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人性与文化PDF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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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权信息书名：腐败作者：（美）迪特尔·哈勒；（新西兰）克里斯·肖尔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9年7月ISBN：9787505746909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目录引言第一部分社会“转型期”的腐败？1.双城毁灭记：杨斯顿与巴勒莫的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2.贿赂、礼品及红包：反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医疗保健体系中的腐败现象3.腐败是一个过渡现象：公民社会的呼唤4.腐败，财产返还与罗马尼亚第二部分制度化腐败与反腐机构5.廉政先锋：美德运动与全球反腐浪潮6.欧盟的文化与腐败：反思欧委会中的欺诈、裙带关系以及任人唯亲现象7.美国企业界的腐败：安然丑闻与白领犯罪第三部分全球腐败故事8.“扎在肉里的一根刺”：印度农村的腐败9.“这儿的人全都是腐败的”：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的故事10.公民藐视国家：玻利维亚埃尔阿尔托的日常腐败及地方政策后记参考文献

3引言欺诈性交易：人类学与腐败研究[1]本书的背景源自数个偶发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2001年底美国能源公司安然垮台所带出的巨大的欺诈及腐败丑闻。这些丑闻撼动了整个美国企业界。本书的部分作者当时就预言，在未来几年内，安然丑闻将超越9·11恐怖袭击，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更为重大的转折点。[2]这种论断似乎有失公允，但它不由地引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更深层次的教训？[3]安然大厦的倒塌是因为其复杂的财务操作过程被公之于众。而当初设计这种操作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隐瞒公司债务，隐藏存在于安然资产负债表外的海外合伙企业。安然这么做既是为了制造公司盈利的假象，又可以帮助公司的高管们摇身变成百万富翁。它成功实现了这两个目的。无人能出其右——至少就目前来看是这样。然而，安然公司却在2001年12月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申请。2002年6月，负责安然审计等业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被提起刑事诉讼，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在知晓的情况下，故意使用贿赂的手段”诱导其员工销毁与安然公司相关的文件。这些会计丑闻的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以前在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安然事件过去仅仅三个月之后，一桩更大的舞弊丑闻就让轰动一时的安然事件黯然失色了——2002年1月全球电信业巨头世界通信公司被发现虚报了38亿美元的利润，后来这一数字被修正到70亿美元，着实令人惊愕。[4]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就在于警醒我们，欧美人对腐败的假设是错误的。上层腐败并不只发生在那些非西方文明

4的“异类”国家，也不是只有工作在制度存在漏洞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国营部门的官员才会腐败。当我们发现腐败（既包括大规模腐败也包括系统性腐败在内）也存在于规章严苛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时并不应该觉得惊讶。2002年8月，参加第7届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会议的各国学者们齐聚哥本哈根就“腐败”问题展开讨论。安然丑闻和世界通信公司舞弊事件也为此次集会提供了极为应景的背景。[5]值得注目的是，根据透明目标公布的清廉指数，丹麦这个单一民族国家高居“世界最清廉国家”榜单的第二位。借用莎翁的一句话，在丹麦一切似乎都是好的。不过，像“最清廉国家第二名”或是“最腐败的国家”这种指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阐释这种衡量方式及其所带来的道德要求？腐败是否能够量化，并用如此抽象空洞的方式来评判？腐败的实践或体验过程是复杂的，凭人的“感知”进行的测量够不够准确？又是否能够反映它的“现实性”及复杂性？正如这些问题所指出的，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质疑那种把腐败当成是一种思想范畴和组织原则的想法，并对其政治和文化影响进行审视。我们进行分析时首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学在理解当今世界腐败现象的过程中能起到何种作用？正如文集的作者们在各自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腐败，必定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腐败的意义与表现这些问题，而不是更常见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建模。后者似乎已经成为腐败研究的陈词滥调。然而，开始着手进行这样的项目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如下问题：到底什么才是腐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这个术语的用途到底有多大？什么样的条件会促使腐败行径滋生蔓延？在不同环境下，这些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如何对它们做出解释？之所以要着手研究如此棘手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想抵制一种在致力于反腐运动的政府及决策者间流行的趋势。近来他们打算草草结束如何将“腐败”定义成一种分析性类别这个问题。世界银行宣布，整个讨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它自信地断言，“腐败”是“政府公职人员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许多关于透明化、自由化和“善治”的政策。但这个定义把腐败简化成了政府公共部门员工不诚实的个人行为或是“烂苹果”的问题。它也将对腐败的解释简化成了个人的贪欲及唯利是图。因此，如果沿用苹果这一比喻，重点就落在单个苹果，而不是装苹果的篮子身上。但如果腐败是制度性并且系统化的呢？天主教会腐败吗？人们曾向波士顿大主教劳举报过神职人员的娈童癖行径。他自己也承认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

5眼，这算腐败吗？在安然、默克、施乐以及安德鲁森这一系列丑闻事件中，腐败的当事人又是谁？是按照吩咐销毁证据及文件的底层官员？是下达指令的部门经理？抑或是那些玩弄市场于股掌间的公司执行总监们？如何衡量“政府公职人员”是否“滥用了权力”？什么算是“个人私利”？法国的检察官发现，有消息表明自戴高乐将军以来，法国历届总统均动用了国有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奎坦的资金来贿赂外国领导人。密特朗总统利用这些非法资金来资助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竞选活动。他是密特朗所在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盟友。这些活动与世界银行对腐败的定义相符吗？显然“不符”，这又说明了什么？更多电子书访问：www.j9p.com

6从社会学角度将腐败理论化总的来说，社会学从两大角度研究腐败：结构化与交互式。结构化研究带有道德和改良的意味，更常用于发展研究及大众媒体表现。这使“腐败”与发展滞后、贫困落后、愚昧无知、妇女压迫、原教旨主义、狂热盲信以及不合理性一道，登上了通常用来评价“异类”国家负面特征的榜单。这些“异类”国家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文明、现代并且处于西式民主管理下的国家之外。他们在本质上被“他们”自身的文化绑住了手脚。这里，腐败被视为某些社会（即“非西方”或者说欧美以外的，处于“转型期”或“发展中”的社会）的通病。它不会出现在其他社会中（或者出现概率较低）。这种成见难免让人想起有关“蛮夷社会”“原始性”的殖民话语。但同样地，它也反映了像爱德华·班菲尔德这类学者的最新看法。他们将落后和发展滞后视作是某些特定社会“道德”基石的产物。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也普遍认为，腐败是因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并且缺乏“社会纪律”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病理学症状。不过，那一时期的许多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腐败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一种积极作用，因为它“填补了”因部分官僚化与政府不完全渗透而留下的“空隙”。根据这一逻辑，腐败使现代化转型变得更为容易。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它与“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有关。他们还假设，随着政府渗透程度的加深以及更“理性”的正式组织的发展，腐败会逐渐消亡。正如史蒂文·桑普森在批评讽刺贝利、斯科特以及其他此类言论的支持者时说到的：“想必腐败促进了资本形成，鼓励了创业，简化了繁文缛节，缓解了移民间的种族或阶级冲突，使贱民群体融入社会，并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系统中。”第二种结构化的研究方法则普遍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更常用来分析正式的规则及制度体系。其目的在于确定某些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如何在个人利益驱动下行事，并且为何选择这么做。国际关系学者们研究了各种因素，例如，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是如何构成的，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竞争，各自又承担何种责任。波斯塔洛将结论概括为“某些特定因素与腐败之间的一组相关性。这是治愈腐

7败的基础”。透明国际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它试图通过“指数”将每年各国的腐败状况量化。测量结果被用来推广有关善政、高效、问责制以及透明化的“现代”观念。这些观念是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尽管该方法的倡导者声称，“善治”的概念是建立在中立、客观、不受文化影响的价值观之上，但批评者们认为，正因为这一概念的定义“超越”了任何单一政治及文化领域，反而把西方的霸权价值观强制变成了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其他学者也注意到，这是一种为人熟识的规范权力的策略，也是现代自由党政府执政艺术的一部分。与结构化研究相比，“交互性”研究关注的是特定公职领域内行为人的行为。在这里，腐败被定义成获取私利而背离公职人员正常职责的行为。或者说，腐败行为是“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若是一个公务员买卖自己的职权，那就是腐败。要是有人成立“黑市”来为官员牟利或“收取租金”，那也是腐败。例如，有人在收取酬劳后帮人绕过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和执照。虽然这些迥异的研究方法也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见解，但大多立足点都值得推敲，而且它们无一能充分理解牵涉其中的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滥用公职”的提法，就回避了如何定义“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甚至是“滥用”这些概念的问题。当像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样的政客们修改法律，以便使原先“不合法”的簿记方式变为合法时，会发生什么状况？此外，众所周知，法律模棱两可，并能公开讨论。正因为如此，律师这个行业才能得以生存。“公共利益”该如何定义？谁才能为公众代言？这些问题同样也是模糊且有争议的。它们恰好也是民主政治为之争论的领域。结构化与交互式这两种模型的问题就在于，它们都假设这些变量是固定且毫无疑义的，而实际上这些类别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以公/私二元论为例。大多数腐败的定义都将政府或其代理机构与社会其他部分割裂开来。因为人们期望，领着国家俸禄的公务员、政客、官僚以及法官们能够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所监管的公共资源间划出明确界限。从传统的政治科学角度来说，腐败行为的根基正是由于个人跨越了公/私的分界才得以形成，这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透明国际的方案所指一致。因此，腐败丑闻被视作是衡量一个社会对公共和私有领域区分程度的手段。然而，人类学家早就意识到这种公/私二元论通常是很武断的，它生来就是一个模糊的文化范畴。正如古普塔对印度北部公务员的分析所示，西方国家对官员合理行为的设想不能简单地套

8用到印度人身上。公务员既是人民公仆，又是城市公民。不论在工作场所，还是从运作方式上，两者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古普塔说，“人们在路边的茶水摊或是他们（公务员）家里找到这些人的可能性比在办公室大得多”。一位印度当代学者解释道，“印度政治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写进宪法的价值体系从未被印度人内化。它游离于印度民族精神之外”。这一论述也适用于其他许多国家。例如，被韦德尔称为“灵活组织”（这种模棱两可的组织可以在公共机构与私立非政府组织间转换）的机构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大量发展，挑战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间泾渭分明的传统分界。但同样，对安然事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后会发现，这种官官相护、强取豪夺、看轻普通社会的文化及其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了安然之流的企业行为。安然的高级执行官们与华尔街及华盛顿的官员们互施恩惠、串通共谋的行径比比皆是。施耐恩夫妇在比较了企业丑闻与有组织犯罪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有组织犯罪、敲诈勒索与毒品交易是否并不能算作是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中的成熟因素”。尽管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通过立法将公共和私有领域写入了法典，这两者间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灰色区域”。官员们总有自由裁量权以及自由操控的空间，否则就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自由裁量权就使得他们能够灵活对待当事人，特事特办，从而为徇私偏袒提供了可能，并模糊了公与私之间的界限。例如，2001年德国财长汉斯·艾歇尔被指控动用财政部的飞机参加其选区内政党的一个“私人”政治集会。他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身为24小时待命的部长，不可能完全把公职与私人生活割裂开的。同样，2000年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披露，他挪用了秘密基金，以支持处于原民主德国地区的基督教民主党，并坚称这不是“腐败”（利用了国际货币组织给出的腐败定义，因为它对科尔的策略极为有益），因为他个人并没有从中获利。这是否意味着只能从金钱上来定义“个人获利”？像权力、威望、权威以及象征资本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在外吗？

9为什么要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腐败鲜有人类学家为了研究腐败而进入该领域。[6]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调查对象来说很重要，而且在我们进行实地考察的地方充斥着“对腐败的谈论”。就像在当代印度工作的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腐败故事的讲述方式比任何其他民间文学形式都要多。在小店的每日谈资排行榜中，腐败甚至击败了农作物的收成。西恩·拉扎尔提到，她在玻利维亚做实地调研时发现，“人们不停地谈论腐败：这是他们理解政府与政治的方式”。欧洲的部分地区也与拉丁美洲的情况类似，这一点在乔恩·米切尔对马耳他进行的人种志研究中得到证明。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人类学家应对腐败展开进一步研究。因为谁也解释不清它为何无处不在，并且总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地球上似乎没有人没听过几个腐败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腐败既是人种志上的一道谜题，也是经典涂尔干社学会理论中的一种“社会事实”。或许腐败之所以能成为如此有趣的研究对象，不是因为它的确在“现实”中存在，而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它的存在，并且涌现出很多围绕腐败进行的复杂叙事，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兴关系与研究对象。维斯瓦纳坦和赛西在对印度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以及迅速扩散的贿赂逻辑（这一逻辑已渗入政府及其官员的所有行为中）进行分析时，给出了生动例证。甚至在缴水费或是申请恢复供电这种日常行为中，人们都必须与无数的票贩子、中间商，以及官员进行各种非法交易，这“比动物的交配仪式还要复杂，并与某些仪式类似而被程式化”。维斯瓦纳坦和赛西强调的重点是，我们不能仅仅狭义地从这个英语单词的词义上来理解腐败——它具有很多限制性、地方性以及清教徒式的内涵——而应该把它看成一种更微妙、层级更多、更复杂的东西，就像是“一场对话或一种仪式”。[7]在这方面，腐败是一种交易形式：一种多义多头的关系，并且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联系方式的一部分。多萝西·津恩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她认为“建议”系统是构成现代意大利腐败的基石，而“官官相护的诗学”是理解这一系统的关键之一。我们必须领会腐败政治学，这样才能衡量腐败的文化复杂

10性。由此看来，贿赂与“建议”远比单纯地滥用公职要复杂得多，内涵也要丰富得多。维斯瓦纳坦与赛西指出，人们可能认为贿赂是获得公民身份后的第一个行为，是维系政治主体与政府的纽带，同时使市民能够意识到政府的存在。然而，承认贿赂的复杂性并不代表可以宽恕这种行为或是能将其后果最小化。在某些领域，有人可能会为腐败辩护，称其为“弱者的武器”。但通常情况下，贿赂会造成合同金额虚长、发展重点扭曲、剥削加剧、不平等现象滋生以及不确定性增高。腐败尤其会破坏民主与法制的根基。但极为自相矛盾的是，腐败观念最早就产生于法制与法理型机构内。虽然腐败无处不在又尤为重要，但相对而言，人类学家却极少参与到对腐败的争论中。为什么会这样？南希·波斯塔洛提出三个主要原因。首先，人类学家不愿批评他们的调查对象。突出这些人的不道德之处或是违法行为就像是辜负了他们给予我们的信赖（腐败的不道德之处也不外乎如此）。其次，调查腐败可能会使整个研究陷入危险，而且研究人员“可不想永远被挡在消息圈外”。最后，人们倾向缄默不语，尤其在外人面前。简言之，在存在腐败的地方当一个观察者——或者，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观察参与者——并不容易甚至并不可能。考虑到这些道德上与研究方法上的异议，“人类学对腐败的研究”有什么理由存在呢？既然已经有大量相关文献从其他学科，尤其是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腐败，人类学还能为理解腐败做出何种贡献？曾撰写过关于庇护制文章的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我们不妨承认，这个话题吸引了政治窥阴癖者。我们就喜欢观察那些在我们心里认为是非法的政治关系”。毫无疑问，腐败也有类似的吸引力，因为它也是一种非法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但我们相信有更多的实质性理由支持“腐败的人类研究”。以下四个尤为突出。首先，腐败提出了在观念与认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问题。如果人类学关心的是如何理解管理社会行为的规则与规范，那么探索这些准则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调查违反准则的实例，研究人们如何应对这种违规行为以及行为人运用了哪些策略来协调不同的规范与规则。我们也许还能发现，腐败的发生方式有自己的规则（即使是非正式且务实的）与文化准则。这一点从阿拉基对意大利黑手党的研究中就可窥见一斑。对腐败的关注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发生在法律范

11围“之内”与“之外”的模糊的活动领域，并引发我们反思批判更广泛的道德、伦理与责任问题，思考我们对腐败的道德假设，即它是否是一个统一的跨文化现象。研究腐败及其文化表现也为研究包括公民观念、执政风格与将政府建设成为一个假想实体的过程在内的，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及政治问题提供了一面透镜。腐败研究也可能提供一种探索其他更具哲学性与象征性的领域的方式，如关于“人格”的观念，或是礼尚往来的交易规则（例如，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一个“好领导”应具备的素质，或是如何区分馈赠与贿赂）。其次，如何定义一个像“腐败”这样不稳定且千变万化的概念。[8]与世界银行的言论相反，这场争论远未结束。大多数人类学家都同意，世行的定义有问题而且过于严格。如何定义研究对象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研究方法，而且会影响我们将提出的或是无法提出的研究问题的类型。定义与理论一样，既提供了各种“看问题的方式”，也带来了产生“视觉盲点”的不同途径。人类学可以带给腐败研究的不仅是言语上的关注（人们通过语言阐述对腐败的看法），而且包括发生腐败与腐败话语的更广泛的文化语境。它提供了一种研究腐败的方法，这种方法对腐败政治学极为敏感，但又超越了对政治制度或政治本身的研究。第三，腐败为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理论挑战。如何才能将如此多义，扩散如此广泛的现象理论化？“腐败”的概念可译吗？翻译之后能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吗？毕竟，有些现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被归为裙带关系与任人唯亲的做法，但在亚洲与非洲的部分地区则很可能被视作是一项帮助自己朋友与家人的道德义务——或者是法国政治阶级（classepolitique）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好好回忆一下20世纪70年代关于庇护制的争论。腐败与庇护制一样，几乎存在于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中：大卫·洛弗尔总结到，凡是“存在非法获利机会的地方，有机构垄断资源的地方以及个人有自由裁量权的地方”都存在腐败。老观念认为，腐败主要是由政府监管过度，自由市场匮乏所造成的。但这一想法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后期私有化热潮带来的许多丑闻粉碎。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自由化趋势与全球化进程似乎扩大了腐败产生的范围与发生的机会，因为它们导致欺诈与诈骗的回报增大，公共道德水平下降，政府的合法利益减少，公共利益因人们追求利润、维护私利而遭到稀释。政党越来越依赖私人与企业为其提供核心资助，这也增加了腐败发生的机会。

12总之，借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话，“好好思考一下”腐败是件好事：我们也许无法解开围绕着它的悖论，但通过质疑腐败的概念，探索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世界。事实还不限于此。腐败不仅在概念上对人类学有用；我们相信，人类学可以为围绕腐败进行的争论提供很多素材。特别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腐败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含义，以及它是如何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为什么有些地区的人更不能容忍腐败的存在；腐败是如何制度化并且再生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划分美国政治学家A.J.海登海默提出的“白色腐败”“灰色腐败”与“黑色腐败”这三个概念间的界限——这对解释为什么日常形式的腐败能被接受并且制度化这个问题大有裨益。桑普森与麦乐伦都提到，人类学还能为新兴的“反腐”文献以及“善治”的概念提供批判性意见。目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围绕“善治”制定政策。最后，腐败的人类学研究是场及时雨，因为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冷战后政治议程中的一个普遍议题。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腐败不仅是所谓的“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所特有的问题，而且成了在先进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中心地带日益蔓延的问题。安然、安达信、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以及麦斯威尔通讯公司纷纷倒闭就印证了这一点。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及主要国际组织的腐败丑闻备受瞩目，并且数量日益增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足联、联合国、国际奥委会以及欧盟委员会都牵涉其中。[9]从意大利足球界的“莫吉（tangentopoli）”丑闻，到西班牙、比利时和法国政治精英间的肮脏交易，政党的非法集资丑闻也层出不穷。腐败可能是除战争之外，民主的最大威胁。腐败丑闻已经拖垮了包括日本、阿根廷、德国、苏丹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以美国政府和透明国际等非政府组织为首所推进的反腐计划和运动的数量也在激增。不过，腐败现象真的在增加吗？或者说只是我们的看法改变了？有没有可能只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一些国家对先前被无视的那些腐败行为比其他国家更为敏感或是容忍度更低？如果腐败确实增多了，那么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反腐话语间的联系是什么？即使有些人可能会辩解说，解释“腐败井喷现象”的任务最好留给其他学科，但对我们而言，掌握人们是如何理解并解释腐败，以及

13腐败会对我们的研究对象造成何种影响这些问题依旧很重要。因此，对腐败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人类学将社会科学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反思型理解。关注腐败叙事和腐败话语也许能帮助我们探索像“欺诈”“透明”以及“善治”这些关键概念是如何相互联系并深植入政策话语及实践活动中的。

14研究腐败：存在于观念、方法论与伦理中的问题综上所述，挑战共识，质疑传统分类成为开启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腐败的第一步。但是，人类学家不会去构建可以对当地话语和实践进行测量的模型，而会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思索腐败现象，探讨人们经历腐败的方式以及腐败对我们研究对象的影响，从而提出理论与实证上的见解。然而，为实现这些研究目的，我们必须首先解决某些概念、方法论和伦理上的问题。人类学家在研究腐败时必然会面对这些问题。很多针对腐败的学术研究都或明或暗地将腐败视为社会不稳定和衰败的标志。学者们频繁使用“疾病”和“癌症”这样的比喻来评价腐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不过，这遭到了人类学家托马斯·豪西尔德的批评。他以德国为例，探究了赫尔穆特·科尔丑闻背后所显示出的交织在个人信任、庇护制、忠诚、送礼与公众缄默之间的关系网，从而反驳了这种将犯罪及腐败与无权威的政府结构捆绑在一起的传统刻板印象。这桩“金钱与黑鬼”的丑闻使赫尔穆特·科尔及德国基督教民主党人陷入了政治献金的漩涡。[10]埃里克·沃尔夫所著的《亲情、友情与庇护——复杂社会中的依随者关系》对后续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豪西尔德认为，腐败并不只在所谓的弱国泛滥。一旦外部控制缺失，腐败也一样会在所有稳定的霸权政治结构中滋生。[11]私底下的个人关系网并非与稳定的层峰式结构相异，事实上，它也许是维护稳定的必要补充。这一点在肖尔对欧委会的人种志研究结果中得到印证。然而，就欧盟而言，在欧盟正规的管理体系内得到发展的私下个人关系网——这种“并行的管理体系”之前被誉为是欧盟充满活力、极具效率的法宝——最后却被发现，它是欧委会中欺诈和任人唯亲现象的根源。

15腐败是一种“隐蔽”“神秘”“不道德”的现象人们通常认为，腐败只会暗中发生在隐蔽、神秘的私下场合，只有直接参与其中的人才能知晓。有观点认为，腐败是隐蔽的。这与“透明化”这一概念在本质上是相连的。“对决策者、政客及其他‘现代化’的支持者而言，透明化是21世纪初首次亮相的主要口号——如果不算是唯一一个口号的话。”桑德斯试图从挖掘出隐藏在政治及经济领域背后的东西入手，指出“透明度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它是现代化的道德强制力及其特征，既是现代化的原动力也是其所要传递的信息”。人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现代化让人们有权知道这些。然而它也为政府官员及参与经济交易的公职人员提供了掩饰自己正在做什么的权力。但在善治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透明化”所定义的内容在那些不享有特权、被边缘化和被社会排斥的人看来，通常是不可预知并且混乱的。据韦斯特和桑德斯所言，这催生了大量对权力表示怀疑的流行语——包括像阴谋论与巫术这样的罪名——这些表述试图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探索决策过程不透明的意义。人们觉得在全球范围内，腐败正处于上升态势，这也许是他们为理解吉登斯（他附和了埃德蒙·利奇的看法）所谓的现代“失控的世界”而使用的另一种表述。另一方面，把腐败当成是一种必定隐匿而又神秘的概念，也有可能反映了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科学中所存在的种族优越感、清教徒主义和理性主义偏见。人种学研究表明，从局外人（或“客位”）的角度定义的“腐败”，通常与被局内人（或“主位”）所熟知和接受的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相关联；人们知道恩惠系统如何运作并知晓如何利用它——即便他们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腐败与庇护权及裙带关系类似，它也许不合法，但至少在当地公众眼中，还是有着自己的道德规范。政党筹集的秘密经费、为获得合同和执照而给予的小额贿赂和回扣，以及由小恩小惠带来的非正规经济通常都是“公开的秘密”。戈尔·维达尔曾写道，在美国“公众知道，政府官职已经被有钱人买下，因而不再对他人开放。与对投票地选民的认同感相比，政客对资助自己的企业具有的认同感更为强烈”。

16在英属殖民地直布罗陀，民众经常公开讨论腐败。不过在1996年下议院竞选期间，腐败才开始成为热点话题。当时，反对派保守党公开指控社会党首席部长乔·博桑诺任人唯亲、建立裙带关系并且偏袒徇私。保守党甚至在一张竞选宣传单上，用图表展示了博桑诺在新近完成私有化转型的公司中的参与程度——并证实了当地坊间一直在流传的小道消息：博桑诺与他的7名部长是这些私有化企业的主要股东和受益人。在这里关注“公开”与“公共”的意义很重要：并不是说人们只是单纯谈论腐败——重要的是他们以何种方式，在何处谈论腐败。选举宣传是个例外。那段时期，原本人尽皆知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无足轻重的问题，都可能会突然变得很重要，并成为爆炸性的消息。尽管人们觉得腐败无处不在，并且势头正在上升，大多数人都很清楚，腐败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程度（或者各有差异）。例如，南希·里斯在评论俄罗斯西部的雅罗斯拉夫尔市时写道：大多数人都认为，站得越高往下看，道德的水域越浑浊。一个人越富有（或是他经手的钱越多），就一定越腐败。人们觉得政府官员和新兴商务阶层是最腐败的，因为只要他们自己的口袋是满的，并且他们的别墅处在高大围墙的保护之下，就根本不管“人民”身上发生了什么。那些人知道如何区分“正确”（即可接受的）和“不正确”的腐败。例如，龙尼茨曾写道，在墨西哥农村，“如果将腐败的部分所得分给全村人的话”，这种腐败就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恩庇者表现得慷慨大方，与当地民众团结一心，并能为当地的节日庆典捐资助款。

17方法论上的问题腐败研究不可避免会对实地调查和参与观察提出主要挑战。一个主要困难可能就是资金不足。研究人员必须首先说服资助单位出资购买“礼品”。就算这项申请被批准，拨下来的钱能买到的礼品数量也很有限。许多国家可能并不允许一项旨在明确探索腐败的研究申请立项。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与信任和研究的道德观有关。如果人类学家提出的问题涉及调查者的非法或不道德行为，那么他如何才能建立起信任感？谁会承认自己行贿或是受贿了？如何证实腐败故事的真实性？研究腐败及其他不道德或非法行为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研究者有可能会辜负调查对象对他的信任。他们也许共同生活过，并且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情感纽带。如何观察腐败行为（而不是记录人们对这些行为的评论）是进一步的问题。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优势就在于其能注意并发现私下的关系网络。通常只有长期参与观察并对该领域行为者极为熟悉才可能做到这一点。然而，这种人类学研究特有的实证法不太可能延伸到非法或是不道德的领域。就像性行为研究一样，说到别人时人们可能会侃侃而谈，可一旦涉及自己就会变得守口如瓶或是反应迟钝。因此，与性行为类似，大多数腐败研究处理的是二阶数据，是人们感觉到的腐败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表述（即叙事和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观察。维尔纳在哈萨克斯坦研究时所采用的一个策略是提假设性的问题，而且只在人们主动提起腐败这个话题时才使用。在哈萨克斯坦，人们能够在道德上接受行贿，而且行贿比受贿罪行更轻，因此她只询问调查对象行贿时的情况。在这方面，正如本书各章所述，人类学也许更适合研究对腐败的指控及其影响而不是腐败本身。这与人类学对巫术的研究有重要的相通之处。就像对巫术的指控，对腐败的谴责也反映出社会结构分裂、社会局势紧张的情况，政客们经常用这一招在政治声誉管理的竞争中破坏对手的信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观察也是存在问题的。参与观察对理解“城际间”腐败的帮助有限。古普塔认为，与金字塔类似，

18发生在地方层面及更低行政级别的腐败是腐败与贿赂体系中最明显的部分：政客们通过高级官僚为选举筹集资金，而高级官僚从下属身上或者直接从他们监管的项目中榨取这笔钱。他们的下属则效仿上级的做法。因此，数据获取成为方法论上的进一步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腐败往往发生在封闭环境内，而且因为通过忠诚、亲情、友情或利益的网络，地方及国家层面的腐败通常与跨国政治及经济结构相连，这已经超越了当地研究员的能力范围。腐败的发生往往需要依靠遥远的“飞地”来实现，例如设立在开曼群岛、百慕大、马恩岛、直布罗陀及其他地方的离岸公司等。这些地方为合法与非法资金的流动提供了空间。例如，俄罗斯多媒体企业“桥”媒体集团的掌门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就通过直布罗陀逃税，并向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提供巨额的信贷支付。[12]腐败是否正在全球范围内增长这个问题，无疑与由基础设施建设促成的大规模腐败是在扩散、停滞不前，还是逐步减少相挂钩。马库斯、福·奥尔维格和哈斯特鲁普、韦尔茨及其他人提议，不能再完全局限于在同一个地方进行观察，而应该进行多地研究。理论上来说，这当然很合理，但实际执行时往往会因为这类项目包含明显的（体制、时间及资金上的）限制而失败。古普塔提出了一种更为实际的建议，主张将实地考察与报纸及其他媒体的分析结合起来——因为要理解政府行为，只聚焦在地方层面是不够的，必须要依靠地方与更广泛的社会间的联系。正如古普塔所说，“政府”是一个实体，它既由当地人与政府官员间的互动实践构成，也包括腐败话语在内——就腐败叙事的方式而言，报纸尤为重要。但这在方法论上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应该在当地层面的“这一点”上再增加“另一点”？（即媒体机构）把重点放在当地媒体对腐败的表述上就够了吗？再加上这种表述对调查对象如何理解“政府”所产生的影响呢？不论我们把重点放在哪里，古普塔都认为，不能把地方当成是不存在问题、协调一致的空间单位。这点对研究城际交易至关重要。相反，我们应该“重视‘多重介导’”环境，因为政府是经由它才得以构建”。也就是说要考虑有关“首都”“政府”“跨国企业”“银行”等其他地方的叙事，这些当然都是通过媒体介导的。

19把腐败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来研究研究的伦理观与为何人类学研究极少公开谈论腐败这个问题紧密相连。原因之一是被研究的对象往往是穷人或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人类学家不想再给“他们的”研究对象增加麻烦。我们对腐败的研究可能会使他们陷入严重危险之中。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调查对象把腐败作为一种复仇与赋权的颠覆性形式。我们可不想“指责那些也许会领导下一场解放运动的人”。第三，人类学家可能自己就参与了“腐败”行为并从中受益；很多人也许会邀请官员共进晚餐，分发礼品，发誓永远不会将礼品交易的事写进文章或是披露其敏感信息的来源（相反，他们承诺只会将其“记在心里”）。我们无法撰写有关腐败的文章，不仅因为我们不愿背叛调查对象，或许也因为这可能会给我们自己的行为蒙上阴影；因为同行会认为这种行为令人尴尬、违背道德或是触犯了法律，或者我们自己出于个人或职业道德的考虑，也有这种感觉。最后，更具威胁性的是，研究腐败可能会使研究者自身面临危险。在直布罗陀调查的哈勒尔也许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警告不要深入调查腐败与政治、金融及毒品走私间联系的人类学家。例如，在当地调查对象告诉他有关该地区走私及低层次贿赂（“反正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之后，就明显不能再从他嘴里撬出有关更大规模交易的信息或是具体名字了。“你不会想知道的”，他严肃地说，并给哈勒尔讲了有人在“其他”地中海港口发生的“黑手党”帮派战中被枪杀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暗暗透着一种威胁。“这里”有些人就牵涉其中。与某些同事遇到的威胁相比，这些故事虽然含糊不清、迂回间接、相对温和，但它们有效阻止了哈勒尔在进行直布罗陀小规模腐败研究时，本打算提出的深入性问题。

20腐败的人类学研究终点是什么我们试图阐明，人类学观点能够对理解腐败及其不同含义做出重要贡献。在这最后一节中，我们将概述该学科可以进一步调查的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透明国际都倾向于在他们的反腐话语中提出一个去文化因素的通用腐败定义。这与某些地方的做法及分类相冲突，尤其是那些将礼品与贿赂区分开来的地方。这毫不意外（至少对人类学家是如此）。这是腐败的人类学研究可以进一步调查的第一个领域。马塞尔·毛斯在其关于礼品交易的经典文章中提到，馈赠礼品本身所固有的偿债义务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腐领导阶层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根据礼尚往来发生的那一刻来划分礼品与贿赂的界限：贿赂意味着接受馈赠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而礼品并非如此。在这里，反腐议程与实现当地需求间产生了冲突。因为在许多文化中，礼品和贿赂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纽带，“在经济资源有限、国家福利不足，和/或获得产品与服务的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有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网（就像哈萨克族那样）。这里通常存在着几个并行的标准，虽然有时它们之间是相互矛盾的。维尔纳就举例说明了区分礼品与贿赂的不同标准，如“交易的内容”（现金/无现金），“收礼人的就业状况”（官员/不相关人士），“交易动机”（回礼/以期快速做成一件事情并避免麻烦），“交易的文化定义”（传统/不道德），“交易的透明度”（透明/保密），以及“交易的法律定义”（法律/非法）。在哈萨克斯坦的案例中，礼品与贿赂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礼品的概念是舶来物，尽管哈萨克人对不同场合的送礼现象有不同的术语，其中一些与西方人称之为贿赂的场合重叠。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些重叠部分是不道德的。因此，人类学研究的一项关键任务——如果要超越虚无缥缈的理论——是探索在我们所研究的文化中，人们是如何划分适当与不当、道德与不道德以及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并按当地标准及做法进行分析。另外还有必要区分开腐败——当地行为人及法律规范分

21别如何定义腐败——与游说、庇护制、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互赠礼品及人脉等概念。腐败也许与它们有关联。德拉·波尔塔和门尼观察到，尽管裙带关系与政治腐败可能被视为相关的现象（有时甚至难以将两者区分开），我们还是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并且在物物交易的媒介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前者是“保护”与恩惠，而后者是金钱）。不过，如果站在调查对象的角度进行研究，就时常可能面对被美化后的当地交易标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贿赂和腐败交易总发生在阶层化、边缘化与排外的权力关系中。多尔蒂曾提醒我们：等式的这一边的人有权获取资源，分配合同，减少税收，帮助别人上位，并能够包庇非法活动。等式另一边的人则拥有可用于交易的有价之物。而通常最贫穷的阶层既无钱又无社会财产。他们没有进行协商的资本，因而无法参与到赠礼交易的私下体系中，也无法从中获益。调查的第二个领域是腐败的生产力，或者说腐败话语和实践到底“生成”了什么。古普塔沿袭了福柯的生产力概念，认为腐败话语与实践有助于塑造不同类型的行为者：而“政府”这一抽象概念本身是通过依随者——官僚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创立并变得有形的。以印度为例，政府几乎总是意味着某种形式的贿赂，报纸的媒体话语塑造了享有权利的“公众”与肩负责任的“政客”形象。然而，腐败叙事产生了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现象。在波斯塔洛给出的例子中，这些现象一方面包括了牵涉在腐败指控中的两个行为人因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涵盖了那些无法参与交易的人产生的沉默、无能与无力感。在吉廖利所举的例子里，它包含了“好市民”与“坏政治家”间的强大二分法。第三，批判反思自己的研究重点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间的联系这一过程中始终能使人类学受益。在这些背景下，研究重点与社会政治背景逐渐相互关联。反思科学认识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可以突出霸权观点及其带来的盲点。这在如“东方主义”“男性偏见”“父权规范”及“帝国怀旧”等其他霸权概念上极为成功。[13]在“腐败”与“反腐”问题上，人类学之前强调的是这些术语与现行的“解除管制”“私有化”及“善治”间的联系。后者是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话语。新自由主义已经为腐败分析模型搭好了框架，尤其是在世界银行对腐败的限制性定义（即滥用“公共”职权）进行的分析中。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认为，因为腐败主要是公

22共部门的病理学，其解决办法在于减少公共支出并缩小政府边界。因此这种观点认为，缩小公共部门可以减少渎职的公职人员的范围。它还将公职人员置于市场监管规则、成本意识及企业商业道德的监督之下。现在，关注企业犯罪与私营部门的腐败并未出现在美国政府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程上。人类学很适合接受这个挑战。它可以为非正规、未监管的私营部门间的交易提供思路，能够将其批判性的目光转向那些支撑起私营部门贪污腐败问题中的“盲点”的框架。同时，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动机及行为可能也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人类学关注。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世界银行的领导层只在1998年发起了针对“腐败毒瘤”的讨伐？为什么经合组织颁布的国际商务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仅从1999年开始生效？[14]这项公约旨在将那些为获取业务优势而贿赂外国官员的行为非法化。事实上，“抵消贸易”（有效的法律贿赂或好处）仍是美国军火商为确保获得合同而惯用的手段。[15]为何反腐话语以现在这种形式出现？这的确像洛弗尔暗示的那样，是对冷战结束后——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时期——产生的社会及经济动荡的回应吗？是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后20世纪80年代的消费热潮及带走旧道德束缚的自我丰富所产生的延时反应吗？反腐（像“善治”与“问责制”一样）是打击非西方国家政府，迫使其符合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议程，接受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新方式吗？史蒂文·桑普森的态度很明确：反腐议程并不是对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回应；它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议程。然而，如本书各章所示，宏观政治体制并不是了解当代各种腐败形式的唯一语境。

