便能闻到萦绕在身旁浓重的血腥味。一个被吋代逼疯的中学教师，在以自己微弱的力量痛斥人性的罪恶，以血肉之躯呼唤人性。死亡，生命的终结，人生的终点。在中国人的心0中，死亡一直是被忌讳的，人人高呼长命百岁，却难尝丼愿，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旅途。但在余华的小说当中，这最为人世问所忌讳的不详之

7、事却处处萦绕，与苦难如影随从。细数其作品，会发现死亡在其中被大肆渲染，几乎篇篇有所涉及。对于作品中的死亡，余华曾坦言：“写《现实一种》的时候，是我写作生涯最残忍的时候，我印象很深，那里面杀了好几个人，还有《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写了一堆的中短篇小说里杀Y十多个还是三十几个，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摆脱自己一写小说就要杀人，必定里面存人死亡。”[3]再如其创作成熟阶段后，死亡仍在作品中挥之不去，《在细雨中呼喊》中弟弟孙光明，祖父孙有元，父亲孙广方，继父王立强等多人的死亡；《活着

8、》中福贵家人的相继死去，死亡的气息一直在小说中恣肆。生存困境下的生命悲剧20世纪40-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伤痕与悲痛的社会。革命战争的爆发，使得家破人亡随处可见。“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人人自危。三年自然灾害的不幸，饥不择食更是常态。时代的动荡造就了生命的悲哀与不幸，生存环境的险峻使得处处危机四伏，生命的悲剧开始肆意地席卷大地，处处可见的生存困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展开对人性的恶意攻击。“活着”是人作为生命主体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中国人数千年来最为朴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