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若干理论的多向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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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体性事件：若干理论的多向度阐释作者：陈潭,黄金来源：《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来源日期：2010-2-28　　内容提要：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大时期，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经济成分、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出现分化，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逐渐显现，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不可避免。毫无疑问，当下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对抗性因素，是当代中国政治和公共管理实践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参照群体理论、谣言流通理论、权威接受理论、价值

2、累加理论对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个案进行简要剖析，试图回答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出现和扩散的多维动因，以期为解决群体性事件提供可资借鉴的诊断性处方。　　关键词：社会转型;群体性事件;多向度阐释。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①毫无疑问，社会和谐的现代性建构不是一种静态稳定，而是一种动态均衡，是冲突化解之后人际协调与利益平衡的过程。很

3、明显，当下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必然，也是变革时代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输入性故障：政治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意见堵塞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认为：“政治生活自身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因素或子系统，这些因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适应构成政治系统，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构成整个的社会大系统，社会大系统构成政治系统的外部环境与制约因素，政治系统要想保持稳定，不但要与外部环境保持和谐，也要使系统内部各因素、子系统能实现良性互动”。②显然，政治系统是一个始终与外部生态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开放性体系，环境变化会对政治系统

4、产生外部压力，体系自身的改变又会对政治系统产生内在压力，政治系统要对这些压力进行回应与调适。政治系统制定和执行一定的政策去影响环境，而受影响的环境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系统的运行。　　按照伊斯顿政治系统的简化模型(图1)，公民的要求和支持形成政治信息的“输入(input)”，政策制定者对其进行选择性接受，并转变为政府的决定和行动，形成政治产品的“输出(output)”，公民重新表达自身要求乃系统的“反馈(feedback)。正是由公民的要求和支持形成的输入，成为连接社会生活政治与非政治领域的纽带。伊斯顿认为，一旦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认为他们已无法影响当局并

5、由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感到有必要转而诉诸严厉手段，努力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典则，诉诸摧毁现存政治共同体”，①于是群体性事件极易由“隐性”变为“显性”。　　显然，诸多群体性事件发韧于某些地方政府政治系统的“输入性故障”。在政治宣泄渠道不畅、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话语表达方式单一、制度保障不足的语境下，一种缺乏选择和无助的“堵塞型社会”便容易形成。有效利益表达机制的迟钝或缺失往往激发部分群众对现存体制的失望与不信任，当其无法借助既有的制度来维权时，便转向依靠最为不雅的手段??暴力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因此，社会公共治理制度的缺陷，尤其是利益诉

6、求渠道的不通畅与利益维护机制的不完善，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症结和制度性因素。　　2009年江西“南康事件”中，百度“南康吧”里有一条题为《南康这几天要出事了》的帖子，其跟贴已反映出事态严重性，遗憾的是当地政府并未重视并及时疏导家具业主们的不满情绪。其实，网络的兴起给了公共决策前所未有的宽广空间：决策前，网络可以充分预热和反映舆情动向，“输入”一些决策信息;决策后，网络可及时进行信息“反馈”，给政府最佳的修正窗口期。然而，政府现实的作法却令人遗憾：政策出台前，未能有效征求家具业主的意见和要求，从而“输出”的家具政策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政策出台后，业

7、主们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表示对新实施政策的不满，但政府仍未将意见有效地“输入”，最终导致了数百上千人在市政大楼集体上访、堵塞国道、砸乱掀翻警车事件的发生。同样，在2009年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中，某化工厂2004年建成投产后不久即因非法生产导致周边镉污染，附近居民一直向当地和上级政府反映该问题，而有关部门这五年间始终未采取得力的治污行动，直到酿成上千村民围堵镇政府和派出所事件的发生。由此可见，群体性事件产生了双重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恶劣后果和严重危害既已造成;另一方面是容易形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示范和激励效应。如果所谓的“民间

8、维权运动”进入这样一种非理性逻辑和路径依赖，那么想要恢复体制内的其他维权途径将举步维艰。　　当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门诊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