23本书讨论的范围本书的目的是为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政治腐败提供一个初步设想。为此我们需要大量包含人种志调查细节（或“深度描述”）的研究，来了解日常生活中腐败的体现与复制方式。本书的例证采集自三大洲：亚洲、美洲——尤其是美国——以及欧洲。虽然有些“常见研究对象”的特征极为显著（尤其是意大利、非洲国家和前苏联），我们也分析了包括纽约、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在内的一些较少人研究、腐败现象不那么明显的地方。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审视了在一些学者称之为“转型社会”中的门路、裙带资本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现象。标题部分的问号表明，我们质疑“转型”这个术语作为分析类别的实用性（所有社会都处在变化的状态下。“过渡”暗示着在如欠发达与发达等固定状态间的进步性发展。而这些状态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类别）。尽管提出了这样的警告，该部分文章都关注了在经济快速变化与社会动荡背景下的腐败分析。简·施耐德与彼得·施奈德在第1章对比了美国的杨斯顿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莫这两座城市。分析现代黑手党的核心是政治机构与有组织犯罪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意大利语中叫intreccio）。前者为后者的活动提供掩护及保护。本章突显了这两个城市内有组织犯罪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米歇尔·瑞弗金–菲施在第2章也以圣彼得堡妇产医院中医生与病人间的交易为例，探讨了在快速变化的城市内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及非法行为。她的研究试图解释病人为何在可以使用医院官方付款渠道来选择医疗服务的情况下，仍旧继续向医生提供私人礼品，支付医疗费用。大卫·洛弗尔（第3章）讨论的也是苏联解体后的国家，但他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直接探讨了腐败这种“过渡”现象。洛弗尔认为，当

24官员们夹在法理性统治与传统义务和忠诚相互冲突的需求间时，最好将地方性腐败解释为他们所采取的一种回应。这部分的最后一章（菲利波·泽赖里）通过分析要求返还被没收的财产的法律案件，从人种志的角度解释了腐败在罗马尼亚的多重含义。这些故事——加上含有贬义的成见以及罗马尼亚人关于他们民族特性的笑话——为探讨腐败对当今普通罗马尼亚人所产生的象征性关联打开了一扇窗。第二部分“制度化腐败与反腐机构”研究了理应战斗在反腐运动与善政斗争前沿的行为者、机构及国家。研究焦点向上转移到北半球富裕强大的社会。有观点认为地方性腐败本质上是“发展中”与“不发达”社会的问题。这部分为批评这一看法铺平了道路，并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后新自由主义与腐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关联。史蒂夫·桑普森在第5章对透明国际这个当今最具影响力之一的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清晰地分析了这种关联。桑普森表示，透明国际将反腐斗争转变成完全成熟的“反腐主义”这一全球意识形态与实践。与“全球问责制”这一新话语一道，共同促进了实现道德统一、建成全球共同体这一强有力的愿景（尽管是虚幻的）。克里斯·肖尔（第6章）也研究了反腐斗争中的主要政治角色之一的意识领域：欧盟及其公务员制度。欧委会经常声称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欧洲”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欧洲的超国家精神和更高的政治理想。肖尔通过对1999年从（在提交了一份证据确凿的指控舞弊、管理不善和任人唯亲的议会报告后）欧盟桑特委员会辞职不久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研，质疑了这些假设。他还问道：“自1999年以来，欧盟一直在努力进行自身改革。这种改革到底有多成功？”卡罗尔·麦乐伦（第7章）也调查了另一处腐败已经变得极为普遍并制度化的地方：美国企业。她的研究挑战了一种假设，即企业腐败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变革后出现的新现象。与彼得和简·施耐德一样，她提出腐败比之前人们的想象更具系统性，而且腐败的普遍扩散同市场驱动下的价值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正是后两者维系了当代的资本主义。在评估了C.怀特·米尔斯、威廉·多姆霍夫和劳拉·纳德等人的工作后，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即阶级和亲属关系网依然是理解腐败运作方式的决定性分析因素。

25第三部分“日常腐败叙事与实践”回到了本书的第三个主要主题，即腐败在某些地区已经是一种叙事和象征系统。这些章节展示了腐败如何在这些地区传播并固定成某些典型谚语。人们试图通过这些谚语来理解自己所处的政治世界的意义。在这方面，腐败话语（如对政府丑闻或巫术的指责）不仅仅是功能强大的构建社会事实的工具，也为探索争端、具有争议的意义及社会关系结构打开了一扇窗。在第8章，阿克希尔·古普塔以印度农村为例，展示了腐败叙事是如何制造关于“适当”与“不适当”道德行为的对立言论，又是如何使农村居民及官僚对政府状态加以想象。确实，在印度，腐败叙事在宪法及其能为并且不能为公民做什么这些问题中发挥着根本作用。古普塔指出，仅仅依靠呼吁“透明化”和体制改革的反腐政策是不够的，需要实际（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工作才能改变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本身。在第9章，多尔勒·德拉克通过腐败叙事来审视葡萄牙同欧盟的关系。她的研究探讨了处在欧洲最外围的人们是如何解释地方精英所创建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增大他们获得欧盟资金的机会。在讲述虚拟经济、用欧盟资金购买奢侈品以及因无法偿还欧盟补助款而自杀的农民这些故事中都能看到这种关系。西恩·拉扎尔在第10章将研究扩展到周边地区。本章关注的是玻利维亚——一个据说腐败成风的国家。拉扎尔重点研究普通玻利维亚人如何看待并界定腐败。她指出腐败及其天生的对应物——市政工程（obras），是两个关键的话语内容，玻利维亚公民借用它们表达自己对领导人的期望。通过腐败感知与市政工程交付之间的相互作用，玻利维亚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集体性实体，一个特定社区的居民，同时也是“玻利维亚人”，因此先发制人地通过谣言和流言蜚语使领导人承担起责任。玻利维亚人以这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公益感，并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承担起做好事的义务。最后是多萝西·路易丝·津恩博学周全的后记。她将腐败问题的人类学研究与早些时候关于庇护制与裙带关系的人类学争论联系到一起，反思了书中一些统一的主题（包括疏漏及错误之处）。这章最后呼吁我们在未来进行腐败的人类学研究时，要把阶级和性别恢复成关键的分析类别。克里斯·肖尔，迪特尔·哈勒

26【注释】[1]本文初稿自提交给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及哥本哈根大学审阅后，已经数易其稿。感谢所有参与关于腐败的人类学研究研讨会热烈讨论的与会者。特别感谢马克·布塞博士对本文倒数第二稿提出的宝贵意见。[2]参见保罗·克鲁格曼，《纽约时报》（2002.1.29），引自艾雅尔。[3]更多对于安然丑闻及其影响的人类学分析，参见格莱德希尔、艾雅尔、施耐德以及肖尔在《社会分析》第47卷（3）中的文章。[4]http：//news.bbc.co.uk/l/hi/business/2182201.stm.[5]感谢第7届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年会的执行委员会与组织者为本次会议付出的辛勤工作。本书中的5篇论文（桑普森、洛弗尔、瑞弗金–菲施、泽赖里以及施耐德的论文）最初是提交给该会议专家组的论文。其他几篇论文或是专门为本书所撰写的，或是提交给编辑组织的另两次进一步讨论人类学与腐败问题的国际研讨会的。一次是2001年在哥廷根举办的“欧洲人类学”会议；另一次于2002年5月在金史密斯学院举办。非常感激参加三次会议的所有与会学者。[6]安·东勃洛克对西西里黑手党的研究以及杰拉尔·马斯对“工作中的欺诈”的研究是明显的例外。[7]维斯瓦纳坦与赛西生动地指出：“贿赂不是一种病理学，而是印度政府的基本事务”，并且“腐败这个英语单词听起来太褊狭、太具清教徒意义、太具限制性并且太下意识。它在感觉上接近那些无法捕捉到世界复杂性质的枯燥散文。它就像是把选举调查与但丁眼中的地狱进行比较。层层障碍等待被揭开”。[8]有关定义的更为全面的讨论，参见约翰斯顿。[9]对发生在欧委会内部的腐败的人类学调查，参见肖尔。[10]在赫尔穆特·科尔的帕拉坦方言中，Bimbes是“金钱”的口语表达。相比之下，德语中的Bimbos是“黑人”的俚语表述，相当于“黑鬼”。使用这种有争议的标语是德国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即只有在抛弃熟悉用语的情况下才能研究国外情况。[11]请参考罗斯–阿克曼的类似观点。[12]俄罗斯总统证实总主编古辛斯基被捕的消息，http：//www.elmundo.org/2000/06/15/europa/15N0060.html。[13]我们也许还可以在榜单上加入“白人特征”“西方特性”以及“政策”。[14]参见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网站，www.dti.gov.uk/ewt/bribery.htm。[15]韦恩。参见www.d-n-i.net/fcs/comments/c474.htm。

27第一部分社会“转型期”的腐败？

281.双城毁灭记：杨斯顿与巴勒莫的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美）简·施耐德，（美）彼得·施奈德简·施耐德（JaneSchneider）：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教授。曾在西西里进行人类学实地调研，并据此与彼得·施耐德撰写了三部著作：《西西里西部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穷人的节日：生育率下降与西西里的阶级意识形态》及《可逆转的命运：黑手党、反黑手党及巴勒莫之战》。1998年，出版了《意大利南部问题：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彼得·施奈德（PeterSchneider）：福特汉姆大学社会学教授。与简·施耐德合著过三部著作。通过对俄亥俄州杨斯顿市的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有组织犯罪及刑事定罪领域。纽约科学院就这些研究课题成立了新部门，彼得成为其创始成员。18世纪至19世纪初，贵族与上层中产阶级云集的滨海广场在巴勒莫市曾是优雅的代名词。然而，自1860年意大利统一之后，巴勒莫开始向北扩张，由此新建的众多广场和林荫大道也有幸成为贵族的新宠。二战结束之际，市内许多滨海豪宅均被盟军轰炸机摧毁，人们对此地唯恐避之不及。但过去20年间，巴勒莫重建了滨海广场周围的几幢历史性建筑。孩子们在清理后重新种上花草的广场花园中玩耍（时尚的露天餐厅也一家家开设出来，增添了这里的万象复兴之感）。巴勒莫曾经的市中心一度被视为衰败和退化的象征，受人漠视，但随着大量重建项目的开展，这里在20世纪90年代又重新焕发出了活力。马西莫剧院是欧洲第三大歌剧院。经过一番整修，1997年该剧院终于在沉寂了23年之后重新迎来观众。2000年12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高级别政治签署会议的开幕式就在那里举行，与会贵宾们发言时都赞扬了巴勒莫的转变，称之为“巴勒莫复兴”。这座曾被称为“黑手党老巢”的城市，现今以“反黑手党之都”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按照官方的说辞，巴勒莫市民们已经摒弃了先前的“犯罪温床模式”，不再对犯罪漠不关心或是愤世嫉俗（他们已经养成了充满市民荣誉感的“遵纪守法的习惯”）。

29我们也参加了这次联合国会议。让我们感到颇为惊讶的是，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支来自俄亥俄州杨斯顿市的代表团。应巴勒莫市长之邀，这支由20位市民组成的队伍在华盛顿一个名为国家战略信息中心的民间组织的资助下来此参会。该机构资助那些致力于“合法性”与“透明度”的教育及其他项目。由此我们获悉，这些市民对杨斯顿市的衰败产生了深深的绝望，并认定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间不健康的协同效应是导致杨斯顿市衰败的部分原因。为此我们在杨斯顿逗留了几日，拜访旧友并列出了一张书单准备了解当地历史。尽管杨斯顿与巴勒莫拥有迥异的城市历史与社会形态，美国黑手党与西西里黑手党的行事风格也各异，这两个城市间还是存在着一些有趣的交集，这也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犯罪与腐败：两个模糊的概念“犯罪”是一个本质上模棱两可的术语。一方面，它指做了法律禁止的事或未完成法律规定必须完成的行为——一旦定罪，罪犯会因这类行为而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它也指那些违反道德准则的不公正、无意识或是有害的行为。法律并不能完全禁止这类败坏道德的犯罪行为。众所周知，有很多“犯罪行为”逃脱了法律制裁。同样，站在某些社会阶层的立场来看，有些人的违法行为是完全合乎道德准则的，但他们仍然遭到起诉并被因此定罪。“腐败”的概念也很尴尬地介于规定和道德之间。字典对这个词的解释强调的是它道德败坏、心术不正和歪曲事实的性质，让人想起见到一个完整美好的东西变质腐烂时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完整美好的东西往往是根据既定法律法规来管理公共资源的政府公共部门。对很多人而言，出于个人私利侵占公共资源或是背弃公信力是腐败的关键。约翰森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构想，即腐败与价值规范子系统间的相互渗透有关。例如，当亲友关系渗透到公共事业或企业管理中时就容易产生腐败。人类学家通常对不平等条件和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十分敏感。他们早就意识到，不论在哪个社会，集财富与权力于一身的人因犯罪而受到惩罚或是其腐败行为被揭发的几率要小于其他弱势群体成员。这些人不仅可以在触犯法律后支配大量资源来为自己辩护（而且由于他们头顶受人尊敬的光环，在一开始便更有机会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

30与此相反，社会底层人民则更有可能首当其冲被贴上有色标签。在道德和法律运动中，连他们的日常活动都被重新界定为腐败或是有罪的，就更别提是反抗了。然而，即便对边缘群体或烙印群体来说，犯罪与腐败的现实也超越了他们的社会建构（这关乎社会行为与社会知觉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指控都可能存在偏见（有关罪责的话题总会遭到质疑）。但是，赦免那些弱小、被污名化或令人同情的群体成员的罪行和腐败行为，也是低估了给他们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黑手党的形成与政治腐败黑手党的前身形成于1815年至1860年间。当时，西西里岛的统治者那不勒斯波旁家族正试图废除封建制度，兴建土地市场，并圈起公用地，把集体牧场改成私人耕地。但由于政府经验不足，地主的贪欲和乡间暴徒的恶行无法得到遏制，起义农民提出的要求也未得到有效回应。镇压没能阻止土匪们继续在乡间游荡。土地所有者要么仍旧遭受窃贼和绑匪的侵扰，要么雇用他们来保证自身安全。在这种裂隙间，黑手党逐渐从由货运马车夫、骡夫、流动商贩、土匪和牧民构成的最初的企业家阶层中发展起来。士绅和贵族地主招募这些人来守护和管理自己的庄园，并为其收租。这些走狗们替主子报私仇，却反过来号称是在重建社会秩序——包括惩戒桀骜不驯的农民。尽管他们摒弃了绑架——这种上流社会最惧怕的暴徒行径，却因为敲诈又开启了另一种混乱。黑手党“家族”的数量开始激增，尤其是在穿过西西里西部山区的“暴徒走廊”沿途以及巴勒莫周边富裕的经济果林区。对此，连着几届意大利政权都装作视而不见。墨索里尼曾一度扭转了这种宽容的态度。他特别指定的“完美巴勒莫运动”几乎剿灭了黑手党。然而，在盟军攻入西西里岛后，占据岛屿的军事政府向有影响力的地主寻求建议，与这些精英有联络的黑手党随之被招入了当地政府。在随后建立起的意大利共和国里，黑手党重振旗鼓，保护了拥有土地的精英们免受卷土重来的暴徒行径和农民起义的困扰。他们胁迫甚至谋杀了左翼农民领袖，却几乎很少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1950年意大利实行土地改革。但此时黑手党已经有了新业务：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基督教民主党参选。这项安排被称作是“那项邪恶的交易”，它意味着农民斗争的主要支持者意大利共产党，不论在地方

31层面或是国家层面都将继续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据估计，每个黑手党成员可以依靠朋友和亲戚拉到至少40至50张选票。仅在巴勒莫省就能收获7.5万至10万张“友情”选票。作为回报，黑手党成员相对来说可以免予起诉或是被判长期监禁。这种心照不宣的许诺也渗透到了一些新领域：对土地改革、城市农产品市场、新房建设，尤其是市政工程的管理领域等。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政府没能阻止西西里黑手党接管全球海洛因的运输，可能是这项“邪恶交易”最严重的后果了。美国黑手党的前身当然和他们截然不同，但两者间的相似之处也值得我们注意。南北战争后，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涌入了美国东北部及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为新兴产业及国家扩张带来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这些新社区内不可避免地形成“硬汉”集团，在各自区域内插手解决纷争，掌控工作及其他经济机会，控制住房分配。到了90年代，一些移民组织，尤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移民最为著名，将在旧世界已经形成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招入麾下。这些自发形成的犯罪团伙与更具组织化的犯罪集团之间形成了既互补又竞争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出现极端劳资冲突的背景下自然形成的。抑制这种冲突的一个核心就是立法禁止所谓的恶习——酗酒、赌博和嫖娼。据说这些做法使劳动阶层陷入危险的境地。在这些措施中，1919年国家禁止酒精法案最引人瞩目。这项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戒酒运动。当时大约有150万人改变了对饮酒的态度，开始推崇禁酒运动。随后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最后在20世纪初演变成一场对酒精的道德讨伐。禁酒运动依赖于广大的福音教会与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1903年运动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协会，即反聚会联盟组织，把大规模生产、运输、销售和饮用烈酒定义为可怕的犯罪行为。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与反聚会联盟的成员都在各州以及国家的立法竞争中支持那些赞成禁酒令的候选人。他们精力充沛地四处游说、请愿，求助于教堂、企业与工会，并在1909年印制出一亿份宣传手册。这些手册显然直接推动了禁酒法案获得通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禁酒法案凸显出美国各社会阶层间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这种局势历来受到种族和民族的影响。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瑞奇蒙·皮尔逊·霍布森曾怒喝，“事实上，烈酒会把黑人变成一头牲畜，使他犯下残忍的罪行”。1900年以前，禁酒运动遵循人道主义，旨在帮助穷人，治愈酗酒者。但1900年以后，人们不再怜

32悯这些人，反而表现出自以为是的愤怒与道德愤慨，要求政府进行强制性改革。酗酒者再也无法得到救赎，反而被加以惩罚。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宣布，禁酒是一项“爱国义务”。禁酒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道德讨伐是禁酒令的基础，它将城市中信仰天主教的工薪移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与小城镇里信奉新教的本土美国人对立起来。后者多为白领阶层与农民，饮酒节制。杨斯顿是美国钢铁业的中心城市，它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1900年至一战期间，杨斯顿的人口从4.5万发展到13.2万，其中1/4是移民。市内超过半数的钢铁工人都在此列，最早的一批来自德国、威尔士和爱尔兰，随后一波来自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他们大多是未婚男性，居住在工厂附近拥挤的“豆腐渣工程”里，离他们漫长艰苦的轮班厂区很近。开在工厂马路两旁的一溜小酒馆召唤着下班回家的疲惫工人们，在这里他们可以社交、喝酒，小赌一把一种叫“百搭”的游戏中的数字大小，或是在著名的希腊–土耳其游戏“酒吧百搭”中就快速转动的骰子下更大的赌注。1916年，工人们获悉工厂得到源源不断的战时订单，于是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工厂主请来工贼帮忙，他们中有很多是来自南部地区的黑人。这种挑衅引发了一些暴力事件，但当地的历史也强调，这种紧张局势还有另一个来源：罢工者们“有时是喝醉的”。工厂主们极为害怕，于是关闭了酒吧，以免这种情绪变得“更为糟糕”。有份文件记录，工人们占领了位于杨斯顿坎布尔钢板钢管工厂的矿场办公室，放火烧毁了那里的文件。这份文件显示，他们“闯入附近的酒吧，喝光了能找到的所有东西。而一旦被酒精灌饱，他们就试图烧掉眼前的一切”。三年后颁布的禁酒令，显然是一项劳动纪律（同时也是鼓励资本消费的手段，女人会把男人从酒瓶里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家庭和住宅中需要的东西）。禁酒令与反赌博法一道，为杨斯顿有组织犯罪的爆发提供了机会。只要对当地政客有利，政府就允许他们管制这些被禁止的行为。尤其是来自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犯罪家族不断繁荣壮大。毫无疑问，这有赖于他们掌握的科技以及组织方面的诀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美国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调停者——与西西里黑手党通过斡旋实现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不同。在美国，因为市政府变得更为“民主”，所以这种调解也发展成一种政治角色。

33杨斯顿的民主化进程始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执政时期。在此期间，工会日益合法并逐渐具备法律地位，而企业也更致力于改善员工的生活。与当时许多其他公司一样，钢铁业大亨沉浸在“福利资本主义”当中，试图削弱日益增长的工会的力量。因此，坎贝尔和其他矿场主都为员工建造了（按种族隔开的小型）连排住宅（在为小康家庭建造住宅的土地开发公司中注资）并通过资助游乐园、运动队和职工小卖部建立起一种新的家长制统治。他们构成了该市共和党体制的核心，也冷眼旁观了共和党借助逐渐拥有选举权的移民工薪阶层入驻市政厅的过程。美国黑手党的发展史使它处于调停阶级关系的位置。与西西里黑手党一样，美国黑手党不仅能为民主党拉到工薪阶层的选票，而且能将选票集中到某些特定候选人身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工业城市中确实出现了腐败的政治“机器”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前者有赖于有组织犯罪集团为其助力，替他们收集移民工人的选票，而后者通常要求进行改革，开展反移民运动。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在1916年杨斯顿钢铁工人大罢工中展现出了令人害怕的战斗性，为了寻找能制约他们的力量，产业所有者与管理阶层对政治机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们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和西西里黑手党一样，美国的有组织犯罪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在享受令人惊愕的免于起诉的特权。双城毁灭记：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二战后，巴勒莫急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城市反而因此被毁。因为黑手党强行参与到房地产炒作与建设中，造成城市发展无人监管，投资不足并进一步脱离正轨，最终令人痛心地扭曲了巴勒莫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叶的现代化转型因此被称之为城市的“浩劫（scempio）”或是“毁灭”。1957年到1963年是私人建设的鼎盛时期，而之后的70年代与80年代，重心逐渐转向市政工程。总的来说，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反映了二战后西西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因为一方面，土地革命及由此带来的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民大规模外流；另一方面，农村地主——大庄园的所有者——把投资转移到了城市的房地产中。与此同时，国家福利的扩大使得城市更具吸引力，因为在那里能找到政府公职。巴勒莫在1946年成为新设立的西西里岛自治区首府，人口从1951年的50.3万增长到1981年的70.9万，增加了

3441%。尽管1962年地方政府授权开展一项城市开发计划，但这并没能阻止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开始各种不受监管的建筑项目。他们都希望能从随之而来的房地产需求中获益。一些极度令人不快的事情进一步扭曲了战后的建筑热潮。1943年遭盟军轰炸后，巴勒莫的旧市中心就被当时的政府所遗弃。巴勒莫是意大利南部损毁最为严重的城市，市内7万多间房屋被炸毁，近15万人流离失所，栖身拥挤的贫民窟、棚户区，甚至是洞穴中。市内的豪华宫殿受损极为严重。高贵的所有者们在等待土地革命的惶恐不安中也遗弃了它们，任由其屋顶漏水，水管破裂。破坏者从空荡荡的房子中搬走了所有的建筑装饰——雕像、立柱、喷泉，甚至连管道系统都没放过。空袭也影响到了旧市中心周边颇具人气的地方。那里的危险建筑随时有倒塌的风险。它们要么被拆除，要么用密集的长木条十字交叉加固。与此同时，人们不断开发出这些地方的其他用途。非洲和亚洲移民搬进了这些危楼（回廊与院子被改造成了停车场、堆放建筑材料和赃物的仓库，或是工匠们闹哄哄的工作室；各种空旷的地区沦为卖淫与毒品零售交易的场所）。政府决定放弃对该区域的重建，转而兴建“新巴勒莫”，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新巴勒莫”起初集中于老城北面，即19世纪扩张后的新艺术区以北，然后扩展到西面和南面的地区。建筑热潮延伸至此，目光转向不规则的小块农田、荒废的果园、别墅以及小村落。贵族地主显然急切地希望能够将果园和大庄园出手。这加速了这一带由绿地变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的进程。与此同时，汽车的数量与郊区人口一同成倍增长，将曾经沉睡的乡村街道变成了拥堵的泥潭。这还不是“毁灭”或浩劫最糟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如果历史中心的建筑继续遭受灾祸，被人无视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最终它们可能会被夷为平地，为兴建一个向纽约看齐的现代化闹市区腾出地方。政府出资在偏远地区建设公屋与包括多车道环城公路在内的基础设施。这诱使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在政府允诺的燃气和供水管道铺设之前，在供电、交通设施与学校等其他配套服务建立之前就来到市郊进行投资。1968年发生在巴勒莫南部的一场地震又一次袭击了这个老市区中心。政府随后出台的决定沿袭了之前的发展模式：更多果园被建成城区，在此基础上兴建大片公共住房，将市中心的居民迁出原住址，而不是修复他们权宜的居所。1951年这片区域有12.5万居民，而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减少到了4万以下。因此，在巴勒莫外围广袤的

35土地上，一座座多层独立产权公寓和出租房拔地而起，形成一个连一个的单调街区。与东欧同等规模城市那些在阳台上种满仙人掌和天竺葵的居住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出租房在今天看来破旧不堪，表面的水泥层剥落开裂，承重的铁条、护栏与金属装饰经历多年的侵蚀后锈迹斑斑。回忆起自己经历中那种极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场景，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将这场浩劫怪罪到了“时代”身上。鉴于战后巴勒莫的发展模式，购买新房的人大都是之前的农民。他们或是受到土地改革的鼓励，或靠在北欧的辛勤工作来此购房，梦想着能逃离“落后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想象着能得到进化（evoluto）或变得现代。宽松的信贷加上移居国外者的汇款也使他们能承担得起购房款。对当地政府的雇员来说，低成本的贷款是一项标准福利。在这种氛围下，甚至连巴勒莫本地居民都觉得，老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当然，那些泛着铜锈的古董除外。当1960年巴勒莫建成了唯一一座“摩天大楼”时，这些现代主义者都激动地跑去看它第一次点亮顶端的红灯。他们承认，现在回想起来布拉格式的风格也许会比纽约更适合巴勒莫。但是指责风尚的力量——想要变得现代——也只能做到这些。建筑热潮的叙事更有可能指向腐败情节（intreccio）或是政治、经济与黑手党间利益的“纠结”。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们之所以能在地方和区域选举中获胜，都有赖于黑手党，尤其是那些扎根在城市扩张区域中的成员，为其拉选票。这些地区的黑手党之前都是农民，现在一窝蜂地涌入与建筑相关的各种活动中——运输材料、浇注水泥、进行土地投机、为家人与朋友或是单纯为获利而建造住宅。他们与政客一道，在破坏巴勒莫战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建筑业和建材产业一道占据了巴莫勒经济中极大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巴勒莫有33%的工业劳动力从事建筑相关行业，而米兰只有10%。从事这一行业的公司数量巨大，员工一般在25人至30人左右，有的甚至更少。他们是巴勒莫“主要的财富源泉”。当国家拨款兴建公屋之后，建筑业在巴勒莫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1999年，市政厅为吸引投资而印制的光面宣传册显示，在巴勒莫商会注册的14201家公司中，有48.2%是建筑行业的公司，比所有其他制造业公司的总和还要多。

36同样切中主题的是，我们几乎可以预见，有组织犯罪能够“有机渗透”这一行业。建筑业由许多分支行业（商业、公路、工业、管道、住房、纪念碑等）构成（可以分为公共工程和私人工程两部分，雇工鱼龙混杂，既有熟练工也有新手。就此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经济领域，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在这个领域，资本雄厚的建筑公司——美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德国、日本，仅举几例——在全世界进行投标。同样，建筑构件越来越倾向于组合式（能从一处移至另一处）。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建筑业是接地气的——为获得利润及当地承建商与分包商的承诺，它依赖当地建材以及地方政府对有关运输、公房、分区规划、合同投标、税收、信贷及金融等方面的法规的管理。除此之外，建筑业还依靠当地或迁入该地区的劳动力。这些形成了一个调解依恃主义关系的广大市场——业界代表及朋友将建筑工人与供应商的选票送给顺从他们的市级及区域政客，反过来，当他们违反了“迷宫般的规定”时，就有门路可找。在很多地方，有关有组织犯罪在近几十年来不断扩张以及最近一次试图对其进行清剿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市政当局转变建筑环境的故事。杨斯顿市，抑或如此杨斯顿（二战结束时人口16.8万）就是个例子。杨斯顿在战时没有遭到轰炸，也没有地震灾难，它遭遇的苦难远不及巴勒莫。杨斯顿战后兴建了大批独幢住房。带动市郊发展的，不是高层的单元楼，而是这种带有前后院子的独幢房。然而，许多城市规划者都认为，美式的市郊化进程，从一开始就受到制造业、房地产以及汽车工业等游说团体施加给公共决策的影响，并因而遭到严重扭曲。日益见涨的对冷战的歇斯底里被麦卡锡议员具体化，这也对战后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美国房产协会（始于20世纪20年代）与像莱维特这类在意识形态上反共的开发商一起，鼓励在使用非工会劳动力的工厂里生产预制装配式房屋。这对建筑行业中的工会极为不利。与此同时，低成本房屋的产量不断增大，顺应了日益增长的需求。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离开乡镇前往巴勒莫（以及国外）的农民类似，只要有机会，美国工人就会逃离吵闹并有污染的工厂区，前往环境安静、空气清新的市郊。

37土地革命及引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收割机和打谷机都推动了这些农民向外移民。对美国产业工人而言，这个动力就是汽车的出现。福特主义在两个城市的转变中都起到了关键的基础作用。便宜、易用的机械使得贩夫走卒也能向前发展。在两个城市中，他们都沿着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和投资而修建起来的道路前行。之前提到过，巴勒莫有环形立交。杨斯顿则有高速公路建设以及城市翻新工程。这项工程在20世纪60年代将大片闹市区住宅改建成了公共建筑与高速公路，在市区与市郊间建立起快速通道。由此带来的重新安置问题加剧了当地居民间的民族、种族以及阶级隔离，同时也导致人口下降，城区税基减少。在杨斯顿，与在其他美国城市及巴勒莫一样，住房建成之后——通常是投资性建房——才会开始进行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建筑里，基础设施的建设很仓促，跳过了很多环节。不会有人想对这种房子进行二次投资。最为重要的是，建筑商建房之时期望当地及国家政府能承担自己大部分的成本。巴勒莫的战后历史也告诉我们，黑手党很可能渗透到像杨斯顿这样一个业已建立有组织犯罪传统的城市中，并操纵随之而来的繁荣为自己谋利。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政治机器中具有战略性地位，这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负责颁发许可证、分区以及掌控市政工程的政府官员。房地产商和建筑企业家们急切地想与他们成为朋友，因为他们有现成的通过敲诈积累起来的资金——尽管获利颇丰的酒类走私业务在1933年废除禁酒令后就结束了。到20世纪40年代，靠赌博他们已经能够每年净赚将近800万美元——很快，他们自己也投资到这些飞速发展的部门中。因此，不论好坏，他们都是建设环境转型的重要参与者。如果要对“坏”的方面进行评估的话，只关注“毁灭”造成的建筑上的悲剧会具有误导性：不论有组织犯罪是否牵涉其中，忽视历史建筑，任其衰败以及在没有工厂，缺乏审美的市郊过度投资都是全球城市化的特征。但是，有组织犯罪的传统放大了这些趋势，几乎把其他一些可以与之抗衡的可能性都排除在外，并以一种非常尖锐的方式把杨斯顿与巴勒莫这样的城市置于他们的暴力统治之下。此外，另一种针对人民的暴力形式也破坏了发展的进程。在巴勒莫和杨斯顿，利用汽油弹和其他纵火工具（有时似乎只是为了掩盖一起盗窃案）进行的谋杀与袭击住宅案件频发。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相互竞争的黑手党派别为了争夺领地，控制赌博和勒索，在与城市扩张相连的巨大建筑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发生火并，犯罪率因此创了新高。

38漫长的80年代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大致把1978年至1992年间的时期称作“漫长的80年代”。在这段时期，巴勒莫成了全球海洛因交易的一个主要中转站。地下提炼厂就设在了这里，在随后几年内，西西里每年能制造4吨至5吨纯海洛因，年利润达到6亿美元，满足了美国市场大约30%的毒品需求。早在20世纪60年代，黑手党各派就因相互争夺城市领地的控制权而爆发武力冲突（但此时，冲突进一步加剧）。1979年至1983年间，在争夺市内新机会及毒品的争斗中，一个叫科莱奥内西（因为他们最初来自内陆城市科莱奥内）的黑手党组织表现得尤为咄咄逼人，并最终发动了叛乱。科莱奥内西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巴勒莫的战后房地产和建筑热潮之外——城市周边所有的黑手党团伙（cosche）都已经开始蚕食这一领域——他们初入一开始由巴勒莫“家族”掌控的毒品交易领域，但却被人轻视，科莱奥内西也因此觉得忧虑。他们没有征询巴勒莫组织的许可就实施了一系列索取赎金的绑架案，破坏了黑手党自己的规矩。被绑架的不仅有富人，而且还有几个与黑手党大佬结盟的建筑公司经理。科莱奥内西在崛起过程中暗杀了一连串的黑手党大佬。更胆大妄为的是，15名警官、地方治安法官和政府官员也惨遭毒手。1992年他们组织了残暴的爆炸袭击，杀害了两位最重要的反黑手党检察官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发生在罗马与佛罗伦萨的两起针对艺术纪念碑的爆炸案，与在米兰的一系列爆炸案一样，也被认为是他们干的。为了应对科莱奥内的挑衅，反黑手党运动在80年代与9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同时警察也对其进行了司法打压。对西西里黑手党来说，贩毒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80年代中期开始推进的反黑手党行动（很容易就能买到大受欢迎的安第斯可卡因）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毒贩越来越倾向于在罂粟产地处理毒品，这些都使他们地位下降，收益减少。尽管如此，科莱奥内西还是能够依靠资本原始积累将一些新的建筑公司资本化，从而开启了在战后管理巴勒莫建筑业及地区经济的野心。更为严重的是，意大利反黑手党局的证据显示，公共工程成了重新投资毒品收益的特许领域。在这一行，全球已经成为“企业界进行完全控制的重要内部条件”。

39过去，每个黑手党团伙可以自由向在其领地内工作的承包商收取佣金，但现在，科莱奥内西将所有地区的这类关系都收入自己囊中。他们收买了富有商人安杰洛·赛尼来担当协调员。赛尼（媒体称之为黑手党的“工程部长”）是这些大佬与当地商会、政客及负责再拍卖时分配竞价的公务员之间的桥梁。一般来说，工程建设区域的团伙可以收取2%到3%的佣金，并能自主选择二级承包商、供应商与临时工——如有必要的话，还会通过勒索信或武器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赛尼“操控”了哪家公司能以何种顺序何种条款赢得合约。他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奖赏，扩大了黑手党“照顾人民”的名声。尽管起因和结果不同，杨斯顿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80年代”。作为一座中西部的钢铁城市，它的危机发生在1977年至1979年间。尽管工人和市民努力拖延，想让工厂继续运转下去，可还是没能阻止钢厂大量倒闭。工厂主声称，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美国的钢铁制造业已经不如德国和日本那样具有竞争力，所以应该对其减资。而工会领导则抱怨，工厂主没能将其巨额获利中的一部分用于购买战后出现的先进设备，以升级工厂的设施。数以千计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市民迁出这座城市。他们有的搬去了市郊，有的则去了更远的地方。人口普查显示，从1960年起每隔10年杨斯顿就会流失超过15%的人口。2000年只有8.2万人居住在杨斯顿——二战结束时这一数字是16.8万，是现在的一倍。马霍宁县下辖其他更小的钢铁城镇，它的人口从30万减少到26万。这一地区昔日的经济心脏停止了跳动。20世纪60年代，杨斯顿敌对的黑手党势力间——主要是两大联盟，一个倾向于匹兹堡和纽约，另一个倾向于克利夫兰、芝加哥和新奥尔良——实现了休战。在这短暂的休整期内，没有任何派别能将市长、警察长或是刑警队长拉到自己阵营内。然而在1977年重燃战火后不久，匹兹堡派就让一个新上任的市长安排自己指定的人选担任警察长，并使以民主党为主的市政厅知晓了他们“对于市财政官的人选十分感兴趣”。同时，一位市议员停在自家门口的车子遭到了火焰弹袭击。他辖区内的选民对区内的卖淫活动颇有微词。黑手党借此警告他，休想对这些抱怨做出回应。1980年在民主党内初选市长的阶段，一位变革派候选人退出了竞选。一方面是因为他遭到恐吓，要求其就警察长的提名与黑手党进行协商，另一方面是因为刑警队长对包括毒品交易在内的非法行为不断忍让。初选及最后的胜出者对这些要求做出了妥协。一个大陪审团总结说，“如果不是完全地放任无视、默许

