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建构_梁林歆

《《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建构_梁林歆》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建构CulturalImageConstructioninLiYao'sAnnotationsofTheRoseCrossing梁林歆 贺荣LIANGLinxin HERong摘要：文章在形象学理论的指导下考察研究《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对原著文化形象的改变，并就译注的文化功能进行相关解读。通过注释形象分析，文章发现译者强化了“被推上断头台的国王”及“丑陋的上流社会人士”两类异域他者形象；重塑出符合目标语文化期待的自我形象，展现出译者“去异域化的文化回归”与“去小说化的史学自觉”；注释所建构的双重文化形象具有文化解释、文化传播、文化拓展三方面功能。文章通过研究译本注释的表现及功能，拓宽了翻译与文化形象的跨界研究，以此进一步反向探索文化形象建构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意义。关键词：《黑玫瑰》；译注；形象学Abstract:Undertheguidanceofthetheoryofimagology,thispaperstudiestheculturalimagechangesandinterpretstheculturalfunctionofLiYao’sannotationsofTheRoseCross-ing.Throughtheanalysisoftheannotatedimages,thispaperfindsthatthetranslatorhasstrengthenedtwoimagesoftheOther,namelyªtheKingGuillotinedºandªtheuglyupperclassº.Theannotationsalsohavereshapedtheself-imageinlinewiththeculturalexpectationofthetargetlanguagecontext,anddemonstratedthetranslator’sªculturalreturnofde-foreignizationºandªhistoricalconsciousnessofde-fictionº.Thedualculturalimagesconstructedbytheannotationhavethreefunctions:culturalexplanation,culturaldissemination,andculturalexpansion.Bystudyingtheexpressionandfunctionofthetranslationannotation,thispaperexpandsthetrans-boundarystudyoftranslationandculturalimage,soastofurtherreverselyexplorethesignificanceoftheconstructionofculturalimagefortheChineseliteratureªgoinggloballyº.Keywords:TeRoseCrossing;Annotation;Imagologicalapproach185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852023/2/15/周三17:28:28

1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ASIAPACIFICINTERDISCIPLINARYTRANSLATIONSTUDIES1.引言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Jose）是澳大利亚著名文学家，其作品大多涉及中澳文化的交流。其所著小说《黑玫瑰》（TeRoseCrossing，1994）融历史、想象和爱情故事于一体，表现了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本文拟运用形象学理论（Imagologie/Imagology），研究《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形象指“群体象征系统”或“群体标记”，它既可能指政治形态上的国家或民族形象，亦可以指一些较小的次属文化群体形象（狄泽林克、方维规2007：153）。《黑玫瑰》中同时展现了以庞普尔、罗斯为代表的西方形象，以及以卢陆、太昭为代表的东方形象。于作者周思而言，前者是“自我形象”的书写，后者是“他者形象”的建构。而翻译打破了这一关系。乔普·莱斯恩（JoepLeerssen）多次强调“观察者的位置”在自我与他者形象研究中的重要性（Leerssen2007），就翻译而言，这位“观察者”首先是译者。译者李尧以“他者”的身份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在“自我”的注视下实现东方文化的现实回归。翻译中的注释是副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Genette1997）。副文本，顾名思义，并非存在于正文内容，而是扮演着一种辅助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外显译者身份从而推动文化形象的构建。