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音系学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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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音系学的新视野朱晓农香港科技大学【提要】本文介绍相关学科的进展给汉语历史音系学带来的新前景。这些学科包括雅各布森提倡的类型学，拉波夫开倡的社会语言学，奥哈拉提倡的实验音韵学，陆志韦开创的音韵材料的数学处理，以及接触语言学和迪克森提出的聚变裂变理论。本文介绍了把这些方法引入汉语历史音系学之后作出的新发现，如元音大转移及其原因，古上声的发声特征，古无轻唇音的类型学证明，动态语言学的数学模型，等等。【关键词】历史音系学，实验音韵学，类型学，社会语言学，接触语言学，数学方法一、历史语言学的雄心：算引言十九世纪是历史语言学的天下。那个年代最后一批大将中有一位索绪尔，他二十岁上下就构拟了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并假定了一个几十年后在赫梯语中得到证实的“喉音”成分。也就是他，后来改行另创共时语言学，一手将历史语言学窒息了多半个世纪。如今，随著一些相关学科的有力进展，例如实验语音学、类型学、社会语言学和词汇扩散论、接触语言学和裂变-聚变论、数学和统计学等等，对于语言演化的研究逐渐成为兴趣焦点之一。而历史语言学作为其中一部分也重新崛起。因此，本文题目中的“历史音系学的新视野”可以理解为“相关学科的进展引起的历史音系学的开拓”。下文先总体概要介绍一下这些学科对历史语言学的影响和贡献，然后挑几科举几个汉语研究的例子。在介绍之前，有两点要在文章开头突出一下：一是拉波夫的成就，一是奥哈拉的宣言。拉波夫是研究共时语言学的，研究语音的社会变体。表面上看，与历史语言学不但无关，而且对立。但就是拉波夫对共时变异的观察，推翻了语言演变只能在发生后才能观察到的传统观点。这种从变化中的语言着手来探讨语言的变化被认为是“当代语言学中最惊人的单项成就”(Chambers1995:147)。如果说拉波夫的在共时中研究历时是当代语言学中最惊人的单项成就，那么奥哈拉(Ohala1993)的“实验重现历史”(凡是历史上发生的音变，都要在实验室里重现)的宣言便是历来语言学中最激动人心的目标。这是一个崇高的学术理想，他不是梦想。其实，就是梦想，也没关系；不但没关系，还应该有梦想。人类总是先有嫦娥奔月的美梦，才有阿波罗登月之壮举。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奔月梦到登月舱之间建立一条通道，把这条漫长的道路化成一个一个具体的、可分解的、可操作的、可改进的技术性步骤。二、新方法概说本节的小题是“新方法概说”，而不是“新视野概说”，原因就在于“科学就是科学方法”(邦迪)。方法、工具的改进往往带来本体论、认识论的根本改观，也带来材料和对象的拓展。也就是说，新视野是新方法带来的。例如，自从伽里略发明了望远镜，天文学的视野彻底改观，原来黑蒙蒙一团混沌的夜空，现在全是材料和对象了。历史音系学已经从目治时代，经过口耳时代，经过机械、电子时代，到达了数码时代。目治时代是指用眼睛看古书的研究方式。口耳时代是指手工操*本项研究得到香港科技大学研究拨款(DAG05/06.HSS03)资助。初稿以“历史语言学的进展和汉语历史音系学”为题在“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国际学术报告会(2006年6月16-18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上报告。作记录活语言的宏观粗放时代。机械电子时代是指开始使用仪器设备来辅助人力。到了现在数码时代，高保真数码录音机和计算机语音软件则把历史音系学家武装到了耳目。

1有关老方法的回顾请看朱晓农(1988，2006a)o下面谈几种近年来逐渐引进历史音系学的一般性方法：雅各布森提倡的类型学，拉波夫开倡的社会语言学，奥哈拉提倡的实验音韵学，陆志韦开创的音韵材料的统计处理，以及迪克森提出的聚变裂变理论和接触语言学。类型学对历史构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在理论上确立类型学在这方面作用的是雅各布森(1958),而在实践上作出突破的是Gamkrelidze&Ivanov(1973/1995).印欧语的构拟峰在十九世纪后期就已大体完成，以后只有一些局部改进，如索绪尔关于两个喉音的构拟。Gamkrelidze&Ivanov利用Amenian语的材料提出"喉化理论"，用喷音(ejective)取代浊送气音，全面修正格林定律，使得历史语言学取得一个突破性进展。近年来我们关于群母音变的研究(朱晓农2003),重纽四等的构拟(朱晓农2004a),都以类型学为出发点之一.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如Labov1994；Labovetal1972)推翻了语言演变只能在发生后才能观察到的传统观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改变，因为在变异派社会语言学variationistsociolinguistics之前，流行的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如霍克特(Hockett1958:444-5)有个著名的说法：语言演变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只能事后才能察觉。