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基层民主选举中的“黑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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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地区基层民主选举中的“黑金政治”「台湾式民主」一方面被吹捧为「奇迹」，一方面又呈现出一片乱象。其中，「黑金政治」尤其被视为痼疾──所谓「黑金政治」，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即「黑道」）或者拥有雄厚实力的财团，通过贿选、非法政治献金甚至暴力等手段来干预选举，进而影响整个政治过程1。在乡镇（市）以及村（里）层级进行的选举──也即本文所谓「基层选举」当中，黑道势力的影响是相当惊人的。据赵永茂的调查，在台湾309个乡镇（市）中，黑道介入政治的已达八、九成，有些乡镇（市）中，黑道在代表会占六成以上。台湾当局的「法务部」甚至表示，已经清查出三百多位民意代表具有黑道背景，县市议员中「黑金」出身

2、者比例竟高达35%2。而依《天下杂志·2000》所载，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民最痛恨的也是「黑金政治」，几乎每四位台湾人就有一位认为，「黑金政治」让他们觉得住在台湾不光荣，更有高达近六成的人民明确指出，台湾贫富差距的恶化正是「黑金政治」所造成的；「黑金政治」是万恶的源头，而促成「黑金政治」的特效药则是贿选行为3。　　值得强调的是，「黑金」干预政治的现象，在乡村基层选举中显得尤其突出。这与都市地区的相对「干净」的情形形成了一定的对比。　　「黑金政治」到底根源何在呢？我们有必要回溯民主化之前的台湾政治，从1950年到80年代中期，地方性的竞争选举和自治已经在台湾存在了三十多年。正面评价这些

3、基层选举的论者认为，这种「部分的民主实践」使台湾人对民主的概念、价值和态度习以为常，同时，尽管国民党政权当初开放地方选举并不尽然是为了实践民主，但伴随选举竞争而出现在各地的政治市场（politicalmarket）却成为人才向上流动的重要管道之一，也提供了后来台湾民主转型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机制4。批评者则指出，国民党威权统治下以及李登辉主政时代的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贿选盛行，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孳生「黑金政治」的结构，所以国民党应该对此负最主要的责任，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就是「黑金政治」的根源。　　2000年的「大选」中，民进党以「阿扁没包袱、黑金一定除」为号召夺取了政权，但在极其短暂

4、的时间内，这个党便「由原来理念型派系转为接纳黑、金力量与人士，成为庸俗化派系的现象，正逐步镶入原有地方派系生态的一环（原文如此）」5。到了2004年的「大选」时，民进党已经被指为「黑金进行式」，「总统府」更成为「新黑金中心」。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黑金」势力与民进党的结合，其原因不仅是「人头党员」的效应，还在于「金钱政治的压力、派系扩张、招降纳叛等新依侍（或依附）主义、政经结盟效应」等等6──其实简而言之，只是因为民进党成为了握有巨大权力的执政党。所以，将「黑金政治」完全归因于国民党的说法已经被证伪，其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根源。本文于是假设，台湾基层选举中的「黑金政治」与该地区的民主化进

5、程而非某一党的政治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进一步地，本文试图证明以下命题：1.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选举的频繁程度和竞争激烈程度不断上升，而选举的成本日渐高昂，但政客可能获得的合法的竞选经费有限，而黑社会组织则拥有大量金钱，于是选举对「黑金」存在着巨大的需求；2.民主化的发展，导致行政和司法系统的人事安排、预算决策等都受到选举结果的影响，而行政和司法系统愈来愈受制于选举，也使得「黑金」势力通过影响选举结果可以更多地获取经济与政治利益，那么「黑金」对选举的需求也愈来愈大；3.基层的民主选举受到地方派系势力、乡村权力结构以及乡土社会特点的影响，「黑金」势力能够更轻易地实现贿选，操控选举

6、，而在都市区这种情形相对削弱；4.国民党威权统治时代遗留的政治结构确实为「黑金政治」创造了条件，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台湾民主化的时机（在没有法治的前提下开展民主，在深层的结构中，民主与旧的社会土壤结合在一起）、劣质的政治文化7以及失败的制度安排。一　基层选举与「黑金」：相互需求关系之形成（一）最昂贵的选举　　早在1950年，台湾当局就开始举办基层的竞争性选举，而这些选举中存在着大量的贿选、贿让、一人竞选、选举舞弊、党政不分等现象。不过，在民主化之前，几乎所有的选举结果都掌控在国民党手中。由于国民党垄断了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资源，所以尽管它往往需要利用地方派系甚至黑道势力来操纵选举，但同

7、时也一直采取分而治之等办法，对这些势力保持着政治上的压制8。更由于这些选举本身的竞争性有限，争取当选的手段主要就是争取国民党的提名，所以这一时期台湾选举的成本并不高，而此时的黑道势力也「只有谋取生存的能力，而并未具有追求进一步扩张势力的资源」9。　　随着党禁的开放，民主化进程的发展，选举的频繁程度、参加选举的人数与竞争的激烈程度开始不断上升，与之相伴的，就是竞选成本的日益高昂。举例而言，在90年代中期，云林县竞选村（里）长需要花费50-100万元（新台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