通过把形象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我们的意图并非挖掘异域形象的现实性或生命度，而是探讨译者如何自我理解和重塑这些异域文化形象，是“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译者李尧结合目标语语境的期待视野和阅读习惯，对原文添加了45处原创性1注释。主要包括西方宗教神话的阐释，政治、历史、天文学等领域专业名词的解释，自然景观及地名的补充介绍，拉丁语引文的翻译，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的背景介绍，以及中国相关形象的补充说明。这些注释拥有丰富的文化解释、传播及拓展功能。因此，本文将从形象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分析李尧原创性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建构方式及其功能。通过对译注文本的剖析，本文拟从“异域他者形象的显现”和“自我形象的现实回归”两类文化形象着手，以具体事例加以说明并分析其文化功能。2.异域他者形象的显现“他者形象”指在“文学化”与“社会化”的运行中“对他者看法的总和”（巴柔2001a：120）。异域他者形象的显现指译注者对原著中西方形象内涵的提升与强化，使原来的文化形象由模糊变得清晰。莱斯恩指出，形象就是指文学作品或非文学作品中注视者“脑海中建构的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形象并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Leerssen2007）。李尧出于解释尼古拉斯·周思原作中隐含的异域文化因素，在译注中对相关词汇做了显化处理，从而使其文化形象得以显现。186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862023/2/15/周三17:28:31

2《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建构·梁林歆 贺荣2.1被推上断头台的国王在序幕一节中，《黑玫瑰》率先告知了本文故事产生的英格兰历史背景。通过2文中“Monarchyisdead.Longlivetherepublic!”等词句，我们可以自然联想到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I）。此时正值英格兰上下风雨飘摇之际，封建王权与民主政治争执不休。译者对序幕中英格兰内战时期的情形做了显化处理与深入挖掘，通过“反抗”与“拥护”的对立强化了原文中隐略的被推上断头台的国王形象。（1）原文：DeliacherishedLordBrougham’swordsaſterhepassedfromtheirmidst.Inthesummerof1651hesetoffwithdoubtfulhearttocommandaparliamentaryforceandonlyhiscorpsereturned,instate.（Jose1994：8）译文：布鲁姆勋爵去世之后，迪莉娅一直十分珍视这番忠告。1651年夏天，勋爵疑虑重重地去指挥一支国会军的部队，结果马革裹尸，堂而皇之地回到府邸。（李尧1997：8）（2）原文：ToexpelPoppleandhisbroodwoulddefileLordBrougham’smemoryandshehadnointentionofthat.ShewishedonlytoknowhowtheyproposedtohonourthecharityLordBroughamhadboundlesslybestowed.LadyBroughamfanciedthattheboyHenrymightjointhearmy,notperhapsthewrongfootingparliamentarians,buttheoldroyalistremnant.（Jose1994：9）译文：驱逐庞普尔和他的妻子儿女自然会玷污已故勋爵的名声，所以她并不打算这样做。她只想知道他们打算如何报道恩重如山的布鲁姆勋爵。布鲁姆夫人认为，男孩子亨利可以参军。不是已经方寸大乱的国会军的部队，而是保王党的残余部队。（李尧1997：8）在句（1）中，译者对“国会军”的注释为“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反抗查理一世的议会党人的部队”。译者对句（2）中的“保王党”一词做出如下注释：“此处指拥护英王查理一世的保王党成员。”名称与称谓一直被认为是最简单直接的人物刻画手段之一（Chatman1980；Rimmon-Kenan2002）。在原文中，作者仅仅以国王被推上断头台的情节为引子，自始至终不曾点出查理一世的姓名，仅以theking（国王）相称。而李尧在译注中不仅直接点明其身份，同时为读者勾勒出了英国内战时期国会军与保王党对立双方的大致轮廓。这样不仅能够使对这段历史不甚了解的中187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872023/2/15/周三17:28:32