或如马丁内(Martinet1952:5)所说:“语音律的实施是盲目的。”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1933:385)坦承：“导致音变的原因我们毫无所知。”怎么变不知道，为什么变就更不知道了。只有等到语言变化后，记录下变化的结果，把他跟以前的记录相比较，才能看出语言已经变化了。Labov开创的变异派社会语言学，加上王士元的词汇扩散论，使得我们能在现实活语言中来研究语言变化和变化中的语言languagechangeandlanguageinchange,并把这研究结果推广到历史语言学中，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并解释语言的历史变化。这样一种使用“共时方法”研究语言变化，被认为时我们认识语言变化的机制和动因有巨大影响(Bailey2003:312),他回答了或正在回答布龙菲尔德、霍克特、马丁内认为不可能的问题。事实上，Chambers(1995:147)认为拉波夫研究变化中的语言可能是“当代语言学中最惊人的单项成就”。探讨历史上的语言变化，最好的切入点不是去格致尘封的古籍，而是直接观察变化中的语言。后文“数学方法”一节中介绍的“动态语言学”就是从社会语言学和词汇扩散论中发展出来的。如果说拉波夫的在共时中研究历时是当代语言学中最惊人的单项成就，那么奥哈拉的“实验重现历史”(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音变，都要他在实验室里重现)的宣言便是历来语言学中最激动人心的目标。这是一个崇高的学术理想，他不是梦想、不是空想，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研究，开始在奔月梦到登月舱之间建立一条通道，并把这条漫长的道路化成一个一个具体的、可分解的、可操作的、可改进的技术性步骤。具体的例子可参看朱晓农关于亲密与高调(2004),群母演变(2003),重纽四等构拟(2004a),元音链移(2005),古上声的性质(2005a)等研究。以上几个研究方向都离不开一个统计概念。这涉及到一个本体论问题，科学界一个世纪来经历了从决定论到非决定论(统计概念)的过渡。语言学中，不但在共时研究中需要统计学，历时研究也需要，尤其在处理大数量的历史音韵材料时要是离开了统计，那么结果就是，要么不作什么结论，要么结论言不及义。要说汉语音韵学跟其它语言的音韵学相比有什么特点，那么具备大数量的不表音的音韵材料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因此，如何处理这些当年并非为音韵学准备的现在的音韵学材料便是音韵学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任务。这项工作最早六十年前山陆志韦开创，近年来已有扎实进步，具体可参看朱晓农(1989),麦耘(1999)等。后文将介绍两个如何在共时动态研究(沈钟伟)和历史材料处理中(朱晓农)使用数学方法的例子。近年来出现了一个“聚变-裂变”(equilibrium-punctuation)语言演变模型，那是我的一位老师鲍伯・迪克森BobDixon提出的。鲍伯是当代头号描写语言学家，数•数二的类型学家，我曾跟他学习调查太平洋岛上的一个施格语(朱晓农2003a)。他还是一等一的历史语言学高手。1997年他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语言兴衰论》TheRiseandFallofLanguages、提出I了一种新的“间或打断的稳态聚合演变模型”。这个新理论融合了两种停统的语言演变理论：反映裂变的^系树模式(thefamilytreemodel)和反映聚变的波浪理论(thewavetheory),充份考I点到^言在谩去十寓•年的演变过程中的种种可能，言演燮、以及^言居亚系的研究展^了新的一直。迪克森优“语言宇观”的角度出赞，^述了澳洲、非洲、南美洲等地的土著^言如何在漫晨的聚变期中演化卷^言显域（linguisticarea）,之彼又怎么裂变卷不同的^言。“聚变”、“裂变”交替进行，情成一幅更为丰富、也更为真实的言吾言演变圈景。详见后文。具体讨论起来，音韵学中的方法论还有不少盲点，如证据的权重问题，构拟的兼容性问题，是“摆材料、讲逻辑”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等等。这些问题以前没有注意过，但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详细讨论另外为文。下面分科介绍实验语音学、类型学、数学方法应用于历史音系学，以及迪克森的“聚变裂变”语言演变模型。

2三、实验语音学取向3.1.概说实验语音学在历史音系学中的作用不言而喻，这一方面是由于语音学取得了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则归功于奥哈拉多年来不懈的身体力行。历史音系学以认识语音演变—其机制和模式—为主要H标。研究语音演变有两个侧重点：一是注重内部音变.一是注重外部音变。外部音变是指由语言接触引起的音变。内部音变的原因有很多，现在能辨认出来的比较大的原因有三种：一种是比较抽象的“目的论”原理，如省力原理、区别原理、山结构压力造成的填空档等。第二种是本语言社团内部的社会文化驱动因素。第三种是服从生理，物理和/或听感的普遍因素引起的普遍音变现像，这是目前“实验历史音系学”所赋予最大关注的。这种普遍音变现像就会：（1）在历史上重复发生；（2）在其它语言中重复出现；（3）在语言习得中重现；（4）在失语症中镜像商现；（5）在实验室中堇现。