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英译本《孔子的著作》对孔子思想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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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英译本《孔子的著作》对孔子思想的解读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儒家经典的译本曾两次参与西方思想启蒙与解放的讨论,并充当“异己源泉”。第一次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亮相的是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里程碑译作-《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1687),它为启蒙运动提供了“理性”的思想源泉。第二次则是在一百多年后的新大陆美国,早期涉华英国浸信会士马士曼(JoshuaMarshman,1768-1837)及其团队于一八○九年译成出版的半卷《论语》英文直译本-《孔子的著作》(TheWorksofConfucius)来到了爱默生(Ralph

2、WaldoEmerson,1803-1882)手中,为新英格兰文艺复兴带来了“超验”与“人本”的异域论据。  这两次思想启蒙与解放塑造了西方现代性的道德与精神世界,绽放出中西文化碰撞后最灿烂的火花,或于曾经的中国有些许戏谑意味,但于今日之中国却可有所启发与借鉴。  《论语》记录孔门师弟子之言语对话,可为中国式对话的经典;而西译《论语》从耶稣会士来华之初便为中西文化间对话的经典范式。故此,本文聚焦世界第一个《论语》英文直译本-《孔子的著作》,探究这本将儒学带入爱默生思辨的英译本的成书背景、概念翻译及被选阅读的文化缘由,以及爱默生对其解读与再阐释的文化意义与影响,以期还原译本内外的中西

3、文化交流之历史样貌,为今日文化间对话提供一种人文主义的可能性。  一、学而时习之  德国著名汉学家鲁道夫·瓦格纳(RudolfG.Wagner,1941-)曾以“中国-从启蒙的源泉到启蒙的对象”为题,在中德系列论坛上阐述了孔子及儒家思想从欧洲启蒙运动的源泉转向启蒙革命的对象之历程,以及此间的“社会空想”与“政治现实”。事实上,“从启蒙的源泉到启蒙的对象”只是对儒学在早期中西文化间对话中后半历程的精准概述,而以西译儒典为转折点的前半历程则可对应称为“从启蒙的对象到启蒙的源泉”。  在最初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西方对于东方的了解趋于贫乏,且多为消极;《马太福音》第二章中有

4、关东方智者(theMagifromtheEast)的描述,仅使少数人将东方想象成智者的国土,认为那里拥有博学的哲学家和星象学家,却远不足以将其视为思想源泉之所在。直到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西方对于中国,基督教对于儒家思想的探知才有了实质上的改变,然其背后蕴藏的却是彼时西方的好奇求知与强烈的扩张企图。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本土哲学与宗教传统的发掘旨在寻找基督教在华扎根的土壤,而西译儒家经典则是他们学习汉语以建立中西方对话语境,为同化“异教徒”所做的准备。换言之,《中国哲学家孔子》本意向西方彰显的中国并非是“启蒙的源泉”,而是一个有待“同化的对象”。时光荏苒两百年后,在十九世纪初

5、的印度塞兰坡,启蒙运动之后的英国新教浸信会士仍继续着这条“同化”之路,且意图更为鲜明-中国,是他们计划“启蒙的对象”。  对于最早赴印传教的英国浸信会士而言,对中文的涉猎与学习确非他们当时在印度传教的首选要务,但其启蒙中国的野心却并未因此沉寂。一八○三年,马士曼到印度的第四年,他们的工作备忘录上这样写道:“同意凯瑞负责马拉塔语(Mahratt)的学习,沃德负责波斯语(Persian),马士曼负责中文,并以将《圣经》译成以上语言为己任。”(J.Marshman’sLettertoBMS,25May,1806)此后,马士曼一直在寻找能够帮助他阅读、学习中文,并最终汉译《圣经

6、》的老师兼助手,直到一八○五年福特威廉学院(FortWilliamCollege)的教务长布坎南(ClaudiusBuchanan,1766-1815)为其引荐了拉萨尔(JoannesLassar,1781-1853?),一切才正式提上日程。要知道,福特威廉学院本就旨在为东印度公司培养骨干力量,而布坎南这位伯乐对于通过学习中文和汉译圣经来实现传教企图、政治甚至外交需要的野心也从无避讳。但恰是这“启蒙”中国的潜在意图促成了塞兰坡浸信会士的中文学习,也成就了世界上第一本英译《论语》-《孔子的著作》。  《论语》是拉萨尔为马士曼学习中文而选的汉语教科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是教辅材料

7、,而英译儒典再回译中文的“双语互译”模式是马士曼“学而时习之”的方法;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孔子的著作》是马士曼学习中文的阶段性成果。而《论语》的哲学层面与思想意义从来都不是马士曼译本的重点,只有“学中文”才是他始终的目标,这也决定了其译本的形式与深度。自一八○七年起,马士曼对于《论语》的学习已超出认字的阶段,随着他自身中文水平的提高,对于译本原型的设计也日渐清晰起来,如他所述:我有时在想,保留原文的汉字,然后把英文直译(literaltranslation)放在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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