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值,且大部分样本的t检验并不显著,总体上也呈现一种负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 亨里克森和莫顿(Henriksson and Merton,1981)提出了另一种相似的但更简单的方法。他们假设投资组合的β只取两个值:当市场走好时β取较大值,当市场萎靡时β取较小值。在这个假设下,投资组合的特征线就应如图2所示。因此他们引入一个带有虚拟变量的模型(简称H—M模型)并对1968年至1980年的116家共同基金进行了回归检验。研究发现,尽管其显著性水平没有达到5%的一般要求,但c(虚拟变量的参数)的平均值却是负的(
8、-0.07)。11家共同基金具有显著的c值,而同时8家具有显著的c负值。从总体来看,62%的基金其市场时机选择能力是负的。因此,这些结果对基金经理把握市场时机的能力同样没有提出多少有力的证据。 当上述这些基金业绩评价方法被广泛应用时,这些方法却受到了罗尔(Roll,1978)和格林布特等人(Grinblatt,Mark and Titman,1989)的批评。他们批评最为激烈的是在选择基准组合的问题和CAPM的有效性这两个方面。他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