因此，实验历史音系学就有条构拟原则：所构拟的古音演变要经得起上述五个“重现”的检验。这也符合前辈音韵学家开创这门“口耳之学”的初衷。可以说，这五个重现是把口耳之学具体化、科学化了。利用实验语音学来探讨历史音韵问题，不但能解决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提出以前没法提出，甚至没法想到的问题，例如小称调的来源、形成、发展的问题，不是传统音韵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在传统的音韵训诂典籍中没见过有关小称调的记载。又如汉语上〜中古过渡期的首次元音大转移（朱晓农2005）、和早期上声的语音性质的问题（朱晓农2005a）,如果没有实验语音学,这些问题不要说无法研究，连提都无法提出来。3.2.元音大转移的原因音变的过程、尤其是原因，一直是历史语言学的中心论题。但直到实验语音学介入之前，我们只能很笼统地用些大原则来解释。本项实验音系学的研究（朱晓农2004c）以实验语音学、类型学等为工具来探讨音变的具体过程和特定原因：发现了“汉语元音大转移”，并提出“舌位复初论“加以解释。汉语历史上首次长元音推链式高化大转移发生的时间上限在西晋以后，下限在在北朝前期。链移涉及歌鱼侯幽四部，鱼侯依次高化，逼迫幽部裂化出位：ai>a=>a>o=>o>u=>u>长元音高化出位aiao/io/iu/iuOU汉魏晋（上古韵部）歌鱼侯幽北朝初（中古韵目）歌模/虞/鱼侯/尤豪图1.首次元音大转移首次元音大转移的启动很可能是从单元音的低端*a开始的，一方面推动连串单元音o,u高化，另一方面拉复元音*ai来填补空位。长而低的元音a容易高化的原因在于它难以长时间维持大张口、低压舌状态。当a拖长到一定时候,说者会出于“时间错配”，在最后阶段调音器官会自然地回复或滑向最自然、最无标记的混元音这一初始状态。"时间错配''指发音器官在协同发音的时间上没配合好。按说应该发声先停止，然后调音器官回复初始态。但如果发声还没完全停止之前，调音器官先恢复初始态，那么就会产生一个a或af滑音的过渡状态。按照“回复发音初始态''假设，首次元音大转移是由鱼部*a开始的，由于a向初始态滑动而不经意间开始了高化af,并推动。高化。与此同时，由于留下一个纯a位置，吸引歌部*ai来填补—因而这是推链和拉链交叉进行的链移。当然一开始这只是个人的、随机的、口语中的变异，通常会被社会规范纠正，或者被听者自动回归译码为a,所以一般不会发生音变。但是在两种情况下有可能导致音变。一是完全的随机选择。另一是在人口流动、混杂的情况下，非本语言社团的听者不会自动回归解碣为说者心目中的语言目标a,当他们学说时，有可能真的说成提高了点的af。这个“爱初论”解释能力很强，不但能解释汉语，也能解释在其他很多语言(如日尔曼语支包括英语、汉藏系的白语)中发生的元音高化链移；不但能解释通语，还能解释发生在各方言(例如吴语、客家话)中的链移；不但能解释汉语首次链移，也能解释以后的几次链移；不但能解释高化链移，还能解释其他音变现象如“

3高元音后显复化”；更重要的是他能解释为什么链式高化的总是长元音而不是短元音。总之，元音高化链移是一种普遍现象，他在各种语言的各个时期，甚至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时期不断地重现，因此，需要也必须要有一个普遍的理论去解释他。3.1.亲密与高调有关小称变调变韵问题有过很多研究，描写的各种规则、类型相当繁复。直到有一次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听到四五篇文章^小穗燮调，我本来封小耦冏题没留心谩,看到有那麽多人^注，就跟著想了想。常天晚餐畤，突然想到动物行为学中不但跨^言、甚至跨物槿的一条原理，"高频声调表示体型小”，一下豁然^朗。从这条原理可以派生出“下婚、弱势、屈优、辗威骨、言寸好、想要封方善待”等含莪。舆此相反，低调首先舆“大(I司兄赞磬者”相^，其次是“统领、侵犯性、有威耆”等派生含羲。汉语各方言中形形色色的小称调以及众多看似互不相关的高调现象，如“女阈音”、台湾“美眉”、“好好见的”燮^等等，都可以此来作统一的解释。汉语各方言，包括吴^粤客赣徽官行粤北土言否等等中都存在小^都可以用高调亲密论来解释。小耦，调来源于儿语。小耦，调优樊生上1ft先有昵耦功能，再有表小功能；优演化上看昵耦功能先磨损,醇致小耦退化。所以“小耦”diminutive叫“昵耦"affective.小稠^有多槿形式(高昇、高平、超高喉塞尾、嘎裂磬、甚至假磬)和不同功用(优貌密到整蔑)。这些樊磬熊各昊的多槿小耦,凋形式是褐立彝生的，不代表赞展隋段，不谩崖生的原因和所起的作用都是卷了突^或强化高ara。兄化小称和高^化小耦是^立羟物，但闲者羟生的理掳都是出於由t舞爱嬖兄所滥生的骄想。儿化取词汇义，而高调化则利用了高调与婴儿语音之间的天然象征关系。婴儿的语音则能引起人们对弱小对象的怜爱和亲近•女性的声音也属于高调，通常也给人弱小和怜爱的感觉。不仅在汉语中，在所有的人类语言中，小称都与亲密、儿语相关。Jurafsky(1996)建立过一个小称模型。在各种语言中，小称均起源于与儿童相关的词语，并且高调与亲密相关。在生物学上,任何物种都有爱护保护幼儿的天性，北方话中的儿化现象中的“儿”直接取自“儿”的词汇意义，儿化韵表示“小”“可爱”也还是与儿童有关。因此，无论是儿化还是高调亲密理论可以得到更为基础的生物行为学的支持。与此相反的是低沉的嗓音，它给人的感觉则是雄浑厚重，象征的是力量。听感实验表明，嗓音低沉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更有自信心，更有统领感(Carleton&Ohala1980)0Morton(1977)发现，不管哺乳动物还是鸟类，在它们打架争斗时，往往有自信的强的一方发出的叫声，吼声都是低沉的，而弱的一方往往声音尖细，也就是频率高但音强小。