40或是得到一些政客与执法者的直接支持，是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严重的犯罪问题的……”。类似的腐败形式遍及整个县一级。两派黑手党不仅努力确保上任的治安官与检察官是他们的人，而且对他们进行了大额行贿，以保证非法赌博与卖淫活动能继续进行。治安官杰姆斯·A.特拉菲坎特被曝出在1982年分别收取了克里夫兰派与匹兹堡派16.3万美元及6万美元的贿赂，金额之高令人咋舌。这件事催生了致力于改革的杨斯顿市民联盟。杨斯顿市民抱怨不停。他们发现联邦调查局设在该地的办公室要么无暇顾及他们，要么对他们的呼声充耳不闻。事实上，受贿最严重的警察长就是一位前联邦调查局官员。这使市民们更加觉得“孤立无助，不知道该向谁求助，该信任谁”。甚至连杨斯顿的消防队长查尔斯·奥奈斯提也卷入其中。尽管收受了贿赂，县执法官特拉菲坎特仍然在1984年当选了众议院议员。直到2001年他才被起诉，2002年联邦法院指控他犯有包括敲诈及其他违法行为在内的10项罪名。奥奈斯提后来担任过众议员特拉菲坎特的办公室主任，是自首的黑手党人列尼·“莱尼”·斯图罗洛的一个爪牙。大批钢铁企业离开杨斯顿时，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间彻底形成了相互交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市政府和地区政府做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决定，将建造更多房屋作为扼制衰退的办法。两个自称是敲诈家族德·巴特洛斯与卡法洛斯后裔的当地开发商，甚至在大批庞大的老钢厂开始生锈之前（其中一座被拆除）就已经在更老的市郊外兴建了大型商场。那里位于市中心的反方向。从策略上考虑，其中一个商场建在了一个小型联盟棒球场附近（这两大家族都成了全国主要的商场开发商）。杨斯顿也为美国一个大型连锁超市建造仓储设施并希望借此吸引更多此类设施。也许最异乎寻常的是——但不是最奇特的，因为这是很多处于衰落状态的美国社区都会采纳的“发展战略”——当地建筑工人发现他们被雇佣来建造三间监狱。很多以前的钢铁工人都希望能够在此找到工作。“漫长的80年代”带来的负投资危机在杨斯顿，以及美国所有铁锈地带（译者注：铁锈地带指从前工业繁盛，今已衰落的发达国家的一些地区），造成了社区分裂。同时，原先在工业领域拥有体面工作的人沦为堕落、领低工资的临时工，甚至是无业游民。所有之前处在家长制管理保护伞下的设施——图书馆、剧院与游乐园——都难以维

41系。事实上，游乐园早已关门大吉。杨斯顿首当其冲受到战后混乱的影响，种族紧张局势进一步激化，因此麻醉毒品经济得到扩张。但是，尽管杨斯顿存在犯罪组织，它也没有像巴勒莫那样成为世界海洛因贩运的中心。毒品通过黑手党从更大、更重要的城市——克里夫兰、匹兹堡及纽约——流入杨斯顿，在当地进行分销，并不需要转船（当地的毒贩都是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小人物）。1977年帮派大战再次拉开序幕，引发了8起黑帮谋杀案与两起失踪事件。然而在“漫长的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杨斯顿并没有经历像巴勒莫那样血染街头、两败俱伤的毒品争夺斗争。2000年，黑手党谋杀当选的县检察官保罗·盖恩斯未遂。据称这是因为有组织犯罪团伙头目担心盖恩斯可能不会像他的前任那样放任毒品交易。这是与毒品相关的最严重的事件了。无论如何，杨斯顿的建筑环境继续遭受暴力侵袭。整个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至今仍是如此），当地政治领导人似乎相信，不论未来将会如何，所有人的生计（不论贫富）都依赖于继续建造投机性建筑。如果一个人已经拥有，或能够获得的房产处于政府某项规划中，那么这种房产越多越好。很多人怀疑，在过去20年中，这些领导人和某些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头目已经从分区、发放许可证和订立合同——决定政府部门的选址——的过程中获取了私利。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他们会出席“卡法洛圆桌会议”——这一有商业与政治精英参加的经常性聚会在一家名为河畔的安东尼的市区餐馆举办，而媒体和公众都被拒绝入内？卡法洛家族的一位长老在60年代启动了这项圆桌会议，为朋友和商业伙伴提供每周社交的机会（随后他的儿子安东尼将其变为每月一次的活动，邀请更广泛领域的客人参与）。2001年夏末，市民联盟的一位成员——他一直以来都努力将杨斯顿的“交易文化”引入公众视野——带着望远镜在会议地点附近进行观察。他们在8月20日的新闻中抗议道：这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个人控制了一群政客与公务员的秘密的掮客政治，它是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遵纪守法与违法违规之间的界限就算还没有完全被磨灭，也已经变得很模糊，很危险了。结果这造就了一个充满“不正当行为、潜在的不正当影响与利益冲突”的“影子政府”。“政府合同与金钱……租约以及其他与当地政府进行财务交易的接受者或潜在接受者”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

42他们的公报继续写到，安东尼的哥哥J.J.卡法洛遭到联邦指控，罪名是试图贿赂特拉菲坎特，而安东尼自己就是做东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市长也应邀参加了圆桌会议，并发现了这个观察者。他对此的抗议以及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吸引了更广泛的群众参与到9月会议中。《杨斯顿维护者》（不是很关键的地方报纸，在2001年9月9日）报道，客人名单中包括克利夫兰·布朗橄榄球队的首席运营官，他之所以出席是因为“安东尼（是）一个伟大的人”（杨斯顿主教管区的大主教，他是去“为那家人打气，并了解喧闹的原因”）以及共和党县主席，他“认为拥有托尼·卡法洛这样的人是社区的一大幸事。他很有公德心并且热心公益”。在杨斯顿，与在巴勒莫一样，存在投机性建设的地方就必然存在对建筑环境的投机性破坏。历史悠久的建筑尤其容易受到破坏。这座城市拥有大量维多利亚时期的房屋以及装饰精美的市中心建筑。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杨斯顿仍是钢铁中心的时代。最引人瞩目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每天都会在市中心发生多起纵火案。居民大量迁出后，那些没有销路的房子也会被焚毁，这样所有者至少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因为被废弃、不雅观或危险而原定要拆除的房屋或商业建筑也被烧毁，这为拿到合同的拆迁公司带来了便利。因为知道会有火灾发生，雇来的铲疵工从其作业的建筑里拆走了铜质装置及其他有价值的部分。然后，纵火者把装满汽油的塑料袋挂在一楼的天花板上，点燃几处小火后离开。汽油袋猛烈爆炸，能迅速有效地破坏房屋结构（如果消防员在爆炸发生前进入燃烧的大楼，就会面临严重危险）。最后，指定的拆迁公司将瓦砾运走，完全不必顾忌当地的建筑法规和环境安全规则。正如林肯和拉索指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杨斯顿泛滥的纵火案与暴徒有关，许多消防员和社区群众都相信，纵火案以及房屋烧毁后进行的拆迁和保险欺诈与消防部门成员、有组织犯罪以及公务员间的相互勾结脱不了干系。纵火案高发期的消防队长就是上文提到的查尔斯·奥奈斯提。令积极的市民觉得惋惜的是，大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房屋在浓烟中毁于一旦。

43结论这又将我们拉回到来巴勒莫参加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会议的代表团身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由工会与教会领袖组成的普世会联盟的后继者，20世纪70年代曾动员起来反抗关闭钢铁厂（他们也代表了杨斯顿市民联盟，这个拥有200名成员的组织在保罗·盖恩斯枪击案后变得更为活跃）。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揭露了卡法洛圆桌会，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与巴勒莫的反黑手党运动类似，这些市民应对的是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间的协同作用。这种作用对城市生活的破坏甚至超越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强大冲力——计划外超投资与突然撤资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繁荣与萧条间过山车般的转换。两市参与反黑运动的市民都强调，犯罪与腐败间的关系削弱了一个城市理智应对这些波动的可能性。它也引出了另一种因素：对人与遗产的暴力威胁。

442.贿赂、礼品及红包：反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医疗保健体系中的腐败现象（美）米歇尔·瑞弗金–菲施米歇尔·瑞弗金-菲施（MicheleRivkin-Fish）：肯塔基大学人类学副教授。作品多探讨性别、健康与保健、生育政策以及俄罗斯的国际发展。多篇论文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社会科学与医学》及《文化、医学与精神病学》等期刊上。1998年夏，我在圣彼得堡进行实地调查。当时曾问过一个叫娲娅的朋友，她是如何获得合格可靠的医疗保健服务的[1]。为了能够成功受孕，30岁的娲娅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接受了一系列妇科检查。在苏联解体后逐渐成型的俄罗斯社会结构中，她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都值得关注：娲娅生长在距列宁格勒四小时车程的一个省级城市，家庭条件一般，父母都是工程师。她本人则获得了两个本科学位。1994年我们初见的时候，她和丈夫两人刚开始经营进口生意，事业很快就发展得非常成功。除了高等教育带来的文化形式的资本外，娲娅自小就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权。到90年代末，她已经赚了不少钱。我向她提出的问题与她在获取医疗保健时采用的策略有关，因此，这些问题立刻开启了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即过去20年间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市场转型，对她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在寻求医疗保健的过程中，她是如何理解并变通这些力量的。娲娅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她在老朋友尼娜的安排下在一家口碑极好的诊所接受治疗。尼娜本人刚踏入医疗行业不久，娲娅的部分手术由她操刀，而更复杂的那些则被介绍给了尼娜一个更有经验的同事——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我问娲娅是否要为此支付费用，如果要的话，如何支付。她解释说，尼娜与谢尔盖耶维奇达成的协议是，娲娅支付给他150美元，外加几瓶伏特加。这笔钱不通过医院，而是直接付给谢尔盖耶维奇。我接下来问娲娅的问题引出了一系列话题，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金钱是如何贯穿在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变化当中。“你怎么看待付费医疗？医生收取医疗费合理吗？”我的问题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前苏联时代，向

45医生支付医疗费是非法的（医生收取医疗费，是最恶劣的腐败行为——因为病人若是没有给与他私人的物质回报，他就会极为自私地拒绝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行为不仅背叛了前苏联法律，而且与希波克拉底誓言[2]及其所代表的普遍的职业道德和人类品德相悖。然而，当我问娲娅在她看来，向医生支付医疗费是否合适时，她立刻坚定地回答：“当然合适了。前苏联宣扬人应该无偿劳动，这种无稽之谈也该结束了。我觉得我应该付钱，我也付得起，所以理应为他们的专业技能和付出的时间付钱。”娲娅的这番评论赋予了金钱在这一行为中的重要象征意义。她把支付医疗费用定义成一种道德行为，是向专业人士给予她的关照及其专业知识的一种认可与尊重。此外，她把因接受了服务而支付费用这种个人行为与超越前苏联时代的价值观及相互关联模式联系到一起。然而，当尼娜建议娲娅向谢尔盖耶维奇支付“150美元，外加几瓶伏特加”时，娲娅通过尼娜这个中间人向医生送去了这笔私下费用。尽管如此，她们俩都认为这种私下的馈赠与早前苏联式的私下交易截然不同：它不再是非法“贿赂”，而被认作是一种“报酬”，是病人向医生提供的合乎道德的适当酬金。娲娅觉得，通过支付医疗费用，自己作为护理接受者的完整感增强了，因为支付医疗费用，既是在向医生，也是在向她自己表达尊重。在她看来，建立新的金钱及人际关系对当前的社会建设而言是一种核心发展。不过，娲娅是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医疗服务并支付费用的。这暗示了这种医疗道德观与支付形式实际上是相当矛盾的：既然有官方渠道可走，为什么非要通过熟人来获取特殊护理服务？为什么娲娅不想在收费处正式直接地付款，这样她还能得到一张收据？最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向医生个人支付医疗费用就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本章我将首先探讨为何像动用熟人这种为人熟知的策略现在被用到了新的方面，比如私下支付服务费用。然后审视患者和医生是如何将这种金钱交易与先前被认为是“贿赂”的非法交易区分开的。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lichnyivrach（私人医生）来形容这种医患关系。这一概念意味着个人协议取代了国家医保制度的框架，医生与病人间形成一定程度的信任，而且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向医生个人支付货币形式的医疗费用（除非医生是其密友）。我认为人们不应该把这种私下的关系和支付手段当成是积习难改的俄罗斯“腐败”的残留，或是俄罗斯人无力遵守私营企业纪律与民主“法制”的证据，并因此简单轻易地对其不

46予理会。相反，作为发生在苏联解体后制度变迁这个大背景下道德形式的交互，这种私底下的实践是合乎情理的。病人寻求类似于私人医生这样的私人关系，是为了获取良好专业的治疗，并向医生为之付出的劳动及精力表达尊重与感谢。然而，官方的付费医疗框架则被认为是俄罗斯官僚机构不公正行为的延续。其受益者不是大众或是医生，而是上层社会，这才是腐败“真正”的来源。一旦患者认为官方支付渠道不公正，并在道德上存在问题，他们就会将直接付款给医生看作是道德交易的一种重要形式。从患者的角度看制度约束与个性化解决方案全民免费医疗是前苏联福利制度的一个标志，但我遇到的大多数女性都觉得这种免费医疗的质量实在令人担忧。候诊队伍很长且病人的周转率又要高，这就意味着每位患者只能草草接受麻烦的治疗，医院仿佛变身成了工厂。人们普遍认为，医生既无时间也无精力仔细了解患者的病情。女性们觉得，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的医疗护理，就像是把自己摆在工厂的“流水线”上，面对医生的“冷漠”，接受程式化的诊断和处方，而不是就每个人不同的症状接受详细检查。一位女士在说到她的孩子在学校接受的牙科保健时，提到，“这实在令人痛苦，他们的服务一点也不好。他们必须快速完成任务，而且根本不关心你”。正巧，这位女士本人就是在政府医疗体系中工作的一位产科医生。由于存在这些不足之处，在医疗系统内有熟人的女性都尽力通过私人关系安排就诊机会。这并不是说，患者们要朋友推荐一些“好医生”，虽然这种做法在美国非常普遍。美国人通常会通过正规渠道去找朋友推荐的医生看病，如致电医生办公室预约安排等。相比之下，俄罗斯人把医生当成自己的私人朋友，请他们帮忙为自己、亲戚及其他朋友们看病。没有这类关系的人只好满怀希望地求助于有人脉的亲朋好友及隔壁邻居。这种关系网使人们可以绕过官方渠道获得医疗保健，不再当一名无名的病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俄罗斯国家公共医保体系开始允许医院就堕胎等可选择的服务，以及非医疗方面的护理，如享用私人分娩病房等进行收费。这样，医保领域也折射出了整个俄罗斯社会所发生的经济与社会转型。1991年价格管制结束后，通货膨胀飙升。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商店里出现了大量商品，尽管它们的价格高得离谱，鲜有俄罗斯人能买得起。政府仍旧规定包括产前保健与分娩在内

47的基本医疗免费，不过现在诊所和医院也可以在官方指导价下合法收取医疗费用了。市场改革因此赋予了金钱在实用性上的重要性，大部分时候，这在前苏联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那时，人际关系才是获取短缺物资或是保证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最重要的货币。对没有熟人在医保系统的女性而言，金钱为她们获取比公立医疗体系更优越的医疗服务建立了新的渠道。然而，收费医疗在整个医保体系内的建立并不均匀（不是付了钱就能享受到任何医疗服务，也不是所有医生都有资格收费）。我会在下文进一步讨论这些束缚。现在，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即便金钱可以换取医疗服务，也不能而且也没有完美地取代其他酬谢医生的方式。我问娲娅为什么除了钱之外还给医生送伏特加。她解释说，这是一份传递感激之情的礼品。而我觉得，这同时也是一种义务的象征。换句话说，礼品可以减少以钱换服务的感觉，即他提供的服务与其他任何待售的商品是不一样的：作为一名医生，他为患者提供的照料与专业知识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娲娅想要表达的是感激之情，而不仅仅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么简单。因此，尽管市场在变革，金钱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其他交易形式及致谢与偿债的非正式形式都还在继续。此外，在苏联解体后的医保体制内，尽管金钱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许多采访对象都表示，通过官方渠道来获取付费医疗服务并不是确保能够接受到优质医疗服务的最有效方式，而且这种付费方式也算不上是最道德的。人们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像以前那样，通过熟人介绍，再用私人方式酬谢这些人的工作。同样，金钱不能简单地代替私人关系（通用货币并不会使对人脉的使用成为过去式）。相反，金钱融入了之前就已存在的通过私人关系寻求医疗服务这一模式当中。较之前苏联时代的公平免费医疗（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大家处于同样贫穷的地位，并且必须忍受同样的官僚流程），在收费处建立官方支付渠道被认为是一种崭新、进步的模式。但是通过正规付费渠道获得的医疗服务不见得就比熟人介绍的医生要好。即便已经建立了官方管理下的收费程序，俄罗斯人仍旧偏爱私下里把钱付给医生。他们解释说这么做是因为在收费处缴的医疗费，大部分可能会被医院的管理层收入囊中，真正的一线医生最多只能分到很小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当时医生的薪资依旧很低，只在每月100美元上下浮动，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生活成本却在飙升。金钱不仅

48仅是一个务实的必需品：生活富裕业已成为事业成功和职业地位的象征。它象征性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该医生工作标准高，能力强，公众认可度高。而新建的付款渠道似乎无法满足医生这方面的需求。这些渠道的主要作用是从一种抽象意义上使付费医疗合法化。官方定价替将医疗过程中的金钱交易正名铺平了道路。在前苏联时代，这种交易被刻画成医生清廉品行中的污点，是一种“肮脏”的行径。而现在它已经象征性地转型为一种可被接受的“正常”甚至是必要的交易形式。但官方付费渠道无法有效地补偿那些真正为患者提供了医疗服务的医生，因此娲娅和其他人才努力确保她们的诊费能够并且只能够送达自己的医生手中，当然这是私下里进行的了。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免不了要陷入完美地实现自己的需求与维持正直感，“做正确的事”之间的夹缝。在寻求优质医保的过程中，俄罗斯人经常认为支付诊费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私下支付酬金就可以被认为是符合道德标准并且是合理的。但这个“合适”的方式与官方机构的规定或是法定支付渠道无关。从前苏联时代延续至今的一个观念就是政府机构在满足人民需求方面——不论是作为劳动者，还是作为服务的接受者——仍旧是不负责任的，而且通过亲朋好友的人脉来实现这些需求依旧是道德的行为。在这个反映了俄罗斯时代变化的故事里，我与娲娅的谈话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医保体系用户的想法。我觉得娲娅的评论很耐人寻味，因为她把一种新的付款伦理观与对前苏联时代的超越联系到了一起。她正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践行那些与前苏联时代不同的价值观，并做出了新的区分。私下付款的需求不再被认为是非法行为，接受酬金的专业人士也不再处于腐败阴影的笼罩之下。这已经转变成了一种向医生所做的努力与他精湛的专业知识表达崇敬的积极行为。[3]对娲娅而言，依旧“腐败”与不道德的反而是整个医保体系、新补偿机制的官僚结构，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和官方程序。[4]伴随着医保体系内这种新型私下支付方式而出现的是道德的转向。为了充分获取这种道德转向的重要性，下面我将从医生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视角及实践都发生了变化。这反映出我们已经对专业人士的权利及义务，以及符合道德标准的交易与剥削间的界限进行了大量的再思考。

49机构限制、个人责任与权力我们必须意识到，与同期许多接受过教育的人群相比，前苏联时代训练出来的医生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职业当成是一种使命。这种观点是由一系列文化语境促成的：契诃夫笔下的医生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他们是所在社区内的施善先锋（有些家族具有世代行医的传统，而且这份工作貌似在本质上与政治无关）。在那些对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心生叛意，并且不愿再把政治承诺融入生活方方面面的人眼里，医疗行业似乎是唯一可以让人纯粹躲进科学的客观性以及缓解痛苦的人道工作当中的方式了。医生们觉得自己是被召唤到医疗行业中去的，而很多俄罗斯的医保学术文献都遗忘了这一点。它们大多倾向记述无处不在的“贿赂”问题。按照这些叙述所采纳的贿赂的概念，所有的私下行为都是非法的腐败行为。它没有抓住私下交易的复杂类型以及它们用以实现的秘密目的。这些叙述让我们觉得，贿赂是一种泾渭分明的行为，可以直接实施，毫无歧义（医生不会遭遇违背职业伦理的道德窘境，而只会为经济利益所驱动——好像医生与患者间互动的质量与他们职业身份的清廉毫无关联）。我并不认为俄罗斯没有一个医生曾伸手索要过贿赂，而是说这样的人是少数。医生们做的更多的则是提供门路，即为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病人提供特别的医疗服务。卡琳娜在我曾主要调查的一家医院做清洁工作。她讲述了如下几种能够获取特别医疗服务的非正式关系的形式：首先，当然是自己人。这根本不算是门路，而只包括我女儿和我的好朋友。医生会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亲戚。接下来就是医生的朋友的朋友。接生婆和其他医护人员觉得没有义务给予他们特殊照料。再往下是医院管理层的朋友。他们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特别照料。医生会殷勤费事地做好每件事，不过都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会有任何热情。最后是妇产医院自己的朋友，这类人一定要照顾好，因为他们掌握着医院的生杀大权。这种分类以及我的实地调查经历都表明，大部分医生与患者进行私下交易时，出发点都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实现社交目的：这种私下交易在更大的关系网中根深蒂固，因此可以传递类似于专业尊敬与尊严，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怀疑与蔑视之类的感情。医生想通过私人关系提供给患者的特权是那些他们认为会增强，而不是威胁自己职业合法性的特权。20世纪90年代末，免费的国家系统进一步崩塌，医生们对金钱的认可度逐渐增强。在提供私人服务时，很

50多人都想获得金钱上的回报。不过即便在那个时候，金钱的象征意义也不会小于它的物质功用。1994年至1995年间，我从人种学的角度记录了很多医患间的对话。那时候，金钱交易是非法的道德禁忌。我会先从这些记录开始分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医生把是否收到女性的馈赠视作自己是否受到尊重以及工作是否有价值的标志。那些私下支付的报酬既高昂又让他们于心不安。馈赠的形式各异，有表达谢意的礼品，也有对诊费的直接询问。它们很巧妙地反映出患者对医生的道德操守与职业承诺的预测。然而，到了1998年，经济下滑，全市付费医疗日益普及，这改变了医生对于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收的看法（金钱形式的报酬被认为是正当的工作所得，而私人渠道是能够获得金钱回报的唯一切实途径）。这种想法上的转变深刻改变了金钱的道德特征以及医患关系的道德标准，而这些不仅仅是简单的价值观上的转变。它们反映了在官方医疗体系内进行的各种不平衡的机构改革以及它们无法摆脱的不公平特性。索尼娅的故事：友情转型的可能性1994年5月我在一家妇产医院进行实地调查。作为一项社会服务，它每周为孕妇提供一次由产科医生坐诊的产前咨询。因为这家医院并不提供产前护理，如果想要了解医院，掌握入院生产程序的第一手资料，这种咨询是孕妇所能获得的唯一机会。由于医院没有广为宣传，也没有将服务“延伸”到周边地区，通常她们只有通过医院员工才能获知这项服务。尽管如此，消息还是传得很快。产科医生每周安排两个下午会见那些通常处在怀孕末期，有可能会来这家医院生产的孕妇。我跟随产科医生纳塔莉亚·波里索夫娜坐诊的这段时间里，见到了怀孕36周的30岁孕妇索尼娅。索尼娅是列宁格勒本地人，学习过药学，熟悉医学领域。她的交际圈里有医护人员，但没有高级别的专家或是官僚机构的政治掮客。她和丈夫住在离这家医院不远的一套一居室公寓里。在医院门诊部，波里索夫娜向索尼娅舒心地笑了笑，好像见到了一个老朋友。在回顾病史时，波里索夫娜话语温柔，营造出一种温暖、令人信任的氛围。她有时用“索尼娅卡”这个爱称，有时甚至用更熟稔的“我的孩子”来称呼索尼娅。她声音坚定，带着关怀，但无

51疑又很谨慎，表现出她是真诚地关心索尼娅的健康与孕期。事实上，波里索夫娜对索尼娅的关心远远超出了她给予一般病人的关注，我很快意识到索尼娅有严重并发症的危险。波里索夫娜注意到她的血压高达140，血红蛋白低，而且婴儿处于臀位。在问过索尼娅感觉如何之后，她测量了腹围和胎儿心率，然后告诉她要服用维生素E和铁，并在接下来的两周内随诊。听我说，我告诉你，索尼娅卡，如果你头疼或是胃疼，请打电话告诉我然后马上过来。我们可能需要让你留院观察。这很重要，我们必须把孩子生下来。要小心，现在别到处跑了。你还有别的问题吗？索尼娅笑着谢道，“没有了，我都知道了。不过我想把这个给你，喝茶的时候可以吃。”索尼娅递给波里索夫娜一个白色的小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块买来的华夫饼。波里索夫娜起初并没有接受，她优雅地表示拒绝，“不用了，这是干什么呢？没必要的。”索尼娅坚持把袋子塞到她手中，“要的，要的，请收下吧。”索尼娅离开后，波里索夫娜和我一起走回她位于三楼的办公室。路上她给我讲了索尼娅的病史。四年前，索尼娅曾怀过孩子。可是她在生产时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包括孩子到了预产期还迟迟没有动静，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孩子出生时脐带绕颈，几分钟后就死了。这些年来，她又怀孕了两次，一次主动堕胎，另一次则在孕12周时先兆流产。索尼娅的主治医生怀疑她体内已经有癌变，自那之后索尼娅就开始接受肿瘤学家的观察。波里索夫娜指出，索尼娅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并强调她需要休息，要按照医嘱服用维生素。此外，索尼娅已经30岁了，还没有一个孩子。这更加让她觉得紧迫。波里索夫娜并没有参与索尼娅的第一次生产以及随后的生殖保健，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索尼娅现在决定来这家妇产医院咨询。波里索夫娜解释说，她和索尼娅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是波里索夫娜以前的同学，他现在是一位牙医。这个朋友和波里索夫娜提了索尼娅的事，于是她很快就安排了这次门诊咨询。鉴于她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并且波里索夫娜很同情索尼娅，她们之间很快就形成了一种舒适的关系。尽管谈话是由医生主导的，她也认真地倾听了患者的叙述，并对她的遭遇非常关切。为了表达自己在索尼娅顺利产下孩子前会关照她整个孕期这个承诺与责任感，波里索夫娜在和索尼娅说话时，采用了一种团队合作与共同努力的方式。她把自己这位医生当成了“队长”：“我们必须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得把这个孩子生下

52来”。此外，波里索夫娜口中的“必须”是有双重含义的（索尼娅和她的丈夫需要这个孩子，而波里索夫娜自己也需要确保孩子一切平安）。她使用的语言及手势都传递了一种鼓励、温暖和关心，明确传达了她会负责和照顾索尼娅的需求这样的信号。在接下来的两周里，索尼娅的确住进医院休息并观察了几天。在那段时间里，波里索夫娜结识了索尼娅的丈夫米蒂亚。他是一位理发师。米蒂亚提议帮波里索夫娜剪一个新发型，她欣然接受了。始于那位牙医朋友的人脉链迅速发展成波里索夫娜与索尼娅两人自己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征就是通过互赠礼品来传递友情、表达共同义务并进行礼尚往来。索尼娅与纳塔莉亚因熟人而结识，这种人脉关系促使医生像照顾自己多年的好友或是亲戚一样照顾索尼娅。第一次见面时，索尼娅在双方都觉得友好温暖的互动中直接送给了波里索夫娜华夫饼。双方都认为这是“礼品”，而且索尼娅、米蒂亚与波里索夫娜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此后他们之间也不断互赠礼品。索尼娅与波里索夫娜之间的门路使她们之间的互动能够超越医生与病人间官方式的常规交流——它约束了大多数患者与医生间的互动，即所谓的“生产流水线”——因为在道义上医生对自己的亲属具有优先义务。柳德米拉与贿赂：点头之交未说出口的期望而1995年波里索夫娜的另一次咨询却大相径庭。在见过索尼娅后又过了几个月，波里索夫娜与柳德米拉在同一间办公室见面了。她含含糊糊地打了个招呼，并说道：“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正式的语气表示两人之前完全不熟。柳德米拉把病历递给波里索夫娜，平淡地解释说：“你说想见见我，所以我又来了。”波里索夫娜用手测量了胎儿的大小，问她感觉如何，是否有任何不适。柳德米拉已经怀孕39周。两人的对话集中在入院手续上，柳德米拉应该带些什么，哪天来医院。[5]波里索夫娜把胎心听诊器放在柳德米拉的腹部，沿着腹部轮廓移动，先左侧，后右侧，然后是上面，安静地区分胎儿的四肢。“我在摸他的大小。他个子挺大，我敢说有3.5千克到3.7千克吧。不小，绝

53对快出生了。”她们商量好让柳德米拉下周一来医院，而波里索夫娜带着克制的感情说：“好吧，我亲爱的，穿好衣服。”波里索夫娜在笔记本上草草记下柳德米拉的病史，然后我们走出办公室，走向大厅。柳德米拉显然对生产感到很担心，并急切地想要确保她能得到优质细心的照顾。路上她提到：“我去的那家产前诊所的医生不是很称职。”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波里索夫娜，“你总在单位吗？”波里索夫娜回答：“是的，我是产前部主管。除了周六和周日，除了查房，我每天都在这里。每个月我有两天24小时待在产房里。”波里索夫娜并没有答应一定会帮她接生，或是做任何安排来确保柳德米拉能在她当班期间生产。我们走到大厅时看到柳德米拉的丈夫等在那里。他递给她两个绿色的塑料袋，柳德米拉迅速把它们递给波里索夫娜，嘴里咕哝着“谢谢你”，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然后就与我们告别了。波里索夫娜接过袋子，并没有什么反应，而是转身和我一起走回楼上。我注意到柳德米拉把袋子递给波里索夫娜时，脸上的表情很紧张，很尴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把袋子递给你的方式好奇怪，什么客套话也没有。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怀疑地说。波里索夫娜并没有看袋子里的东西。我们沿着一楼大厅往前走的时候，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咕哝了一句“我待会儿告诉你”。上楼的时候，她向我做了解释：你看到了，我不想接触她。我接到这个部门前负责人的电话，我跟她关系不错。她告诉我她有个朋友要过来。不久前她来咨询过一次，我替她做了检查。她问我，“我们要付你多少钱？我们经济条件不错，你开个价吧，我们付得起。”“她觉得要私下付给你医疗费吗？”我问。波里索夫娜不屑地说：付给我个人，还是给医院的管理层，她都无所谓。她只想付一笔钱好保证一切都能够顺利进行。所以我跟她解释说，我们这家产科医院是面向贫穷的孕妇的，不提供付费服务，不会为了钱而做任何事，你不需要给我什么。我也不需要。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再来了，我觉得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可是你看，尽管这样，她还是决定在这里生孩子。

54波里索夫娜和我走回办公室，她的同事尼娜·谢尔盖维纳正在缝补一双破旧凉鞋上的搭扣。波里索夫娜从袋子里拿出一盒重重的绿色盒子包装的巧克力，外面包裹的塑料纸上还印有艺术品的图案。从包装来看，这是一盒昂贵的进口巧克力。袋子里还有一瓶白色塑料瓶装的利口酒，标签上画着棕榈树，用金色橡皮筋与另一个彩色标签一起挂在瓶颈上。这个标签上用英语写着“威士忌鸡尾酒”。波里索夫娜拿出这两样东西的时候皱了皱眉：“又来了，换个法子行贿。我讨厌收到这些东西。你懂的，他们会想‘哦，我们送一盒该死的巧克力就不用发愁啦’。”谢尔盖维纳从针线活中抬起头，问道：“哦，是（生孩子）之前还是之后？”波里索夫娜看上去既厌恶又沮丧，她只说了一个字：“前。”谢尔盖维纳继续缝她的鞋带，很同情她的同事：“哦，我也受不了，太糟糕了。不好，不好，讨厌极了。”她转向我解释道：“他们老是这么做，弄得我们的处境很尴尬。我很迷信，讨厌事前收东西。”我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看着她们俩，心想，虽然两人都在抱怨，可波里索夫娜还是收下了这两个袋子。波里索夫娜继续解释道：“你知道为什么这会很麻烦吗？——（他们会说）‘我已经给过（东西）了，你就该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给的话，你会感觉如何呢？”我问。波里索夫娜急忙答道：“无所谓。我不在乎。我不需要他们送什么东西。”而谢尔盖维纳对于她的复杂情感则要诚实得多。尽管她并不赞成把医保当成一件商品，但鉴于大部分人都很穷，她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感激与尊重：你知道什么让我觉得最难以忍受吗？孩子出生后，他们一句“谢谢”都不说，就这么走了。没有“谢谢”，没有“再见”，什么都没有。我已经习惯了，无所谓了。但他们可以——哎，我知道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玫瑰花。我能理解。对有些人来说，三支玫瑰花可是笔不小的开销。可一支玫瑰，就一支，就一声“谢谢”——难道这要求很过分吗？

55波里索夫娜把巧克力和酒递给谢尔盖维纳，她转身把它们藏到壁橱的最上层。她向我解释道，“我们现在不会碰这些东西。在孩子顺利出生前最好不要动这些东西。如果一切顺利，那就可以庆祝，怎么都行。”柳德米拉的例子体现了患者与医生间一种典型的误解。柳德米拉试图在国家官僚体系的腐败框架内寻求良好的医疗服务。尽管她和波里索夫娜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这个人替她们安排了第一次的医疗咨询，柳德米拉仍然认为自己应该“支付医疗费”。据波里索夫娜所说，两人第一次会面时，柳德米拉就明确提出要“支付医疗费用”。多少钱都无所谓，只要能保证孩子顺利出世就行。尽管波里索夫娜解释说没有必要付钱，第二次见面时，柳德米拉仍旧事先准备好了“礼品”，并把袋子递给波里索夫娜。仿佛之前两人已经达成了无须言明的协议，为日后的交流定下了规矩。然而，波里索夫娜却憎恨这种假设，即她的医疗专业知识与护理是要“花钱买的”。她觉得深深地受到侮辱，感觉这是对她作为医生的人格侮辱，并因此失去了与柳德米拉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的想法。“我不想接触她”，她坦率地对我说。波里索夫娜在第二次会面结束后收下了柳德米拉递过来的袋子，不自觉地证实了她自己对这种“回报”其实是有所期待的。区分表达谢意的礼品与贿赂，需要注意人际行为与实践间的细微差别。在俄罗斯，巧克力、酒与鲜花不仅是典型的谢礼，也是常见的为了享受服务或是缩短流程所必需“支付的东西”或“必备的物品”。简言之，是对门路带来的特权与机会的回报。因此，呈现这些东西时，在方式上的细微差别就决定了交易的性质。一方面，微笑及温柔的坚持可以传达出感谢的话语和温暖的情感，这让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礼品”，就像索尼娅送给波里索夫娜华夫饼时那样。另一方面，柳德米拉一脸严肃，尴尬地望向医生，再加上她令人心生不快的咕哝，这些都表明她自己就把这次交易看成是一次违法的付款行为。此外，正如波里索夫娜与谢尔盖维纳在办公室里讨论的那样，送礼的时机也很有讲究。在生产之前送给医生的一盒巧克力感觉上更像是贿赂（要是在孩子出生后再给，那就毫无疑问是谢礼了）。最后，谢尔盖维纳的话“可一朵玫瑰，就一朵，就一声‘谢谢’，难道这要求很过分吗？”表明患者的预测没有错，很多医生确实期待能收到病人的馈赠。医生希望他们的努力和服务能得到认可与赞扬（但他们最希望自己作为诚实的专业人士，能够因为技术高超获得尊重，而不是接受

56那些拼命想要绕过腐败的国家官僚体制的病人充满嘲讽的“回报”）。柳德米拉与波里索夫娜的联系纽带“太远”，无法将两人从医患关系延伸发展成私人关系，因此无法调动医生的个人（而非职业的）参与度及义务。此外，柳德米拉直接询问波里索夫娜如何收费，使她失去了获得医生的同情及个人护理的资格。这相当于在说，柳德米拉认为医生是“我们系统”中腐败、受贿的代表，而不是被赋予合法权威的专家，理应因为他们的职业操守而受到尊重。因此，柳德米拉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策略考虑而结识波里索夫娜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她“购买”医生服务的能力，而不是想融入由友情与共同义务结成的纽带之中。然而，索尼娅的故事说明，波里索夫娜之所以对她表现出个人关心，不仅仅因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好友，而且因为熟人介绍病人过来，象征着他认可了波里索夫娜的权威地位，并信任她医学专家的身份。在建立起基于共同义务的互动之后，人们并不仅仅因为医生得到了国家授权而把他们当成是权威专家（相反，人们是透过具有超凡魅力的意识形态来看待他们的，将他们治愈病人的本事归结于他们个人的知识与技能）。当“我们系统”中的官僚体系框架能够被以谢礼为标志的更符合道德标准的个人关系框架所取代时，病人更有可能将医生在医疗活动中的支配地位视作是合法的——医生不再工作在医保“流水线”上，手握危险无常权力的无名工人。与此相反，贿赂并不能将医生转化为可以信赖的权威人士，无法传达病人的尊重与感激之情，也不能治愈互不信任这一的伤口。前苏联解体后的医保：自我感知与职业标准的转变当20世纪90年代早期付费医疗成为可能，并在随后10年中越来越普及的时候，许多医生对它的态度是矛盾的。它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方面，对医生来说，增加的收入可以用来购置更好的设备，使诊疗时间更宽松，经济稳定性得到提升。然而，一旦接受货币形式的付款，就会面临道德伦理上的问题。在1994年至1995年间，医生不得不再次重申，他们的职业承诺是具有诚信的，金钱可以购买到的不是他们的能力，而是像独立房间这类在医疗过程中不重要的东西。并且不是医院里所有的医生都有权收取医疗费，只有那些由医院管理层挑选出来的人才享有这种特权。其他所有医生还是只能领自己微薄的薪酬。在这个前提下，付费医疗催生了新的阶级分化形式，以及员工之