3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ASIAPACIFICINTERDISCIPLINARYTRANSLATIONSTUDIES国读者更加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同样强化了被推上断头台的国王的形象，进一步说明英国此时处于风云变革之局，增强了文章的历史感与文化张力，为后文庞普尔、罗斯等人的海外之旅提供了更为浓厚的社会背景。2.2丑陋的上流社会人士《黑玫瑰》部分内容反映了西方近代社会的精神苦闷、道德沦丧以及面临的精神危机，揭露了贵族上流阶层的堕落与丑恶。庞普尔的妻子迪莉娅，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抛头露面独自寻找皇家学会主席阿斯利·内维尔。为了使自己的丈夫能在“雪松号”上谋得一席之地，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从而利用这一份薪水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文中提到过的两个时间点，译者在做注释时，均挖掘并强调了其“忏悔”内涵，流露出批判西方近代上流社会的灵魂空虚与道德沦丧之意。（3）原文：YourhusbandshallbeourambassadoronthevoyageoftheCedar—tosailfromHull,Ibelieve.Heshallhavethepostofship’sdoctor.You,madam,shallbesalariedonhisbehalf.ShesailsbeforeLent.(Jose1994：29)译文：你的丈夫将成为“雪松号”的全权代表。我想，是从哈尔港出发。他的职位是船上的医生。你嘛，夫人，可以来领他的薪水。“雪松号”在大斋节前启航。（李尧1997：28）（4）原文：HeledRosamundandherhorsetowardsthehousethatwithsunsetpaneswassettlingintodarkness.ComeAshWednesdayhewouldbealone,aboardtheship,committedtohiswork.Hewouldbeuprightandnoble,sorrowing,steadfast.(Jose1994：32)译文：他领着罗莎蒙德和她的马向那幢房子走去，玻璃窗映射着落日的余晖，霞光正融入暮色。四旬节的第一天，他便独自在船上干活了。他将显得那么正直、高尚、坚定，当然心中会充满凄苦。（李尧1997：31）莱斯恩明确指出，特定形象固定特征的形成是他性和自我身份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自我形象总是以观察者所处的位置为参照点（Leerssen2007：29）。句（3）中，内维尔在面对迪莉娅诱惑的回应中提到了“大斋节”。译者在解释“大斋节”时说道：“指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及忏悔，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禁食”。此外，译者对句（4）中“四旬节的第一天”注释为“罗马天主教在这一天向忏悔者头上撒灰”。Lent与AshWednesday均为基督188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882023/2/15/周三17:28:32

4《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建构·梁林歆 贺荣教用语，在原文中或仅起着在特定历史时期标记时间的功能。而译者在注释中还原了其“忏悔”之意，暗示读者基督教对西方人扭曲心灵的理疗功能。这不仅能帮助读者了解基督教文化的相关信息，了解异域宗教思想与现实语境的对话关系，更与文中皇家学会主席内维尔等人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对比，突出了基督教之“忏悔”对西方精神境界应有的提升作用，为陷入各种欲望困惑中的西方人指点迷津，从而获得精神世界的救赎。3.自我形象的现实回归形象并非客观固有的，而是根据“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巴柔2001b：157）。自我形象的现实回归指译注者对原著中国形象本质的挖掘与求索，使异域化与小说化的文化形象重新搭建起其中国现实语境下的程式。文中所设中国时代背景为明末清初之际，并展现了该时期的特定文化形象。译者不仅对上文中的异域文化形象做了详细的注释，同时也对这些囊括于目标语群体文化视野的内容给予了充分的关注。3.1去异域化的文化回归（5）原文:TheportofZaytonwassluggish,itsgreatnesssiltedupbycenturies.Fishingboats,coastaltransports,traderstoManilaandFormosa,occasionalprivateerswereitsregulars,andthecraftoftheunofficialnavyofKoxinga,movinginglimpsesupanddownthecoast.Longoceangoingvoyagestoeastandsouthhadceasedbyimperialcommand,andthemightyvesselswerenolongerbuiltintheshipyards.(Jose1994:60)译文：泉州港一片萧条，悠长的岁月阻塞了它的繁华。平常，海港里只有几条渔船，沿海岸航行的帆船，到马尼拉和福摩萨的商船，偶尔也有几条私掠船。远处，非官方的海军船舰在海面游弋。帝国政府明令禁止向东方和南方远航。船厂里再没有正在建造的大型船只。（李尧1997：58）（6）原文：Aſtersunrisetheabbot,inarobeofbrocade,cameonboardwithatrainofyoungmonksandquiveringgirldancerstodriveghostsanddemonsfromthecraſt.BannersandpolestoppedbycarvedwoodenhandsandwoodenorbswereparadedroundthedesktopreparethewayforMatzutheseafaring189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892023/2/15/周三17:28:32