因为个头大的声带一般也长而厚，嗓音也就比较低沉。因此，打架前低沉的叫声是为了显示自己个头大，哪怕是虚张声势。与此相反，声调尖细就表示个头小，没威胁性。Ewer(1968)认为这是模仿婴儿尖细的哭叫声。奥哈拉(Ohala1983)认为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则可以解释尖细嗓音是个摆脱受攻击的好办法，因为在一般的社会中都有避免伤害婴儿的禁忌。在某些方言中，小称也有轻蔑、鄙弃、调侃、揶揄、藐视、嘲笑的意味，如粤语广州话、信宜话、容县话，吴语温州话、宁波话，徽语屯溪话、夥县话。小称同时具有亲密和轻蔑的含义在世界上其它有小称的语言中也可发现，例如Wierzbicka(1984)认为波兰语中从“小/儿”发展出来的隐喻是构成小称的亲密和轻蔑两种含义的基础。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实际上是高调的“本义”——细小、臣服、讨好、亲近——中发展出来的，跟叫人“儿子、孙子、小鬼、小家伙”等一个道理，用在后辈亲近者身上是亲呢，用在朋友身上是揶揄玩笑，用出了范围则轻蔑嘲弄小看他人了。除了各类小称调，高调亲密论还成功地解释了一些原来很难解释的现象。例如，北京话中的“好

4好儿”为什么不遵守通常的上声连读变调的规则，而变成了“低高型”；为什么称小孩儿"宝宝"也不是通常的上声连读，也是低高型；为什么台湾国语中把原来属于去声的“妹妹”说成低高型的“美眉"；为什么香港女性的中英文名字爱带i音：为什么北京女孩儿说“女国音”：为什么汉语中指称亲属的称呼大都是上声；为什么有时候陈述语气却用疑问句的语调；甚至为什么男人谈恋爱的时候声音变得尖细起来，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高调亲密论得到统一的解释。3.1.早期上声带假声朱晓农在“汉语上古音构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05/12）”上以实验语音学的知识来释读古籍中有关声调描写的记载，提出早期上声带假声的观点，并证之以侗语和吴语的声学材料。'‘早期”指的是“四声时代”，大体上从东晋末至初唐两百多年。早期四声调形如《元和韵谱》所描绘的：“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声调是从非声调因素发展而来，这些非声调因素包括四大语音学候选者（时长、音强、音段、发声），十二个具体因素，见图2。耳语声嘎裂声昨声图2.导致“厉而举”上声的可能因素从实验语音学的知识可以一项一项地排除，直到剩下假声和喉塞尾这两个可能造成“厉而举”调形的因素。从田野调查我们发现了两种“厉而举”的调形：高坝侗语的“厉而举”声调是假声引起的陡升高平调，温州话的''厉而举"声调是假声加喉塞尾引起的高急升调，见图3。这两位都是男性发音人，他们“厉而举”的声调都极高，阳调儿达300赫兹，阴调更高达340-360赫兹，这对于女性来说都是很高的。图3.竖轴是赫兹，横轴是毫秒。【左】高坝侗语的五个平调的平均基频曲线，最高的平调带假声。【右】温州带假声和喉塞尾的急升的阴上和阳上，以及另三个作为参照的声调。

5有四项材料都表明早期上声是温州型的：平仄的长短含义(Mair&Mei1991),平仄的“隐形特征”(张洪明1987),王梵志的诗韵格式，梵汉对音(周法高1948)。早期声调的时长格局与顾炎武的推测相仿，“平音最长，上去次之，入则讪然而止”(《音学五书•音论卷中•古人四声一贯》)。四、类型学取向4.1.引言对语音类型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赵元任(1935)在1930年代对汉语中的爆发音种类的探索，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项系统的专题语音类型研究。不过，直到格林堡(Greenberg,Joseph)于1950年代把眼光投向非洲、美洲语言，世界范围的语音的分布才第一次整体地呈现在语言学家面前。格林堡的《人类语言的共性》(UniversalsofHumanLanguage,1918),以及麦迪森(Maddieson1984)的《语音格局》(Patternsofsounds)开阔了历史语言学的视野。研究语音类型和共性本身不是目的。他就象“基本国情调查”，全国有多少人口、分布密度、男女比例、年龄构成、民族成分、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如此这般等等等等。了解了这些分布类型，就可以探讨形成的原因，或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等。语音类型研究同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同样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今天的分布是昨天演变的结果。因此，如果分布有什么规律可言，那就一定服从演变的规律。因而共时的分布模式就为追踪历时演变提供了线索。他的成功大大刺激、推动了对语音现状的历史来源和广义物理原因的探讨，也因此大大推进了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可以不分墙里墙外了。没有语音类型学之前，对语言来历和原因的探讨始终是零星而不系统的、猜测性较多的、缺乏稳定动力的。语音类型学建立之后，历史语言学家和理论语言学家突然发现了问题来源的宝库。他们可以系统地制定目标推进研究了。