57间的不公平感。因而，官方付费渠道的建立方式并未能抚慰所有处于前苏联体制下的医生的感受，即他们的工作价值被低估了。它反而扩大了先前就存在于官方体系中的不公平现象，形成了新的不公平，尤其是在医院员工内部。到了1998年，我认识的很多医生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对收取诊费这件事持矛盾态度了，他们甚至开始在私下收取治疗费。影响到这些变化的因素有几个。付费医疗已经在整个医保体系内极为普及。有句话说，“我们装作是在工作，而他们装作付钱给我们”。这句话极为完美地体现了人们在前苏联时代遭遇的工作生活中的挫折，不过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1998年8月，卢布大跌，医院内外的物资状况极度恶化。妇产医院内基本医疗用品不足，医生必须告诉每个女性，生产时她们需要自备抗生素与无菌手套。医院经常停止供应热水。员工下班后还必须留下来修剪树丛，清理地面垃圾。1998年夏末，圣彼得堡遭遇洪水侵袭。医院召集员工们从地下室往外舀水。他们整整干了一个星期，这当然又是义务劳动。政府甚至连“装作付钱”的样子都不做了，医生们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继续“义务劳动”，而且实际上也持续不下去了。他们需要钱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医生们认为，政府没能为公共医疗提供必要的资源——即履行其基本义务——这是“腐败”的基础，也为他们绕过法律，接受私下酬金提供了正当理由。医院的主治医生并不同意。她认为，在付费医疗名义下建立起的分级医疗服务，对贫穷的患者与医院的员工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引入这类服务会产生不公平的特权。然而，其他医院的同事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家医院的医生们觉得禁止他们挣钱是极度不公平的。“如果妇女想要支付诊费的话，她们就有权这么做”，波里索夫娜告诉我。我的朋友卡琳娜，医院的保洁员，认为只有开始收取这类费用才有可能改善医院的状况。“这笔钱有助于改善所有妇女接受到的看护的水平，包括那些付不起钱的穷人”，她解释道。但是，主治医生并没有让步。作为回应，几位医生建立了一个地下的私人体系来为信得过的熟人的熟人提供“私人医生”服务。这种商业化的安排取代了早些时候我们在索尼娅与柳德米拉的故事里看到的那种熟人交易的形式：现在，医生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患者，告诉她当分娩开始的时候就给她打电话，而且允诺会像她自己的医生那样在分娩时陪在她身旁。报酬是金钱，价钱也是通过熟人告知的。然而，只有那些更高级别，受人

58尊敬的医生才可能采取这种非正式的做法，因为他们能够获得辅助人员的帮助。离开了这些帮助，就无法实现对病人的承诺。到了1998年，向专业知识表示敬意的话语已经广泛演变成与货币支付相关的习语。在1995年，当柳德米拉认为她需要支付诊疗费的时候，医生表现出了愤恨（现在，他们认为自己的劳动所得是合乎道德标准的，甚至是不被剥削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并没有授权医生收取诊疗费。他们觉得自己被迫在两个令人不满的情况中做出选择，这两者都破坏了他们在这个新的道德经济中的尊敬感与认同感：一方面，他们可以私下收取医疗费，同时觉得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尊敬，但这么做，就得违反法律，冒着被人揭发“腐败”的风险。而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拒绝接受酬金，享受遵纪守法带来的安全感。不过这样可能就没有机会收获象征性的地位以及物质利益。在这个市场社会的新型道德经济中，医生与病人发现，他们几乎不可能同时做到既遵守法律规则又体验个人与职业公正感。医生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新的约束：很多患者不仅通过支付医疗费来表示对医生的尊重，并且把高价具体化为医生真正医疗水平的证明，而不是人脉与特权的反映。因此，如果医生没有为自己的服务开价的话，许多病人会认为她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服务，而不会觉得她是在遵守法律，缺乏必备的人脉或是信奉其他价值观——例如免费医保等。与之类似，医生经常告诉我，寻求付费医疗的病人都有“较高文化”，或是真正关心自己的健康。对这两类人来说，金钱的使用是否合乎道德规范与法律规则及限制无关。因为官方领域仍旧被视为一个不公正的官僚机器，是腐败的终极轨迹。在这种情况下，人际关系就成了实现公平交易、收取合乎道德的报酬的主要场所。在俄罗斯的市场社会，普通公民和政府雇员都发现，在不受监管的公共领域，自己变得越来越脆弱。他们都没有获得更多的法律保护。市场改革并没有增加医保机构运作的透明度（小道消息与私人关系依旧是了解自己享有何种权利，弄清不同机构如何运作，甚至是获得基本护理的重要渠道）。当普通人仍旧被剥夺了正式参与决策及公共政策的权利时，他们就会试图通过私下行为来应对权利形式的改变，建立互利交往，并以道德的方式表达感谢和尊重。【注释】

59[1]本研究基于1994年至2000年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各妇产科医院、妇女门诊及医生和病人家中所进行的为期16个月的实地调查。我对76名俄罗斯女性及71名医生进行了正式采访以及/或非结构化的参与对话。6年里，她们中五分之一的人我至少见过两次，一般都见过很多次。为了能够接触到处于社会经济最高层的那些享受付费医疗服务的女性，我聘请了一名在那个圈子中人脉颇广的俄罗斯研究助理，另外安排了9次采访。为了保护调查对象的身份，本章所使用的均为化名。拙著《拯救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俄罗斯：俄罗斯妇女健康及相关机构的私有化进程研究》更深入探讨了本章所研究的内容。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C.梅隆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区域研究委员会，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彼得·B.刘易斯基金会，肯塔基大学的暑期教师研究基金，以及国际研究与交流协会夏季旅行资助项目为本研究提供的资助。[2]译者注：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每一个医学生步入医师行业时所宣的誓言。[3]在这个意义上，娲娅把自己当成了消费者，急切地想要支付医疗费用。这种行为并不是特别常见，而是反映了她作为新兴阶层的一种阶级意识，因为她自己就为付出的时间和专业知识收取了高额的费用。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是这么想的：很多经济状况有限的人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并不愿意支付医疗费用。她们都同意医生收入应该提高，这样才能生存下去，但可以理解，她们对于通过支付酬金来提高医生收入这一点并没有娲娅那么热情。[4]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娲娅和她的丈夫鲍里斯强调说，俄罗斯的腐败问题很严重。我从相对论的角度分析了所有行为，以期能够解释那些规避俄罗斯法律的表现。他们认为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在他们眼里，那些伸手索要贿赂后才肯完成分内工作的官员是完全堕落腐化的。但私下支付医生医疗费用则不同，它更接近于患者“主动”给医生的“小费”。因此，在俄罗斯，违法行为在不同背景之下会具有不同的道德评价。这很普遍，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而政府官员则是“腐败”得最彻底的人，就像娲娅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5]俄罗斯的产科医院体系是这样的：只要自己乘坐交通工具可以到达，孕妇可以任意选择市内的产科医院生产。而很多情况下，她们需要救护车接送。此时救护车就会把她们送到附近的“值班”医院。而且，很多孕妇更倾向于在生产前就住进医院，一方面是因为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吊桥每天凌晨2点就会吊起，清晨6点才会再放下来，在这段时间是没有办法过河的。如果你想去的那家医院正好在河对岸，那就只能去别家医院生孩子了。

603.腐败是一个过渡现象：公民社会的呼唤（澳）大卫·W.洛弗尔大卫·W.洛弗尔（DavidW.Lovell）：现任新南威尔士大学澳洲国防军事学院代理院长。20世纪90年代早期，编辑出版了《政治理论通讯》，曾任《澳大利亚政治科学杂志》主编。1992年任澳大利亚议会政治科学研究员（自1993年起，担任欧洲思想国际研究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其会刊《欧洲遗产》编委会成员）。2001年，跟随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团前往海牙参加第二届全球反腐败论坛。著有《从马克思到列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结束后的过渡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澳大利亚社会主义》《澳大利亚政治体制》《过渡：后共产主义经验评估》以及《亚太安全：政策挑战》。过去20年间，公共部门的腐败已经成为国内外论坛中一个显著的议题。人们对它的讨论日益增多，反腐立法不断涌现，针对腐败的国际制裁也在不断增加，也许还有可能继续增长。与此同时，研究腐败的文献也不断涌现，因为它已经从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话题，变身成了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世界银行现在发起了一场大型反腐运动，而在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透明国际——的推动下，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首要问题。1996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联合国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和贿赂宣言。1999年与2001年，分别在华盛顿与海牙召开了打击腐败与维护廉政全球论坛。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出现了大量反腐倡议。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的活动提供了部分支持。已经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充分宣传了针对腐败的指控和调查，其对象往往是资深政治家、政府官员和警察。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以及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都遭到了严重腐败的指控。在澳大利亚，主要的例子有：前联邦国会议员因向非法入境者索贿，帮助他们在澳大利亚合法定居而被判入狱（新南威尔士州选出的不少地方官员遭到廉政公署的调查，据说他们涉嫌收受贿赂，促进其辖区的建筑工作）。然而，尽管这类事件降低了人们对政客及其他政府官员的信任，他们对国家政府本身的廉政情况还是很有信心的。人们普遍认

61为，澳大利亚的公共部门，与那些最早确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中的公共部门一样，是相对廉洁的。腐败丑闻的确存在，不过也有反腐机构、公开调查、调查媒体，以及对于腐败官员的普遍的不宽容的态度。这使得腐败官员会被揭发、蒙受耻辱并遭到起诉。然而在一些国家，腐败似乎很猖獗，反腐措施效果不大，许多公民对日常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只能听之任之。除了因廉政知名的新加坡外，东南亚遭到了腐败猖獗的指控。甚至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资深政客都把腐败当成是一个主要问题，尽管他们的动机往往并不单纯，而且也许会包含政治优势在内。2001年7月时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的梅克雷·莫劳塔爵士曾公开称其政党与政府存在系统上的腐败。他提出，这些腐败分子试图阻碍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会减少他们利用公共资源谋取私利的机会）。据报道，2001年6月，马来西亚当时的副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在执政党马来西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一次会议上做出让步，指出该政党是一个腐败组织。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腐败情况也很严重，不仅吓跑了外国直接投资，而且让那里的公民开始质疑其政府的合法性。科恩认为，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企业正处在有组织犯罪的控制之下。国家政府官员要么无力应对，要么成了它们的帮凶。在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形势也同样严峻。区分——相当粗略地区分——相对廉洁与腐败猖獗，或者是偶发性与普遍性腐败行为的意义并不是要指出谁应该受到赞扬而谁又应该受到责备。“相对廉洁”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腐败现象。事实上，相对廉洁的国家可能在其他方面向这个问题妥协了。因此阿布拉莫维奇认为，自殖民地自治化以来，腐败就变得变本加厉。美国可能是首批通过立法来禁止腐败的国家。1977年，美国颁布了反国外行贿法规，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它继续成为资金“漂白后”流向的首选地。许多西方企业（有时甚至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贿赂外国贪官以获取超越其竞争对手的优势。相反，这种区分是为了突出这样一种概念，即发生在两种情况下的腐败的动力不同。只要试图处理腐败问题——以抵消其根源及解决其影响——就必须考虑这种差异。本章继续沿用偶发性腐败与普遍性腐败间的区分，通过前苏联的经验来探讨普遍性的腐败现象。本章首先从组织力学和经济刺激的角度讨论了常见的（但总的来说是未经核实的）关于公共部门腐败的假设，并认为这些并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环境。世界上大部分的普遍性腐败都发生在西方社会。处理普遍性腐败需要研究者对滋养它的社会

62环境极为敏感。将腐败从一个普遍性问题转换为一种偶发性问题则需要在社会、政治及组织文化上进行大的变革。不论出发点有多好，这些都不能简单地通过立法，或是国际组织的影响得以实现。正视腐败世界银行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职权以谋取私利。这个定义被广泛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对不同国家来说，它相对比较中立，人们可以借此进行跨国比较。不过，尽管这个定义很方便，但它过于简单了。尤其是它对公共部门的基本规范做出了假设——包括公与私的区分——这一点通常不能得到证实。为了更好地理解腐败，很有必要考虑它产生的社会环境。尽管“腐败”这个词已经延伸到了私有领域，这里我只讨论发生在政府中的腐败。当然，私有领域也有滥用职权的现象，例如，人们为了获取私利，利用自己的职位欺诈公司或是股东。不过界定并禁止从雇主或顾客手中“盗窃”的法律条款清晰易懂，同时这一领域的所有行为人出于对自己直接利益的考虑，会更为细致地审查各笔交易，随时对不法行为提出申诉。而公共领域的不法行为或不正当行为更难以确定。一方面是因为公务员动机不纯（对他们来说，公职通常是一份职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获取个人利益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行为的标准有时十分含糊，因此要认定是否违反准则有些困难）。世界银行对腐败定义的法律解释把它界定为官员为获取私利而背离法律义务的行为。这个定义也许易于操作，但它假设的前提是理法规定的标准是普遍流行的。这种定义下的腐败是指以不被理法权威所批准的方式来使用公共部门的权力。尽管卡尔·弗里德里希认同，只要“负责的公职人员或是官员在货币或其他形式的回报……的引诱下，采取行动为给予他们这些回报的人提供便利，并因此损害了他们所属的集体或机构，尤其是政府的利益”时，就会出现腐败。不过，他还是将腐败的核心意义定义为偏离普遍规范的行为。因此，关键问题不仅仅是确定是否发生了“偏离”，而且要了解规范是什么。当人们以腐败的一般意义，即“偏离标准”，来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它的规范性维度是最明显的，而且适用于任何有价值的现象。人们曾强烈警告说腐败社会是一种疾病，这揭示了规范的重要性。对体

63育运动中腐败的抱怨也起到了上述作用，因为金钱奖励对球员与球队官员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体育项目的规则中也出现了腐败。这种批评已经困扰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多年。在板球运动被腐败侵蚀的程度遭到曝光后，国际板球理事会开展了针对球员的腐败调查。这点尤为重要，因为板球——尽管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一个奇特的游戏——曾经是体面行为与遵守游戏规则的代名词。有些人认为公共部门腐败是由职业政客的崛起造成的。这些人从政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私利。另一些人，尤其是经济学家，认为腐败是国家干预增强的产物。它为官僚和政客规避规则，在事业中一意孤行提供了更多机会。当然，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它们为腐败提供了动力和机会。另一种观点把腐败解释为市场机制增强的产物，公与私之间的模糊界限以及因把贪婪（涉及发展的“权贵资本主义”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末期亚洲经济奇迹的崩溃似乎都强化了这种贪婪）摆在首要地位而造成的结果。大额捐助政党现象愈演愈烈，普通公民身份逐渐没落。这些也都可能是促生腐败的原因。权力久不更迭（在非民主国家及那些政府连续赢得多次选举的民主国家内的一种因素）也有可能造成腐败，因为这造成政府对公职人员行为的问责制极为不屑。尽管产生原因多样化，偶发性腐败的“结构性诱惑”还是可以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当政府垄断了某种货品的供应时，在官员享有自由裁量权并且相对来说较为隐秘的地方就会发生这种腐败。罗伯特·克利特加德将其简明表述为“垄断+自由裁量权体例问责=腐败”。大量政府业务都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分层防御及其他类型的外部监督，职业道德防御、伦理和其他类型的内部监督都不足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这种类型的腐败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根据传统与机会的不同，不同国家及其不同组成部分间，腐败现象可能更大或是更小。此外，公共领域越大（雇用的人更多，或是其干预的领域越广泛，包括经济在内其规范的私营领域越广泛），腐败的机会就越多。不过，即便存在这种机会，也不是所有国家都会广泛存在腐败。从税收所占比重或公共开支在GDP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世界上最廉洁的一些国家——加拿大、丹麦、芬兰、荷兰和瑞典——就有一些最大的公共部门。在政府的规模及其质量之间存在真正的区别。意大利的例子表明，许多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美国也存在腐败。

64最近关于腐败的讨论以及随后出台的条约与法律大多认为，腐败是一种机制上的问题，我们需要修正一些程序。因此，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培训、薪酬、敬业精神与公务员监督不足的结果。有证据显示，腐败正处在上升势头。这仅仅说明我们需要更严格地采纳并强制进行程序修正。这必然可以限制腐败的发生，但却永远无法根治这种现象：贪婪（更别提需求）的动机始终存在，从公职中获益的机会也永远不可能消失，通常可以转移为变相腐败。因此，腐败是政府要为其大量管理机构及复杂的法律所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在这种环境下，透明国际创始人彼得·艾根提出了一项包含5点的基本反腐方案：各国领导人做出承诺（反腐立法与执法、审查政府程序、核查政府部门薪酬、复审法律程序以及为使其具有有效的威慑作用而采取的补救措施）。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高级顾问凯斯·汉德森提出了包含8点在内的行动计划，“旨在促进更多政府问责制以及透明民主进程，增加贸易、投资和经济的增长，在政府机构内建设执政能力与公众信心，培养公众对法治社会规则的尊重”。1997年12月，他的提议被美国国际开发署采纳，用在了中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国家中。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最近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用以治愈并预防城市中的腐败。在那些发生偶发性腐败，长期存在公私之分，在公共领域已经建立起法理行为规范并已为大众接受的国家里，这种方法可能是适用的。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些方案似乎显得不足，并注定会失败。因为它们假设，我们所说的“腐败”定义明确，没有争议。在很多国家里，腐败要复杂得多的，它涉及由一种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在这些国家中，“腐败”的规范性依据还没有明确建立，公务员对自身角色的理解在不断转变。在打击普遍性腐败的过程中，程序性措施也不是毫不相干的。社会与文化中存在着更深刻的变革，我们需要解决其根源问题。人们对腐败的通常理解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意见，这显示了文化背景在公务员行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应该在对其的理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滥用公权不可能完全（或者说甚至）是出于私人利益考虑，有时是为了顾及其所在阶层、政党、朋友或亲属的利益。官员出于一种忠诚感，背离了这些准则，但期间并不涉及任何个人利益。在一些社会中，送礼，包括给官员送礼，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贿赂与礼品区分开来解释说“贿赂意味着互惠而礼物则

65不会”。毛斯在其对前现代社会中对送礼现象的开创性研究显示，这种关系实际上更复杂，更具有互惠性（送礼现象可以创建并加强包括阶级层次在内的社会关系）。这种想法引来了海伍德的争辩，“政治腐败的意义可能会随着研究者研究的政治制度的性质而发生变化”。法律的理性大多数有关政治腐败的讨论似乎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就马克斯·韦伯建立的意义而言，腐败是对权力机构的法律理性形式规范的偏离。在韦伯模型中，官员与公民间的关系被正规化，并受到监管。官员为政府服务（政府机关而不是现任官员，才是行政管理体制中最重要的元素，与行政部门的客户间建立的私人关系是正规、职业的关系）。该模型假定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相对而言，它大量存在且毫无个性特征，它的出现有赖于正式的法律机制以及在市场经济中为个人利益而进行的价值交换。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或是房产。然而不论是违背了西方准则，还是触犯了学者所研究的国家的社会法典，那些从外部角度看来是腐败的活动都是有用的。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对变革中社会的主要研究中解释道：腐败能为某些群体提供即时、特定、具体的利益。否则的话，这群人可能会被完全隔绝在社会之外。因此，对政治体系的维护来说，腐败起到的作用也许与改革类似。腐败本身也许就是改革的一种替代品，而它们两个也许又都是革命的替代物。这是把腐败看成了一个减压阀。前苏联的经历与之相符。前苏联政府默许了大量腐败行为的发生。1938年至1957年间在苏联进行的一项针对管理手段的更早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管理者利用门路以及中介人）这种非法方式，就是为了单纯地让体制能运转下去。有关苏联体制，克拉克提出了一种关键的见解：官员腐败的法律概念，可能被定义为公务员凭借其公职或职位，为获取被禁止或受限制的利益而进行的行为。这一概念只存在于那些公职概念相对发达的社会。更多电子书访问：www.j9p.com

66从常用意义上来说，腐败假定官员和公民都清楚地理解公务员的角色。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处于过渡期的国家中的——在这些地方，权力机构的法理形式并不具备支配地位——行为规范以及预期并不一定总与那些批评腐败的人所处的社会相同。转型期国家内的一系列准则通常是各不相同且相互矛盾的。传统与现代形式的权力机构并存（例如议会与部落长老理事会并存）。通常这几种类型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上，他可能既是年长的亲属，同时也是资深政治家或官僚。过渡时期是这些不同规范或标准间形成紧张关系的时期。正如亨廷顿所说：“因而，在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社会中，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腐败是背离既定准则的越轨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不如说它是偏离了既定行为模式的异常规范。”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腐败之所以成为一种问题，不只是因为阻碍了投资，取消了政府的合法地位（有可能会演变成“盗贼统治”）也是因为它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或处在过渡时期的国家在试图建立合法机构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弱点——贡纳尔·默达尔认为腐败、勒索、贿赂、随心所欲、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及违纪行为是所谓的“软国家”的特征——是因为其体系内相对缺乏权力，缺乏抵消性力量所造成的。很多对发展中国家的叙述都提到了这点：胁迫、武力与专制统治都大量存在，但权力是一种真正稀缺的商品……鲜有反对派政党或独立司法系统在运作。大多数立法机构都人云亦云。利益集团仍位于初始阶段，而且大多处于政府掌控之下。几乎没有新闻自由……法律的制定与撤销，实施与废止都不是以宪法这样的权威文件为准，而是全凭行政官员们一时兴起或是由传统精英享有的特殊权限所决定。前苏联与法律理性人们用“极权”“先锋党”和“多元化”模型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前苏联，以试图查明其关键要素。不论采用其他哪种描述，把前苏联的现实状况当成是“官僚政治”这种看法尤为普遍。这是列宁用过的一个标签。托洛茨基（以及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启发的人，尤其是布鲁诺·瑞泽和詹姆斯·伯纳姆）的观点曾大受欢迎。但这并不是韦伯所描述的那类专业官僚机构。前苏联的“官僚机构”颇为奇特。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极权制度下的行政机构已经遭到各种形式的政治入侵，这意味着它们“不够

67理性，不够合法。因此，从官僚政治的角度来看，18世纪一些绝对君主制下的政府服务都比它们发展得充分”。不论如何描述前苏联的现实状况，人们并没有在政治与行政间做出严格区分，而划清两者间的界限是自由民主党人习惯做的事。西方人对官僚机构与理性行政的理解并不能贴合前苏联的政治行政体制。也许把前苏联的行政管理体制看成是“官场做派”而不是官僚机构更合适。事实上，政府及其行政机构的整体功能与仅仅设立一种个人与群体可以在其中追求各自利益的框架是不同的。相反，政府应为个人和群体制定任务。这体现出的不是正式的合理性，而是实质性的合理性，即只要适宜实现政府的整体目标，就可以将其视为是合理的。前苏联官僚机构成功与否不是通过判断其是否遵守规则，而是通过衡量它所实现的成果来决定的（前苏联行政工作人员的结构与功能都受到这一观念的严重影响）。施瓦茨补充道，前苏联非正式行政规章建立的基础是“要求人们为事业冒风险，并因此给予人们奖励”。大型前苏联官僚架构内的私人关系网及其运作成为一种组织风气。前苏联制度生成了依靠这些网络才能生存的挑战。这成为一种操作模式。许多必需的货品与服务要通过“相识的关系与人脉”才能得到（与私下交易系统相关的一个术语是“门路”或“影响”）。亨德里克·史密斯做出了如下描述：在存在着长期短缺与细致分配的特权的经济中，门路是生活中的重要润滑剂。一个人级别越高，越有权，通常就会有更多的门路。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给别人带来门路……因为每个人都有门道获得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或服务，或是别人想要的东西。管理者肩负的压力也促使中介或是“非法推销者”这类人数量得以增加，他们能买到各种材料。发展规划就是法律，因而大多数管理者为实现这一规划所采取的非正式做法都是非法的——不过他们往往被视为是“技术”犯罪而不是“真正”的犯罪。我们很有必要记住，前苏联是由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在某些方面，它是现代与前现代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有时候，前苏联机构的文化环境会对某些地方或国家产生影响，把它们变成一种更强烈的前现代主义。例如，西米斯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的统治精英内部爆发的敌对氏族间的战争。他们把国家公职当作武器，把对这些职位的控制视作发财致富的机会。

68其他解释我一直认为最好把普遍性的政治腐败理解为一种现象，即公共行政部门向规则的理法形式的过渡，也许还与社会关系从传统到个人主义的转变相关联。我将在本节对比这种概念与腐败（人们既把腐败设想成一个永恒的问题，又把它看作是经济关系的另一种形式）。人们习惯说腐败是一个古老的诅咒。毫无疑问，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千百年来一直没有间断。2000多年前，印度政治家考底利耶在他的经典论著《政事论》（Artha-sastra）中就提到：（国王）必须保护贸易通道不受朝臣、国家官员、小偷以及边防战士的骚扰……（并且）边防官应当赔偿丢失的物品……处理政府资金的官员很难不侵吞国王的财富，那尽量少贪一些。我们还可以在塞缪尔·皮普斯于17世纪60年代写下的日记中找到对官员腐败行为的坦率记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我们通常理解的腐败是一个相对现代的现象（它指的是偏离韦伯制定的官僚政治标准，同时“受害者”是市民）。说它现代是因为它假定存在一个致力于公众利益，而不是简单地维持秩序并建设公共工程及基础设施的公有领域。古代腐败所指的是盗窃国王或其他统治者的财物，国家实际上也是统治者的财产。因为许多人的官职都是买来的，斯图尔特王朝的官员们全都贪赃枉法，这实在不足为奇。因此，划清公私之间的界限对在当代使用“腐败”一词来说极为重要。对腐败的另一个重要解释认为，它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易，在经济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苏珊·罗斯–阿克曼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腐败做出了重大贡献。她认为，腐败是一种建立在计算收益与成本基础上的现象。因此，每当公务员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来做出能使人获益或是遭受损失的决定时，腐败就有发生的可能。在公与私的交界处存在着公务员获取私人经济利益的机会。她认为，经济分析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将给予政府工作人员报酬的诱因隔离出来，评价其结果，并提出改革建议”。不同国家间腐败的程度与深度各不相同，甚至在国家内部也存在差异（测量腐败很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罗斯–阿克曼把腐败当成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那些处于经济增长期国家的一种因素来对其加以考察，不过她认为腐败的蔓延最终会削弱经济增长，而对经济增长果实的分配将会存在不公平现象（尤其会远离“无产者”）。概念与实践都是她的研究兴趣所在。

69人们会出于两种原因实施贿赂：揩政府的油或是规避成本。一个有效的反腐策略应该能在机关工作人员的控制下减少这种获利及开销，同时限制他们的自由量裁权，使他们不能随意分配收益，施加危害。罗斯–阿克曼认为腐败类似于市场交易，只不过它是违法的而已。她注意到，在一些国家里稳定的腐败系统保持了一段时间，不过它们最后通常都沦为盗贼统治的国度。收受贿赂的官员范围越广，就越需要保密制度来维系这种状况，腐败被揭发的可能性就越小。然而稳定的腐败社会存在着贿赂与分赃周期性升级的风险，并因而会出现社会退化的现象。但腐败能够帮助理解政府所做的禁得起经济分析的决定吗？正如罗斯–阿克曼自己所述，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将“经济学家的担忧与政治学家的认识结合到了一起。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对自利行为的建模，而政治学家意识到政治和官僚机构的激励结构远不同于竞争市场范式的假设”。用市场进行类比有一些明显的吸引力，但这需要加以证实。市场意味着自愿的交换与竞争，而这些是腐败所不具备的。也许会有剥削或暴力介入其中，但行贿人间不可能——因为保密制度——发生竞标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人们会试图使自己受益（但他们是如何做的，遵守何种限制，优先权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复杂的高语境问题）。虽然腐败无处不在，但对那些正由传统、前现代社会秩序形式向西方法理秩序“过渡的”社会来说，腐败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类社会的行政机构供职的人们被夹在了两种价值观之间。没有明显的办法可以根除转型期社会腐败猖獗的现象，虽然采取包括减少政府企业数量、决策透明化、组织监督、向公务员灌输职业精神以及支付适当工资等在内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无疑有助于变革的进行，但这是常见的变革过程的一部分。归根结底，根除普遍性腐败依赖于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并能够用明确的标准来指导政治当局的行为（要求他们做得更好）。公民社会是无法用魔法召唤出来的，它的自我识别能力不是天生的，必须通过缓慢的合作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结论

70从经济增长、政府合法性以及一般人身安全的角度来说，腐败是一个主要的消极因素。它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尽管人们日益意识到腐败所制造出的问题，它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本章并不是要否认腐败能够界定，并淡化它所带来的问题，也不想破坏可以用来应对腐败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本章想要说明的是，理解腐败需要联系它的社会背景。而且在一些“过渡的”“欠发达”社会中，腐败是一种不同类型的问题。这里讨论的转型期社会指的主要是前苏联。因为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后殖民国家一样，它们中的很多国家出现了影响公务员与市民间关系的非正式行为及传统行为的重要模式，并且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程序层面来寻求其解决之道，而必须上升到政治与社会领导阶层上。偶发性与普遍性腐败间的界限可能很难划定，而且也许并不能够简单量化，不过这种区分似乎是十分有用的。偶发性腐败处于已经建立了理法性行政管理机构的背景之下（而在普遍性腐败发生的地方，理法性行政管理机构还没能占据支配性地位；继续升格的时间也许会被推后）。偶发性腐败的数量也许会非常庞大，但它与普遍性腐败的秩序不同，因为后者规范不明。现在，在理法体系内减少腐败问题的程序化方法已经较为完善。但是传统与现代形式的统治所假定的社会关系类型不同。当这些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就会产生与普遍性腐败相关的更大问题。我们不能认为，过渡政权中的官员本性就恶，或者他们在文化上倾向于腐败。相反，他们是在应对——或许甚至前后方式不一致——过渡时期所引发的不同需求与机会。这些机会就包括了外国公司的行贿。普遍性腐败对当地人与外地人造成的结果都是有害的。然而，西方人闯入转型期社会，抱怨官方声明与日常现实之间的差距，并期望它们能大致符合理法规范。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可能会加剧问题严重程度的文化近视。这并不意味着反腐运动仅仅是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前哨部队。处理过渡局势以及可能在其中发展起来的普遍性腐败是一项巨大挑战，并且超越了程序性补救措施的范围。它最重要的因素是领导能力：能够树立公共事业的榜样，说服其他公务员、下属及公民将公共和私人的考虑区分开。领导能力也意味着拒绝求助

71于传统的社交关系标准，这也许是过渡时期最大的诱惑。抱怨西方国家与企业的家长式统治、迟钝以及时而会出现的伪善并无不可。但只有在处理了贪污腐败问题的基础上，而非靠着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实现国家强盛、经济繁荣以及保护人身安全。

724.腐败，财产返还与罗马尼亚（意）菲利波·M.泽赖里菲利波·M.泽赖里（FilippoM.Zerilli）：卡利亚里大学讲师、研究员，教授文化人类学，同时在佩鲁贾大学教授人种志研究方法。自1996年起，在罗马尼亚开展了广泛的实地研究，关注私有化及财产问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历史、后社会主义、法律及人权的人种志研究、财产关系改变以及所有权索赔的情感及道德准绳。著有《民族学的阴暗面》，编著《从“规则”到“自杀”：职业涂尔干》，合编《欧洲民族学会议》及《罗马尼亚人类学研究：历史与人种志观点》。社会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通常会将正常的或是生理性的腐败形式与被认为是普遍性的或是病理性的行为区分开，这会影响到整个特定的文化氛围。尽管似乎人人都认同，腐败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会的社会现象，它又常被认作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发展中”或是“转型期”社会的经济、政治及政治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不足为奇。从这个角度来说，腐败必然存在于民主及市场经济通常不够发达或不发达的社会中。因此，传统意义上整治腐败的方法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如果在民主及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的社会中，腐败是病理性或普遍性的，那么，为了“与腐败做斗争”，我们只需要对它们加以强化（构建公民社会，支持私有化以及善政方案等）就够了。显然反腐话语和意识形态远比这要复杂与多样得多。[1]不过，在传统反腐话语的描述中，那些把腐败认作是病理性的社会似乎缺乏了某些基本特性。这也许可以被称作是“修饰的不足”：严格审视下的民族国家被概念化成缺失了某些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民主富裕的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腐败似乎延伸到了这样一个社会领域，原本在“正常”条件下，出现在该领域的应该是别的内容。从人种志的角度理解腐败的当地话语与实践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挑战从本质主义及意识形态视角对腐败的认知，并指出其缺陷。此外，当地人对腐败行为的理解应该有助于对这种现象做出更为开放的定义。腐败文献中经常缺失的，实际上是对在特定的时间及地点，传言中的腐败做法所牵涉的社会行为人是如何从当地视角来认识腐败的一

73种研究。这么做是为了通过研究腐败是如何以及为何能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能起作用——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曾在他从狱中寄出的信中所写那样，可以通过分享“对彼得、保罗和约翰的生活以及对单个真实个体及时、直接、生动的印象”来进行这项研究——来对既是象征性实践又是社会实践的腐败做出有益的理解。从人种志的角度研究腐败也应该可以便于人们了解，“现实中的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话语以及实践中体验“政府”并将其概念化的（以及最终，他们的个人及社会身份是如何因之产生并改变的）。有趣的是，在现今的罗马尼亚，谈论腐败或是拿它开玩笑司空见惯[2]，似乎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参与到了这种话语实践中。这并不是说腐败渗透到了罗马尼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尽管可能会有很多人说事实上就是这样。更确切地说，就像“欧洲”“民主”“私有化”“私有制”或是“市场经济”一样，“腐败”已经成为如今的罗马尼亚的一种国家象征。当然这是一种公众象征（通过大众传媒、竞选宣传等手段得到广泛传播），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非常私密的象征。它的私密性并不单纯指腐败做法是隐秘、非法的，也指腐败是一种从罗马尼亚古老传统中产生（或退化）的社会行为。因此，把腐败扩展为一种在罗马尼亚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每天电视与媒体上都充斥着对腐败案例的报道，而且因为它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深意，暗指了模棱两可、深奥多元的系谱学。腐败作为一种现行的社会行为，事实上被当地人认做和体验成一种与广泛的更古老的社会行为和理念相关（甚至是由它们发展起来）的东西。因此，谈论腐败就引发出了大量互相冲突的成见，这些成见与生为一个罗马尼亚人以及像罗马尼亚人那样行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关。更确切地说，讨论腐败的话语倾向于隐藏，同时揭露罗马尼亚（不）道德行为的（自我）表现，包括人们对公平、合法性、信任、兴趣、团结、宽宏大量、利他主义、礼尚往来以及问责制等的态度。因此，读者们发觉我并没有使用传统的腐败定义[3]时，不应该觉得惊讶。而且我也没有踏入富有争议的“定义的窘境”，去给腐败下新的定义。我通过在布加勒斯特进行的实地调查来探索人们谈论、表现以及最终实践腐败的方式，他们利用腐败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话语领域内进行交流与表达。利用分散在不同场所与时段的异质材料，各司其位的社会行为人实际上创造出了各色各样并通常相互矛盾的腐败

74（以及罗马尼亚主义）的形象。这些形象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上演。本章的剩余部分可以分为三节。首先讨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谈论腐败，尤其是使用反语时。接着关注财产返还案例以及直接牵涉其中的社会行为人是如何体验、概念化并实施腐败做法的。最后一部分重点关注腐败在当地的解释，并探索它们与非法行为间的关系。这些非法行为经常被当成是一种罗马尼亚形象的典型特征。本章最后得出结论：在特定社会领域，腐败既是一种象征又是一种社会实践。如何从人种志的角度理解它的内涵以及运作方式，可以为反腐政治争辩带来新的思路。透过讽刺谈腐败：三个小故事我的一位朋友有个表亲在总部位于克卢日–那波卡（特兰西瓦尼亚的主要中心）的一家电脑公司当经理。他回忆了这个表亲是如何在一次周日中午的家庭聚餐上公开宣称，为了能拿到合同，公司经常贿赂市政厅官员的。据我朋友所说，他的家人对此毫不吃惊，当然没人提议要向当地权力机构告发此事。这件事的确让人不愉快而且绝对不公平，然而又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体系就是这么运作的”。有趣的是，在家庭聚餐的氛围下，这个插曲立刻引发了关于腐败及其在罗马尼亚肆虐的讽刺评论与玩笑。第二个故事与雅西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有关，雅西是位于罗马尼亚东北部的摩尔多瓦地区的主城。这位教授在学生中声名远扬，既不是因为学术研究出众，也不是教学能力杰出。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要想通过他的考试，学生就必须在他的酒窖中装满某一特定品牌的葡萄酒与蜂蜜。听到这个故事，我们的注意力从这种非法行为转向了受贿人提出的特殊要求，并很快开始了讽刺批评。当然，大部分听众都同意，这位教授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他对葡萄酒的热忱和品味反倒为他赢得了哪怕不吸人但至少让人觉得奇怪的光环。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一家出版社社长的故事，她因为要做一个相对较为简单的手术（阑尾炎）而住进了布加勒斯特的一家医院。入院前，她说自己知道应该给（注射的）护士、麻醉师以及最重要的主刀医生送一些东西（金钱）。她强调说自己不过是做了每个人都会做的事。事实上，那个麻醉师是个有着文学抱负的年轻小伙