5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ASIAPACIFICINTERDISCIPLINARYTRANSLATIONSTUDIESgodandthelessergodsoftheFarseeingEyeandtheAll-hearingEarwhokeepvoyagersinmindofhome.(Jose1994：83-84)译文：太阳升起之后，一位方丈身披锦缎袈裟，登上甲板，身后跟着一群年轻的和尚和啰哩啰唆的女孩儿。他们准备跳舞，从船上驱除妖魔鬼怪。仪仗队高举着顶端镶着木头雕刻的手掌和眼珠的旗帜和竹竿在甲板上转了一圈儿，为妈祖和保佑航海者不忘故土的“顺风耳”“千里眼”开路。（李尧1997：78）如句（5）所示，译者在译文中将Formosa直接音译为“福摩萨”。“福摩萨”乃葡萄牙殖民者于16世纪对中国台湾省的命名，若译者保持音译没有对此进行注释，中国读者便会将此中国固有领土与上文中的菲律宾城市马尼拉（Manila）等量齐观，从而产生文化误读、身份误读等问题。而台湾是中国国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有责任和使命在该问题上表明态度及立场，避免歧义。因此译者在保持原文语境风格的同时，又通过注释的手段满足了政治使命上的文化回归，实现了“双赢”。同样，在句（6）中，原作者虽对“妈祖”这一形象做了适当补偿，称其为theseafaringgod，但根据柯林斯词典，Seafaringmeansworkingasasailorortravellingregularlyonthesea.（seafaring一词指作为水手工作或定期在海上出行。）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妈祖形象有所出入。故译者在注释中补充说道：“妈祖：我国台湾和福建沿海渔民供奉的神，每逢出海远航即拜祭妈祖，祈求平安。”在此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周思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将中国形象进行异化或简略，以适应西方文化群体的认知范畴。对于这些异域化的中国形象，李尧保持充分的译者自觉意识，在忠实于原文的同时，对这些形象进行注释性的补偿。无论是李尧揭开殖民主义时期“福摩萨”的惨痛历史，坚定认为台湾是中国固有之领土，还是其充分肯定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神信仰，对“妈祖”的重新“归化”（Domestication），都表现出李尧对中国形象强烈的文化回归意识。3.2去小说化的史学自觉TeRoseCrossing作为一部小说而非史书，虽基于真实的历史背景展开叙事，但必然含有作者的二次主观创造，将历史事件“小说化”。而《黑玫瑰》在部分译文中，刻意贴近了原本的历史形象与框架，暗含了“去小说化”的翻译倾向，显示出了回归史学正统的译者自觉。（7）原文：AsnewsfollowedofoldemperorWanLi’srankinggrandsons,190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902023/2/15/周三17:28:33

6《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建构·梁林歆 贺荣collateralsofChongzhen,claimingthemandatetorule,withsupportofvaliantgeneralsandloyalscholars,enthronedonebyoneandexterminatedoneaſteranotherbytheinvaders,LouLugrieved.■ePrinceofFuwasexecuted,thePrinceofGuisentontheroad.YetLouLukepthiscounsel.Hehidandprotectedtheorphanprince,concealinghisambitionsfortheyouth.(Jose1994：67)译文：之后，老皇帝万历的嫡孙——崇祯皇帝的旁系亲属——在忠于大明朝的文臣武将的支持下一个一个地登基加冕，称帝为王，又一个一个地被清朝统治者消灭。听到这些消息，卢陆黯然神伤。福王被杀，桂王逃亡，只有卢陆维持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小朝廷”。他隐藏并且保护失去双亲的太昭，为这个少年人包裹着宏大的志愿。（李尧1997：64）在世界诸民族中，中华民族可能是最具历史感的民族（刘成纪2010：48）。《黑玫瑰》的叙事模式为历史架空叙事。所谓历史架空叙事，是指“对历史撰述加以虚拟改变”，使情节在作者的指引下“戏剧性地虚拟演进”（许道军、张永禄2011：77）。原文中“福王”与“桂王”是创设于已有的历史记载之上，但此时的“福王”与“桂王”仅仅只是大明王朝拥有皇位继承权两个代名词，并不指涉史书中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并不以复刻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为目的。对于原文读者而言，“福王”与“桂王”的存在并没有历史价值。