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把合作社还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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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合作社还给农民史啸虎光明观察：2005年10月17日为中国革命（建国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战士是农民出身）、中国工业化建设（有资料统计，我国仅仅因为过去几十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处夺取的资金就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以及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近20多年又因城市化圈地和农产品限价，农民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牺牲又有一个30万亿元人民币！）做出巨大贡献的、占全国人口近百分之70%的农村人口在我们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50多年后竟然演化成为中国社会层次最低、收入最少、生活最

2、贫困的社会阶层，的确是让我们所有中国人痛心疾首、惭愧汗颜和深刻反思的！我国的伟大如斯的农民阶层为什幺会这幺穷困？为什幺社会地位会如此之低？这是什幺原因造成的？对于民众这些强烈的质问，我们的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大量撰文给予论证了，有城市剥夺论，有投入减少论，有政策失误论，也有教育稀缺论，还有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不得已论，甚至还有令人不齿的农民素质低下论。但如果仅仅从经济上分析，就可发现所有这些论述都是企图从外部来解释问题的核心，而忽略了这个问题的经济上的核心恰好在于中国农民几乎没有自己的经济组织资源。作为

3、第一产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国家也从来没有让他们拥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经济组织资源——合作社，以维护自身的权益。按照上述一些有益的论述，国家应该彻底纠正以往的政策失误所在，采取城市反哺、政府补贴、减免税收、精简基层政府机构和供养人员数量以减轻农民负担等等措施，把原来从农民处剥夺的属于农民自己的经济权益再返还给农民。这些措施都是对的。但是这些外部措施说到底都不过是输血，是补偿，是归还，即把原本属于农民的经济利益再逐步归还给农民，以使农民阶层从经济上的绝对贫困状态逐步地改善为相对贫困状态而已。根据

4、有的学者分析，无论政府采取什幺补偿措施，这些返还和补偿还是有限的，它们可以使农民阶层的收入从逐年递减改变为开始止跌回升，但想仅仅依靠政府补贴就让8亿农民的收入增长跟上或者高于城市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增长幅度，以彻底改变农民的相对贫困化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拿大多数人所寄托的政府补贴来说，我国政府就是把WTO的黄箱规则允许的占农业总产值的8.5%的政府补助用足用完，也不过再增加1200多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这1200多亿元人民币摊到8亿多农民身上，每人仅受惠150元不到，仅占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293

5、6元人民币的5%。再把2006年准备全部免除的150亿元农业税全部计算在内，农民人均也不过再减少负担不到区区20元钱而已。为此，我们即便不说政府财政能否拿出这笔钱，也不说这种补贴能否尽快到位，就是政府大发善心一次性地拿出钱来全部到位又会怎样呢？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阶层的贫苦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吗？从以上分析得知，仅仅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它的措施，还包括许多学者和专家提出的完善土地承包制度，严格控制圈地，撤消乡镇一级政府，减少政府冗员，设立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走向市场，等等，无一不是有利于农民的好政

6、策，好措施，但也无一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积弊沉疴几十年的“三农”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到可以使农民一劳永逸地摆脱贫穷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最主要的纲领性的政策措施来。这个政策就是把合作社还给农民！把合作社还给农民。许多人会说，我国以前不是有过初级社、高级社，甚至人民公社吗？实践不是证明合作社不符合中国国情吗？是的，我国50年代初农民自发地成立了许多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但后来左倾的三面红旗政策把农民的合作化积极性错误地、强制性地引导到披着合作社外衣实则为半政治化、半军事化的、政社合一的所谓

7、人民公社上去了。理论上，人民公社是一个乌托邦，但在现实中它却是一个怪物，它既是经济实体（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它，生产什幺也由它定），也是政治实体（它是一级政府，有政府的所有职能），甚至是军事实体（它有民兵编制，有武器装备，也有团——公社一级，营——大队一级，还有连——生产队一级）。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产经营权，只有有限的生产和生活权益。生产什幺与其无关，生产好坏也与其无关，因为这时的农民除了自己的口粮外（即使自己的口粮往往不够吃），余粮多少也与其关系不大。为此，我国农民陷入了长达20年（

8、58年至78年）的绝对贫困化之中。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席卷中国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下子冲垮了人民公社对亿万农民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束缚，带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那时的中国农村改革那真是一日千里，变化巨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地发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迅速，中央连续五个以人为本的农村改革一号文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统计，1978年至1985年，我国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每年平均递增5%以上，使当时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