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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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析一、唯科学性的历史观    人道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二元对峙，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常态。其中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各异，既包括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以法国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理论中显著的“唯科学性”，而成为这种“二元对峙”中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这样，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各派，虽然在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有其共性，但又各具个性。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科学的精神，认认真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1](P350)，认为马克

2、思主义是“道德伽利略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关于人的科学”，又是“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科学”[2](P199)，因而“体现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统一”[1](P350)。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探寻基础”[3](P500，503)的方法去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符合结构的功能解释”。[4](P594)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反对20世纪以来西方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人道化的思潮时，从纯客观性、客体性的极端中思考马克思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在于它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5]

3、(P199，135)。    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集中体现在它的社会结构观和社会形态论上。    其社会结构观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在这个复杂的结构系统中，诸层次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社会发展过程的，不是某种因素，而是社会结构中诸层次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是客观的，它决定人的活动。因此，社会不是主体的构成，而是关系的构成，历史不存在个人的“主体”，而是关系的结构整体，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对此，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曾明确指出，他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

4、经济时期出发；在《资本论》中，他更是明确地强调决定和识别社会形态的因素，不是虚无飘渺的人的本质或本性，不是抽象的人，甚至也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与经济基础合成一个整体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因此，真正的‘主体’(即构成过程的主体)并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职能的执行者。同一切表面现象相反，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既定存在’的‘事实’，不是‘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界定和分配。所以说，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

5、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6](P209)正是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决定了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与一切旧哲学的历史观的根本分野。    其社会形态论认为，同时态高于历时态，“同时性是斯宾诺沙意义上的永恒性或是对某个复杂对象的正确认识”[5](P120)，而“历史性不过是过程或者是马克思所说的形式的发展的错误的名称”[5](P121)，研究社会现象，应该从其横断面寻求其永恒的“模式”而不是从纵向角度考察其历史过程。它认为，既然社会形态的存在状态，是同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就不是连续性的发展，而是整体性的结构改变。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整体中要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

6、是由某种单一本原推动的结果。在这种整体中，各部分的相互作用不能还原为某一种单一的本原或本质。例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个要素，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各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变化发展的规律而不能“还原”为经济的历史。    作为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向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科学性的视角切入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将唯物史观推向了唯客观结构、客观关系的极致。其极端方法就其理论来源看，无疑是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等思维方式的承袭。例如，近代唯物唯理论者斯宾诺沙的“实体论”、“实体统一论”中蕴含的重客体轻主体、重整体轻局部、个体的思想[7](

7、P3)，就对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发展是整体性的结构变化之果而非“历时性”的演进，社会结构是矛盾整体的“多元决定”[5](P78)而非“一元决定”的历史还原主义的结论，产生过影响。现代科学哲学家巴歇拉尔关于认识是主客体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和过程而非以“自我”为核心、在现代科学中“没有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有，没有什么是既成的，一切都是被构造的”[8](P429-431)的超理性主义思想，以及库恩关于“理论变革的整体性”[8](P223-225)的思想，则给予唯科学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