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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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　　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论文网　　1964年1月，中法发表建交公报，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法建交的历史过程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法国前总理富尔于1963年10月的中国之行，第二阶段是中法代表在瑞士进行的建交谈判。在第一阶段中，中法解决了一些大的原则问题，而第二阶段则主要是解决建交公报等程序问题。因此，对富尔访华的研究，理应成为中法关系史中一个重要课题。众多涉及中法建交的著作都写到了富尔访华，但对于富尔访华期间中方的外交决策过程尚没有完整清楚

2、的记述；对《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1963年11月2日)》的形成也缺乏相关研究。而实际上，这份文件不仅奠定了富尔访华成功的基础，也是法国在中法建交中所承担义务的体现。鉴于法国官方及学者往往故意不提该文件，因此有必要对《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来龙去脉做一番细致考察。　　富尔访华与中法初期会谈　　新中国成立后，中法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外交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调整了对欧战略，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理论，把西欧地位提高到国际反美反修斗争中间接同盟军的地位，并尝试从法国人手在“第二中间地带”打开突破口。对法国而言，戴高乐政府要追求独

3、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力图重振法国的大国地位，恢复法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也日益重视同中国发展关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3年10月，富尔受总统戴高乐委托访华。代写论文　　1963年10月22日，富尔偕夫人抵达北京。23—2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先后同富尔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都肯定了要发展中法关系的愿望，都愿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在台湾问题上中法存在分歧。富尔表示，法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这是“不正常的”。法国在13年前犯的错误，他个人愿意承认，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

4、认这种错误”。“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在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意突然切断关系”。富尔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总结为两条。第一，法国不能承担与台湾主动“断交”的义务。第二，在同中国建交后，法国要在台湾保留一个低级别的代表，比如领事或职员。富尔的这些表态完全遵照了戴高乐的指令。戴高乐要富尔探明，中法关系正常化需要何种条件，尤其是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对于后一问题，戴高乐的指示中明确说，保留同台湾的关系对法国来说是“必要的”、“适宜的”，“即使必要

5、时可以适当降格”。戴高乐并不是不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他意识到了承认中国必然包括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法台“断交”，但又不希望中方对建交提条件。在法方看来，法国并不是处于一个“有求于人”的立场上，“没有任何迫切理由要改变目前两国关系的现状”，目前的中法关系局面对法国“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因此，戴高乐认为，靠着富尔的“雄辩”和法国在谈判中的“有利”立场，可以克服在台湾问题上的困难，从而让中方接受法国的要求。作文/zuowen/　　　　27日，外交部收到富尔报告初稿后当即呈报周恩来。周总理当天指示，请西欧司司长谢黎对此

6、报告提出意见，并请外交部党委讨论一下，28日汇报。虽然富尔承认报告类似于“会谈纪要”，并说明报告是对“双方”观点的概括，中方过目后“同意”该文件，甚至说“本文件确切反映了他们的看法”。但在中方看来，这份报告显然回避了前几次会谈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中法建交前法台是否“断交”，中法建交后法台是否可以保留“外交代表”，等等。不过，富尔报告的积极意义还是很大的，它肯定了法国希望同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意图。据此，外交部认为，“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及开展对法工作考虑，我们如能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下，同法国解

7、决建交问题对我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应适当争取这一途径，尽可能和富尔就有关问题，谈出一些眉目来”。为了照顾法方困难，可以在驱蒋的形式上作出让步，并相应地提出了有步骤建交方案。外交部认为富尔的报告不能“确切反映”中国的观点，但“又不便一点一点地予以纠正”，为了向法方准确、全面地阐明中方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立场和观点，外交部建议把周总理在富尔回京后最后一次接见富尔时的“谈话要点”以书面形式交给富尔，以便他能够据此向戴高乐反映中方的意见。28日，外交部的这些意见在部内经谢黎、副部长曾涌泉和姬鹏飞、部长陈毅传阅后，陈毅批示：“急送总理审批”

8、。论文网　　周总理阅后，要求退外交部办，正稿排印后29日中午12时前送来；指示谢黎起草有步骤建交方案并带到总理办公室，没有时间可不排印；请陈毅、曾涌泉和宦乡于29日中午12点到总理办公室吃午饭并讨论与法方谈判建交方案。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浦寿昌29日晨1时48分将上述指示电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