75子，并且是这个女人的朋友。他拒绝接受这笔钱。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是，几个月后，这位病人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他的诗集。尽管这些故事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搜集到的，它们都不约而同地以讽刺为特征。这决不是偶然。讽刺是一种具有多种社会意义的修辞手法。它是通过暗指而不是明示来进行交流的一个好办法。有些社会实践被广泛认定是“病理性的”，但同时在特定情况下又被认为是“正常的”。在讨论这些实践时，我们有充分理由使用讽刺。讽刺极好地实现了相对化又避免了最小化，更重要的是，它保持了距离却没有采用说教的态度。这是一个好策略，可以（对人对己）展示“反常现象”实际上如何具备了“规范化”的特性。但讽刺并不是单纯用来保护故事讲述者自己以及他人免受人种志学者调查的。有人告诉我，即便人种志学者不在场，当地人也会讲述有关腐败的讽刺与笑话。这里，它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用来强调存在于两种看法间的空白地带。一方面，人们觉得腐败被强加在了个人选择之上（另一方面，它也被看作是一种有意的选择。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行贿者的角度来创建腐败的形象）。与受贿者相反（人们认为他们因其在机构中的职位而获利），行贿者认为自己是双方协定中的“受害者”。即便行贿者不“在家里”讽刺责怪受贿者，他们也突出了建立在社会中的这些协议的特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指出了这些协议具有胁迫的本质。通过这么做，他们揭露了行贿者与受贿者间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关系。与腐败文献中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想法不同，人们并不是（参与者自己认为）主动选择参与腐败活动。在前面的故事中，行贿者没有把自己当成是理性行为者，为了实现私利或功利主义的目标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就是不合逻辑或是不理性的。相比之下，他们通过使用讽刺，表达了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应对普遍认可的社会逻辑的。他们在原则上拒绝逻辑，但不管愿不愿意，他们都觉得，如果想要获得基本的公共社会服务，自己就必须接受这一点。事实上，人们本就指望那些人通过行贿来实践诸如工作、学习或是获取医疗援助等的基本社会权力。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人所言，如果他们想要参与其中，就必须“接受游戏规则”。对大多数人而言，拒绝参与其中（即不“进贡”点什么），或是与这种现象做斗争（即告发）则意味要冒着有失去这些社会权力的风险。（为了便于分析）被我简单归入讽刺类别的话语实践，可以被视作是“消极抵抗”那些由不成文的规矩所构成的体系的一种方式，一位调查对象委婉地如是说。

76针对腐败做法的笑话和讽刺评论也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作用。它巧妙地质问我们，是否可以将一个现有的实践行为认作是真正的腐败。这么做的目的既不是简单地把非法实践再次固化到具有强制权的社会中，也不是要根据不同的道德责任来划分行贿人与受贿者间的界限，而是要暗示“真正的腐败”发生在其他地方。引用一个调查对象的话，它处于“另一个层面”。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扎飞所著的一部关于罗马尼亚的《腐败辞典》及其中每个故事玩的各种文字游戏。不必多言，刑法法典中明确使用的“官方”术语mita，指的是贿赂罪，但这个词从未使用过。[4]更确切地说，人们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多半是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也就是说，用它来指那些实际上并不包括在这个概念里的行为。当我问一个调查对象，为什么在某些例子中不用mita时，她说“mita更正式一些”，而且它暗示的是“更高层次的腐败”。mita这个术语实际上是贿赂的“正式”表达，但在日常谈话中，它主要指“政客或法官”所犯的腐败罪，并不会用在“普通市民”身上。当然故事中受贿的主人公也肩负着公共责任和义务，但正如他们中的一个所指出的，“有一些公共机构比其他机构更加为大众服务”（我的强调）。也就是说，当草根阶层直接经历腐败时，作为传统腐败定义基石的“公与私”两者间的对立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模式化。“真正的腐败”倾向于发生在通常被视为是“更为大众服务的机构”，即议会和司法系统中。[5]所以，人们认可“被动腐败”（行贿）与“主动腐败”（收贿）间的区别，但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中，这种区别并未在道德上受到歧视。不过人们假定了在两类腐败做法间存在着尖锐的道德鸿沟，一类是“普通市民”“小的”或日常的腐败做法（另一类则是在像政治家、法官这类机构行为者发挥主导作用的地方发生的“真正的腐败”）。这个角度来看，参与“小腐败”的行贿者和受贿者可以一起责备“政府”这个腐败最主要的真正源头。在争夺财产权利的斗争中使用腐败：两个案例在这一节中，我将介绍和讨论两个有关财产返还的法律案件。在罗马尼亚，财产返还是一个充满冲突与政治化的问题，很多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据律师说，近年来，超过80%的民事案件直接与产权，尤其是财产返还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通过包括贿赂在内的不同方式，争取财产权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一个案件与一位前业主有关，他的贿赂尝试失败了。

77约恩·波佩斯库是一个62岁的建筑师，现在退休了。他住在布加勒斯特。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诉讼之后，他拿回了家里的房子（他说：“就像是我心脏病发了三次。”）。不过，波佩斯库认为，在1990年至1993年间，布加勒斯特的法院有关财产返还的判决通常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从他的角度来看，是支持前业主的）。1993年，他决定寻求民事审判来恢复另一所房子的所有权。那所房子位于一个著名的省级旅游小镇普拉霍瓦县的山谷中（布加勒斯特以北130千米左右）。刚开始，他在审判中的对手是镇市政厅。事实上，自1950年国有化之后，这幢房子就一直由国家机构管理（判决第92/50号）。波佩斯库的法律诉讼没有获胜，因为前两次的法庭判决（fond与apel）都偏向市政厅。根据民事诉讼法典，波佩斯库仍有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追索权。同时，依照第112/95号法律，市政厅把房子卖给了当时的租客，曾在市政厅工作的一名当地政客。与之前住在房子里的许多其他租户一样，波佩斯库也认识他。波佩斯库说，房子不能合法买卖，因为市政厅不能算作是房屋的合法所有者。然而，房子还是卖给了租户。当波佩斯库决定提起上诉时，租户也成了案件的一方。波佩斯库深信，“在普拉霍瓦地区，不行贿就打不赢财产返还官司”。他安排律师向法院的三名成员提供相当数额的贿金（4500美元）以期影响判决结果。这笔钱一直在律师手中，最后判决结果仍对波佩斯库不利。律师把钱退还给他后，波佩斯库得出一个结论，“（新房客）给的钱一定比我多”。有位罗马尼亚法官曾对凯瑟琳·维德里说过，“罗马尼亚人对法律有两种看法：那些在法庭上赢得官司的人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法律是公正的，而那些输了官司的人则觉得司法腐败，法官收受了贿赂”。不论从哪方面来看，法院的每个判决都被视为是原告或被告一方与法官（们）间达成的非法协议。当然，早在先前社会就塑造了人民日常生活及社会关系的那种充满猜疑及阴谋论的氛围仍在当代罗马尼亚发挥重要作用。自相矛盾的是，从这点来看，行贿通常被认为是获得公平判决的一种方式。对前业主来说尤为如此：他们经历了之前时期周期性的巨大痛苦（没收、迫害、流亡等）（在占有优势的新自由主义财产专有权的话语与意识形态的支持下），他们甚至把腐败当成是获得正义的手段。因此，对约恩·波佩斯库来说，任何不利于财产返还的司法判决都是“新的征用”“第二次国有化”或是更直截了当的“盗窃”。虽然租户的行贿行为被认定是欺诈与不道德的，前业主表示自己是通过贿赂来修复不公正现象。事实上，波佩斯库传递并定义了他特殊的社会身份（前业主），与目前因此获益的人（国有化房产的租户）形成对比。与许多前业主一样，波佩斯库对罗马尼亚司法的正确运作产生了怀疑。他相信很多罗马尼亚法官仍受到某种心态的影响。然而，他并没有责怪法律体系本身，而是倾向于认定具体的责任是在地方层面。

78当被问及如果国家救助途径用尽，他是否会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法院寻求帮助（许多前业主都这么做了），他回答说，“负责赔偿的不应该是罗马尼亚政府，而是那些有罪的人”。波佩斯库觉得，获得“国家”赔偿是不道德的，这意味着罗马尼亚社会本身会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判决。为什么“我们”——罗马尼亚人——要为他们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波佩斯库问道。这种概念化也反映了波佩斯库的案子所在的普拉霍瓦地区独特的司法结构。实际上，虽然许多前业主发现与自己竞争的是国家机构，但波佩斯库在法庭上还要面对一位房屋的“新主人”。事实上，他参加的是一场两个人之间的斗争，而“国家”本该通过司法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我现在还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国家机构直接成为案件中的一方时，人们就会劝阻社会行为人不要行贿。但我想这不是偶然。在波佩斯库的案子中，正是当“新主人”也介入了这桩案件时，他才决定行贿。当第三人在法庭上实施（或威胁进行）干预时，贿赂显然成了一个“合法”武器。事实上，反复解释“我是因为别人都行贿了才这么做的”不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辩护。在财产返还诉讼案中，当诉讼从“私对公”的司法结构转移到“私对私”时，社会行为人往往就会声称自己有权动员社会关系网来影响法院的判决。我在下一个案例中也会讨论这一点。如果在财产权诉讼中，“私对私”的司法结构是在当地更“适合”贿赂法官的领域，那么每个腐败行为也都应在特定环境中进行。正如波佩斯库案所示，有些物质与象征性资源可以解释1997年人们在普拉霍瓦地区法院的行贿企图。但如果同一个人在90年代初也在布加勒斯特的法院面临诉讼的话，他就不一定用得到这些资源。任何卷入财产权案件的社会行为人都会争辩说，从1989年到2001年，大众媒体和跨国机构广为传播的各种政治及法律事件广泛影响了公众的认知，并最终影响了法官对财产返还的态度。第二个案例也涉及寻求恢复产权的前业主。我将借助一个调查对象的注解来强调腐败是如何做到既能“获取正义”，就像波佩斯库的故事，又能界定并促成社会差别的。埃莉萨·科隆是一名退休的具有德国血统的罗马尼亚女士。1977年，她的公寓被没收（判决第223/1974号）。根据第112/95号法规，埃莉萨申请实物方式的赔偿。1998年法院接受了她的请求。但两年后，鉴于罗马尼亚政府已经就这幢公寓向德国政府支付了赔偿，布加勒斯特市政厅因此把埃莉萨告上法庭。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判决都支持市政厅。在一位专门从事财产返还案的律师的帮助下，埃莉萨决定上诉。同时，因为公寓里住着一位名叫萨哈·沙梭的国有租

79户，埃莉萨也把她传唤到法院，申请驱逐令。埃莉萨与萨哈相识，不过当她们（在法庭上）相见时，彼此都装作陌生人一般。根据一份埃莉萨递交给布加勒斯特市政厅的请愿书，萨哈与市政厅官员关系很好，并受到他们的庇护。在请愿书中，埃莉萨还提到萨哈对市政厅官员以及将在驱逐案中做出判决的法官施加了影响。我有个调查对象（实际上是与萨哈关系很好的一位年轻律师）在布加勒斯特市政厅工作。他说三审判决（curteadeapel）前的晚上，埃莉萨给萨哈打电话，告诉她因为她（埃莉萨）贿赂了法官，萨哈会败诉。第二天，法院判决埃莉萨胜诉。我的一名重要调查对象叫米哈伊尔，是一位临时在布加勒斯特市政厅担任公职的年轻律师。和他一起吃晚饭时，我问他，当听到审判前夜埃莉萨给萨哈打电话时，他是否觉得惊讶。实际上，我和其他调查对象都觉得，这个故事中最让人好奇的部分就是她打给萨哈的电话。这通电话把一般来说应该要保密的事情（即贿赂）抖了出来。我试图理解这件事的意义。米哈伊尔毫不犹豫地说：“不，这很正常的！”然后立即坏笑着补充道：“菲利普，你不是听过‘米奥利塔’的故事吗？”他觉得这个解释很充分，不言自明。“米奥利塔”是什么？为什么并且在何种意义上，我的朋友米哈伊尔用它来比喻罗马尼亚人以一种特定方式行事的“天生”倾向？更广泛地说，在当地，“米奥利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对腐败行为的解释以及对非法行为的容忍？简言之，《米奥利塔》是一首罗马尼亚的民间诗歌，讲述了一个牧羊人的故事。一只叫米奥利塔的“漂亮小羊”警告牧羊人说，另外两个牧羊人打算杀了他，然后霸占他成群的漂亮绵羊。年轻的牧羊人没有抵抗，而是准备接受命运，并将死亡视作是与整个大自然的神圣婚姻。实际上，这首诗有上百个版本，但援引米尔伊·伊利亚德的话，人们公认“米奥利塔”是“罗马尼亚流行天才”的原创。其他人认为它真正表达了“罗马尼亚的灵魂”（L.布拉加）或是“罗马尼亚灵性”的道德基础（A.弗奇）。后人反复诵读此诗，但大部分人的分析都集中在主人公、他对死亡的坦然接受以及他与自然的神圣婚姻上[6]。有趣的是，直到最近研究的焦点才转向那两个共谋杀害了善良同伴的牧羊人。米哈伊尔从挑衅和异端邪说的角度来看“米奥利塔”，他恰恰是在证明对罗马尼亚形象而言，嫉妒、阴谋、盗窃甚至是谋杀的表述都是中肯的。历史上更具权威的解释塑造了“米奥利塔”的刻板印象，而米哈伊尔扭转了这一形象，提出“罗马尼亚人”不是宿命论者，被

80动地等待自己的命运（他们是主动的唯利是图的主体，被嫉妒腐蚀，随时准备采取非法行动以便弄到邻居的财产）。[7]晚饭后，我请米哈伊尔详细谈谈为什么审判前晚，埃莉萨本就该给萨哈打电话。米哈伊尔回答：首先，埃莉萨这么做“没有任何风险”，其次，她可以恐吓萨哈，让她打消采取新的法律行动的念头；最后，这可以最简单、最有效地向萨哈表明“埃莉萨也认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米哈伊尔是这么理解的。诚然，正如另一位调查对象准确观察到的那样，“行贿前，你得知道需要把钱送给谁。我可不会向完全不认识的人行贿……建立了人脉才能行贿”。埃莉萨告诉萨哈她收买了法官（不管她是不是真的这么做了），就是在暗示“她有关系”（arerelatii），事实上她（不仅）能调动经济资本，还有足以支持她合法或非法行为的社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她这通电话就非常合理了。通过它，埃莉萨象征性地把腐败当成是武器，明确并确立了她前业主的身份。很矛盾的是，在这里，贿赂是无可厚非的社会价值，因为行贿者并不以此为耻，反而以它为荣。同样，在罗马尼亚，一个受人推荐的人（可以被视作财富的人），通常具有一定的社会声誉，是一个受人尊敬，或令人畏惧的人。研究腐败问题的文献经常提及，人们对国家机构，尤其是司法机构缺乏信任，以此来解释甚至证明腐败行为是合法的。关注腐败行为的文化观察家也倾向于将非法行为限定在特定的文化符码内，或者把它们当成是道德体系的一部分，这种道德体系相对独立于在法律上合法的道德。对罗马尼亚前业主进行的实地调查表明，贿赂也能被当成是一种“结算”方式，即修复不公并恢复更平等的社会秩序。我们讨论的案例也暗示，直接参与诉讼的“现实中的人”精确了解何时、何地以及为何值得进行腐败活动。也就是说，特定的法律、政治及经济环境，再加上个人评估，可以迫使一些社会行为人做出非法行为，而另一些则会选择规避。此外，腐败也是一种武器，可以在特定斗争领域内重新定义身份及社会关系。无疑，前一小结中人种志故事里的主人公，那些面临产权诉讼的人们有个共同的想法，即非法滥用权力最严重的领域在“更高阶层”，即政客、前安保机构、法官以及更普遍的“掌权人”。腐败与罗马尼亚主义：探寻当地解释

81很多不同的历史及人类学研究证明，腐败的当地呈现形式具有历史深度。根据这些形式，非法行为（尤其是盗窃）可以被看作是罗马尼亚形象的一种刻板印象。显然，这种明显在历史上就已经建立完善的（自我）呈现本身就有一段存在争议的历史。我们应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及地域，目的各不相同的腐败呈现方式是如何通过不同机构产生、理解并再生的。在本节中，我将探讨“罗马尼亚人是小偷”这种刻板形象是如何以及为何在本地重新激活，并且为何现今的腐败话语会对其有不同的表达。[8]罗马尼亚历史上有一个时期诱使很多人将罗马尼亚主义与腐败行为直接联系到一起。那就是15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晚期，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事实上，在有关腐败的学术及流行话语中，人们经常想起土耳其和法纳尔人（希腊人）的做法与概念，以便解释各种非法行为的根基。这些非法行为被理解成了“传统做法”（一个调查对象如是说），或者在许多情况下被当成了一种影响到全国的“遗传病”（另一调查对象的表述）[9]。诚然，每个调查对象从各自不同的知识、教育及目的出发，多少能详述一些源自土耳其和法纳尔人的可以用来解释或理解当代腐败行径的传统文化实践。例如，其中一人表示，他充分了解pesches这个概念。这是一个源自土耳其语的单词，指的是——据他所说——继续影响在依恃主义盛行的罗马尼亚公共行政部门中部署关键管理职位人选的政治做法。另一名调查对象谈到了以不带任何功利性目的赠送礼物为特征的“东方做法”，这种做法涵盖在了hatar（很接近礼物）这个词的概念中。更为常见的是，在流行话语与文章中，法纳尔人与土耳其的做法符合并被一起归入同一个标签下：“东方–巴尔干”遗产。学术工作中也是如此，就像最近一项对一群罗马尼亚学者的腐败罪进行的法律研究所证实的那样：“消除腐败意味着采取教育措施，尤其是摆脱东方巴尔干的心态以及人们对小腐败的宽容态度”。遗产曾经被具体化为单一均质的实体，但后来被构建成了罗马尼亚主义的“黑暗面”，或与此相反，廉洁的过去所想象出来的东西。下面的话引自一封电子邮件。那是在我要求另一个调查对象解释spaga（贿赂）与bacsis（小费）间的区别后他发给我的。恩惠（favor）与贿赂（spaga）是不自然的冒牌货。它们在滥用了延续数十年的东方姿态，例如小费（bacsis）和礼物（hata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现在，人们用它们的名义来为（非法）行为辩护。例如，有人会说，让别人帮个忙或是帮别人的忙是件很自然的事，行贿和受贿也是一样。这绝对不是事实真

82相。当你开始给别人东西，希望他能为你做一些事的时候，所有的自然感就都消失了。恩惠和贿赂让你发生改变，会扭曲你的想法。它们制造出紧张感，让你永远在担心也许会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理想化的利他主义世界以及同样由古老的东方传统构建起的相互慷慨的理念支撑起了对当代不道德做法的关键性理解。在这里，这些传统指的是自然廉洁的社会秩序的象征。在这种社会中，“付出却不收取”的传统显然是社会规则。此外，上文的最后一句很耐人寻味，因为它促使我去更仔细地审查之前所观察到的内容，即人们在有关“小”腐败的日常会话中经常使用的讽刺。就像一些调查对象在谈到腐败时暗示的那样，实实在在地参与到这些行为中一点也不“有趣”，反而是一种很难过、痛苦并“不正常”的体验。通过纪实文献与民族志研究，我们已经看到在罗马尼亚，“米奥利塔”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是如何能以修辞手法的形式运作的。这些修辞手法创建了不同的腐败形象，在非法行为与罗马尼亚主义间建立起联系——尽管表达方式不同。无疑，使用这些形象的人也牵扯在了复杂的异类政治中，即他们根据各自的利益、价值观、社会品味和世界观，以不同的方式构建自己的社会及个人身份（以及异类性）。有趣的是，虽然这些形象产生在具体的地方性背景下，所有形象的运作模式都很类似，并且都暗中把最初产生的时间设定在了有助于解释现今腐败猖獗现象的过去某个时刻。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似乎相当贴合迈克尔·赫兹菲尔德创造的“结构性怀旧”模型：“这是伊甸园秩序的集体表象——远在人类历史之前——在那里，社会关系的平衡完善尚未遭受影响全人类的衰败的侵袭。”据赫兹菲尔德自己的观察，尽管“对政府来说，这一模型将干预合法化，使之成为一种恢复之前完美社会秩序的行为”，但对“目无法纪的人来说，该模型证明了在道德腐败的条件下，政府是可以参与到一个任意务实的妥协中的”。结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通过“参与观察”的方式来研究腐败，特别是了解行贿人或受贿人的看法，是件复杂的事。在罗马尼亚，人们假定在重要的社会领域（如工作、教育和卫生）中腐

83败无处不在。这意味着他们经常使用讽刺来进行交流（在“社区”内外），并嘲弄不同层次腐败行为下隐藏着的不对称权力关系。在财产返还这个特定领域，个案不仅证实了“绝对道德”是不存在的，而且还表明，根据个人经验、偶发状况及集体历史，对腐败行为的道德态度经常随着时间和地点发生转变。尽管寻求恢复产权的前业主一方面在指责腐败本身，另一方面他还能“合法”地借助腐败来修复之前时代犯下的罪行。这么做，他们可以通过展示自我（个人和集体）及他人（包括政府）如何在腐败话语与实践中构建动态的政治结构，来表明并定义自己的社会及道德身份。此外，如果腐败已成为罗马尼亚的有力象征，这也是拜在那些非法行为与国家身份间建立起历史联系的广为传播的成见所赐。人们将罗马尼亚文化历史中的不同方面巧妙地处理为各种修辞手段（奥斯曼统治、民俗诗），从而构建起特定且相互冲突的腐败形象并对其做出解释。我并不是说，这些形象及解释与如何理解腐败在特定社会领域中的运作方式无关。相反，我指出了为何这种解释的背后总是隐藏着能将腐败自然化的本质主义话语，并暗示其根源在于某种纯粹的精华，不论这种精华是“我们的”还是“异类的”。使腐败成为社会生活的“自然”结果可能是一场无罪的游戏，所有人，不论公民还是社会科学家，每天都参与其中。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自然化的过程会使特定的“异类”政治合法化，造成有害的社会及政治后果（如排斥和歧视）。这一切至少应该让我们怀疑那种倾向于把腐败行为限定在一种“文化符码”中，而不考虑当地策略及社会行为人自身表述的腐败解释。说得更普通一些，我认为，在解密腐败是如何被具体化成“文化”这一既通俗又学术的过程中，人类学家可以有效地参与那些理解及处理腐败行为所必需的集体工作。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反复参考多个机构（个人或集体）及不同体系（地方、国家、跨国），并专注于他们之间连续的相互作用。这样做，我们作为社会研究人员的贡献就不会仅限于指出当地“腐败文化”——一种经常潜伏在人类学分析之下的本质主义的概念——的运作方式。我们可以把情况复杂化，指出渗透到存在（或不存在）腐败行为的社会领域中那些含糊不清与相互矛盾的现象。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在法律上认可腐败行为并对它做出解释，以不同方式评估腐败，在不同社会领域及话语构成——各自社会历史合法性的程度都是特定且不断改变的——中传递腐败。

84致谢非常感谢米拉与尼库、艾娜与伊琳娜、米哈伊尔与克里斯蒂娜、丹与珊达、拉杜、阿德里安、P.米哈埃拉以及S.米哈埃拉。他们的故事是理解在当代罗马尼亚“腐败”意义的最有价值的来源。我也要感谢编辑们，尤其是彼得·施耐德。他们提出了有益的意见与建议，使本章扩展版本中的论证条理更为清晰。为了保护调查对象，人名与地名都进行了改动。我自己将所有文字材料与对话从罗马尼亚语翻译成了英语。【注释】[1]显然，反腐话语本身就具有一种必须从人种志的角度加以研究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的维度。虽然在此我并没有从这条线索出发，但我仍旧假定，对政策以及制造反腐话语的跨国机构进行敏感的“全球人种志”研究将会揭示，腐败远不是在一些地方呈现出病理性，而在另一些地方表现出生理性。总的来说，腐败是“神秘经济”更广泛形式中的一部分。“神秘经济”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在其千禧年的特性中因相互影响而成型。[2]实际上，腐败与反腐政策已经在罗马尼亚社会中广为争论，尤其是在1998年一项精心制定的法案颁布后。这项法案后来促成了按照联合国及欧委会的具体建议而制定的78/2000法（“预防、检测、惩治腐败行为法案”）。[3]政治学家以及像世界银行或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这类参与反腐政策制定的跨国机构照例将腐败定义为“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这一定义依赖于“公”与“私”之间的对立。而这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区分在特定人种志的环境下是有问题的。下一节也会提到这一问题。[4]罗马尼亚刑法法典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明确提到了贿赂（coruptie）这个词：一种是“性贿赂”（coruptiesexuala，第202条），另一种是“对人施以贿赂，致使其在司法过程中做出虚假陈述”（corupereaunuipersonaedeadadeclaratiimincinoase·nfatajustitiei,第261条）。然而，在刑法法规与实践中，人们普遍认可，腐败的概念被延伸到各种罪行，尤其是“受贿”罪（luaredemita，第254条）、“行贿”罪（dareademita，第255条）、“获取不正当优势”罪（primireaeadefoloasenecuvenite，第256条）以及“贸易影响”罪（traficuldeinfluenta,Article257）。这些罪行之前在刑法法典中被定义为“办公室或与办公室相关的罪”，现在第78/2000号法正式将它们界定为“贿赂罪”。[5]最近世界银行在罗马尼亚进行的一项关于腐败的调查显示，在“家庭”这一级上，人们认为（依次为）国会、司法机构、国家部门以及政府是腐败最为泛滥的机构。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吃惊。[6]卢西恩·布拉加对此诗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哲学注释。著名的“米奥利塔空间”就是由他提出来的。

85[7]有意思的是，对“米奥利塔”的“正统”解释（基本依据是主人公坦然接受死亡）将罗马尼亚人归结为具有“宿命论”态度以及“冥想的性格”的人。这种罗马尼亚主义的身份特征事实上是另一个有力的刻板形象，在解释腐败做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尤其是站在行贿者的角度：行贿者声称，自己深陷在一个不成文规定的体系内，无法逃离这些规定的控制（参见上一节）。他们明确唤起人们心中米奥利塔式的特征与形象，如被动、迟钝、旁观与八卦的态度，而不是采取行动、做出决策，并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8]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8月实地调查期间，在像《法国世界报》或是《解放报》这样的法国全国性报纸上再次出现了这种刻板印象。[9]最近在布加勒斯特开展的一项有关腐败的民意测验显示，在被问及腐败的主要原因时，28%的调查对象提到了“国家传统”。可惜作者们没有进一步提及他们所指的“国家传统”是什么。

86第二部分制度化腐败与反腐机构

875.廉政先锋：美德运动与全球反腐浪潮（瑞典）史蒂文·桑普森史蒂文·桑普森（StevenSampson）：隆德大学社会人类学家，曾在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进行研究并提供咨询。研究关注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的作用、发展环境中的“项目生命”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民主状况。人类的美德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场人类事务领域的运动，旨在提升道德伦理水平，启蒙民众“为应为之事”。这项运动被贴上了如下标签：“全球治理”“监管”“问责制”“透明度”或是玛丽·罗宾逊所提倡的“伦理全球化”。“全球公民社会”由非政府利益集团以及向政府和跨国公司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政策或披露其真实动机的组织所构成。这场问责运动的最强音似乎就来自这一社会。这个声音总能让我们记起它的草根性特征，但也可能会造成一种错觉，即问责制只是单纯地由下而上推动。政府、大型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不只是在应对压力或试图挽回颜面。我们看到，这些全球精英齐聚的权力机关也对行善——至少是做得更好显示出新的兴趣。我们在各国政府、企业、世界银行以及由达沃斯论坛组织的各类项目中都看到了这种兴趣。无论是自下而上（全球公民社会），还是自上而下（如政府），一种向善的力量正在凝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政府向公众承诺将会行善，国际组织努力推行问责制；私营企业讲诚信、讲道德；通过唤起他们意识的活动、游说、宣传、检举以及示威游行，民间团体网络成功推动和激励了这些行为人。这场通向治理、问责制以及透明化的运动中的一部分就是反腐斗争。现今的跨国反腐斗争包含两个方面。首先，从比利时财政部到肯

88尼亚援助机构，再到哥伦比亚城市政府，它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其次，它现在是全球协调的对象。全球化伦理与伦理经营正处在企业活动的最前沿。公众对一些商业丑闻，如安然、安达信、世通以及哈里伯顿在伊拉克的丑闻等，给予了极大关注。这都表明，道德问题不仅仅是表面功夫。所有主要政府现在都设立了高层反腐机构、制订了行动计划并在推进各种反腐运动。我认为，反腐活动是在人类事务上趋向实现全球伦理化及道德合法性的一部分。从制定行为准则到开设企业伦理课程，这一趋势渗透到了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外交政策方面，人权项目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建立；人们努力构建国家廉政体系，并将其作为反腐斗争的一部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毫无拘束的新自由主义提倡高效及机构裁员之时，为何还有更多机构下意识地“为应为之事”？为什么每个人都试图表现得如此诚实？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使如今的社会关系需要变得这般透明并肩负起责任？你可以这样解释，我们在人类事务中取得了一些普遍性的进步。在经历过大屠杀，并终结了集权主义的世界中，人权实践留下的影响显而易见。人们努力确保尊严、民主与平等，这让即使是处在社会最边缘的群体也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而就算是最强大的公司与政府也必须对他们的呼声做出回应。这个观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富有尊严的时代。这种进步迫使特权阶级、无情的公司和对民声置若罔闻的政府必须以一种具有尊严的方式对待人民，确保他们享有这些权利。上面的观点认为一切都在好转。但问题是，也有明显证据表明事态同时也在变坏。有人为少数民族或边缘群体的人权与尊严而战，但也日益有人无视人权及人类遭受的苦难：针对平民，发动所谓的“新战争”——进行种族清洗及种族灭绝；贩卖妇女、儿童和难民；奴役呈现出新的形式；虐待儿童；恐怖袭击肆无忌惮；无情出售人体器官；非洲独裁者贪赃枉法，推行“肚子里的政治”[1]；建立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使用儿童兵进行钻石战争；毫不掩饰地挪用公司公款。还有无数其他道德堕落、丧失人类尊严的例子。全球化腐败正是从后一种负面现象中“崛起”的。事实上，我们很难判断腐败情况是否加剧，因为腐败难以验证。这一点人尽皆知。然而，公众对于腐败的关注度也在明显增加。廉政、道德与责任已经

89成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前世界银行隐晦地把腐败叫做那个“C开头的单词”，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摆上了台面。世界银行自己也站在了反腐前沿。政府、企业以及援助组织都会被追责。公开招标程序和财务账目以及公开招聘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保持廉政的关键就是问责制。反腐运动已经进入廉政与问责制的领域。反腐不仅仅是由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防止贿赂并惩罚任人唯亲的现象。它也是一种道德力量，反映出普通民众以及善于表达的精英们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反腐不仅可以提高政府或援助项目的效率，而且能让人们变得更加诚实，将他们的觉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反腐是一种道德上，甚至是宗教上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活跃在透明国际这个反腐组织领头羊中的活动家把自己当成是“廉政先锋”。为了应对肆无忌惮的跨国不道德行为与投机倒把活动，反腐斗争力图重建缺失的道德与责任的标准，所指即为我们所说的“社区”。现在已经有一个“反腐社区”浮出水面，它代表了“全球公民社会”。反腐社会努力奋斗，力争让毫无个性的官僚机构以及讳莫如深的公司都参与到问责制中。现在这项运动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连一些平日里争执不休的组织都参与了进来：草根活动家追求的是社会正义（开明的企业相信道德是一桩有意义的生意，新自由主义政府认为腐败阻碍了贸易，国际援助组织则希望他们捐赠的资金能得到更有效的使用）。因此，反腐斗争已经超越了那些只想做表面功夫的政府或企业所采取的“战术”：它是一场道德改革运动。本章主要讨论活跃在反腐运动背后的民间团体中的行动者们。把“全球公民社会”或“国际社会”当成一个社会行动者并不是不成问题的。这些术语都是一种修辞上的表达，因而更像是一种痴心妄想。不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国家，哪来的全球公民社会？又何谈拥有明确权利与可强制执行义务的全球公民身份？这些全球公民属于什么单位？他们的参考依据是什么，或者是谁？要是只消上街游行，或是连上互联网就能称得上是全球公民的话，那么，如果我把自己的名字从邮件列表中删除，我的公民身份会发生什么变化？我还要承担义务吗？然而，有些社会运动能动员大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去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当某地发生了某件事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动员，以示回应。不受地域限制的跨国论坛也能起到动员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

90来说，这种“运动”创造出一种类似社区团结的形式。反腐就是这样一种运动，它甚至超越了妇女权益、环境保护或儿童权利运动（仅举三例）。不同地区的人对这三项全球性运动的积极性各有差异。反腐运动创建了为数不多的可以把全球人类都联系到一起的平台。毕竟，有谁会支持腐败呢？反腐热潮席卷全球通常意义上，腐败被定义为滥用公职以谋取私利，尽管因为受到安然与华尔街丑闻的影响，腐败的定义被延伸为滥用任何形式的“被委任的权利”）。也就是董事长常会干的事。腐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有自己独特的地域变体。要理解腐败就要理解产生和维系它的社会环境，因为一旦这些环境发生了变化，腐败模式也会跟着改变。换句话说，腐败是有历史可循的。不过我们必须为这段历史增添一个话语元素：腐败的修辞，对腐败的指控，号称“腐败肆虐”的主张以及现在以“反腐斗争”为中心的语篇。不论是从修辞用语，还是行动计划方面，反腐斗争也都有自己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到墨西哥，各色国家纷纷开展反腐运动，设立反腐机构。1977年，美国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在外贸领域严格反腐的法案，对行贿的公司进行惩罚。然而，到90年代末这些活动都收效甚微，腐败已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过去五六年中，反腐行动已经扩散到全球各地，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协调与组织。一个反腐世界横空出世。它有自己的行动者、策略、资源与实践，也有自己的英雄、受害者及恶棍。腐败植根于当地，扩散向世界，而这个新的反腐世界则与之不同，它从诞生之初，就更为全球化，更具协调性。腐败由地方向外扩散，而反腐则是从中央向地方渗透。本章将探讨为何反腐斗争已变得如此醒目，成为国际发展计划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毕竟，腐败是伴随着公共领域的产生而出现的。学者、公民以及领导人对腐败现象怨声载道。我们知道，几十年来，包括贿赂法官、签订虚假合同、虚报开发项目、官员弄虚作假以及安排裙带关系等各种腐败行为已经转移了数十亿美元。为什么反腐行动在过去几年间变得如此突出？为什么要过这么久，反腐才能上升为全球的问责制问题？

91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以道德进步为核心，另一种则以系统的合理性为重点。道德层面的解释是：反腐只不过是旨在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公正这个项目的下一个步行动。它属于“伦理全球化”的说辞。打击腐败是良性的，因此那些“反腐社区”的成员们就成了“廉政先锋”。第二种解释则强调，需要增加系统的合理性：它认为，打击腐败能使市场经济更高效，国家管理更有效，发展资源更易获取。让我们暂时假设这两种必要义务，道德的与理性的，都在起作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以说，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反腐的紧要关头。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扇有趣的窗口，无论是全球经济重组的过程还是与人权及全球正义相关的问责过程，都能帮助我们理解全球进程与本地活动的交互方式。既然反腐已经成为全球化运动，我将会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探讨腐败与反腐的问题。这里所指的全球化是一个双重过程。它首先是一种国际间的经济交流，其次也是一个文化过程。某些话语、符号、实践以及对世界的理解似乎在这种文化过程中得以扩散，并因此在追求特定项目的过程中受到当地行为者的操控。“反腐运动”就是这样一种项目。因此，它既可以被视作是一个目标，一种在道德或系统方面需要实现的东西，同时也是追求个人策略或集团战略的一种手段。因而，反腐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种策略。反腐研究：全球运动及地方表现过去10年里，我一直在参加对欧洲东南部民主援助的研究与咨询工作。通过这种双重身份，我得以观察到很多“反腐”言论，下文将称其为“反腐主义”，现在是如何渗透对在巴尔干的援助实践以及当地的政治生活中的。通过重点关注全球反腐活动，以及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开展方式，我将讨论全球反腐活动的性质，集中研究国际会议、约定、协议以及一个特别成功的反腐组织——透明国际。透明国际活跃在反腐行动的最前沿。透明国际很值得关注，因为它似乎成功影响了主要的公共行动者，并控制了反腐话语。这种成功是无可比拟的。为何它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它是如何做到的？这对全球反腐运动有何种启示？一部分数据来自我对于大量反腐文献的研读——我出席2001年10月在布拉格以及2003年5月在首尔召开的世界反腐会议时，采访了众多反腐运动家。在透明国际的伦敦办公室进行了短暂研究及文献查阅。我还参加了在拉脱维亚、瑞典和丹麦等地举办的其他反腐论