雅各布森在1950年代以语音类型和共性为出发点做过两项经典研究，一项是对共性的功能解释，一项是类型学对历时研究的贡献。前者就是直至今日依然常有人提起的“为什么都叫‘爸爸妈妈？(Jakobson1962)»后者则是为历史语言学指点了一条新路向的“类型学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Typologicalstudiesandtheircontributiontohistoricalandcomparativelinguistics,1958)oIIJnGamkrelidze&Ivannov(1995)重塑印欧历史语言学即以此为发韧。4.2.“古无轻唇音”的证明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中有个名篇“古无轻唇音”。他一开始就给出这个结论，然后堆砌一百多个例子一直到底。“古无轻唇音”的观点可能不朽，但钱氏的论证不符合现代科学的(演绎)逻辑程序。实际上，他没有进行论证，他所提供的材料能说明的只是“轻重唇古同类”。因此前些年有人提出相反意见“古无重唇音”.双方都说出一个逻辑可能性，从逻辑角度看，谁也没比谁好。其实，还存在第三个可能性：“古无唇音”，即轻重唇音都来自非唇音。那么，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该怎么来论证呢？可以(1)从语音学角度，从重唇变轻唇是语音学上常见的“弱化”，反之少见。(2)从简明性角度，在构拟历史音变时，如有多种可能，除非另有证据，先选择比较简单的，而简单的也跟下面第3点要说的概率高的相关(朱晓农2004a)o(3)从共性角度：共时的分布类型，或历时的演变方式。本节内我们来看从共时分布类型怎么论证。图4和表1是唇音在317个语言样本中分布情况(数据据Maddieson1984),P=重唇音p/ph/bF=轻唇音f7vo

6重唇音P(p/ph/b)轻唇音F（fv）两者都有轻重唇都有的语言数：112仅有其一仅有P而无F：173仅有F而无P：23至少有一或有P或有F或都有，B|1有唇音的语言数：308其中有P的语言数：285有F的语言数：135表1总数：317无唇音：9因统计频数较大，可近似看作概率。猜上古有唇音，蒙对的概率：308/317=0.972蒙错的概率：1-0.972=0.028如果上古只有一套唇音：（1）有重唇而无轻唇，或（2）有轻唇而无重唇。那么，蒙（1）蒙对的概率为：173/（173+23）=0.883蒙⑵蒙对的概率为：23/196=0.117以上从共时分布来看，“古无轻唇音”的可能性为0.858（=0.972*0.883）,而“古无重唇音”的可能为0.114（=0.972*0.117），“古无唇音”的可能仅为0.028。从历时演变来看，从重唇变轻唇音很常见，例如格林定律所指的日尔曼语的辅音链式音变就包括重唇变轻唇这一环。反之则罕见。钱大昕找到100多个例子得出“古无轻唇音”的“不刊之论”。材料不少，却成问题。他把不同时间，不同地域，谐声、假借、直音、读若性质不一的材料往那一堆了之。细究起来，只有直音、读若等直接指明同音的材料才能证明古同类，谐声、假借的材料并不是逻辑上充分的证据。甚至连直音材料都不一定如山铁证。例如从这么样一条记载“蛋黄，上海话音荒”，能证明上海话浊音清化了吗？当然不能，因为有可能：（D方言混杂，（2）古音遗留，（3）个人怪僻，（4）条件音变，（5）个别例外，（6）音变开始，（7）浊音已经清化，（8）清音变成了浊音，别以为这不可能，（9）其它可能的情况。这还只是材料问题，说到论证，问题就更严重了。演绎逻辑钱大昕那时代还没有。就归纳来说，他也得不出这个结论，因为固然有可能古无轻唇音，但也可能古无重唇音，甚至还可能古无唇音。从那些材料能概括的只是轻重唇古同类。钱大昕实际上还无意识地依赖了别的方法和前提，这种无意识，说不出所以然，是不是就是“蒙”？“蒙”在研究的第一阶段（随机探索）是可用的，他的现代定义就是用归纳、类推等联想方法猜出逻辑可能性之一。而证明是用演绎法指出逻辑必然性。我们现在做历史音系学，比起钱大昕来，“蒙”还是在“蒙”，但有几点改进了。第一、考虑到各种逻辑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瞎蒙了。第二、使用实验语音学，这保证我们的“蒙”从生理、声学方面来看是合理的，进一步不瞎蒙了。第三，使用类型学，这引导我们从最大概率角度去“蒙”，也就是说去“蒙"最大的逻辑可能性，蒙对的机会大增。因此，我们现在的“蒙”尽管还不能一定得到逻辑上必然的结果，但至少开创了逼近逻辑必然性的道路，也就是告别了历来的摸着大象睡蒙，走上了理性之路。4.1.浊爆音的分布和群母的命运群母是他不合群的母。优很早起它就缺了粘什麽，其他爆发音磬母（或定见溪）都是四等俱全，群母谷IJ

7只有三等字。封群母的分布空缺，很多擘者优屣史赞展，现代方言衷的残留覆音，以及域外封音，多方面来瞪明上古群母也是四等俱全的（详见朱晓农2003）。那么，卷什麽上古以彳笈其他爆发音阻塞依H，群母谷13破塞卷擦了？雉道群母命中It定要先燮？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合适的出发点便是类型学，如果我们发现软颗浊爆音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常常出缺，那么群母的问题就不单单关乎群母，而是一个普遍的、类型学上的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么就•定有普遍的原理在控制，我们就应该去探求这个广义的物理原因。综观世界语言，淘爆音中软颗音最容易事缺，例如欧洲的荷兰语、捷克语，克洲的泰语，美洲的Hixkaryana等都是有［b,d］,但没有［。