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伊拉克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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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中国与伊拉克的文化交流伊拉克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天方夜谭》里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在我国广大读者中早已有口皆碑。但伊拉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这个国家的掌舵人的战斗历程如何，是怎样领导伊拉克人民建设自己国家的，恐怕就鲜为人知了。尤其是中伊两国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友好往来的佳话也只为少数研究学者所了解。伊拉克位于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是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希腊文称“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伊拉克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公元前4世纪就有了文字，公元前2世纪创造了古巴比伦文化。谈到中国与伊拉克的文

2、化交流，就不能不说说巴比伦文化。巴比伦城被公元前三世纪的战火所毁，化为山丘，十九世纪后半叶才被发掘，使人们重新见到一座修建在幼发拉底河东西两岸、四方形城、周长达11英里的古城遗址。曾经建造了富丽的宫殿、悬空花园和巴塔大塔的巴比伦文化，也曾传入中国。但在文献中却晚到公元前二世纪初的《淮南子·墬形训》才留下踪迹。昆仑山在那时候是跨越葱岭的东西方贸易必经的高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充满着令人神往的仙国的风韵。《淮南子》描述昆仑山的疏圃中有黄水，喝了能叫人不死。从昆仑山再向上一倍的路，就是凉风之山，登上之后便可不死。从那里再往上走一倍的路，就

3、到了悬圃。一到那儿，便可以呼风唤雨，驾驭自然，随心所欲了。从悬圃再往上走一倍的路，便可登天。上天是太帝所居，一到那里，人便成了神仙。这些后来为道教所吸收的西方仙化之境的思想，其实最初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地理知识。从疏圃到悬圃，虽然是以向上登山的方式表现出来，实则是对由此越过昆仑山向西直到伊朗高原展示的登高路程的一种诗意或充满巫术意味的复述。悬圃传说所凝结的故事，传递了来自巴比伦城的信息。巴比伦城宏伟神奇的建筑群，特别是悬空花园和巴塔大塔，在黄河流域的居民中，衍生而为通往悬圃和帝座的传说，巴比伦文化的成就，在异域远方人看来，早已超出了

4、这座古城建筑物的实用价值，而赋予人们的精神世界以一种超越现世的神圣与精妙的感觉。因而建筑物虽在后世的战争中荡然无存，而由此升华的那种盼念永久享受美好生活的期望，却久久未能消失，以一种宗教的感染力，在几百年后的西汉时代还在传诵不已。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有一个故事，叙述神奇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有一次遇到神牛，把它杀了，于是激怒了主管动、植物和人类繁殖的众神之母伊什塔尔，伊什塔尔要他将功赎罪。吉尔伽美什便出发去寻找不死之药。他渡过了死水，将得到的一种可以恢复青春的药草献给了伊什塔尔。另一部巴比伦传说《埃塔纳》，讲述牧

5、民埃塔纳（Etna）因羊群患不孕症，于是他跨上大鹰，藉鹰翼之力飞向上天，去摘取生育的药草，以便重返地面。柏林博物馆收藏的公元前2500—前2000年的阿卡德圆柱形石章，画面便是这一故事。这一传说和艺术图像可能流传东方。近年发掘的秦都一号宫殿遗址，出土兽身人骑大鸟画像砖，大鸟衔圆珠作奔跑之势，形状亦与鸵鸟相类。长生与不老，是自远古以来人类所追求的永恒的主题。在巴比伦时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尚不知东方有中国。中国人却早在向西方世界寻求财富和可以永远享受的幸福，以拓展自身的知识领域。不死之药的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和亚州西部的关系，在精神生活

6、领域占到如何重要的地位。鸵鸟在《史记》、《汉书》中称大鸟、马爵、大雀，其译名来自古波斯。“马爵”一词在波斯语斯语中是“大鸟”之意，早期译之为“雀”，可能是因其形似。三世纪末，郭义恭《广志》已译作驼鸟：“安息国贡大雀，雁身驼蹄，苍色，举头高七、八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其卵如瓮，其名驼鸟。”直到十二世纪，《岭外代答》才译作“骆驼鹤”，明代又称“驼鸡”。后世译名无论以鹤或鸡相称，都杂有“驼”字。在巴比伦流行的圆柱形石印章中，有许多狩猎题材的浮雕，其中新巴比伦国时期“逃避猎人的鸵鸟”印，形象逼真，展翅耸尾快步奔跑鸵鸟，正在回首窥视身后的猎人，前

7、方约小一倍的图像，是另一只奔跑的鸵鸟，形象与正面图像相仿。太原金胜村墓高足小方壶上的鸟纹，是一种粗线条简化的同类图像，其来源一定是巴比伦的浮雕鸵鸟，传播的工具是易于传递的石质印章。而今伊拉克的巴比伦遗址虽已难见往日的辉煌，但它作为古巴比伦文化的象征仍具有独特的魅力！中国人民同伊拉克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许多有关中亚、西亚包括“条支国”的资料。《史记》中提到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后同皇帝谈起条支国。公元7世纪前，中国人称阿拉伯国家为条支，主要是指现今的伊拉克。唐朝时，总称其为“大食”，其中，建都叙利亚的以白旗为标

8、志的倭马亚王朝被称为“白衣大食”，而建都伊拉克的巴格达以黑旗为标志的阿巴斯王朝则被称为“黑衣大食”，法蒂玛王朝被称为“绿衣大食”。公元751年，被阿拉伯人俘虏的中国人杜环和中国画家舒凡、刘奇和两位织匠月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