而李尧并不仅仅将福王与桂王视作小说人物，而是保持中国自古以来的史学自觉。在句（7）中，李尧为“福王”注释道：“明神宗万历的嫡孙朱由崧，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即帝位，是崇祯政权覆灭后，明皇室在南方建立的第一个南明政权。1645年5月，清兵破南京，福王被俘，后被杀于北京。”同时译者对句中“桂王”做出如下注释：“明神宗万历嫡孙朱由榔，1646年10月监国于肇庆，未几称帝，1662年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李尧适当补充说明了福王与桂王在史书上的政治及生平经历，不仅增加了《黑玫瑰》一文的历史厚度，更重要的是，充分反映出其文化身份所融会的历史惯性与史学自觉。这种“去小说化的史学自觉”能够帮助抽象的文化形象重新找到根植于现实的真实性。《具身心智》（TeEmbodiedMind）一书中提到，“认知依赖于身体所具有的诸感知运动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经验”（Varela,Rosch&■ompson1991：172）。这种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能带给目标语读者沉浸式的体验，增强读者对小说本身的认同感，削弱其对于跨文化书写的距离感与陌生感。同时这样的翻译操作也能够在跨文化传播中推进译文与读者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原作的译介。191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912023/2/15/周三17:28:33

7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ASIAPACIFICINTERDISCIPLINARYTRANSLATIONSTUDIES4.译注在文化形象建构中的功能无论是对于目标语语境而言较为陌生的异域他者形象，还是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形象，《黑玫瑰》中的原创性译注对这些多维文化形象均做出了解释补充，展现出了译注的多重文化功能。4.1译注的文化解释功能李尧非常注重读者意识，始终以目标语语境的文化接受能力与心理预期为落脚点，估量其可能欠缺的知识背景与文化视野，强化其语境的张力。除却上文的例句，《黑玫瑰》中能够体现文化解释功能的译注如下：（8）原文：“Whatdoyouwantforit?”askedEdward.“Onthisday?Ahalf-sovereigntoseemethrough.”(Jose1994：3)译文：“你要多少钱？”爱德华·庞普尔问。“今儿个？半金镑就打发我了。”（李尧1997：3）金镑（sovereign）：英国口语中的说法，等于20先令。（9）原文：ThematchwasarrangedbyDelia’sbrotherwhenPopplewasayouthofpromiseattheInnsofCourt,andEdward,atanyrate,consideredhimselfluckytohaveapretty,smilingbridewhosefaircomplexioncomplementedherwell-informedmind.(Jose1994：7)译文：这桩婚事是迪莉娅的哥哥一手安排的。那时候，爱德华是法律协会一位前程远大的青年。而爱德华不管怎么样，都觉得能娶这样一个美丽的、面带微笑的姑娘为妻是一桩幸事。她天生丽质，博闻强记，无可挑剔。（李尧1997：7）法律协会（theInnsofCourt）：英国伦敦具有授予律师资格权的四个学术团体，即InnerTemple，MiddleTemple，Lincoln’Inn和Cray’sInn。（10）原文：■estudylimbs—partleg,partfin—biggerthanadunce’scap,werebrewedwithplatesfromtheunderbellyofthecarapacetomakearichsoupthatLouLudrankwithrelish,itssurfacefloatingwiththeleaves,likeminiaturewaterlilies,andorangetrumpetflowersofnasturtium.(Jose1994：247)译文：短粗的四肢——半腿半稽——比“笨蛋高帽”大一点儿，和192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922023/2/15/周三17:28:33

8《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建构·梁林歆 贺荣下腹部、甲壳一起熬成十分鲜美的汤，卢陆喝得津津有味。汤上漂着很小的睡莲的叶子，旱金莲桔黄色的喇叭花。（李尧1997：229）笨蛋高帽（duncecap）：旧时学校作为惩罚，给成绩差的学生戴的一种圆锥形纸帽。译者的注释需要译者对原文中隐含的文化背景具有敏锐的识别和挖掘能力，特别是针对中国读者在西方文化上的薄弱环节加以必要的补充。句（8）中的“金镑”，句（9）中的“法律协会”，句（10）中的“笨蛋高帽”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读者而言无疑是陌生的。这些陌生化的异域形象若直接照搬至汉语译文，则会影响文本的可接受性，而在正文对这些概念作出补偿又会损害行文的通畅简练。