下面表中是［b,d,］的在317种语言中的分布数獴（据Maddieson1984）«表2.'蜀爆音在317言中的分布，^出垣频数211出现频敷典频率慈涵分布212x/212202.95193.91180.85170.80117.08011.05234.019I4.0192.009副4.019x/317.64.60.56常憩if算正常例外有212槿1吾言有至少一渴塞音，有［b］的^言最多（202）,比［］（180）多12%。优分布来看，方色大部分埸合都是有［］就有［b/d］,没［b/d］就没［卜真正不合适项分布的，即有［］但［b,d］都没有，道槿例外只有4次，不到2%。可见群母的分布缺等是常态。而隐藏在这种分布不平衡后面的原因就在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赵元任（1935）很早就用通俗的语言指出了这个道理：道裹的理由不就找，优舌根舆软的相接的地方到磬咒那衷一共就没有多大的空^可以像口腔敕,真阵的［b］或［d］音那麽弄出些特别的把激；磬带稍微一颤勤,那一黠的空冏焉上就充满了菜;成正屋力了。所以也没有空^也没有畤可以造成第九那槿熟挂卜的印象或是第十^那槿里裹“爆铲的印象本央舌根的爆鞭音不加上那些特别的把激己^^辘成潘I音了。¥蜀塞音^以雒持的原因在于空气动力学的偏见（Ohala1997,朱晓农2004）。但有趣的是篇什麽群母的洪音字燮了［>］,而在三等黜音字裹遢保留着呢？像“群奇琴强”等有［i］介音的细音字在《切颉》畤代遢是群母［］。舄什麽中古群母逮有、且僮有三等字？原因遢是可以优超元任的那段裹引申出来。［］容易消失是因卷“优舌根典软聘相接的地方到磬咒那裹一共就没有多大的空艮甲’，而赞［b,d］畴“口腔较宽阵”。现在［］彼面有了介音［i］,成阻黠往前了，也就是1ft,ilffl®其^不是戟音，而是硬^音。道檬一来，“口腔较寞阵”了，渴磬也就容易持^了，所以“群琴期”等字的［］酮保留下来了。由此可见，成阻黠越往前，口腔空越大，就越能新）抗拒清化。因此，i蜀塞音消失是拢成阻黠在彳爰的^始的：小舌塞音［］最早，然接软第塞音口，然彳爰硬鳄塞音［］,最彳爰是商音［d］和唇音［b］。五、数学方法语言学各领域中是音韵学首先引入数学方法。前辈学者几十年前就使用了统计的方法，如白涤洲、罗常培、赵元任等等。尤其是陆志韦，引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概率论。可见，数学方法的运用不是一种尝新，更不是一种时髦的选择，他可以使思维精密化，筛去由含混造成成的干扰。下面介绍两项研究，一是对共时动态的语言变化建立数学模型，一是对历史音韵材料进行数学处理。5.1.动态语言学的数学模型：沈镭伟沈钟伟（Shen1997,沈钟伟2002）提出了一个描写语言动态变化的数学模型。他认为研究语音变化的动态过程是认识音变原理的关键，不然关于音变的讨论无法深入。音变可以看作是一种语言“传染病”，可以和医学上的传染病的传播过程相比较，两者的传播媒体都是人。已经发生了音变的人可以类比于受病毒感染的，而未发生音变的人是未受感染的。音变则是一个“语言病毒”传播的过程。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中一个重要推理是：一个音变中在语音和词汇上不可能都出现“突变”，因为这样的音变就成了一种顷刻间的变化。但这是个人的语言情况。如果加入人群（语言社团）这个向量，个人语音和词汇上的突变，就不和整个音变的渐变性产生矛盾。某个人语音某个人词汇人群

8突变突变渐变任何语言变化的实质都是一个新的语言要素在一个语言社团中的传播。一个语音变化，不管是从一个语音条件向另一个语音条件扩散，或者从某些词汇向另一些词汇扩散，总是要在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中传播来进行。如果语言变化是可以观察到的，那么音变的动态过程是可以研究的。沈钟伟一方面做了大量的个体调查，因为取样越大，越能精确地代表语言社团的语言实际情况。这不但是一个统计上的基本要求，更在理论的逻辑推理上避免受到有限材料的影响而产生误解。另一方面他又运用数学模型来作分析研究。运用数学模型既便于对大量的数据材料作出量化处理，又能把要了解的现象和要I可答的问题用精确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个语言社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某个词上的音变只有两种表现方式，“未变”的和“已变”的。在任何一个时间⑴，“未变”（“）和“已变”（C）的人构成一个语言社团中的人数的总和。换用数学语言表示：1=Cf+Ut,或者Ut=1-cto当然，“未变”和"已变”的人的接触并不每次都造成音变的传播。传播有一个效率（a）。随着时间的发展，“已变”人数会逐步增加。"已变”的人数的变化和时间的变化可以用一个微分公式来表示：Ac=aucAt.这个微分公式的解是：c=（1+ke-a（z-fe））-1.如果C（"已变”的人）是知道的话，这个算式就可以用来求出音变的速率（幻和音变的起始点S）。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综合分析，沈僮伟发现语音的合并的过程是“有向而无序”的。有向性可以证明语音在作动态变化；无序性则揭示了音变有规律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解释了显示词汇扩散的各种语言材料。5.1.从韵脚重建古韵辙和古韵母：朱晓农韵脚在音韵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历代音韵学有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利用古代韵文材料来重建古代韵母系统。