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星星的老人--天文学家王绶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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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绶琯，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90年代，他与苏定强等人合作，研究创立了“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的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王绶琯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台长、名誉台长。　　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时，筹划、推动、协调了中国天文学的学科建设。    曾涛：我知道1936年您13岁的时候，就考了马尾海军学校。一提起马尾这个词，大家都会想到一段中国近代史，想到鸦片战争。　王绶琯：马尾这个海军学校现在不招生了，马尾现在成了一个特

2、区了。当初在十九世纪后叶一八六几年，左宗棠那个时候是洋务派，应该说比较开明的，他当时受了林则徐的影响，就是“师夷长技以治夷”，就倡议办了马尾海军学校，当时叫做船政学堂。这个船政学堂实际上是教造船的。　　曾涛：听说当时的海军学校很多的人后来都去英国去留学了？　　王绶琯：去英国的人相当多，我们在海军学校的时候，许多老师都是英国留学回来的。　　曾涛：您后来怎么去英国学造船了？　　王绶琯：我原来学的是航海，但后来眼睛近视了，当时有一个说法，海军军官不能带眼镜，因为形象不那么威武嘛，所以近视的都去学造船。工程师嘛，戴个眼镜没

3、关系。我们学造船的就跑到重庆学，毕业以后就到英国继续学习。　　曾涛：在当时，应该说学造船是一个比较好的专业，毕业后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可是我听说您在英国的时候突然转向天文学了，为什么？是因为正好格林尼治天文台正好在你们学校旁边吗？　　王绶琯：这个倒可能有一点关系。因为我曾经到格林尼治天文台去过，看能不能找一些朋友聊聊。但是它那个时候已经要搬家了。伦敦的天气太差了，望远镜什么放在那里，往上都看不到。其实，对天文的兴趣还在国内时就有了，但是没有什么好条件。在重庆的时候，有几位老天文学家办了一个杂志叫《宇宙》，我看了

4、很多，有一些文章现在还有印象，那时就有兴趣了。　　曾涛：在英国一共学习了多长时间？　　王绶琯：我52年底回来的。　　曾涛：您回到国内后您做的最重要的天文学研究是什么？　　王绶琯：50年代，刚刚解放，百废俱兴，到处都是废墟一片，我在紫金山台，从53到5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帮着张钰哲先生把我们最宝贵的望远镜修复起来。后来又到上海市去做时间的广播。到了1956年，周总理主持一个十二年远景规划，天文学部分是张钰哲先生跟几位先生，我那时候是跟在他们后面跑跑腿吧，帮他们做一些具体事。到了1958年，就建立北京天文台。　　曾涛：

5、那个时候也是跟苏联专家学习射电天文的机会。　　王绶琯：当时我们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有。应该说这次日食观测之后，我们对射电天文整套技术还是心里有点了解，有点数了。所以后来的任务就是把它的望远镜留下来。吴院长就指示，你们开始把这射电天文这个学科给我建起来。那我们当时就在北京天文台就现在的沙河这个地方找了一个地儿，就盖了一个瓦房，在那儿干了两三年。　　曾涛：据我的了解，大概从60年到76年这个时间里，国外的射电天文发展很快，很多的重大的发现都是在这段时间里，但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太多的发展。当时您对国外的这些发展了解

6、吗？　　王绶琯：当时整个国家是封闭的，我们倒有一个外线，就是有一位对我们国家非常好的朋友，澳大利亚的克里斯琴森教授。他这人在射电天文界是最资深、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家。他当时是国际天文联合会的副主席。在射电天文上头很有名望的。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左派，所以他就为我们射电天文还做了不少事，他要看看老朋友，到我们这儿来看了，就给我们带了一些国外的设备，一些小器件。　　曾涛：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澳大利亚教授带来的这些东西，对您来说非常宝贵，非常有用？　　王绶琯：他消息非常灵通，他带来的都是最新的信息，都是正在进展的工作，

7、还带点书什么的。他给我们的帮助确实很大。那个年代应该说是在中国天文学是一个相当不幸的时候，那十年正是世界上天文学四大发现出来了，这四大发现都是射电天文有关的，而我们完全闭塞了，什么也没尝试，连消息都没有，就这样一个状态。　　那时我们在密云工作都很难开展了，当时就设想文化大革命完了，我们还能干干什么？后来就花了很多功夫去计算，设计出了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　　曾涛：我们刚才看了哈勃望远镜和它拍的一些太空中的照片，作为一个天文学家，您在看到哈勃望远镜时，您会不会希望这样的天文望远镜是您自己做的，或者说您能够通过它来看到很

8、多东西？　　王绶琯：现在倒不一定，我们应该有与中国相适应的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跟别人去做一样的东西。哈勃望远镜背后是有大量的第一流的天文学家在那儿设计，美国把什么高新技术都用上了，它的功能是相当大的，就是说把地面的相当大的2·5米望远镜打到天上去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了，像这样的工程，我想不止是我们国家，其他很多欧洲国家、日本，也搞不起。我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