通过适当添加注释，可以更为有效地解释原文中的文化形象，避免对原文的曲解，增强译本的可理解性，保留异域的文化信息，发挥其在翻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解释效力。4.2译注的文化传播功能形象学强调形象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构念”（aculturalconstruct）的本质特征，形象不是本质主义下的固定民族、群体特征，而是在社会选择和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性和身份（Leerssen2007：24）。李尧并未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形象，全盘认同西方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异化，而是在保持原文忠实度的基础上，通过注释对异质文化形象进行适度的筛选、调整与批判。译注对异域他者形象的显现，以及对自我形象的现实回归增强了《黑玫瑰》汉译本的接受度，扩大了其读者群，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尼古拉斯·周思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具体例子如下：（11）原文：■eywereonDrake’routetotheHesperianIsles,heboasted.(Jose1994：51)译文：他夸口说，他们走的是德雷克开辟的航线，通往西方极乐群岛。（李尧1997：49）西方极乐群岛（HesperianIsles）：希腊神话中金苹果园所在地，亦作IslesoftheBlest。（12）原文：LouLuwasthenavigator.Hesquintedintotheastrolabe.■esunandthestarswereindifferentplaces.(Jose1994：95)译文：卢陆成了领航员。他闭着一只眼睛看星盘，太阳和星星都变换了位置。（李尧1997：87）193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932023/2/15/周三17:28:33

9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ASIAPACIFICINTERDISCIPLINARYTRANSLATIONSTUDIES星盘（astrolabe)：旧时天文学者用以测定天体位置的仪器。（13）原文：“IdirectedtherudderasIthrewthediviningsticks,”commentedtheeunuchdrily.(Jose1994：141)译文：“我是靠占卜杖确定航向的，”老太监冷冷地说。（李尧1997：130）占卜杖（diviningstick)：古代以迷信的方法探矿的一种木叉，据说寻得矿脉、水源等，木叉即自动弯曲。在句（11）中，若没有对“西方极乐群岛”的注释，中国读者可能会将其理解为佛教中的“极乐世界”，从而对希腊神话形象产生偏离与误解。句（12）中“星盘”的注释有助于在目标语语境传播西方天文学知识。句（13）中的注释有利于读者理解所谓的“占卜杖”与“确定航向”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传播阐释语境的文化常识。翻译在当今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从传统的引进外来文化和文学为主变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学为主”（Sun&Wang2008：83）。译注的此番文化传播功能能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助力。4.3译注的文化拓展功能莱斯恩在《形象学：历史和方法》一文中指出形象研究重视的是“跨越国家和民族的各种关系”，而并非关注“单纯的民族身份问题”（Leerssen2007：29）。李尧对西方文学及其形象具有强烈的开放包容意识，十分重视其中的文化精华。译本对原文中出现的西方文学巨匠均以注释评之。如下：（14）原文：…withdrawsmeansthetidegoingdown;themindislessnow,butwillreturn,anditisnowthatonecanseetherock-pools.WilliamEmpsonSomeVersionsofPastoral(1953)(Jose1994：126)译文：思想的流动犹如潮水涨落，只有落潮之时才看得见潮水潭的礁石。威廉·燕卜荪《田园牧歌》（1935）（李尧1997：117）194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942023/2/15/周三17:28:33