音韵学如果从宋代吴械、郑庠划分《诗经》韵部（即韵辙）算起，有上千年的历史，做的就是从《诗经》韵脚入手来划分上古韵部。到清初顾炎武这项工作发展成一种系统研究。有清一代古音学，这几乎就是音韵学的全部。至民初高木汉带来历史语言学.音韵学的广度和深度都拓展了不少，但利用韵文来划分韵辙依然是一项重要工作。如陆志韦、王力依《诗经》韵划分上古韵辙，罗常培、周祖模、丁邦新、李荣、张世禄等进而编撰汉魏晋隋唐宋韵谱以探讨历代韵辙系统。两个缺陷。上面讲了重要性，但问题在于，尽管历经上千年，尽管有无数杰出音韵学家的努力,探讨这一“千古难题”的方法依然停留在乾嘉水平：一方面，凭经验估计来划分韵辙（韵部），缺乏一个客观标准。五十年代语言所开了个会，陆志韦、王静如等和作者罗常培、周祖谟一起，猜测他们的两汉韵谱中所用的分部标准（即划分韵辙）是三七开还是多少开。其实就是说三七开，仍有四种理解：1）七成同用（三成独用）即合辙，2）三成同用（七成独用）即合辙（别以为这绝对不可能），3）七成独用（三成同用）即分辙，4）三成独用（七成同用）即分辙。而且，即使说清楚是四种中的哪一种，依然没解决更困难的问题：凭什么是三七开而不是二八开？二点九、七点一开行不行？另一方面，对韵辙（韵部）内部的韵母区别无能为力，例如同一个''言前”辙内部有an,ian,uan,yan四个韵母，这在以前是没法管的。以前是用“韵段/韵次/韵例”来统计，因此，一首押3个韵脚的诗和一首押30个韵脚的诗，都计算为一次韵例，而他们在统计中的重要性完全不一样。结果造成两个缺点：1）粗糙：没有区别应该区别的情况；2）浪费：无法利用可资利用的信息。看一个著名的脂微分合问题，这是王力先生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之一。但是，一方面他主张脂微分部；另一方面却又说：“如果谈古音者……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王力1980:147）。

9他这种犹豫态度表明单靠“考古之功”“文献法”来探求古韵母，到此差不多走到了尽头。找到《诗经》里110例押脂微韵的例子，数清楚其中26处合韵，84处分韵—这就是“文献法”所能做到的部份“知其然”。如果想要全面地“知其然”，想要“知其所以然”，想要确定脂微是完全“同辙同韵”.还是“同辙不同韵”、还是干脆“不同辙”，那是数理统计的工作，可参看陆志韦（1985,处理反切），朱晓农（1989）,胡杰、尉迟治平（1998），麦耘（1999）等。解决方案。朱晓农（1989）以数理统计方法制定了一套客观标准，解决了这个自宋代以来的千古难题。自此以后，在利用古代韵文材料划分韵辙时不必再凭经验来估计，在区分韵辙内部的韵母时有了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数学证明。注意：使用数理统计方法并不跟校勘和系联对立，统计就是对经过严格校勘的韵脚的细心系联结果的统计。两个基本概念（用作统计）：韵次Y,字次Z。两者的关系为Z=2Yo三个重要数值（用作分韵判断第1步）：同用的理论预期值P，同用的实际统计值R，韵离合指数I=R/P*100。判断两个韵分或合，并不仅仅依靠表面上相押的次数或百分比。另外有两个因素在起决定作用：［1］所有韵的总字次；［2］每个韵各有多少字，或更精确点，各出现多少字次。总字次［1］对分辙有用。各韵的字次［2］对辙内分韵有用.例如有A,B,C,D四个韵，分辙公式先把他们分成，比如说两个辙：A,B一个甲辙；C,D乙辙。假如统计结果如下：［3］A独用60次，B独用10次，A〜B同用30次。［4］C独用35次，D也35次，C-D同用30次。甲乙两辙同用数相同，都是30次；独用数也都是70次。结论似乎应该是若CD合成一韵，AB也该如此；其实不然。因为A,B,C,D四韵的字次可能不同。打个比方，有两个口袋（两个辙）,各装100个球（各韵的字），分两种颜色（两个韵）。甲袋里黑球80个，白球20个。乙袋里红绿各50个，假定这些球摸上去手感都一样（两韵无区别），那么每次到一个袋里去摸出两个球（押一次韵）是什么颜色，取决于这种颜色的球在总球数（100）里的比例。因此，［5］在甲袋里摸100次，每次两个球，黑黑“相押”的机会=64次（=0.8*0.8*100）,白白独用机会=4次（0.2*0.2*100）,黑白同用=32次（0.8*0.2*100+0.2*0.8*100）。［6］在乙袋里摸100次，那么红红相押机会=绿绿相押机会=25次（=0.5*0.5*100）。红绿混押的机会=50次（=0.5会.5*100+0.5*0.5*100）。上面［5,6］是理论预期值，［3,4］是实际统计值。两两分别相比，就可看到：上面［3］里面的同用实测数（30次）和［5］理论预期（32次）差不多相等，离合指数1=94（=30/32*100）,统计推断是A,B两韵混然无别。但是,［4］和［6］的情况很不一样，理论预期C〜D相押应该有50次，而实测结果只有30次，大大低于预测，离合指数1=60（=30/50*100）。意即，说C,D是否已经合韵并没什么把握。因此还需要进行一次t分布假设检验t-test（用作分韵判断第2步），来决定C-D是否合成一韵。有关公式和具体计算步骤可参看朱晓农（1989,2006）.六、聚变裂变论“聚变-裂变”（equilibrium-punctuation）模型，或''间或打断的稳态聚合演变模型"thepunctuatedequilibriummodel,是鲍伯•迪克森BobDixon在《语言兴衰论》TheRiseandFallofLanguages一书中提出来的。这是他从生物学里借来的术语（最早见于Eldredge&Gould1972）,生物学里“punctuation”意译、“equilibrium”直译为“间断（突变）平衡模型"。