92坛。我试图用这些数据展示全球反腐的一些方面，包括罗马尼亚的反腐格局，这是我工作的重点。与我进行过实地考察的其他欧洲东南部的一些国家类似，罗马尼亚的腐败跨越各种政治制度，臭名昭著。如今，它的反腐运动高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是背后的推手。这种反腐高潮来自公众要求惩治腐败官员的呼声（国际捐助者为实行问责制而施加的压力以及欧盟对其成员国的要求）。追求反腐已经促成了一整套围绕制定与实施国家及地区反腐规划的实践。公共机构、私人个体、国际社会与民间团体的行动者们联合到一起，使反腐世界形成了复杂的自身社会力量，值得从人类学角度来理解。在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我得出的初步结论是理解反腐“产业”有助于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与实践是如何产生的。这具有道德意义：它把美德与效率结合到了一起。此外，理解反腐有助于理解全球公民身份带来的新兴动力。全球公民身份是建立在想象中的全球道德秩序之上的，讲的是要做必要之事，做有益之事。将反腐理解成与新自由主义理性相连的全球道德话语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过去五六年间，反腐运动与其他推行全球公正、治理及问责制的运动一起出现。人类学研究的是人们参与世界活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善行”是一波一波出现的。美德也有危急时刻，也许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因此本章将向前迈进一步，对美德人类学进行概述。反腐是一项受资助项目美德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它也包括为进行思想斗争而获取资源。借用一本书的题目，“民间团体发展”及“促进民主”与“资助美德”息息相关。因此，反腐是建立美德、形成善意以及争取在人类事务中实现清廉的一种有意思的形式。廉政斗争是全球其他为争取权利，保护环境及捍卫公正而进行的运动的特征。这个运动旨在建立和执行道德准则从而对美德加以规范。追求美德过程中的资源争夺战是残酷的。各家机构不断尝试为自己的项目筹措资金，并因此制定筹资战略。反腐运动现在进行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曾经的道德运动与高尚想法必须转型为资助项目与技术援助合同。这种趋势并不新鲜。我们早就见识到了，那些为人类尊严而战的斗争以及发起草根运动来实现变革的方式现在已经演变成“人

93权”和“民间团体”的方案及预算项目。类似的趋势也正发生在反腐运动身上，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在那里，国际捐助者带来了自己的议程安排与优先事项，在那里，外国援助组织、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培训需求评估、政治基金以及私营咨询公司都在从事政府治理与反腐的活动。这种趋势就是我提出的反腐运动项目化。项目化未必就是牛鬼蛇神，但它的确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对美德的追求。因而，美德和道德一样，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过程。例如，研究非政府组织的人类学家往往是这些组织机构的成员或是其目标的支持者。他们可能会因此忽视（或者甚至拒绝承认）他们背后存在更令人不快的权力与操控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该研究包括反腐运动在内的其他全球道德及美德运动。我们不仅需要将“全球道德”当成是一种意识流，还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过程，对它加以审视。它是一个过程。通过它，美德转变为一项具体的，被称为项目的活动——包括制定筹资战略、联系捐助者、分析利害攸关者、聘请顾问、发展非政府组织、进行项目评估、做出最终评价等没错，然后再开始下一个项目。因此，反腐活动会产生并加强整套复杂的几乎与反腐斗争没什么关联的话语实践。我会在这里展示，反腐败主义是一个在道德项目与金钱及权力间产生千丝万缕联系的阶段。这就是反腐世界。全球反腐作为公开性、尊严斗争、透明度及问责制等一般浪潮的一部分，反腐运动已经发展出自己的话语、行动者及一套做法。“反腐”一词在谷歌中的点击率从2003年初的11.5万次增加到现在的40万次，但仍远低于“人权”640万的点击率。这证明，反腐浪潮已经到来。尽管如此，目前存在几个由资金充裕的非政府组织和公司运行的“反腐网关”。政府间组织、世界会议、反腐门户网站、世界银行办事处、政府报告及非政府组织项目都在致力打击腐败。发展机构撰写了“援助回忆录”，市面上出现了针对政府官员的反腐培训课程，英国大学甚至可以授予“欺诈研究”的硕士学位。总之，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腐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按照人类学家的定义，这个“世界”可能等同于布尔迪厄所指的“领域”。它涉及一系列行事受到各种结构性因素制约的行动者。

94他们试图控制或调拨资源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独特的术语、行话以及修辞，它因遵守某些法律、经济及道德的规范而具有吸引力。反腐世界有自己的仪式活动、基本的神话故事以及自己的民间传说，这是35年前默达尔提出的“腐败民俗”的一种镜像。反腐不只是冠冕堂皇的空谈以及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它也能为野心勃勃的政客或是前军方领袖搭建一个政治平台，帮助他们“清理”政府。反腐总是大多数军事政变的一部分，也被作为善政修辞的一部分，强制性的反腐方案现在是大多数外国援助合作协定中的一项必备条款。在反腐世界中，通常纷争不休的各个行为者能一起参与到同一场道德改革运动中。大型私营公司及政府机构开展了反腐运动（反腐会议聚集了各类活动家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以透明国际为首的反腐“运动”不断增长）。透明国际的国际游说得到了近百个地方分支机构以及热忱的当地活动家的支持。很重要的一点是，反腐措施成了新闻头条。所有的腐败丑闻不仅都能见诸各大报刊，而且还会对政客施压，要求其“采取相应对策”。既然反腐业已成为一个“世界”，它也经得起按照大致客观的标准进行跨国间的比较。因而也兴起了一个测量腐败的新行业，专门负责编制行贿者指数、不透明度指数以及“政府俘获”指数等。就重要性而言，所有这些指数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面前都黯然失色。因为腐败不仅与个人战略及机遇相联系，而且与针对价值体系及法律准则的操作有关联，所以反腐话语也以道德与法律间的联系为轴心。反腐倡廉因此被视为是政府、私营部门以及民间团体间多管齐下，为改变机构、通过新立法、严厉打击不诚实官员、提高公民意识所做的努力。反腐是经济开放度、政治意愿以及道义上的承诺。正如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社会中腐败的各种形式一样，我们也可以比较反腐的不同形式。在反腐的道德氛围中有英雄、恶棍和无辜的受害者。那些揭露腐败罪行或打击滥用职权行为的“廉政先锋”是英雄。他们也许是记者、律师或是社区领袖。挪威检察官伊娃·朱莉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她协助揭发了巴黎官员在法国的大规模腐败丑闻。另一位英雄是彼得·艾根，透明国际创始人中最杰出的一位。艾根之前是世界银行在非洲的专家，他一直在不懈努力，试图将透明国际打造成非政府反腐组

95织中的领军人物。艾根绝不是一个基层活动家，但通过环游世界、传播反腐讯息，他鼓舞当地活动家揭露政府或警方滥用职权的行径，同时也建设起了全球反腐社区。反腐故事中的反派则是贪官或腐败的政府领导人，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人。他们不仅收取别人偶尔进贡的财物，而且还系统地掠夺人民的财富。这些重量级恶棍的背后都有懒散的拒绝制定或执行反腐立法的官员为其撑腰。助长其气焰的还有部分官僚及外国捐助机构。他们对诚实没有强烈的诉求，或是监管捐赠资金的方式不够有效。正如透明国际的活动人士所经常指出的，在成熟的话语中，对腐败的讨论曾是禁忌。捐助者指控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窃取其援助款，但却被认为是干涉了这些国家的内政，甚至是种族主义行为。最后，反腐大戏中还有倒霉的受害者：遇到反应迟钝的官僚的普通的公民：必须贿赂律师或法官的委托人，必须给护士塞红包的病人，必须向老师行贿的学生，不受腐败警察保护的妇女儿童等。在反腐社区的眼里，腐败是“对人权的侵犯”（腐败是“民主的对立面”，“腐败是对穷人的重税”等）。乍一看可能会觉得反腐话语与其他有关人权、妇女权利、民主、环境保护、文化自决权等的全球话语十分类似。然而，在后面所有这些话语中，都存在着法律、政治以及哲学上的问题，其中的利益都能明确界定：例如，女权主义倡导者就必须与那种女性必须屈从于家庭或是男性统治的“文化传统”作斗争。人权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就是，它必须与不得干涉别国内政或是干预个人与集体的文化理解这种信条相抗争。环境保护政策总是必须处理介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合法利益与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之间的矛盾。腐败与反腐之间不存在这种“平衡”。没有反腐倡导者需要动员人们去反对“腐败游说”。没有公开确定的既得利益可以供人争抢。没有“亲腐败势力”。尽管有大量针对腐败的成因及后果的研究，却鲜有人反思过如何对反腐进行研究。反腐研究议程有别于对反腐策略或是措施的说明。反腐研究可能包含以下这些问题：什么样的群体/机构会参与到“反腐斗争”中？腐败在什么程度上被视作一个法律、经济、道德或政治问题？在公众与政策话语中，何种定义占据主导地位？与简单的面子工程，即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十分恰当相比，反腐实施到何种程度才算得上是有效行动，即做得恰当？社会中哪些既是非正式组织也是利益组织的团体会动员人们反腐？哪些政治派别把反腐当成自己的平台？他们是怎么做

96的？谁指责谁腐败？这样的指控对有关各方以及全体社会而言，会产生何种影响？何时谈论腐败是忌讳，何时又是一种义务？与为获取机构资源以及国际捐助者的赠款而把反腐当作一种竞争手段相比，反腐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运动？诸如此类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所有反腐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反腐的世界不是独立的。在这个世界里，参与者们奋力扩大自身影响。受影响者包括像世界银行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类大型的国际捐助机构、按联合国全球契约这类规则行事的国际商界，以及被迫颁布针对私营部门和公务员的更为严格的法律及法规的当地政界人士。反腐活动的目的是要让这些不同机构都“参与进来”，这样便可以孤立腐败的政客或是不负责任的公司，让他们出于羞愧而改善自己的治理方式。全球公民社会所使用的术语，也是反腐运动使用的术语。当中就涉及“建立联盟”，对强大机构施加压力。其中最为成功的联盟建设者就是透明国际。透明国际的成功就在于，尽管参与者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差异，它还是能够调动他们来实现一个共同的使命。通过挑战并使自己适应其他参与者，透明国际做到了这一点。三处反腐场所本章剩余部分概述了反腐世界展开的三处场所。首先是国际反腐会议。活动人士、捐助者和官员在那里交换意见，决定优先事项。其次是全球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总部位于柏林，并拥有近百家分支机构的透明国际试图为反腐行动主义制定议程。最后，罗马尼亚的例子展示了反腐世界的复杂性，因此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球美德与反腐的交互方式。场所一“共同反腐”：国际反腐会议每隔一年就会举办两次重要的反腐活动。一次是全球反腐论坛。这是各国政府代表、代表团以及专家探讨反腐政策的盛会。全球论坛相对封闭，只有政府代表以及收到邀请的人才能参加。另一次是国际反腐大会，面向包括基层机构在内的所有对反腐合作感兴趣的人。在全球论坛结束约5个月后，第10届国际反腐大会于2001年10月在布拉格举行。国际反腐大会被视为一次基层会议，透明国际相当于它的秘书处。大会的1300名自费参与者来自133个国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的发展援助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形形色

97色的北方及南方非政府组织[2]等在内的主要国际参与者也都派代表参会。会议的主题是“共同反腐：制定战略、评估影响、改革腐败机构”。这次的反腐大会是一次盛事。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布拉格城堡做了开幕致辞，会议邀请了各界人士，设立了安检，并有西装革履的服务生为大会服务。主要国际机构以及发展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的出版商在国际会议中心设立了展位。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法国检察官伊娃·朱莉在会上获奖以及无数的政府部长及官员包括中国代表，都在会上做了演讲。凸显这次会议重要性的是它的准入条件：会议为期三天，而会务费不低于890美元。我习惯在参加学术会议时缴纳会务费，而当我向另一个参会者表达不满时，这位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若无其事地说：“这没什么。参加警察会议的话，一天要交500美元。”基层因素也就是如此了。与会者的会议文档袋中，除了一份关于200场陈述的安排之外，还有一张在布拉格举办的“反腐艺术”展的门票以及一只塑料口哨，象征着会议的主题之一：保护揭露腐败的“检举人”[3]。政府官员、援助专家、律师以及活动人士向专家组提交的论文涉及面颇广，涵盖援助项目中的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非政府组织内的腐败、反腐立法、议会监督、媒体作用，以及私营部门中的伦理等问题。由于爆出安然和安达信丑闻，私营部门的监管成了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各种区域专题则侧重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及非洲的腐败问题。还有少数一些是讲世界银行专家如何运作“政府俘获”这个概念，以及透明国际工作人员详述清廉指数等有关腐败的研究。在会议面向活动人士的小组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建立联盟”，这里理解为与权力机构建立务实合作。建立联盟被视作对抗的对立面。腐败也许与市场改革有关，但反腐活动不应与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相挂钩。反腐非政府组织必须变得更加专业。因此，会议的声明解释说：我们的联盟是一个强大的联盟。在过去几届会议中，联盟的规模与实力都在不断增长。我们致力于为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以及国际机构建立透明化及问责制的全球标准。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为改善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穷人的福利做贡献，并将这些标准视为使法制支持下的社会正义达到可接受程度的基石。我们必须鼓励他人欣然接受透明化与问责制，但我们必须确保自己的做法也符合这些标准。来自生态政策小组的一位成员提到，他们在与“世行”的“吉姆”进行的定期会议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吉姆曾保证反腐会被摆在世界银行议程的首位。这证明职业化取代行动主义的倾向出现了。外行人可能不知道，吉姆就是和蔼可亲的世界银行主席詹姆斯·沃尔芬森。当他们可以对着代表全球资本主义象征的主要人物直呼其名时，由此可以推测，这类组织已经从基层开始向前发展了多远。会议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就是其道德氛围。大多数与会者来到布拉格，不只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取有关反腐策略的知识或了解项目信息，而且因为他们在真正致力于根除腐败。某些北美代表（美国和加拿大）尤其如此。他们把反腐活动当成自己的业余爱好。道德方面也体现在一些出人意料的混合讨论

98组中，参与组内讨论的有力拓矿业集团的“道德官”、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一名副主席、非政府组织全球目击者组织的一位活动人士（他曾成功促使政府颁布针对“冲突钻石”[4]的禁令）、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以及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等各色行动者。这些人反腐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腐败损害了人民或商业的利益，而且也是因为腐败是“坏的”，仅此而已。对透明国际来说，布拉格反腐会议是一次巨大的公共关系上的成功。每次全体会议的间隙，各方代表都会真诚地感谢透明国际董事长彼得·艾根，并为其热烈鼓掌。像其他全体会议的发言者一样，艾根强调联盟建设必不可少，打击腐败并不只是政府的活动，而且需要国际机构的配合，这样才能与腐败的全球性质做抗争（打击腐败需要国际工商业界的支持；反腐需要发展援助机构及非政府发展组织继续维持标准，以确保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不弄虚作假；最后，来自民间团体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反腐已经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在讨论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时附带的“限制条款”以及如何执行这些条款时，会上也同样出现了紧张的气氛。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把反腐看作是有效管制那些接受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策略。世行的结构化调整方案就是最近的一个典型。与众多讨论发展的集会一样，这次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捐助者”应该做什么（腐败因他们而起以及利用合同中饱私囊的第三世界当地政客只是冰山一角等问题）。第10届国际反腐大会结束19个月后，在首尔召开了为期四天的第11届大会。过去几年中，韩国一直在进行重大的腐败清理运动，它显然想在会上展示包括反腐倡议在内的韩国新面貌。虽然这次大会被当作是基层集会来推广，但800美元的会务费依然很高昂。高额的差旅费让人望而却步，再加上“非典”的影响，很多东亚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并没有出席。大约1000名代表中，有200位来自韩国本土，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英裔美国人以及西欧人（不过没有法国人）。尽管如此，首尔会议仍是一个里程碑，因为紧接着就召开了发展更成熟的全球论坛。只有政府代表与专家才能参与其中。会前约有120名代表参加了透明国际的会员大会。绝大多数非政府参与者都与透明国际有联系。与布拉格的会议一样，首尔会议的与会者受邀参加了由政府出资在一个盛大会议中心召开的精心筹备的开幕式以及由韩国司法部与首尔市主办的文化之夜等活动。第11届会议的主题是“不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观”，而会议重点再次落在了例如私营部门治理、公共部门管理、民间团体的作用、国际腐败、腐败衡量以及道德建设等主题上。作为伦理方面的象征，组委会邀请到了全球伦理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神学家孔汉思，来致开幕辞。韩国总理，前透明国际的活动人士，也在开幕式上致辞。与布拉格会议一样，反腐活动人士的核心是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以及欧洲人。安然丑闻曝光后，大会把企业腐败也列入了讨论重点。腐败一词之前一直用在贪污的公务员身上，但现在它可以指滥用包括董事会决策权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受委托的权力”。与布拉格会议一样，首尔会议是透明国际在组织能力方面的胜利，同时也是董事彼得·艾根的胜利，人们处处都在赞美他。透明国际在会上设立了一个很大的陈列厅，用来展示它的反腐门户与数据库CORIS。通过许多来自柏林及伦敦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额外的一些由透明国际支付其差旅费的各国分支机构

99负责人，人们都能感受到透明国际的存在。彼得·艾根几乎站上了所有重要仪式的领奖台。国际会议起到了提供信息渠道、建立网络建设论坛以及举办团结仪式的作用。一些反腐会议，如全球论坛和反腐首脑会议（2000年在阿灵顿举行），是封闭式的会议。另一些，像国际反腐大会等，则以议题为中心，向所有人开放，因此把不同领域的专家、政府官员以及积极人士聚到了一起。不同于传统学术会议的参会者，这类会议的与会者没有具体的经验可以标志自己的成员身份。他们支付（或是他们所在政府为其支付）一定费用之后就能参会。举办会议并不是一个机构最重要的目的，而是要为推动一场“运动”提供场所。在这种情况下，捐助者、活动家以及官员被召集到一起。然而，“运动”的掌舵人仍然是透明国际。场所二全球公民社会：透明国际透明国际是一个总部位于柏林的非政府组织，在85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它在柏林的办事处有40名工作人员，负责管理600万欧元的项目基金。这些基金大部分来自欧洲各国政府及发展机构，同时也有私人基金会的捐助。透明国际为其分支机构提供信息、培训、支持以及战略，同时它也出席国际反腐论坛。前世界银行官员彼得·艾根率领一小群人在1993年创建了透明国际。肯尼亚发展项目中官僚腐败现象猖獗，而发展机构却无力改善这种状况，这些都惹恼了艾根。透明国际的核心创始人是一小群心怀不满的律师、外交家以及发展专家。他们对见不得人的国际商业交易和腐败的发展项目很不满意。今天，透明国际已经在参与全球反腐斗争的非政府组织中取得了垄断地位。从核心的创始人以及最早的分会（肯尼亚、孟加拉国、美国、英国、德国和厄瓜多尔），透明国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在各大洲都设有分支机构，并且是反腐以及公共部门问责制领域内非政府组织中的关键力量。透明国际往往是政府或政府间合作论坛上唯一的民间组织代表。它是腐败研究以及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培训的主要参照点。多年来，在其董事会（包括律师、前外交官、记者和援助官员）的影响下，透明国际发起了各种倡议以促进反腐运动，通过散发各语种的宣传资料来支持分支机构自己的项目并与各发展机构分享了其反腐政策的制定过程。透明国际促进的重大项目包括：《腐败资料》，一本为打击腐败而详述了各种腐败实践与措施的书；《全球腐败报告》，一份记述世界各地腐败实践及腐败部门的年度报告；《反腐战士工具包》，一份非政府组织用来在各国打击腐败的方法目录。主要由杰里米·蒲伯在伦敦办公室发展起来的国家廉政体系将腐败看作是由于立法不健全、机构效率低下、缺乏监管与控制，由于公众的漠然态度所造成的一个系统性问题。同样的，构建廉政战略则意味着要从所有这些方面入手：制定新法律、设立负责任的机构、进行公务员培训、在政府内部建立“廉政岛屿”、在政府部门间订立“廉政公约”以确保在采购与管理上没有非法行为、为私营部门设计行为守则，以及开展各种运动以建立一种诚实的公共文化。公民社会、法治以及拥有出版自由权的出版社这三者是这样一项战略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而该战略若是成功，就能与某些部门或是政府机关签订廉政

100公约，促使他们诚实行事。有了透明国际提供的专门知识，各国政府就能在它的鼓舞下发展反腐战略和行动计划，并调动全部有关人员参与反腐斗争。虽然透明国际的任务是协助打击腐败，它最成功的公关工具，它的“品牌”，是腐败感知指数（CPI）[5]。每年秋天，透明国际根据各种指标以及民意调查颁布清廉指数，并按照各国的腐败程度对他们进行排名。一般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北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被评为最清廉国家，而后是某些远东国家和中欧，接着是位于拉丁美洲、亚洲、中亚，以及非洲中或更贫或更富的一些国家。排名垫底的是西非、中亚、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因为腐败极难衡量，而且清廉指数是一种感知上的指数，它的数据库尽力详细地解释了腐败感知在事实上反映腐败行为的方式，它年复一年地在国家间进行比较，并对排名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即在某些特定国家或地区，腐败状况或是好转或是恶化了。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公布清廉指数是一件重大新闻事件。排名靠后国家的政客们会引用这一指数来证明现任政党应该下台。现在清廉指数的成功已经衍生出了新的指数，比如行贿指数（BPI）。透明国际现已有100家分支机构（正式成员、预备成员、重点关注成员）。为避免卷入当地政治之中，当地机构不应投身于本地腐败案件的调查，而应试图影响政策的制定。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与更为激进的国际特赦组织或是人权观察组织这种往往很高调，并采用对抗性策略的机构区分开来。此外，透明国际不允许其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从事咨询活动或竞投合约。它们可以配合其他组织制定方案，但与其他职业性的非政府组织不同，它们不会参与合同投标或为自己的服务收费。对很多经济状况阴晴不定的地方分支机构而言，最后一项政策给它们出了一道难题。透明国际在柏林的工作人员为各分支机构提供材料及能力建设。他们负责组织半年一次的反腐会议，并承担了为各国政府或基金会提供各种咨询的任务（尽管透明国际坚决反对竞标咨询合同）。在透明国际自己的理解中，国家级分会“是各个机构的所有者”。国家级分会处理贿赂、渎职以及其他形式的滥用职权，各分会针对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从一个机构开始，它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全球运动”。透明国际的成功在于它所谓的“联盟策略”。在这里，透明国际已经跨越了利益组织与全球运动之间的界限。鲜有非政府组织敢夸耀自己在全天会议上对世界银行进行了培训，但透明国际却可以。因此透明国际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将其精英创始人的全球项目与当地组织的具体需求匹配起来。此外，透明国际的筹款并不总能满足其分会更为急切的需求。由于种种原因，2003年它的得到资金减少。由于资金有限，地方组织陷入了两难的窘境。一方面它们四处寻求支持，另一方面中央办公室相对昂贵的运营成本使得透明国际无法支撑各国分会的资金需求，但同时又不允许它们竞标利润丰厚的咨询合同。透明国际现在已经克服了自己成长的烦恼，并且连同周末培训与前景规划一道，发展出了自身的战略规划文化。在国际反腐大会前，它在首尔举行了年度会议。与会的120名会员按照前景规划被分在了不同小组。现在的问题是，透

101明国际到底应该发展成一个咨询组织，一个激进组织，还是一个利益集团网络。年会上产生的第二项冲突与最初的活跃成员与新兴的国家会员间的角色对立有关。一场大争论之后，组织章程现已进行了修订，现在分会掌握了控制权。第三种主要变化是彼得·艾根监护下的透明国际柏林办公室与杰里米·蒲伯挑头的伦敦研究及创新中心间的分裂。透明国际的联合创始人蒲伯，开发了透明国际主要的项目工具之一，国家廉政体系。其拆分后，伦敦办事处仍然保留，但蒲伯和他的同事弗雷德里克·加尔通则离开透明国际，开创了廉政行动，一个以“通过协助建设并改造机构及实践来协助打击腐败”为使命的独立非政府组织。该组织认为，腐败战斗现在必须超越公约与议定书。现在是采取行动、拿出方案和使用工具的时刻。自透明国际成立以来加尔通就是它的一员，而且透明国际的研究小组也是他组织起来的，因此他对清廉指数提出了批评。透明国际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与所有主要国际捐助者及捐助组织关系良好。虽然艾根对世界银行拒绝参与反腐的行为极为厌恶，并因而辞职，世界银行仍旧成为透明国际的赞助人，并聘请艾根和蒲伯为顾问，助其制定反腐战略。现今，透明国际关注的是确保反腐条款被写入所有国际援助文档或是有组织犯罪的协议中。透明国际的印记出现在了好几个反腐文件中，而且几乎没有哪个主要政府或政府间倡议能完全撇开透明国际。这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就。目前，透明国际的一项主要倡议是在西方国家的国际企业与私营部门内建立起行为守则。透明国际一直专注国际援助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现象，却倾向于忽视自家后院发生的腐败行为，彼时，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政治生活中的腐败丑闻都不容小觑。安然丑闻之后，透明国际开始试图将其对腐败的工作定义由“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延伸到“滥用被委托的权力谋取私利”。定义内涵的扩大使它更有必要形成基础广泛的政府、民间组织以及私营部门（透明国际专注的重点）间的联盟。现在各地分支机构对腐败的定义也已扩大。例如，透明国际丹麦分会最近从其规定中取消了腐败定义，断定它妨碍了他们的工作。现在透明国际如何定义腐败，它就是什么。透明国际利用他人捐赠的资金来进行各项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复杂的项目单位。项目文化的出发点在于脱离国际优先事项及主要捐助者。透明国际本身就是架设在捐助者优先事项与地方组织间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腐是项目生命的最新表现方式。项目的生命是资源，而透明国际–柏林则是资源交易的票据清算所。透明国际的战略是通过大规模短期项目来实现的。与其他项目一样，反腐需要将资源——金钱和理念——转移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中。当争端变成活动及金钱的附属品时，就会出现项目化，而且项目化是各种国际民主促进运动中的共同活动。在巴尔干地区，腐败的社会正从内战中得到恢复，西方/欧盟的援助大规模输入。在这里，与其他发展现状类似，项目型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种项目型社会逐渐变得根深蒂固的过程中，反腐主义是对它的最新影响。那么，什么是项目型社会？

102项目型社会需要一种特殊活动：带预算及时间安排的短期活动。从表面上看，项目最终总是被政策所取代，但实际上，它通常是被另一个项目所顶替。项目型社会需要一种始于寻找捐助者、鉴定方案、评估、选择实施伙伴，再到拨付资金、监管、评价，以及最后转向下一个项目的特殊结构。项目型社会以一种有组织的，有时是官僚的方式来分配资源。没有哪个项目不需要经历项目申请、等候期、初步评估，以及随后的监察及会计程序这种过程。项目型社会的实践要求设定一种特殊语言，可以起到与斯大林主义的木制语言[6]类似的作用。传授知识被称为“培训”。向所选干部传授知识是“培训教员”或TOT。在某事上渐入佳境被称为“能力建设”。能说出你想要做什么就是“宗旨声明”。当我们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谈论“透明”。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就叫“建立关系网”。找出谁将是受益者是“利益相关者分析”。寻求到资金被称为“募捐”。确保这笔钱没有被浪费叫做“捐助者协调”。这笔钱耗尽之后仍能生存下来就是“可持续性”。不关心项目结果的出资人患上了“捐助疲劳”。把钱投到其他地方是“退出战略”。找不到受捐者被称为“吸收问题”。捐助者过多，而受捐者却不足时，就有了“捐助限制”。要加入这个项目世界，就要了解那些能够奇迹般生出钱的最新关键词和概念是什么：这一年是“赋权”，下一年变成了“善治”，现在又冒出了“创收”，不过，可不要忘了“非法交易”以及现在的“反腐”。在这背后是无处不在的“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可以展开合作，或者，如果合伙人没有履行其义务的话，就能迅速终止合作关系。反腐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唤起意识”来动员民间团体，或是通过“能力建设”来加强组织效能。能力建设可能会涉及人、组织或机构。反腐能力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创建不仅可以提供服务，而且也能开展“宣传”，即影响决策者的非政府组织。在试图帮助巴尔干地区的人们摆脱腐败的过程中，它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资金类别，“反腐”。全球美德的胜利是在几乎每个主要援助项目中都设立了反腐预算线。这个预算类别实在很新，以至于2003年，一个在科索沃进行的非政府组织反腐项目因未能收到足够多的项目申请而无法安置这一类别的项目，而其他领域的竞争则甚为激烈。项目型社会，在其反腐变体中，与稀缺资源的交易有关：资金、知识、人以及概念的交易。项目寿命就是人们用这些资源做什么。这是一个重视最抽象知识的世界。因此，那些操控象征与概念的人能在资源分配的链条中占据战略性地位（他们变得和捐助者以及方案一样重要，而实际上后者才是真正在帮助遇到具体问题的人们）。项目经理是启动并使用包括“治理”“透明”和“问责制”等概念的企业家。因此，透明国际–柏林在这个网络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能够发现、调停并转变这些概念。“反腐社区”带给巴尔干的正是这样的项目世界，而渗透到一组特定巴尔干项目的经理、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在“当地合作伙伴”或“对口单位”中的也是这一世界的实践与理念。这就是创建全球“反腐社区”的过程。随着反腐逐渐渗透进巴尔干地区，资源机会主义也会出现。将会涌现大量反腐项目。不过，这些能否真正减少腐败？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项目是全球运动活动中的一部分。但它们也是非政府组织借以表明自己具有专业性，同时赢得尊敬、获取资源及主要捐助者的一种手段。在这方面，透明国际已经获得了成功。它的专家与说客们想方设法影响主要发展机构、各国政府及私营部门。同时他们也联合这些资源建立起联盟。在透明国际所有的集

103会上，一贯都会出现一些声音，警告大家新自由主义及不受限的公司权力带来的危险，但就是这些公司的代表在会上大谈商业伦理和行为守则。这种与全球资本主义精英间相当密切的关系往往只限于透明国际驻柏林办事处，并能以公关的形式为这些私营企业带来利益。私营企业及发展机构觉得和位于第三世界或东欧的透明国际小分会打交道没什么油水可赚。场所三罗马尼亚的反腐欧洲东南部早就因腐败猖獗而闻名。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各种腐败行径蓬勃发展，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担任公职不过是巴尔干官员用来中饱私囊的一种方式罢了。整个欧洲东南部地区，羸弱的国家机器默许了在非正规部门动用家庭、政治以及族裔关系的行为。此后，裙带关系及贿赂行为愈发泛滥，随之出现了滥用政治权力的现象。这些做法仍在继续，并随着东欧国家政权的垮台、随后出现的私有化进程的消亡以及西方援助和商业投资的停止，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加。在罗马尼亚，私营化及民主化进程被延误，官僚机构奄奄一息，许多政客都是前官员。这些都源源不断地汇聚成了大大小小的腐败丑闻，牵涉其中的政客赚得盆满钵满，国家部门不通过竞标就将合同分配出去，走私货物从机场流入国内，工厂则被贱价出售。微小的腐败行为逐渐演变成大宗腐败。比较巴尔干各国后会发现，腐败网络的结构可能会因族裔、区域或政治联盟——氏族集团给关系网蒙上了阴影——的不同而不同（一些官员可能比另一些更腐败）——但总的来说，在不同地区，这个过程以及随之出现的社会病态形式大致相同。腐败实践及对其指控现已是每个东南欧国家政治局势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以罗马尼亚为例，来展示这类反腐场景。普通罗马尼亚人只需看看报纸就会对腐败愤怒至极。他们的腐败经验涉及利用贿赂获取服务或回想起有关裙带关系及徇私枉法的实例。一位退休律师解释说：“没有人是不腐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里。”另一个说，“这种体制里没有任何机制能促使人们行善”，所以“每个人都出于自己的利益行事”。腐败之所以在罗马尼亚存在，是因为这里“缺乏政治意愿”。它不起诉任何人，并由此“发出一种信号”。各种行动者在罗马尼亚反腐局面中调动的正是这些挫败感。公众反腐的声音能通过包括非政府组织、网站、平面媒体等渠道，以及各种反腐事件传递出来。个人能够在罗马尼亚的网站anticoruptie上发表自己的投诉。大部分都与警察或当地官僚在土地或财产纠纷中滥用权力有关。anticoruptie门户网站中甚至还有一个列表，网民可以投票选出10个最腐败的罗马尼亚人。下面是列表上一则典型的留言，一名来自布泽乌的男子以“一个自由的，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公民”的身份说道，“在布泽乌，管理体制繁重且不透明，官员腐败、官僚作风严重”。他描述了示威者是如何高举标语牌，高喊口号来到大会堂的：“我们有个腐败的地方官”，“我们有个腐败的市长”，“打倒布泽乌的腐败”，“打倒官僚”，“我们要改革，不要偷窃”，“罗马尼亚：欧洲最腐败的国家”，“腐败的人，我们为你感到羞耻”，“我们推选了你，我们给你投了票，可你却欺骗了我们”，“我们要民主，不要官僚”。作者详述了布泽乌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逮捕他，在审讯过程中对他进行骚扰、警告，最后正式向他申索1000万列伊（280美元）补偿性赔偿的过程。这样的抗议活动每天都在罗马尼亚媒体中上演，内容涉及欧洲东

104南部反腐舞台中所有的重要主题。不仅腐败在新时代变得更明目张胆，而且政府也与之沆瀣一气。但对于排队等待“进入欧洲”的罗马尼亚人而言，腐败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腐败调查显示，在罗马尼亚及欧洲东南部的其他国家，国家不动产基金、西方援助的行政管理、征税估值以及海关服务中都出现了高度滥用权力的现象。在普通公民看来，卫生系统和审判系统尤为臭名昭著，因为它们索取贿赂并证实了人们只有付费才能得到有效服务的看法。医生和护士、警察和法官、教师和校长、政府官员和海关官员似乎都在收受贿赂。据说在政治领域、媒体以及外贸部内部，腐败都很猖獗。结果，罗马尼亚人似乎对这种付款很有期待，而且觉得自己之所以受到优厚待遇，是因为送了钱，而不是对方尊重抽象原则。根据世界银行及透明国际的调查数据，罗马尼亚已经跻身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首。鉴于腐败极为泛滥并具有较高的感知度，罗马尼亚反腐舞台上出现了包括媒体、政府、反对党、国际行动者、当地反腐机构以及现在被称为“公民社会”这一包罗万象的类别等在内的诸多行动者，这不是什么惊奇的事。依靠他们带来的各色资源，媒体或一些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尽力揭露腐败。反腐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尝试去提高公众意识，而某些政客甚至可能会批评那些揭露腐败的人有政治动机或是毫无政治经验。行动者们在反腐舞台上试图指出有罪的人，提出打击腐败的措施，并对这些措施的成效发表意见。因而，罗马尼亚的反腐世界包含了不同的行动群体：除政治机构外，还有加入各团体、网络及联盟的心怀不满的公民（揭露腐败丑闻、揪出腐败分子，并对罗马尼亚人在欧洲的命运下了定论的媒体）。与在其他地方类似，罗马尼亚的腐败和反腐败与腐败指控和更重要的反指控紧密相联。这里有政府机关及被指派打击腐败的“独立”机构。有把腐败指控当成是平台的政治竞争对手。外国捐助者和金融机构可以决定优先考虑腐败还是透明度（鞭挞罗马尼亚政府的所为远远不够，并且在非政府组织间分配资金以打击腐败）。争夺资金的斗争也有自己的阴谋。作为舞台上的“临时演员”，普通罗马尼亚人正把腐败话语当成是表达自己经历以及无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挽歌。腐败因而是一种特殊的交谈形式，一个像过渡、黑手党和全球化这样包罗万象的比喻。腐败或对腐败的指控已成为有关社会衰败、公民对公共机构及政治领导人缺乏信心的叙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腐败就像是巫术，它能解释我们控制不了的力量，并可以通过指责或铲除邪恶势力而成为社会冲突的媒介。和巫术一样，腐败潜伏在每个机构及个人的身上。在这个腐败场景中，反腐舞台上的各行动者都有自己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金钱、修辞、公共知识、秘密知识、政治党派及议员的人脉。通向国际话语、捐助者、网络及会议的途径是该领域的一部分，以至于这些资源间的交易有时会跨越国界。反腐场景涉及各种解释腐败是什么，它为何以及如何得以维系，应该如何打击腐败等方面的理论。不能遗漏的是形形色色由政府和社会赞助的反腐仪式。这包括各类新闻发布会、对全力开展的宣传活动统计结果的演示、像反腐单位剪彩这类公共事件、反腐示威游行、沮丧公民的个人呼吁、电视辩论等。逮捕腐败分子不仅是公正执法，也是政府发出的“信号”，即他们将不再容忍某类行为的发生。通过总是缺乏轰动新闻的媒体，这一信号被发送给反对派、公众以及可以决定援助优先事项，甚至是信用评级的国际行动者。