10《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建构·梁林歆 贺荣（15）原文：…thewiseChineseinthefertilewombeOfEarthdothamorepreciousclayentombe…AndrewMarvel,AnElegyupontheDeathofMyLordFrancisVilliers(1648)(Jose1994：144)译文：……在大地母亲的怀抱，聪明的中国人用肥沃的泥土营造更加辉煌的坟墓……安德鲁·马韦尔《献给弗朗西斯·维利尔斯的哀歌》（1648）（李尧1997：133）（16）原文：Thelawsofthevegetablekingdomarethemselvesgovernedbyotherlawsincreasinglyexalted.MarcelProust,SodomandGomorrahⅠ(1921)(Jose1994：163)译文：植物王国的法则是它们被别的、不断完善自己的法规所制约。普鲁斯特《所多玛和蛾摩拉》（李尧1997：152）在原文第三部分“无名之地”（Placeuncertain）6、7、8小节开头，作者分别引用了燕卜荪、马韦尔、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内容为自己本节故事的展开奠定感情基调并暗示情节走向。作者引用这些文学作品的目的仅仅是辅助其自身的小说创造，而译者并不局限于此。注释补充了所引西方文学名匠的生平、流派、风格等内容，拓宽了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的认识，从而使《黑玫瑰》的内涵得以超出TeRose195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952023/2/15/周三17:28:33

11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ASIAPACIFICINTERDISCIPLINARYTRANSLATIONSTUDIESCrossing一书本身的文化价值，再生出属于译者自己的文化拓展功能。在例（14）中，译者为“燕卜荪”注释道：“燕卜荪（WilliamEmpson，1904—1984）：英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1937，1947—1952）和昆明西南联大（1939），当过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编辑，诗作有《诗歌》，论著有《晦涩的七种类型》等”。译者突出燕卜荪与中国、中文的联系对文章本身的理解并无过多贡献，但却强化了《黑玫瑰》一文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厚重感与精神价值，并且能为中文读者拓展“燕卜荪”的文化身份。在例（15）中，译者为“安德鲁·马韦尔”注释道：“安德鲁·马韦尔（AndrewMarvell，1621—1678）：英国玄学派诗人，议员（1659—1678），著名诗篇有《致羞涩的情人》《花园》和长篇讽刺诗《对画家的最后指示》等”。译者将安德鲁的政治与文学两重身份一并提出，暗示其作品对现实的批评讽刺功能，不仅助推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作者引述安德鲁文学作品的原因，同时进一步凸显了安德鲁自身的身份价值。在例（16）中，译者为“普鲁斯特”注释道：“普鲁斯特（Marcel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其创作强调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以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7卷）而闻名世界”。不同于例（14）与（15），李尧在说明作者相关背景后还对所引内容《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文进行了说明：“《所多玛和蛾摩拉》（SodomandGomorrah）：普鲁斯特所著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之一卷。所多玛和蛾摩拉均为因居民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的古城，见《圣经·旧约》的《创世记》”。李尧所言，不仅勾连起“植物王国”与“生活的真实”“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联系，通过强化“所多玛”与“蛾摩拉”在《圣经》中的精神痛点，译者所搭建的是由古至今、借物喻人的心理世界，从而拓宽出依附于译文的独特空间。李尧以批判性眼光审视译注所建构的文化形象，强调其复杂性与多元性，既有对上流社会人士的批判，也有对出海冒险航向的肯定。译注不仅使译者承担起传播西方文学和文化形象的责任，而且塑造了译者“创造者”的形象。译本注释中文化形象的建构过程同样也是新时代文学翻译“创造者”形象的建构过程。形象学关注“他者形象在不同文化相互接触时所发挥的功能和做出的贡献”（巴柔2001a：140-148），而翻译研究同样重视“功能导向”（Toury1995：13）。3《黑玫瑰》中既有译者直接对译文进行改写的选择，也包含本文所述的为原文增添注释的操作，这两者均是译者“创造者”形象的体现。相较于前者对文章主体内容的悄然删改，后者无疑是一种更为显著与外化的策略，能够使读者直接感受到译者的存在。通过对原文形象的注释，译者得以在保留源语境内容、风格、色彩196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962023/2/15/周三17:28:34