我"punctuation”直译、"equilibrium”意译给他起个意思更为显特的语言学名字"聚变-裂变模型".Punctuation是“中断中裂”的意思，我把他直译为“裂变”。Equilibrium是“平衡稳定”的意思，此处指多种语言/方言聚集在同一地区，互相接触，不同的语言特征聚合互动、互相影响，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最后达到一种稳态平衡的状态，逐渐形成区域特征，并成为后世共同的原型。用迪克森自己（p.4）的话说就是："linguisticfeaturesdiffusedacrossthelanguagesinagivenareasothat-overaverylongperiod-theygraduallyconvergedonacommonprototype.”对照

10，，裂变”，并参照他用以解释这模型的“converge”（汇聚、集中）一词，我把达至稳态平衡的语言特征在区域内传播意译为“聚变”—地理上多个语言/方言聚集在一起，语言特征上相互汇聚导致最终产生一个共同原型。迪克森（pp.5,30）的基本观点是：谱系树模型仅适用于裂变期，而不适用于聚变期。卜多万年来的语言演变，大部份时间处于聚变期，裂变仅仅是偶尔发生。也就是说，语言变化总体上是以趋向区域平衡的聚变为主，只有当大规模的移民潮发生，才涉及中断式的分化裂变疾变激变。迪克森认为当前语言学家、考古学家、遗传学家所持观点有很多需要重新考虑。他还强调说：构拟方法能适用的范围很有限，而现有的关于祖语可以重建的猜想应该摒弃。我把他的观点稍事折衷一下，“聚裂论”可以看成是一个更为普遍的语言演变模型，他把谱系树模型包容在内，让他作为一个说明特定时期变化的特定理论，而历史语言学家现在的任务是要更多地去关注过去忽视了的那种达至稳态平衡的聚合变化。运用“聚变裂变”理论来看汉语方言，一些过去难解的系属问题突然开朗起来。像粤北土话、湘南土话、徽语、平话等等，这些在谱系树模型中找不到合适节点的小方言群，很可能就是区域聚变的结果。粤北土话是个典型，按照郭必之（2005）的研究，这个小方言群是由粤语、湘语、客家话，可能还有民族语的来源聚变而成。由於晨期虞於一他比敕封朗的地展，不同方言/语言的族群辗可避免地互相影警。it些族群之中，没有任何一支在文化上、或者政治上具有特别的侵势。了生活上的方便，常地居民多多少少都掌握一黠周谖的方言。因而造成各种^言特徵在区域内播散、磨合。粤北土15有以下黑项共同的^音特徵：a）缺乏塞音^尾，来源语都有塞音韵尾。b）鼻化^^富，而尊北地II的客^和穹^都没有鼻化c）彳爰元音相^^富,如雄州番舌有，，，_的封立；是桑后舌即有-。一等gl母。d）普遍存在小-部份方言更有一槿“嘎裂声”的小称in琪象，如韶关城关一位老年发音人“篮”hl21，小称变为1U廿|“郎”1.「21（原称）〜“新郎公”中的“郎”1.•,-204（小称）；弯头村话：头J21（原称）~?-204（小称）।绳21（原称）~-203（小称），辞见朱晓农、寸熙（2003）,耗初昇（2002）。如果il些方言相虑的畤间更久一黠、而社畲猿境又雉持在1950年代以前的状况的三舌，各方言之^的借用可能曾更加属害，彼此会燮得越来越像，最^^展出一他共同原型（commonprototype）,而这正是“聚变期”的一大标志。可是，最近半个世纪来，随著交通的樊逢、媒髓的普及和普通二舌的推/黄，粤北土^呈现出急速没落之势。韶^市展的居民在1950年前遢是以^土言舌卷主，但今天的韶舌已^和潢州言舌波有雨棣了。这是新一轮的接触演变，目前遐在暹行中。照此以往，粤北土^在两三代内可能畲消亡，只剩下某些音和耘］以底眉形式遗留下央。“聚变裂变论”的出现，补充了历史语言学中谱系树演变模式的不足，使得汉语方言分区中的一些症结得到了理论上的阐述。一些处于大方言交界处的小方言群，过去在传统框架中无所适从、系属难明，其实都可能是区域聚变的结果。七、历史音系学的基本假设：代结语在上述实验语音学、社会语言学、类型学、接触语言学、数学等方法引进历史音系学之前，除非有足够密度的、详尽清晰的历代记载，否则构拟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不确定性，至少不是必然性的。我们之所以能在历史音系学中引进这些普遍的方法，是基于一个对语言演变最基本的假设：畤空的“齐一性”原即(uniformitarianism)o这条科学中的基本假设^的是：人的彝音、醵感的生理基磁都是一檄的，^音停播的物理性^更是毫辗二致，所以，此畴此地能出琪的^言燮化，彼畤彼地也能出琨；此畤此地辘以出胡1的情近I,彼畴彼地也辘。换句言特兑，封於SS言自然演燮的有利脩件和限制脩件，古今中外都是一棣的。人同此口，音同此理。只有承as了追脩膂一性原期j.屣史^言阜才有建立的可能。我才能“以今律古”，用已知推未知，以今人之口度古人之音，优今天的^言知敲倒推回去，重建古音。膂一性原即是一切科季^科中的基本假一修物理定律如果在黄河遹用，那麽在金艮河也遹用；如果今日遹用，那麽在大爆炸之初也逾用。承as了道脩原理，才有可能把^言阜建立在垩寅的科挚基磁之上，既不僮僮停留在文献搜索的史^^段，也不刻意追求什麽地方特色。详细讨论请看我另一篇讨论基本假设、基本目标、基本方法、基本材料、基本定位的“历史语言学的五项基本”(即出)。参考文献Bailey,Guy2002.Realandapparenttime.InChambers,Trugill&Schilling-Estes(eds.),Thehandbook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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