105罗马尼亚的反腐世界因而是一个充满道德阴谋、公民伸张正义的愿望以及政治权力争夺的复杂交集。不论透明或是不透明，这是一个由公民的悲叹、高调的行动以及政府的声明构成的世界。结论：反腐人类学罗马尼亚反腐场景的经验教训当然可以延伸到其他巴尔干国家。有些行动者可能会发生变化，有些哀叹的风格或许不同，行动者间的某些相互作用也许与之有差异，信任度下降的主旋律，即“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外人在看着我们”等可能会有所不同。然而，整个欧洲东南部的反腐场景有种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尤其是在反腐通过外部项目进入当地的方式及其与当地哀叹和政治阴谋的交互方式上。因此我将假设，正是通过腐败和反腐，我们在理解欧洲东南部的人们是如何与其正式机构建立关联时，才能发现某些相似之处。他们一方面试图绕过这些机构，而另一方面则坚称这些机构运作正常，以便通过掌权人来控制未加抑制的人事扩张。然而，当地的腐败及反腐经验与各国际行动者及其愿望紧密相联。这些行动者想要建立更有效的全球经济，跨越国界实施法律制裁，并追求在人类事务中形成全球正义及廉政的风气。因此，反腐会议、像透明国际这类机构的游说活动，以及各项国际反腐条约都影响到了当地反腐场景的展开。让我从这个意义上，通过提出“产生的问题”而不是“学到的经验”来加以总结。首先，把反腐看成是一个“世界”意味着什么？这只是说我们必须从当地人的经验以及外部输入和做法的角度来理解反腐。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道德并非只是“外部势力”或是设法渗透到稳定社会的“意义流”。这个世界还有一套具体的做法。全球反腐体现在世界代表大会、捐助者会议、建立联盟活动、新闻发布等上。正如我们在罗马尼亚看到的，这个反腐世界包括各种国内及外部行动者，他们都有各自的社交网络和机构资源。第二，反腐不是无罪的。只要反腐变成了控制资源及维持对他人控制的一种工具，我们就可以预见，为了取悦捐助者并获得

106资金，即便是最寡廉鲜耻的政权和领导人也将设立反腐机构，制定反腐战略，就像他们已经虚设了环境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门面，妇女、青年与和平的“传送带”组织一样。我们应该假设反腐机构本身也可能是腐败的。就像我们发现，那些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机构其实自己就与有组织犯罪有牵连。反腐不是无罪的。第三，我们如何才能将道德项目与政治战略结合到一起？全球伦理、问责制与美德实践的崛起本身就是一种有趣的社会进程，甚至可能构成一个历史转折点。就像人权作为一种力量在外交政策中兴起，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用来拯救生命，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会被指责用来进行了可疑的军事项目。因此，反腐研究应该义不容辞地用仁厚、批判和反思的方式审视腐败。这意味着要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参与者是谁？他们想要什么？为什么想得到它？这场游戏谁胜谁负？借用V.I.列宁的话：“谁？给谁？”反腐工具不只是道德意义上的概念，而且是援助方案及政治庇护中的实质性资源。应该得出反腐行动者只是在操纵概念这个结论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个“规则”有任何例外情况吗？没有。所有涵盖道德内容的概念都被其拥护者及其对手操纵了。然而，这并不排除道德与廉政是人类事务中的驱动力。第四，我们如何研究具有道德价值的项目？对那些研究在政治正确的问题（公民社会、反种族主义、土著人权利、反腐败）的学者来说，这是个常见问题，会让他们在进行批判时放松警惕。例如，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学者发现自己会因为与该组织有共同目标而加入其中，这可能会阻碍他们看清该组织完整的动态分析。公民社会也许会谈论基层与横向结构，但其内部的动态分析也许截然不同。对研究反腐活动的人而言，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全球精英与草根阶层间的斗争，了解反腐的道义责任与为项目拉资金的诡计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会被“反腐社区”藏匿起来。反腐，就像其他社区一样，也有禁忌。最后这个问题尤其与透明国际有关。它曾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批判，可像其他机构一样，它也存在内部冲突与分歧。在最近的会员大会上，围绕着单个创始成员与国家分会这两种角色的论战显然就是这些分歧的爆发。柏林总部与伦敦的研究所之间的分裂也体现了这一点。研究所的两位主要职员最终创立了一个与透明

107国际相竞争的非政府组织。也许，问题并不是为什么会发生冲突，而是为什么冲突隐忍了这么久才开始突显。第五，反腐研究是一种反思性的项目。反腐是一种实践，即人们在世上所做的事。但反腐也是反腐主义，一种建立在对伦理、廉政、司法、道德及问责制的理解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人们会把反腐当成一种修辞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像最腐败的领导人也会用最富道义的话来追逐他们的利益一样：没有人没听过关于“权力下放”“公共接入”“地方民主”“协调”“赋权”“人权”等。最寡廉鲜耻的行动者甚至可以操纵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反腐人类学需要勾勒出这些利益，尤其是那些可以凸显出被隐藏现象的利益。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是揭示危如累卵的利益，展示人们如何表达并追求自己的利益。语篇分析，无论归属哪个类别，都是一个方便的工具，但它显然还不够。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正在发送的信号是什么，而且需要知道人们是如何接收的。我们不只要理解腐败哀叹与反腐言辞，即反腐主义，还要懂得反腐实践。最后，捐助者和项目。理解反腐的必要性与更好地了解捐助者运作方式的必要性密切相关。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变成项目的？怎样建立预算线？捐助者想得到什么？采取了哪种项目化进程？成为捐助者就和送礼行为有关。人类学家肯定可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充分地从道德、政治以及经济方面来理解反腐社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贯公理就是事情不是你所见到的那样。对反腐世界来说尤为如此。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双眼可能会被道德使命所蒙蔽，以至于对更具体的日常动态视若无睹。反腐是美德人类学的一个例子。美德人类学需要我们了解，“问责制”与“公民社会”可以同时作为道德的稳定力量与战术的口号在运作。在反腐世界，一个人可以在追求美德与廉政的同时，又残酷无情且效忠党派。因此，反腐世界因其透明性而仍然保留了不透明的特征。这是一个人类学家可以澄清的世界。【注释】

108[1]译者注：即西非政治中的恩庇–被庇关系。[2]译者注：活跃在发达国家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称为北方非政府组织，而第三世界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则是南方非政府组织。[3]译者注：检举人的英文单词whistle-blower字面意思是吹口哨的人。[4]译者注：冲突钻石是指一种开采在战争区域，并销往市场的钻石。[5]译者注：CPI常译成清廉指数。本书采用这种通用翻译。[6]译者注：木制语言（woodenlanguage）是指使用含糊不清、抽象或浮夸的语言将公众注意力从社会突出问题上转移开。

1096.欧盟的文化与腐败：反思欧委会中的欺诈、裙带关系以及任人唯亲现象（新西兰）克里斯·肖尔克里斯·肖尔（CrisShore）：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人类学教授，与史蒂文·纽金特合编《精英人类学》及《人类学与文化研究》，与苏珊·赖特合编《政治人类学》，与阿克巴·艾哈迈德合编《人类学的未来》。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人类学、国家政策及政府治理方式。最近在对布鲁塞尔的欧盟公务员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打造欧洲：欧洲一体化的文化政治》一书。近期研究兴趣为政治问责制及“审计文化”的兴起。现代性、腐败与欧盟欺诈与腐败的国际研究中的一大主题就是了解滋生这些行为的条件。人们普遍认为，腐败主要出现在官僚主义规范及合理的管理结构缺失或是发展不健全的地方。因此，普遍性腐败被看作是发展中、“过渡时期”或是第三世界社会的“病理”。从广义上来说，这一论点的基础是韦伯对官僚主义的刻板印象，即它是机构的一种法理模式。在这种机构中，官员的行为受到编撰好的正式透明准则的约束（招聘看的是个人优点与技术能力；责任与义务间存在分层，官员与委托人间的关系不受私人情感影响；个人收入与正规工资间也有明确分界）。这些观点被认为是现代性的界定特征，并成为西方先进工业社会印象与自我印象的中心。相反，腐败——一种个性化、排他性的行为模式，通常在暗中进行，并违反了规则——代表了透明、高效以及现代性等原则的对立面。本章通过分析欧委会、欧盟行政部门这样高度官僚化环境中的腐败来验证这些猜测。我关注的是致使欧委会委员于1999年3月辞职这一腐败丑闻相关的事件。当时我正在布鲁塞尔[1]准备完成对欧盟公务员的人种志研究及随后就欧盟中的欺诈、问责制和机构改革问题展开的辩论。这里我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则丑闻（除此之外，布鲁塞尔的政客与官员们的解释又是什么？）我的观点是，

110只有在其行政机构的“机构文化”下，欧盟中的裙带关系、欺诈与腐败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1999年的丑闻凸显了凝聚力与问责制的问题。也许对于其他缺乏共同管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合适的责任机制——的国际性多文化组织而言，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大部分争论也集中在找到致使国际组织中出现普遍性腐败的原因——不论根深蒂固的文化准则是否要比机构制度及程序更为重要。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不过在像欧盟这样一个新颖且具有多元文化的机构中，问题的一部分正是出在无法就公共行政准则及道德标准达成共识上。这种紧张关系由于欧盟在透明性及问责制方面的问题而被加剧。由此引发了最终的疑问：欧委会花大力气进行的自我改革能有多成功？但是首先，让我把这场辩论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并解释为什么我会对欺诈和腐败感兴趣，为什么反腐话语在对欧盟的讨论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一个直接的答案就是腐败辩论的焦点再次落到了欧盟内部管理与责任之间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上。一直以来，欧委会都以其行政部门的特色引以为豪，他们宣称这代表了一种新型独特的“欧洲”公共行政模式。该模式既与欧盟有关跨国合作及超国家治理的理想相匹配，也与它旨在“确保公民能生活在和平、自由与繁荣中”的组织自身形象相符。然而，1999年3月16日，桑特委员会辞职，随后独立专家委员会对欺诈、裙带关系以及腐败（将在下文讨论）展开了严肃调查，并由此提出了有关“超国家主义”实验及机构改革必要性这些根本问题。这份报告还开启了对欧洲道德及公共管理伦理的讨论。如果像大卫·帕金所观察到的那样，只有在犯罪中我们才能把道德看得最清楚，那么人们对待这些犯罪的方式就能够更深入地揭示分类体系中的文化（或者国家）差异。就这场辩论而言，涉及历史、竞争及全球利益的背景也许更为广泛。通过对过去几年间重要国际新闻事件的粗略回顾可以发现，欺诈和腐败成了国际组织中的主要问题。不仅有像安然、施乐以及世通这样“无赖”的美国公司，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国际足协欧足联以及国际奥林匹克联合会这类不以利益最大化或股东利益为基本原则的机构，都深陷腐败丑闻。同样，世界范围内也浮现出大批政治腐败丑闻。牵涉其中的不仅有墨西哥、巴基斯坦和秘鲁这种贫穷或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及政府，还有很多主要的“七国集团”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他们通过贸易与援助政策在定义及推动“善治”方面施加影响。

111这些丑闻似乎是更广泛模式中的一部分。然而，考虑到我们缺乏可靠的尺度来从跨文化的角度衡量腐败现象，很难估量它到底有没有上升。此外，在很多情况下，对腐败的指控之所以大幅上升，是因为在公众不再容忍旧式任人唯亲行为的新风气下，这样的指控与反指控已成为政客们为夺取正统地位并与对手争夺选票的一种方式。就像17世纪新英格兰对巫术的指控一样，指控他人渎职的原因可能很复杂。然而，“腐败”这个词变得日益重要——之前被视为是正常的活动，现在都被贴上了“腐败”的标签——这也可能与更广泛的“信任危机”有关系。“信任危机”是贝克及其他人提出的“风险社会”的特征。人们对铲除公共部门的腐败尤为关注，例如，他们现在就痴迷于通过量化数据、“生产力”指数以及“绩效”指数来引入“问责制”管理体制。这种关注是通过“认证仪式”及现代“审计文化”的要求来获取保证与确定性的更广泛方式中的一部分。欧盟在布鲁塞尔的行政部门：一场打造欧洲人的严酷考验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一开始我并不打算研究腐败（它只是我在实地调查中遇到的情况）。1995年，我去布鲁塞尔进行一个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调查在人们对“欧洲认同”以及“在欧洲各民族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盟”这一欧盟目标进行辩论的背景下，欧盟行政部门的状况。我发现在布鲁塞尔，欧洲一体化通常被设想成一个“项目”，一个贴着“欧洲建设”（“laconstructioneuropéenne”）标签的项目——一个具有启示作用并且十分机械的现代主义比喻，它精确总结了许多欧洲政策制定者对一体化进行概念化的方式（这并不是一个由欧洲各族人民自下而上促成的自发或有机的过程，而是占据战略地位的信奉技术治国论的精英们自上而下执行的一种蓝图（即所谓的“莫内愿景”）。“欧洲建设”这个项目包含两个主要方面：第一，民众欧洲化（我研究了各种政策、政治技术、“文化行为”以及欧盟精英所使用的符号。他们用这些符号来创造一种欧洲的集体身份，以便将存在分歧的欧洲国家联合到一起）。第二，精英欧洲化，或者是“核心阶层”一体化。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新的由具有坚定立场的欧洲人组成

112的政治阶级。仿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表述，他们会成为“欧洲主义中的‘克里奥尔先锋’”，并致使欧盟内出现超国家政治制度。我想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欧盟到底在自己位于布鲁塞尔的行政部门的中心地带里创造了什么样的“组织文化”？欧盟行政部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在官方文件中所展示的“欧洲民族精神”和身份？我也想要测试“一旦被任命，官员就会倾向于忠于欧盟机构”，而不是他们自己国家这一假设的真实性——威斯特莱科把这一过程称为“科特定律”。根据厄恩斯特·哈斯等主要的一体化理论学家，在欧洲机构内一起工作的经验将会“在（欧洲）精英们的心理上产生一个积极的溢出效应”。他们预测，国家官员及政客长期接触并混迹于欧盟会导致他们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忠诚平稳地向欧洲转移。这种忠诚的转变，如迈克尔·奥尼尔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认知改变”过程的开始，它最终将会产生一支体现了新型“欧洲意识”的超国家干部队伍。因此人们所设想的欧洲建设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政治工程项目，其目标在于打造一种新型的欧洲主体性。我发现，在布鲁塞尔，当地人用了一个法语词“engrenage”来描述这一进程，大致可以翻译为“齿轮传动装置”或是“缠住”[2]。我还了解到，欧盟的官方“创始人”让·莫奈，早就巧妙地预见了这一过程的出现。他在回忆录中满怀热情地将欧洲行政部门描述为能创造出新“欧洲人”的“实验室”[3]。这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与经验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进一步问题：欧盟机构在创造出新型“欧洲”主体性，或是保罗·瓦莱丽等人称之为统一的欧洲人的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一个熔炉的作用？“超国家主义”这一术语是欧盟优先主义意识的缩影。从技术上来说，超国家主义只是一个法律概念，指的是欧共体机构的独特能力及其独立于国家和国际机构以及法律的自治权。1951年，罗伯特·舒曼普及了这一术语，当时他用它来描述欧洲煤钢共同体——欧盟前身——最高机构的特征与功能[4]。在莫奈和舒曼看来，超国家机构将通过取消民族国家在钢铁产量和原子能——“战争的命脉”——上的权力来控制它们的暴行。这被看作是一个将德国和法国紧密联系到一起的过程的开端，毫不夸张地说，它们之间极为密切，以致绝无引发战争的可能。

113然而，同大多数政治概念一样，超国家主义也表现出一系列规范与意识形态上的假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盟机构创造了身份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文化逻辑——欧洲去地域化、去民族化的超国家公务员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组“更高”的原则：一种显然凌驾于更原始、更狭隘的民族国家之上的“欧洲”民族精神和道德。因此，欧盟在其行政部门中创造出了什么样的管理文化？对“欧洲主义者”的理想和价值观而言，欧委会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宝库？欧委会的行政文化官方观点——欧委会喜欢展现给人看的一面——是，欧盟机构是欧盟（以及启蒙运动）理想的鲜活化身。这些理想包括理性、进步、现代性以及反对特殊主义和民族国家整合主义的普遍主义。前秘书长大卫·威廉姆森说，欧委会就是一台“高效机床”——体积小、活力足、效率高，专为欧共体利益服务。它通常将自己描绘成是国际组织中独一无二的：“世界性”“国际化”“多语种”——但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身份，以及最重要的：自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欧委会的工作通常是终身制的：新委员宣誓效忠欧委会，并且《职工条例》要求官员们承担起支持和维护“欧共体利益”的义务[5]。欧委会也往往被描述为一个“文化大熔炉”：一个囊括了来自不同国家政府部门精华的混合体：贝里耶将它描述为一种“折中文化”。最后，它也被称作是齐聚欧洲“顶尖人才”的行政部门：一群致力于实现欧洲理念的训练有素、积极进取的员工，他们聚在一起构成了服务欧洲的贤能社会。经验证据能支持这一观点吗？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欧委会的“组织文化”是什么样子的？[6]官方描述并不完全准确。欧委会的确规模小、语种多、种族多：这个行政机构雇员不足2.4万，大多数工作在布鲁塞尔约47个欧盟办公室及大楼中。然而，四个因素尤为突出。1.尽管有“杂糅”和世界主义这样的说法，在欧委会的行政规范与实践中，法语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鉴于莫内是在效仿法国行政部门的基础上创建了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联营，那么，法语曾是并且仍是日常管理中的通用语（虽然现在大部分总局在制定政策时，更倾向使用英语），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142.仍然还存在着很强的民族精神与团队精神。工作人员总是把欧委会称作“家”（lamaison）——通常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我经常听到所有国家的员工都在用“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个表达）。显然，欧委会成功在其职员中营造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我观察到，职员在与我谈话和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都流露出了这种情感（对于那些使“家”蒙受羞辱的人，他们都会表现敌意）。3.在欧委会向公众展现自己的方式与其职员私下的自我表现（以及“叙述”）形式这二者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外溢”。也就是说，个人明显受到了欧委会把自己定义为“欧共体的良心”“欧洲利益捍卫者”以及“一体化进程的发电机”的影响。他们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决策者”、知识分子和外交官这类精英中的一分子，而不仅仅是“公务员”。事实上，“公务员”法语翻译——fonctionnaire——的意义与它大不相同。这一先驱式的自我形象也许也能反映出大部分员工来自精英教育机构并接受过法律培训这一事实：这是欧盟招聘流程所鼓励的。欧委会的起源也能解释它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在早期，华特·哈尔斯坦有意识地在机构内逐渐灌输一种超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干劲这件事。我发现，即便是在新员工身上，这种使命感与对欧洲理想的信念也一直存在。4.最后，我的研究证实了许多一体化理论家的预测：长期接触并混迹在国家官员中的确会导致角色意识以及认同感逐渐发生转移——许多受访者都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通常会提到，自己在欧委会的工作经验是如何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并让他们“欧洲人”的自我意识变得更强烈。这是真正意义上并且持续的“认知改变”的证据吗？或者只不过是在任何跨国或国际组织中都能找到的短暂的企业忠诚？我的研究结果支持第一种观点，并且认为齿轮（engrenage）真的在起作用。欧盟机构内正在形成一个身份构建的过程。在很多方面，这都与“族裔性”过程类似。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社会类别向另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义的团体的转变：一个有自己独特身份与民族精神的“团体”。促成这一转变的还有其他几种因素。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外派的经历（茫然感）以及布鲁塞尔当地人与欧盟外派人员相对聚集的“集中居住区”（大多数人都在拥挤、建筑密集的“欧洲区”工作，往返于富裕的郊区与城市南部间）之间的社会距离。此外还有共同的生活方式、高额薪水以及欧盟职员的准外交官地位，也许最重要

115的是，所有欧盟官员的孩子都能享受在欧洲著名学校体制下的免费教育。这里我想说的是，官员们大多都与当地社会隔绝，这也是很多人所抱怨的。他们停留在制度空间内，与当地居民以及自己国家的普通人民都隔绝开来。因此，他们的情形就和外交官与殖民地管理者类似：他们住在布鲁塞尔，但却不属于那里。正式与非正式结构：欧委会的平行管理系统到目前为止，我主要关注的是能将欧盟官员凝聚到一起的“一体化”机制。然而，鲜有官僚机构能符合韦伯的理想类型。我在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活跃的反韦伯式的“非正式”管理体系，它建立在私人利益、个人关系网以及“务实”的行为规范的基础之上[7]。对很多观察家，尤其是基思·米德尔马斯及他的团队来说，这个“非正式体系”是值得庆贺与鼓励的。他们认为，正是欧盟的个人关系网络体系才赋予了欧盟活力与灵活性[8]，使它能摆脱正式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然而，员工们却并不认同这种乐观的想法，反而热衷于指出其缺陷，尤其是任人唯亲与政治庇护的问题。我最先察觉到这一点是在1996年，当时在欧洲地区委员会的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依照《欧盟条约》建立起来的这一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拉近欧洲与其公民间的距离”。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地区委员会已经在布鲁塞尔当地变成了裙带关系与帝国构建的代名词[9]，其程度之深以至于员工们威胁要罢工，并于当年2月聚集在员工就职全体会议的会场外抗议。他们不满的根源在于其精力充沛的主席雅克·布兰克（朗格多克–鲁西荣地区主席及前法国农业部部长）在招聘中滥用“快速通道”。据说他把很多朋友和密友塞进了自己的官僚机构，个个身居高位。法兰克·帕特森，“工会联盟”（欧盟最大的工会）副主席，告诉我在90个新进员工中，超过半数都是通过这种“腐败、封建的方式进来的”。“快速通道”可以绕过一般的招聘流程，取而代之的，是为幸运儿举办的一系列秘而不宣的面试，有一些仅持续了30分钟。这一骚动引发了几场罢工，工会随后把案件移交给第一诉讼法院。经过两年的审议，法院终于受理并解决了他们的投诉[10]。

116随后的采访和研究表明，这段插曲并非不典型。下面是我在实地调查中做的笔记，它显示了经验丰富的内部人员的眼中欧委会的机构文化的运作方式。对帕斯卡罗-贝努瓦·弗格的采访1996年2月15日帕斯卡罗–罗努瓦·弗格，47岁，第9总局前人事主任。现任第12总局（以埃迪特·克勒松为首的教育、培训和研究总署）招聘与人事负责人。法国军官之子。在法国东部、德国和美国长大。在法国公立中学与欧洲中学接受教育。从法国南锡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欧委会工作了20年。他说他最初对联合国感兴趣，不过后来意识到联合国“一事无成”，于是在大学时就通过了欧盟的竞聘。离异，育有两个孩子。肖尔：欧委会的行政部门与其他管理部门有什么不同？弗格：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组织。人们都说它是以法国和德国的政府部门为基础的——很正式，自上而下，而且等级分明——但它的确融合了很多传统，也没有规则……是个“还在建设中的模型”。我们从所有成员国身上吸取一点经验。法国体系可能最适合欧委会的需求。其次是比利时体系——尽管比利时的政府部门是个最糟糕的榜样（它高度政治化，基本已经腐败）。除非你有政治关系，否则就当不了公务员。比利时很多教授都加入了欧委会。英国人还没准备好（你们的大学制度还不够“欧化”）。我很适合在欧委会，因为我们四处迁徙。这就像是我的家庭背景。你必须去适应它：你必须要接受，过去5年来一直在努力的项目可能会被废止，并且永远不会再启动，然后就要去了解新的重点是什么。我发现最让人沮丧的是法国同事。他们是最会抱怨的人。只要规则一缺失，他们就会受不了。不过，这也是为什么欧委会能成为一个这么伟大并且有趣的部门的原因。例如，我从来都不用《服务指南》。我们会说“如果它印在了纸上，那就意味着它变成了一个问题”。要是我需要东西，就打电话给我认识的人。把一个制度叫成庇护（piston）是不公平的[11]。更多的是关于人脉以及利用私下交往的事——这可能源自意大利人的工作方式。（我们讨论人脉在晋升上的作用。）弗格：如果你不是法国国立行政学院（Enarque）毕业的[12]，不是天主教徒、社会党人或是“上层阶级”，就很难在这里立足。我说的“阶级”是一个人脉体系：你要么属于天主教左派、社会党，或者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要么从农学院毕业。如果哪块也靠不上，事业就很难有起色。德洛尔掌权时，法国人把最好的工作都包揽了。不过，对欧委会来说，德洛尔是个灾难。他毁掉了它……这里的问题是“帕金森定律”。欧洲议会或欧洲审计院对欧委会的监管力度不够。从未推行过内部审计。例如总局A1级雇员花费数十亿欧元来为塔西斯计划和法尔计划招聘外部员工[13]——那时，他们只和朋友以及密友签合

117同。对很多人而言，欧委会成了给成员国发钱的大储蓄罐。我以前曾非常致力于实现欧洲理念，不过现在一点儿也不相信那个了。肖尔：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弗格：吓唬人。我们还没有解雇那些不工作的员工。例如，在工作纪律的案件中，被告常常有律师为他们辩护，结果欧委会反而成了被告。布鲁塞尔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专职律师——我当然知道：我们也会请他们。另一个问题就是，组织结构的扩张仅仅是在为扩大成员国而腾空间。我们已经设立了很多没用的单位，特别是在中级管理层。开设第22、23和24局就是为了让新成员国能在总局中有自己的负责人。过去所有的报告都建议实行大改革，但什么也没发生。为什么？因为每个政府希望能都有自己的A1和A2级官员[14]——他们都想得到权力。这就产生了道德败坏的问题（“镀金笼子”综合征）。因为缺乏恰当的职业管理，我们面临着流失优秀员工的危险。我们没有适当地培训和管理员工。通常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就停在了A4级上。15年内就能到这个位置。那接下来的20年做什么呢？（弗格把自己当成一个例子。我猜他可以随时找到另一份工作。他笑了。）我去哪里再找一份自己喜欢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好让我能在一家不错的公司，每个月还能在税后拿到35万比利时法郎？我得当上一家大型法国公司的常务董事才能拿到这个薪水。对格哈特·保韦尔斯的采访1996年3月7日格哈特·保韦尔斯出生于安特卫普（佛兰德人）。曾就读于布鲁塞尔的天主教大学。1958年加入欧委会。曾在四五个不同的总局中工作过，其中包括第9总局，行政机构，他在那里任人事主管。肖尔：你如何描述欧委会的内部“文化”？保韦尔斯：你们英国人把它看成是一个“法国”体系：它不是法国的，是大陆体系……要理解欧盟的行政机构，你就该去读中世纪的历史。欧委会不是一个单一体或是统一体。我们没有老板。就算是桑特，也只是20名委员中的一个同事而已。我们有超过30个部门，每一个都非常独立且有自己的老板——就像中世纪的男爵一样。委员和总干事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任职的时间要长一些：他们只在这里工作四五年，而我们则是35年，如果够聪明的话。从来都没什么人事政策。欧委会向来没有任何培训或员工发展政策（大家觉得薪酬还是够的……欧委会需要招聘聪明且头脑灵活的人）。我们并不需要学者（我们没法用他们：他们太过理性了，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你需要不理智一些：做一个会妥协的人。最好的妥协就是最不理性的方案——看看欧盟，你以为它是怎么撑过这么多年的？英国人——有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反庇护文化——无法理解欧委会内部文化中的人脉动态：国家越小，就越能适

118应并利用这一体系，因为他们更习惯做出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来自小国家的高级官员如此之多。他们真得感谢欧委会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权力。（我问到欧委会里的“小帮派”。）肖尔：是的，有一个法国帮，不过也有英国帮……哪里都有：有三星级（destroisétoirles）帮、主业会帮、共济会帮——是的，埃米尔·诺尔是共济会的——同性恋帮，没错，这个影响非常大。重要的是，他们会互相压制——我在第9总局工作时的目标就是这个。秘诀就在于找出都有哪些帮派，成员都有谁。一旦发现了这些关系网，就可以开始与他们施加影响……一开始只有我们10个人意识到这一点。肖尔：你属于哪个“帮派”？保韦尔斯：我上过布鲁塞尔的天主教大学，而且也是从安特卫普来的——有5个来自安特卫普同一所大学的人加入了欧委会（现在不是理事就是总干事）。我没有党员证。这帮了我一把，因为基督教民主党认为我是他们的一员。不过社会党和自由党也帮过我。我从来没加入过哪个工会——只有体力劳动者和秘书才会加入。不过你很聪明：我一般不会这么聊天。也许我说得太多了。这里的暗示是，在官僚理性的表面下，欧委会在其日常实践中更为复杂且混乱。事实上，这个私人关系网系统相当普遍，知情人都把它叫做“平行管理系统”，该系统有自己的规则、规范以及职业路径。它的特点中包含了很多法国行政部门的典型特征：高度政治化的高层管理，在权力上同政党紧密相连，制度化的国家配额体制，强有力的内阁制（内阁成员是国家利益的堡垒，不断干涉人事问题），以及一套非正式的方法［空降和庇护：政治上的任人唯亲；不可靠的任职考试与舞弊的比赛］。这些方法都被用以绕过正式的规则和程序。有趣的是，工会对前任主席雅克·德洛尔的抨击尤为严厉。他们指责是他鼓励了这些行为[15]。和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是“这个家运作方式”的真实现状，并且已经接受了一种既成事实。通常，他们以正规系统不起作用为由来为其辩护：为了把事情做下去，你必须学会“通融”。一个国中国：行政文化和腐败1999年3月15日，由5名成员组成的独立专家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有关欧委会内部欺诈、管理不善以及裙带关系的指控”的报告。之后，欧委会委员集体辞职。欧洲议会内照例会出现的关于是否要拒绝欧盟预算案的争论始于1998年，但现在这一争论已经升级成了让人颜面尽失的惨败，因为主席及其同僚——使欧委会陷入了42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这一事件也让我们洞悉了欧委会和欧洲议会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两个机构管理文化间的关系。

119独立专家委员会的报告重点集中在6个欧委会活动领域——包括旅游、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职业培训项目以及欧委会安全办公室。在这些项目的花销中都发现了行政失灵、财务违规、管理不善以及裙带关系的证据——其中包括（正如欧委会设立的欧洲反欺诈办公室早前透露的那样）人道主义援助预算中价值6亿英镑的资金“不翼而飞”[16]（欧委会无法解释其结构基金项目内的170亿英镑的去向，因为他们没有记账的习惯）。报告其他地方也指出：存在一系列以欺诈手段改变招标要求并无视低投标、开立虚假发票及重复开具发票、收取高额费用的例子（不正当及非法付款、无中生有的报告、员工为自己开立支票的简单欺诈、明显在招聘时徇私舞弊的例子、偷税漏税、逃避社保义务……无法解释的“幽灵职员”的存在、低水平的全面竞争力以及盛行的小额贪污、徇私舞弊和犯罪的亚文化）。也许腐败最严重的案例就在欧委会自己的安全办公室里——它由主席直接领导。报告描绘了一个阴暗的官官相护与腐败的内部世界，在那里安全官员与比利时警察间的冲突极为普遍。安全办公室已经成为一个“国中国”：“一个为布鲁塞尔前警察官员组建的私人俱乐部……为他们准备了特别的招聘‘比赛’。”它已经发展出“一种‘无规范自由区’”（一种以“人事关系为特征的‘亚文化’，一种‘相互迁就’的制度以及从控制与监管的整体体制中抽身而退的行为”）。更让人吃惊的是，有人透露，安全局监控了欧委会内部的反欺诈部门（欧洲反欺诈办公室），为的就是阻拦其调查。报告尤其严词抨击了欧委会缺乏问责制的问题。它在一段中谴责：找到一个哪怕有一点点责任感的人都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责任感却是至关重要的。首要的是，在委员们个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欧委会身上必须体现出责任感。企图剥夺所有事物对的责任概念是非常危险的。那个概念是民主的最终体现。尽管没有发现哪个委员在涉及欧委会基金的欺诈交易里中饱私囊，但欧委会主席（雅克·桑特）、副主席（曼努埃尔·马林）以及负责教育和培训的委员（伊迪斯·克里森——法国前总理）都成了批评的靶子。克里森曾任命她的老友，牙医贝特洛，在第12总局内担任薪酬颇高的“访问科学家”。贝特洛并不具备该职位要求的任何科学资质，对他的任命显然是不合规矩的。他的合同期限超过了法律规定，本人也从未替欧委会做过任何工作。人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在

120克里森的要求下，经常拜访夏特罗镇——1997年前，克里森在那里任市长。欧委会高级专员对报告的反应也同样具有启示作用。它直言不讳的表述明显震惊了欧委会，他们本还期望这份报告能够永远终结这个问题。报告发表后马上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雅克·桑特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称报告及其“完全无正当理由”的语气“冒犯”了他，而他自己“比白纸还要白”。伊迪斯·克里森拒绝为任何不法行为负责。当被欧洲议会议员质问时，她反驳道，“难道我们只能与不认识的人一起工作吗？”报告发表前，她就已经向两家报社提起诉讼（《解放报》和《金融时报》），声称它们加入了反对她的右翼阵营。当工党议员迈克尔·塔平问及，她是否会因制造了“为朋友及家人带来好处的违法与任人唯亲的氛围”而辞职时，她的回答是，仅仅因为她曾试着“为欧洲做点事”才会遭人围追堵截。之后她告诉法国第二电视台，鉴于这是欧委会的集体责任，自己没有理由辞职。她继续不理睬有关她是英德“阴谋”以及“受到德国怂恿去破坏法国的棋子”这样的指控，加剧了外界的挑衅。更让人震惊的是，还有很多报告称，许多欧委会内部官员私下都认同，克里森是一场旨在反对南部国家行政管理文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这一观点得到了早前人类学研究结果的证实。该项目是由欧委会自己的智囊团，前景研究单位委托进行的。让克里森的法国同僚们感到尴尬的是，她认为人们“指控她有罪的那些行为都是法国行政文化中的标准行为”。这些反应只能煽起公众的怒火以及媒体的敌意（尽管批评声在欧洲南部要小得多）。桑特委员会解散后，欧洲领导人要求对欧委会的行政管理进行一场紧急、根本、“彻底”的改革。罗马诺·普罗迪领导下的新欧委会把机构整改当成了委员会实质上存在的理由（raisond'être），加速为“欧洲政治与行政管理文化”准备三项行为规范。这项运动早在1995年就开始了。在早期的“健全与高效管理”（SEM）和“行政与人事现代化”（MAP2000）政策的基础上，现在又增加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招聘与操作更公开、民主和透明的新举措。前英国工党领袖，同时也是欧委会副主席的尼尔·金诺克承担起了改革的重任。这一任务被称作是清理积弊，“工党中的第5位大力神”。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就会提到的，这些改革并没有扼制丑闻的出现或是阻止其行政机构内的其他部门进一步出现具有破坏性的腐败指控。

121解读欧盟的腐败：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解释欧委会在自己的解释中强调了长期以来机构人员配备不足，并谴责了外部承包商以及非法定人员（即，“不属于”这个大家庭的人）。很多欧委会人士也宣称，改革运动其实是试图削弱欧委会自治权的一项隐秘企图，以“反欧洲人”为先头部队，他们想让行政机构重新国有化。这些人士还认为，欧委会内的欺诈程度并不比其他国家行政机构高。这些观点毫无立足点可言：第一，欧委会在积极发起这些项目的时候，很清楚自己资源有限，甚至都没有要求增加人手。第二，欺诈以及管理不善的现象极为普遍——不仅局限于非法定员工之中。可以说，报告披露只是冰山一角。第三，宣称自己是“欧洲的良心”以及“欧洲利益的维护者”引发了“欧洲的利益是什么？”以及谁给了欧洲官员这么说的权力等问题。最后，欧盟中出现的欺诈以及滥用预算的规模绝非小事一桩，尤其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中。这是欧盟历史最悠久的政治领域[17]。引用一群英国工党议员的话：直接从账目上看，大约一半的欧盟预算都花费在了共同农业政策上——这个政策本身就极不合理，而且浪费资源——除此之外，大笔的钱都没有花在计划中的地方。由于各种形式的欺诈——从虚构的烟草农场到臆造出来的旨在帮助切尔诺贝利的去污计划——欧盟5%的预算都不知所踪，另外5%的预算被挪用，并没有花在当初设定的项目上。欧洲审计院受理的欧盟预算中，10%被挥霍，总额达到每年50亿英镑。这份报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清白的北方”正在欧盟机构内讨伐“腐败的南方”，深刻反映了其成员国内对公共行为的不同标准——很多媒体评论员及政治科学家都大力支持这个观点。然而，“腐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的意义会在不同语境下转换[18]。《经济学人》在巴黎的记者观察到：“就大多数法国人而言，克里森给自己的牙医找了份工作，这并没有什么错。”那些幸运地获得了一点权力的人要是不帮自己的朋友或亲戚，就是自私刻薄的。据欧盟优先主义人类学家所知，有很多研究庇护制以及官官相护现象的人类学文献，而且“地中海价值观”也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这些也都恰恰证实了上述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有多公允？我们能说在欧洲北部的“大使”与南部的公共管理制度间有“文化碰撞”吗[19]？如果是这样，在这一模式中，应该把法国和比利时（也许这是两个在政治腐败丑闻和大腐败这个泥潭中陷得最深的国家）摆在哪里？有趣的是，这是普加斯和罗德，这两位欧洲大学研究院的政治科学家，在对西欧行政机构进行重

