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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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柏峰：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2010-07-0120:58

2、(分类:默认分类) 从消遣经济到消费经济的劳动伦理变迁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相关经济态度经历了从消遣经济到劳动经济，再到消费经济的转变，每一次变化，其背后都有特定的劳动与财富伦理的支撑。在消遣经济时代，闲暇和不劳而获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劳动经济时代，劳动光荣的观念经过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后深入人心；在消费经济时代，消费和时尚成了地位和能力的象征，成为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理由和动力。在经济态度转变的过程中，农民的劳动伦理也随之变化。费孝通在云南禄村调查时，将传统中国农民的经济态度概括为“消

3、遣经济”，这是一种“宁愿少得，不愿劳动”的基本精神。他发现农村中有两类人物，一种是不用劳作的，一种是农闲时也依旧劳作的。“那些在农闲时可以蹲在街旁抽烟谈笑的，农忙也忙不着他们，至多在掼稻时，换个地方蹲蹲，不在街旁而在田岸上罢了。那靠农闲时背老盐的，农忙时忙得更凶。农民有闲忙之别，在禄村这条界限也许特别清楚。”“那辈脱离了农田劳动的人，在我们看来，在农作中省下来的劳力，并没有在别的生产事业中加以利用，很可说大部分是浪费在烟榻上，赌桌边，街头巷尾的闲谈中，城里的茶馆里。”在传统中国农村，不干农活，可以“不劳而获”是有面子的体现，有闲暇时间可供打发的人被村民们当作有

4、“福”之人。我在农村调查中发现，直到世纪之交，很多地方的农民都不愿意外出打工，哪怕就在离家很近的县城，因为打工在村庄中被认为是没有面子的事情。不过，在消遣经济时代，农民并不排斥劳动，勤劳致富也是农村生活的基本伦理。因为只有少数占有大量田地的农民才可能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大部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只能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握有土地所有权的人，可以不劳而获地生活，于是就闲了起来，而没有田地或田地不多的农民，除了勤劳，别无出路。在传统社会，通过勤劳致富进入“有闲阶级”，是许多农民的希望。正是这种希望和偶尔出现的个案实践，将消遣经济和劳动伦理这两种看似矛

5、盾的态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对“二流子”的态度有些暧昧，处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之所以否定，是因为“二流子”不成家立业，不从事农业生产，这不符合劳动伦理；之所以不绝对否定，也是因为“二流子”不从事农业生产，这与消遣经济的外观相似，属于另一种“有闲阶级”。普通农民向往“有闲”的生活，只是现实的处境使他们不得不压抑这种奢望。只有在承认土地私有，同时又允许可以不从事劳动而继续占有土地的相关收益的法律和制度下，消遣经济才有可能。1950年代，中国的土地革命排除了消遣经济得以继续的可能性。通过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而不劳而获被新政权认为是“剥削”，剥削

6、被认为是可耻的，“有闲”不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是剥削阶级的生活习惯。新政权将“劳动光荣”当作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和重要的道德规范，新社会的人们也普遍接受了“劳动光荣”的观念。勤劳致富的劳动伦理在传统中国农民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因此，当他们的传统奢望“消遣”被国家认定是可耻的剥削阶级生活习惯后，人们似乎很快完全转向了并不算全新的“劳动经济”态度，接受了“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的信条。当然，对于新政权而言，“劳动光荣”不仅仅是农民应当接受的经济态度和伦理观念，更是国家组织经济生产的意识形态方式。新政权面临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它试图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来完成这个任务

7、。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在于国家通过“制度性剥削”，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积累。“劳动光荣”的意识形态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辅助装置，它促使人们对新政权领导下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有着高度认同，并愿意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努力实现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越来越以一种配合的姿态进入全球化体系中，因此也日益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上，应该说，当前中国各地发展非常不平衡，处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状况并存的阶段。当代西方的发展进入了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受全球化及其他多种力量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消费主义这一命题。在经济态度上，人们日益接

8、受消费经济的理念。费孝通曾比较传统中国农民与西方人的经济态度：“减少劳动，减少消费的结果，发生了闲暇。在西洋的都市中，一个人整天的忙，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所谓休息日也不得闲，把娱乐当作正经事做，一样累人。在他们好像不花钱得不到快感似的。可是在我们的农村中却适得其反。他们知道如何不以痛苦为代价来获取快感，这就是所谓消遣。消遣和消费的不同在这里：消费是以消耗物资来获取快感的过程，消遣则不必消耗物资，所消耗的不过是一些空闲的时间。”费孝通所描述的西方人的经济态度，今天正日益成为中国农民的经济态度。中国农民正日益抛弃传统的消遣经济观念和劳动光荣的理念，他们接受了电视广

9、告铺天盖地的宣传，逐渐也像城市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