12《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的文化形象建构·梁林歆 贺荣等参数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丰富文章的内涵，从而达到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共舞的愿景。通过外显译者的存在，译文所建构的文化形象得以突破原文的限制，将译者自身的形象一并糅合进去，建构出更为复杂的形象群。5.总结TeRoseCrossing一文涉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交融，展现了东西方文化形象的碰撞与糅合。《黑玫瑰》李尧汉译本注释中既有对西方文化形象的“他者”再造，强化了“被推上断头台的国王”及“丑陋的上流社会人士”两类异域他者形象；也有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自我”重构，呈现出译者“去异域化的文化回归”与“去小说化的史学自觉”。译注不仅仅是依附于原文内容的寄生物，更有其自身的文化解释、文化传播、文化拓展功能。相较于对原文内容的直接改写，注释所发挥的功用远不止迎合目标语语境的心理预期与文化认知。更重要的是，注释能够直接展示译者的主体性角色，向读者传递出积极信号，实现跨时空的文化互动。当下中国文学正面临走向世界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充分发挥注释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功能无疑值得我们思考。注释[1]《黑玫瑰》一书所使用的注释形式均为脚注。[2]译文为：暴君已被处死。共和国万岁！（李尧1997：3）[3]见《“自我形象”的强化与弱化——〈黑玫瑰〉李尧汉译本解读》（贺荣，梁林歆2021）。参考文献[1]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C]//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a：118-152.[2]巴柔.形象[C]//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b：153-184.[3]狄泽林克，方维规.比较文学形象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7（3）：152-167.[4]贺荣，梁林歆.“自我形象”的强化与弱化——《黑玫瑰》李尧汉译本解读[J].外国语言与文化，2021，5（2）：114-123.[5]刘成纪.文化遗产之争与中国史学的观念变革[J].探索与争鸣，2010（9）：48-53.197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972023/2/15/周三17:28:34

13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ASIAPACIFICINTERDISCIPLINARYTRANSLATIONSTUDIES[6]尼古拉斯·周思.黑玫瑰[M].李尧，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7]许道军，张永禄.论网络历史小说的架空叙事[J].当代文坛，2011（1）：77-80.[8]Beller,M.&Leerssen,J.Imagology—TeCulturalConstructionandLiteraryRepresenta-tionofNationalCharacter[M].Amsterdam&NewYork:Rodopi,2007.[9]Chatman,S.StoryandDiscourse:NarrativeStructureinFictionandFilm[M].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10]Genette,G.Paratexts:TresholdsofInterpretation[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11]Jose,N.TeRoseCrossing[M].PenguinBooks,1994.[12]Leerssen,J.Imagology:Historyandmethod[C]//Beller,M.&Leerseen,J．ImagologyÐTeCulturalConstructionandLiteraryRepresentationofNationalCharacter.Amsterdam&NewYork:Rodopi,2007:17-32．[13]Rimmon-Kenan,S.NarrativeFiction[M].London:Routledge,2002.[14]Sun,Yifeng&WangNing.Translation,GlobalizationandLocalizationÐAChinesePer-spective[M].Clevedon,Buffalo&Toronto:MultilingualMattersLtd.,2008.[15]Toury,G.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andBeyond[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1995.[16]Varela,F.J.,Rosch,E.&■ompson,E.TeEmbodiedMind[M].Cambridge:MITPress,1991:172-173.作者简介梁林歆，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贺荣，清华大学外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现代汉语语法。198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1982023/2/15/周三17: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