122要的对比性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欧委会中腐败的增长源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很多是欧盟官僚机构的构成方式与生俱来的。里面最重要的是官僚极端政治化（欧委会与公众间的社会及政治“距离”、隐秘的文化与面对外部审查时的内部团结以及不健全的财务问责机制）。然而，他们提出的关键点是，对于了解腐败来说，制度以及规则比起对“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来说更为重要。在很多方面，欧盟的行政规则与安排实际上是在给他们提供欺诈和滥用权力的机会。独立专家委员会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对非正式就业行为的容忍为欧委会带来了严重危险，因为这为欺诈提供了机会，并创造了一种不为人接受的制度文化。事实就是，如果一个“体制”本身就是不健全的，那么它必将带来违法乱纪行为。这一指控远远超越了所有认为腐败只是一个局限于不诚实个人的边缘问题的想法。它指出腐败问题是结构化、系统性的：欧盟的行政管理体制主动鼓励了欺诈与腐败行为。两个事实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第一个就是，起初为了进行调查，独立专家委员会不得不要求暂停使用《职工条例》——尤其是第17条，一直以来“保密”就是为了堵住检举者的嘴。第二，调查所依据的大多数证据都是由一名在欧盟反诈骗局（原名“欧洲反欺诈办公室”）工作的中层荷兰官员——保罗·范·布特南提供的。要不是布特南向某些绿党[20]议员检举揭发，独立专家委员会报告中提到的任人唯亲以及根深蒂固的腐败行为就不可能被曝光。然而，他却因为自己富有公德心的勇敢举动[21]（或者，在欧委会中很多人觉得是“变节”）而被停职，并且用他的话说，不断遭到恐吓[22]。独立专家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是“这种亚文化怎么会（能够）在内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在欧洲政府部门中发展、存在并流行起来，而且当报纸刊登这一指控时才被公之于众”？答案就是，在这份报告发表的前几年，内部人士就知晓欧委会内存在欺诈这件事了，只不过软弱涣散的欧洲议会一直都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欧洲审计院曾警告过议会，欧委会的开支中存在“严重违规”，但议会仍连续三年对其预算“放行”。当文件被泄露给新闻界后，议员们最终被迫采取行动。社会党领导层的第一反应就是试图通过掩盖丑闻来保护他们在欧委会内的朋友[23]。议会很担心这一丑闻会损害最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推出的欧元。本该代表欧洲选民对执行委员会进行监管的机构最终

123也明显没能尽职——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要么不够中立，要么就是自己也牵扯其中。然而，欧洲议会及其盟友在媒体上却不是这么说的。即便在丑闻平息前，这件事的表述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议会的行为在这个版本中得到了粉饰，从而改变了独立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所传递出的更广泛的信息。因此，整个事件变成了英勇的议员坚持要求势力强大的执行委员会做出解释，并“迫使其辞职”的故事——为了欧洲民主的整体利益。帕特·考克斯，议会内属欧洲自由民主组织的领导人，认为这说明欧洲议会“成年了”。范·布特南和其他人暗示，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尾随金诺克改革而来的进一步腐败丑闻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普罗迪和金诺克的举措能成功改革欧委会的行政管理机构，并带来大肆宣扬的“透明文化”“高效”以及“公共服务”吗？很多欧盟观察家都对此持怀疑态度，并给出了充分理由。2000年6月，当尼尔·金诺克解雇了仅工作6个月的首席审计师玛尔塔·安德烈亚森时，欧委会又一次卷入丑闻之中。安德烈亚森拒绝签署欧委会2011年的年度账单，理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预算管理过程，“无法控制”并且“容易出现欺诈”，而且也没有连贯清晰的复式记账体系[24]。一些税务专家认为，在英国及其他地方，“凭未来收据将预付款记为支出而非应收账款是一种税务欺诈”。像范·布特南一样，安德烈亚森也声称遭遇了来自欧盟安全人员的政治诽谤运动与骚扰。就金诺克而言，他告知各位议员，安德烈亚森因“缺乏忠诚”，并做出了极可能摧毁人们对欧盟会计体系的信任的“诽谤性”言论而受到了惩罚[25]。然而，2003年3月欧委会内部审计局领导朱尔·梅斯发给金诺克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泄露了出来。梅斯在上面提到，安德烈亚森对审计制度的评论“实际上是真实且正确的”。自相矛盾的是，之前为增补旨在保护员工免受管理阶层恐吓的“检举者章程”而向公众大谈理由的人正是金诺克自己。为了重获公众对欧盟项目的信任，欧委会立即开始着手实施独立专家委员会的所有建议。大量法律文本被采纳，用以改善《职工条例》，并增强欧委会发现和打击内部欺诈的能力[26]。然而，自范·布

124特南和安德烈亚森事件之后，欧盟行政管理机构内部其他有关腐败及检举案件的记录也浮出水面，其中一项就涉及欧洲审计院内部的高级官员[27]。2002年4月22日，一名位于卢森堡欧洲审计院的苏格兰官员——罗伯特·道格·瓦特，向欧盟监察专员提交了一份诉状，指控审计院的高级官员和欧委会反欺诈小组（通过其法语缩写“OLAF”而得知）“系统性腐败并滥用职权”，其中包括裙带关系、性骚扰基层员工，甚至与共济会和有组织犯罪有牵连。瓦特（自2000年4月起，他就以“病假”为由躲了起来）写道：“我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他也声称，要求审计局现任的15名成员辞职的请求在一次秘密投票中得到了204名同僚的正式支持（或者说是审计局40%的工作人员）[28]。另一则重大欺诈丑闻则爆发于2003年7月。当时欧委会宣布金诺克委员对欧盟数据办公室，“欧盟统计局”的三名高级官员实施正式的纪律处分。在这之前出现的证据揭露了一家涉及复试记账、虚假合同以及打入专用账户的回扣等在内的“趁乱打劫的大型企业”[29]。值得关注的是，位于卢森堡的欧洲统计局办公室及在该局担任了17年总干事——伊夫·弗朗谢，自1997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指控。2001年8月保罗·范·布特南给金诺克看了一个新的投诉卷宗，其中包括对欧洲统计局的“严重恐吓”的抱怨，指责这些人居然敢质疑滥用基金的事（《每日电讯报》，2003.7.10）。不论人们认为这些指控的地位如何，它们都确确实实地提出了有关欧盟自我监管能力等根本问题以及“监管之人,谁人监管（Quiscustodietipsoscustodres）”这一问题。就像大卫·斯宾塞所预测的，欧委会的改革似乎会成为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范例。这也是范·布特南自己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出于无奈与失望，2002年8月他从欧委会辞职，并引用安德烈亚森所受到的待遇来证明，只要仍然游离在国会议员（这些人都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的控制之外，欧盟的秘密机器“天生就是无法改革的”。似乎所有工作人员都有这种悲观情绪。2003年7月，朱尔斯·穆伊斯，欧委会首席审计师，向议会宣布，欧委会阻止他深入调查并且他计划于明年辞职，因为“他和欧委会就自己应该如何工作的看法并不一致”。

125结论因此，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在欧盟以及欧委会机构改革记录中的腐败？本章的证据显然对欧委会是“文化大熔炉”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欧盟声称，在这个熔炉里，不同行政部门的最佳举措都和谐地融合到了一起。它还让我们质疑“超国家”概念下占主导地位的那些假设。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官僚机构并非是密不透风或不受其所在国家影响，而且欧盟的行政文化（借用约翰·彼得森的措辞）只不过是其成员国的一个“宏观世界”。因此，鉴于政治腐败在欧洲全境广泛增多，我们为什么会对深植于欧委会行政制度中的腐败行为感到吃惊？然而，这种解释对建立欧洲一体化理论具有重要暗示。莫内对欧委会的愿景是精英“欧洲化”将创造出一支超国家的新公务员队伍（或是“最高权力机构”）。它将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肮脏、野蛮的自我利益。因此，欧委会内部泛滥的裙带关系和舞弊等证据能驳斥这种说法吗？这是齿轮过程失败的证明吗？相反，欧盟公务员、欧洲议会议员与政客间的相互勾结说明，不仅在机构内部，而且在各机构间，团队精神都得到了发展。这也正是莫内所期望达到的：国家精英的“欧洲化”似乎是太有效了。不幸的是，莫内从未考虑到齿轮可能会往另一个方向运动：我们观察到不是国家精英的“欧洲化”，实际上是欧盟及其行政部门的“布鲁塞尔化”。本章认为欧盟官员、记者、政客与商人构成的封闭世界及文化亲密性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跨国精英。用社会学术语来说，欧盟中信奉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精英似乎正在从“自我封闭的阶级”转化为“追求自我利益的阶级”。这给予了“超国家主义”这个概念一种全新的含义。如果这些新兴精英们僵化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阶层，或是欧洲的“权贵阶层（nomenklatura）”，整个欧洲就会处于危险之中。腐败——同它得以泛滥的平行管理体制一道——是促使这种文化再次出现的机制之一。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被曝曾动用国有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奎坦的非法秘密政治基金来资助其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盟友赫尔穆特·科尔的连任竞选（就“欧洲利益”而言，这个政策是合法的）。该事件为这一过程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方面。

126欧盟给各国政客们搭建了一个能够主宰世界的新平台，但却没能创造出莫内想实现的高尚的超国家人才阶层。欧盟也极大增加了获取个人私利以及滥用公共基金的机会。它缺乏面向“欧洲公众”——在任何有意义或合逻辑的方式中并不存在这一类别——的透明度以及问责机制，这大大增强了腐败的诱惑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纳的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意外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它创造了“欺诈与腐败的共同市场”。为了理解国际组织中的腐败，我们应该了解它造成的结果以及创造它的结构。这份案例研究也展示了欧盟的腐败不仅是正式体制外少数腐败个人的行为（它具有系统性——是由于欧盟发展中的行政管理制度缺乏问责制而带来的逻辑结果）。就像独立专家报告所总结的，它“招致了违规行为”和对职权的滥用。因此，欺诈、裙带关系以及任人唯亲现象与在表面上更为先进的超国家官僚机构的法理结构并非无法兼容（似乎恰恰相反。自相矛盾的是，一些腐败理论家会将这些丑闻解读为有益且积极的东西）。罗斯–阿克曼认为，在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中，腐败能成为进步的标志，因为它表明公民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意识到存在着一些公平交易的规范以及有能力的行政机构，而且它们可能会受到侵犯”。欧盟的机关工作人员现在已经意识到公平交易与欺诈性交易之间的差别。尽管这个消息让人觉得鼓舞，但使欧洲行政部门改革问题重重的正是欧盟新兴管理体制内民主的缺失。【注释】[1]感谢英国经济及社会研究理事会对该项研究的资助。该研究的实地调查开展于1995年至1997年间。[2]值得注意的是，习语表达“prisdansl'engrenage”翻译过来是“陷入体系中”。[3]“……卢森堡的机构里诞生了一种新型的人，就像在实验室里一样……那就是欧洲精神，是合作工作的结果。”[4]后来，这被写进了最早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第9条。[5]《职工条例》第11条规定，每位职工有义务“在行事时只考虑欧委会利益：除了所在机构外，他既不能寻求也不能接受来自任何政府、当局、组织或是个人的指示”。

127[6]本章利用了肖尔发表的更详尽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对他研究的一种补充。[7]这个表达是贝利创造出来的，但这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间的二元论在关于机构组织的人类学文献中也有据可查。[8]正如米德尔马斯的解释，欧盟私人关系的“竞争力研讨会”导致了它越来越相互依赖：“在一个结构极为复杂的职业中，通过关系网讨价还价能够减少摩擦，并且，即便是在表面上极为正式的事情上，也可能会产生很难与非正式系统相协调的结果……它需要更广泛、更灵活的参与方式（它减少了矛盾；它产生了约定，而不是正规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容易被采纳）”。[9]大部分报纸是这样来报道这个故事的：“为家庭价值而工作”以及“为了孩子而工作”。这一争议——延续了很多年——在欧洲之声中有详尽记录。[10]然而，1998年1月，职员们再次就富有争议的招聘政策威胁举行劳工罢工，因为地区委员会仍旧没有实施法院的裁决。[11]piston是用来指官官相护或者指通过政治偏袒或朋友关系获得高位的法语词汇。[12]即，有名望和杰出的国家行政学院的校友。[13]塔西斯计划是1991年启动的一项欧共体项目，旨在为东欧及中亚的12个国家提供受欧共体拨款支持的技术支持。法尔计划是一项援助项目，也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起初，项目援助的是波兰与匈牙利，不过后来扩展到另外10个中欧及东欧国家。随后，欧委员监管下的法尔计划每年从欧盟得到超过10亿美元的拨款，并成为一个浪费与腐败的代名词。[14]在欧盟行政级别中，A级职员从A7或A8级开始。A1是级别最高的资深职员。[15]事实上，大部分缺陷在德洛尔担任主席前就已经存在——1979年德克·斯皮尔博格在他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所有这些缺陷。[16]其中150万英镑是计划用在卢旺达及布隆迪种族灭绝事件中的难民身上。参见沃恩·米勒和理查德·韦尔“欧盟委员会辞职事件”。[17]BBC4点档案这档节目所做的调查（于2002年7月6日播出）凸显了共同农业政策欺诈中一些更日常的例子，包括一个德文郡农民连续几年来都因一块子虚乌有的土地而申领到了大笔共同农业政策补助金。他提供的土地坐标位于冰岛海岸附近，北海中央。在这个例子中，英国政府并没有去核实他的申请。专家们注意到，欧盟资金的一部分问题就是在基金发放的过程中，没有人体现出主人翁意识或是归属感——不论是农民、农业部，还是欧委会。[18]普加斯和罗德斯这样说：“在英国人们认为是裙带关系或无耻庇护的这类行为，放到包括南欧在内的一些其他国家人眼中，就是合理惯例，甚至是一种道德义务。”[19]参见约翰逊给出的例子。我的观点是，对概念化这个问题来说，“文化碰撞”不是一个有价值的比喻。不过我的确同意，在文化交汇的地方，范畴系统间就

128会缺乏一种至关重要的相互适应——这可能会加剧责任分化的问题。很多趣闻轶事可以证明，公共事务中正直与诚实的概念在新教与天主教国家间存在不同（有几位人事主管就为缺乏连贯的人力资源策略以及实际上不可能引入“绩效评估”体系而感到惋惜）。[20]译者注：绿党指的是提倡环境保护的政党。[21]1999年10月，欧洲纳税人协会褒奖了范·布特南，并授予他检举人奖。[22]范·布特南随后将其痛苦经历整理成了一份类似于书的叙述，详细披露了欧盟当局是如何令人心寒地阻止他揭发这些证据的。[23]围绕这件事发生了众多政治事件。更多有价值的描述，请参考麦克马伦。[24]随后，一份从欧盟审计院泄露出来的文件证实了这项指控。文件指出，尽管欧委会被警告说，其“Sincom2”的会计体系存在缺陷，但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性措施”。[25]参见《金融时报》。安德烈亚森被指控违反了三项欧盟《职工条例》，包括第12条，即“官员应避免取任何行动，尤其是发表任何可能会有损其职位的公共意见”。第12条还要求所有想要“参与外部活动”的个人都必须事先得到“其任命当局的批准”。批评者指出，实际上这条规定旨在产生内部异议时，“堵住了职员的嘴”。[26]详情请参见2000年4月出版的欧委会的白皮书《改革欧委会》。COM200final/2。[27]参见《星期日泰晤士报》。同年10月，它同样报道了欧洲审计院前希腊成员因欺诈及裙带关系的指控而面临法律诉讼。[28]瓦特的详尽叙述可以在www.justresponse.net/DougalWatt.html网站找到。[29]详情请参考www.cfoeurope.com/displayStory.cfm/2020389。

1297.美国企业界的腐败：安然丑闻与白领犯罪（美）卡罗尔·麦乐伦卡罗尔·麦乐伦（CarolMacLennan）：密歇根理工大学人类学家，曾于美国交通部汽车监管处任职。发表了关于政府监管、企业对民主决策及工业社区的影响等方面的论文。与马克·莱文、查尔斯·诺布尔和约翰·库诗玛合著《国家与民主：重振美国政府》。过去十几年间，不断有新闻报道美国企业高管故意在商业实践中践踏公平、坦诚以及诚实这些神圣观念。自2002年初安然丑闻曝出之后，这家总部位于休斯顿的公司就像一座纸房子一般，一推即倒，同时也拉垮了休斯敦的经济。我们再次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制度在腐败面前是多么地不堪一击。就以安然丑闻为例，腐败的起因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新千年规划：通过操纵会计行为来篡改企业资产负债表，从而在公众面前保持财务状况良好的假象。美国人把这当成是新闻。而安然事件之后，我们越深入了解就越会发现，对商业领袖来说，腐败根本不是失常行为，它和家常便饭一样“正常”。我们愤怒了。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我们制定了惩治这种行为的法律。而且，不要忘了，在大学和商学院里学的道德标准都是为了向企业高管们逐渐灌输诚实行事的观念。愤怒是件好事。事实上，它曾保护了企业以及政府机构免受那些以权谋私的腐败领导人的侵扰。不过美国人似乎不怎么长记性，或者说他们在抗拒那段历史。自19世纪末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美以来，出现了商业渎职行为，同时与公共利益间也发生了冲突。尽管一些评论员试图让我们相信腐败是一种新生事物，但它在美国并不新鲜，而且绝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产物。与那时不同的只是腐败的方式而已——它面向股市并且发生在法律体系已经松懈或未开发的地区。最新这轮对腐败的公开报道始于安然公司的垮台以及随后出现的世界通信公司的丑闻。正如新闻报道所指出的，这些公司虚报（并谎

130报）了商业活动的价值。很快，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美国监管机构发现，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和各大银行联手实施欺诈行为。随着调查深入到由会计师、银行及律师共同创建的共同基金和避税手段上，非法的不道德行为逐渐浮出水面。这场腐败一直持续至今。近期的调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它揭示了，腐败不仅危害了法律制度，也损害了更广泛的美国公众尤其是“小人物”的利益。在这一事件中，正是那些中产阶级投资者和大型养老基金支撑着对美国退休老人的赡养系统。比起法律遭到践踏或是道德标准被玷污，这一点——对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形成伤害——更让公众愤怒。在美国，腐败的核心是以阶级划分和文化所标志的“不平等”获利。这也暗示了，在美国早期政治文化中就出现了市场与民主价值观之间的极度紧张关系。随着19世纪纺织厂、铁路及石油公司的出现，美国经济实现了工业化，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市场资本主义的新兴价值观与保护公众利益这一民主目标间的冲突。早期，政府为了抑制并减少这种冲突，实行了全国性的商业监管。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制定了一些反垄断掠夺行为的保护政策。立法逐步开展，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及州际商务委员会相继成立，促进了旨在保护消费者、小企业和公民，使他们免受藐视经济福利以及国家健康和安全等更大的公共利益商业文化的伤害。大萧条时代制定的新政法律则用以防止华尔街及银行业的腐败行为。尽管美国宪法将私有财产权神圣化，美国国会还是建立了一种保护公众利益（打着少数民族、消费者、工人和个体公民权利的幌子）免受企业掠食——这是工业社会自由市场的特征——的传统。实际上，国家政策已取得对市场价值的绝对控制地位，同时为民主社会提供有限的保护。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监管的历史也在证明保证资本主义持续健康发展符合美国长远利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极具说服力地指出，美国企业界中的某些行业，致力于并欢迎经济监管，把它当作是稳定产业并通过弱肉强食来体现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是美国版的“福利国家”，不仅为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也为富人及其公司提供福利。普通公民们正是依赖这种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等政府机构组成的监管体系来遏制安然这类腐败行为的。安然、世通以及最近有关共同基金、经纪公司和会计事务所的丑闻都是例子。那么，为什么这些政治保障没能阻止美国的企业腐败呢？

131这个答案可能是，我们（美国人）完全没有抓住关键。美国经济与普通大众在防止企业掠食行径这方面做得不足，因为在本质上，它并不一定是孤立的行为或者能在行动上体现出来。我们的监管体系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只有在商业失败的那一刻，公众利益才会受到威胁，而监管规定就是在这一时刻起修正作用的。然而，大量健康运转的企业都可能会破产，但腐败也许不只在企业破产时才会发生。相反，这一时刻无处不在，其程度远超大家所想，而且它紧密依附于企业文化的市场价值。此外，企业（市场）价值并不总与公民社会的民主价值观相符，不像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们曾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美国的民主价值要求做到政治进程公开、实现公民平等，保证那些认可“公众权利”理念的商业交易公平进行。这些价值观建立的基础是阶级差别最小化，并保证凡是愿意工作的人都享有经济机会。市场价值扎根于工业化前以民主公民身份和农业化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社会，现在它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企业资本主义伦理，与之前的企业文化不再相同。美国的企业行为已经日益“腐败”，安然及世通高层的行为并非特例。首先，它极其普遍并且制度化。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家清白企业内部的少数坏人的犯罪行径，而且成了企业行为过程以及日常世界观中的惯例。第二，因为美国的制度化腐败反映了经济精英在市场价值观上的更深层变化，它挑战了为我们这些剩下的人维护民主社会的可行性。这就使得美国的腐败独具特色：它在经济领域逐渐制度化，并且具有腐蚀性的企业市场价值观日益凌驾于民主公民社会的价值观之上。一种新的腐败人类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最终导致制度化腐败的日常商业行为。它可以让我们洞悉腐败文化，做出研究日程安排，也许它所揭示出的美国企业文化比商业新闻中所展现的还要真实。美国的制度化腐败尽管美国人可能会觉得，因为美国监管机构权力强大，自己国家的机构相对来说不容易受到猖獗的腐败行为的影响，但专家们对此却不那么乐观。一批知识分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有关经济及政治体制的书籍。他们具有很强的学术影响力，受过教育的人几乎都读过他们的著作。正是他们所写的这些制度为如今使美

132国人坐立不安的这种腐败形式提供了温床。在70年代，怀特·米尔斯、威廉·多姆霍夫以及拉尔夫·纳德的研究吸引了整整一代美国大学学者与学生来研究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力结构”。他们的联合研究为30年后研究安然、安达信、世通以及哈利伯顿的罪行指明了道路。要对美国腐败进行人类学研究，就必须先回顾他们的联合研究成果，并以其研究结论为基石：腐败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犯下的简单孤立的罪行。它是企业、政治以及文化的一部分——在精英圈中的泛滥和接受程度远超我们的预想。概括起来，它正在制度化。腐败远不止是少数企业或政府首脑的非法行为。他们在调查中所揭示的内容在30年后实现了。所以回顾一下他们的研究是很有裨益的。埃德温·萨瑟兰在1940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大会上以协会主席的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时，创造了“白领犯罪”这个词，并开辟了在美国企业界进行新犯罪学研究的崭新阶段。赖特·米尔斯也许是20世纪中叶美国最受推崇的社会学家。他拓宽了我们对企业犯罪的理解，使它不再局限于一个罪犯的反社会行为。在他最具影响力、传播最为广泛的《权力精英》一书中，他向人们展示了在美国统治阶层的精英间，社会规范与制度行为很容易就滑落到了明显的犯罪行为之列。更为重要的是，他描述了一个拥有特殊文化的统治阶层。他们的文化与其余的社会阶层不同，并使他们能控制（统治）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米尔斯在学术圈内外的影响都很深远，因为他的思想活跃了公众的讨论。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也造出了“军工铁三角”这个词语，来提醒人们它也有滥用职权的可能性。米尔斯认为美国人还是执着于一种对美国权力分配的过时理解。他认为，美国机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们已经摒弃了支撑罗伯特·达尔利益集团理论以及同时代其他学者理论的杰弗逊式的民主典范。工业社会前的美国建立在非常分散的机构的基础上，所以“没有人手握的权力大到足以让他能够对别人施与恩惠或是接受别人的恩惠”。然而，伴随着信托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兴起而出现的经济机遇的集中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分布。米尔斯进一步指出，当经济权力与政治机构联系到一起时，“人们就可能会以权谋私”。关于腐败，他特别指出：大部分的美国腐败——尽管不是全部——都是想要富起来，然后变得更富裕这种老传统的一部分。而今，这种古老的驱动力运作的环境产生了变化。当政治和经济机构规模都不大，并且非常分散的时候——这像是更简单的传统经济模式以及杰弗逊民主时期的情况——没有人手握的权力大到足以让他可以对

133别人施与恩惠或是接受别人的恩惠。不过，一旦当政治机构与经济机会集中并联系到一起，人们就可能会以权谋私。势力强大的企业，控制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队，以及将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统治精英阶层手中的政府已经改变了政治格局。这三者间的联系使得一小部分公民阶层得以在没有公众参与的基础上，控制经济、政治和军事决策。传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存在一种可以制约政治机构的相互制衡的力量，它为广泛传播利益的代表形式提供了机会——已经不准确了。这个精英阶层相对来说不受中层领导（国会、地方官员以及名人）的影响，并且在行使职权时，也不受大众影响。同时，他指出美国人似乎还活在浪漫的过去，依旧相信自己的政治机构还受着“均势”的约束——不论在市场上、个体行为者中，还是具有不同利益的政府机构间。他的“权力精英”实质上是美国的统治阶层，一群通过其独特文化与大众隔离开的人。他们能获得权力并支配资源。米尔斯对权势者间的制度化联系解释得相当到位。而社会心理学家威廉·多姆霍夫研究了美国统治阶层的文化，并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几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书籍，为米尔斯有关紧密结合的权力精英这一提法提供了具体支撑。他对权力结构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一种新视角，可以观察商业领袖的社交世界以及腐败活动是如何在不被社会其他人知晓的情况下被接受的。他的三本书——《谁统治美国？》《上流社会》以及《波西米亚树林》[1]——详述了美国经济和政界精英们参加的联谊会、政党活动、他们的求学经历以及日常文化生活等。他具体谨慎的研究尽力证明：首先，美国精英阶层的社交生活与其他阶层有着天壤之别；其次，这些活动非常隐秘绝缘，这使得极少有美国人——包括那些“利益集团”理论家们——能有机会亲历或理解其中施行权力的行为。多姆霍夫的权力结构研究帮助一代学者澄清了“阶级”的概念，使它成为一个可研究的对象，而不仅停留在一个理论构想。他研究了社会关系、亲属关系模式以及在政治及经济精英间营造了“亲密关系”的习俗。这些研究都对社会学、政治科学、经济学以及人类学的研究生产生了影响。多姆霍夫将完全基于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阶级”的经济学定义加以延伸，并阐述了阶级意识的发展过程，统治阶层内部意见不一致的形式，而拥有经济权力的家庭又是如何通过亲密合作创造了一个“统治阶级”，使其能利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手段在

134民主社会中控制决策的制定过程。经研究发现，统治阶层的形成、再形成以及行使权力等活动的复杂性都可以解释越战时代的经济及政治权力。多姆霍夫观察了把统治阶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这项观察与对牵涉在安然、世通以及华尔街等公司丑闻中的当代行为者的描述极其相关。他采用了结构化的方法：明确了交织在公司董事会、俱乐部、精英学校以及慈善组织间的社交网络。尽管这个国家上层社会内部存在道德、宗教的矛盾，以及新贵与旧贵之间的对立，它依旧被股权机构、信托基金、联姻、私立学校、只对富人开放的城市俱乐部及度假胜地、名媛舞会、猎狐活动、慈善活动，以及董事会等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多姆霍夫将统治阶层的“控制”与“影响”区分开来，这种想法也很有帮助。他指出，在不同的公众生活领域，统治阶层用不同的方式来控制决策的制定：在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大公司、基金会以及大学，他们进行控制。而在国会以及大部分的州及地方政府，他们只是施加“影响”。但是，在这个一提到统治阶层，人们就会想起躲在皇冠后的邪恶男人的国家，美国统治阶层的成员实际上在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主要采用的是基于权力机构的控制，而不是暗中的影响。就“控制”与“影响”来说，这有些耐人寻味了。他对统治阶层关系网内部的行为模式及文化惯例的分析不够深入——这一点人类学家早就料到了。他的研究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这些社交俱乐部、董事会以及精英学校是如何运作的？统治阶层成员——或是其中不同的派别——如何理解他们在经济及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哪种与其他社会阶层不同的价值观驱动了公司及社会行为？现在，要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从人种志的角度来研究统治阶层的生活和习俗。但是，当30年前多姆霍夫提出了“谁在统治美国”这个问题时，事实上，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他能确定出人际网络的粗略范围，并展示个人如何将自己从这个隐秘的权利体系中隔绝出来。今天，多姆霍夫的统治阶层关系网仍然可行，并且政治权力更为强大。公司、会计师和律师事务、经纪公司高管间流行的社会规范允许他们将实际上等同于欺诈的不道德做法伪装成可接受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巧妙避开了法律的字面解释，或是因为它们并没有被写进法律法规。“内幕”信息交易是一种极为强大的手段，可以巩固公司高

135级职员间的社会关系，但长远来看却有损局外人（股东、消费者、当地社区）的利益。而且，这一社会阶层确实有能力向监管系统（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高层输送人才，或是入住白宫（副总统切尼）。这证明它牢牢“控制”住了政治权力。然而，尽管“权力结构”理论提出，统治阶级成员占据了政党办公室并领导了联邦机构，它却没有解释其中的运作过程，以及为何愤怒的市民仍旧没办法改变这种结构。拉尔夫·纳德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企业价值观是如何渗透到并最终攻陷政治机构的。20世纪70年代，纳德对监管机构的研究充分证明了多姆霍夫有关统治阶级“掌控了”政府行政部门这一观点。拉尔夫·纳德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年轻律师及消费提倡者。他组织了一系列针对联邦贸易委员会、州际商务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等监管机构的组织结构、日常做法与文化规范的调查研究项目。这项研究报告由众多平装书出版商出版发行，送达了本就已经对监管者与被监管人间的舒适关系深表怀疑的民众手中。纳德《任何速度都是不安全的》一书（批判汽车行业）大获成功之后，美国公众就已经准备好去思索在经济利益指导下用来悄悄做出政治决定的多种手段。纳德丰富的纪实项目证实了日常政府/商业实践如何发展成腐败行为及对公众信任的背叛。他首先对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了研究，详细记录了通过其成员的日常实践而体现出来的该机构的众多缺陷，这有效隔离了消费者的投诉。重读这些研究报告，不禁让人想起发展中国家因其政治腐败问题而饱受的诟病。纳德随后的一本书关注的是反托拉斯执法，他在开篇写道：“这是一份企业犯罪调查报告……是对公司激进主义的研究。这种倾向已经深植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内并引发了反对公民的真正革命。”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腐败”这个词，但却可以用“犯罪”来代替它，因为这暗示了“（对）受人尊敬且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来说，违反法典并不一定就是违反了商业守则”。在这份反垄断研究中，他们注意到：“许多人把行业协作当成是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在同业公会会议中，所有成员都装作在演讲中感叹利润微薄，实际上却是在鼓励大家抬高价格。这种行为大量存在。”换句话说，不道德的做法是“一种生活方式”。对米尔斯、多姆霍夫和纳德这些知识分子所做贡献的回顾揭示了制度化腐败正在增长，而且它在美国由来已久。然而，直到最近，“腐败”这个词才被广泛用来指肮脏的企业行为——指的是

136像“白领犯罪”这类概念。我们很快就会讨论到，这不是无关紧要的疏忽。此外，上文的回顾暗示了有种企业文化相当认可在经济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之间存在的与众不同的行为准则。公司董事会和高管对道德定义、公共利益以及个人责任的理解，事实上可能与其余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和较贫困阶层极为不同。腐败与犯罪间的区别除了上述对这些由人脉相连，多少有几分凝聚力又手握经济或政治大权的统治或精英阶层的纪实文献外，还出现了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的调查腐败。这就是对“白领犯罪”的犯罪学研究。通常，这两种研究方法——犯罪学与权力的社会学研究——被假定为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因此可以交互讨论。有时这是完全合理的，例如当安然高管故意销毁法院要求其出示的文件时——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向有特权的客户透露股票内幕信息的经纪商也是一样。但很多情况下，腐败并不一定是明确的犯罪行为。如果想要理解美国的企业腐败，在腐败与犯罪间做出更明确的区分就是至关重要的。不加区分地混用术语（如“丑闻”“犯罪”“不道德”和“腐败”）会掩盖犯罪与腐败间区别的重要性。腐败意味着系统性、制度化，也许是某个组织或文化所特有的。它无处不在，被注入或深植该体系之内。而不道德的、可耻的和刑事的这三个词都是用来描述某种行为，尤其是个人行为或异常举动。同样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一直以来，腐败主要都用来指政治活动或政治机构——尤其是现今反腐重点落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腐败上时。之前，媒体并不会经常用腐败这个词来指企业行为。腐败与犯罪不同，但有时它又涵盖了犯罪的概念。理解这一点大有裨益。腐败不仅仅是违法行为。事实上，它指的根本不是个人行为。相反，它是行为模式的一部分，也许是刑事上的，也许不是。它是为整个组织的某些目的服务的一组被接受的关系或行为。事实上，“白领犯罪”这个词会让我们偏离正轨。如果腐败与犯罪可以互换的话，那么被认定是腐败的那个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蒲式耳[2]好苹果中的一个烂苹果罢了。关注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传统，它建立了支撑当代企业犯罪研究的基本假设。过去60年有关白领犯罪的研究与对越轨行为的研究文献

137形成了呼应。两本教科书——埃尔曼与兰德曼合著的《企业与政府的越轨行为》和弗里德里希所写的《受信赖的罪犯》——代表了这一领域的当代研究视角。企业犯罪是白领犯罪的类型之一：职业犯罪、政府犯罪、金融犯罪、技术犯罪、国有企业犯罪、公司犯罪。白领犯罪是一个通用词，指的是所有由具有合乎法律且受人尊敬的地位的机构或个人所犯下的，以获取经济利益或维持并扩展权力与特权为目的，涉及违背个人或公众信任的非法、被禁止以及明显有害的活动。在越轨范式的解决方案方面，政府监管和企业自律是应对白领犯罪的恰当解毒剂。据说，刑事诉讼法总会带给人耻辱感，而监管则要好得多（因此，它起到的是威慑的作用）。然而，最近很多社会学家提出，很少有证据显示，监管真正起到了威慑作用。犯罪学家也提出了其他降低犯罪率的策略，例如行业协会的自我监管，以及通过商业道德课程推行的道德呼吁。广泛关注企业罪犯的越轨行为会让我们走上一条徒劳无功的研究道路。犯罪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但要解释企业行为，尤其是腐败行为需要运用其他的范式。腐败或犯罪的行为是个人行为。如果被指控的犯罪行为确实发生了，那么个人就要负起责任，并通过法院接受他们的惩罚。然而，腐败是制度化、模式化的——也许在局外人眼里是犯罪的或是不道德的，但局内人却不一定会这么理解。企业不会被送进监狱。对于弄清腐败的工作原理而言，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犯了罪的高管个人身上是在绕道而行。一个例子就是对安然高管，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以及首席财政官安德鲁·法斯托的新闻报道。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法庭上，在就减少指控与揭露他人达成的交易上，在陪审团的倾向上，以及在可能会做出的判决上——因此把高管隔离出来，当成了罪犯。滋生腐败的企业文化，以及对于管理整个组织的精英阶层的社会期望都逃过了审查。美国腐败的人类学研究有一期的《社会分析》发表了一篇关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讨论安然及世通丑闻的短文。曼彻斯特大学的格莱德希尔总结了其中涌现出的几个重要结论。一、显然，腐败并不只局限在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和欧盟也出现了腐败的现象——虽然形式各不相同。

138二、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有一段与资本全球化有关，因而为腐败的发生创造了环境。三、企业精英的社会实践与西西里黑手党家族并非完全不同。这些简短的评论认为，我们应该摒弃长期以来将腐败定位在第三世界国家，却忽视其历史根源和轨迹，遗漏能解释制度化腐败的社会行为类型等标准假设，重新定位腐败研究。这期的《社会分析》为美国陈旧的研究开启了人类学的新视角。当怀特·米尔斯在解释行为及商业惯例是如何制度化的时候，还是得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人类学家会以不同的方式得出相同的结论。人类学家可能会明确机构中的文化模式，指出价值观是如何成为在同一社区的参与者间建立起的普遍共同的信念体系的一部分。米尔斯可能会突出制度化腐败的结构，人类学家则会阐明，企业的日常生活和监管机构的官僚做派是如何将在局外人看来是腐败的行为，转变成局内人眼中的正常社会行为。这两种方法可以相互解释。两种研究和分析的类型我们都需要。借助实地调查与（在实地调查难以开展时）的纪实文献和史学研究，两种层次的人类学调查都能证明是卓有成效的：（1）研究亲属关系、社交网络、社会化策略，以及保持企业文化凝聚力的机制；（2）调查市场价值以及它们在美国社会生活习俗中的作用。复制与隔离企业精英家族企业是美国早期企业组织的基础。财产转移、血亲与姻亲共同管理，以及企业扩张的决定都局限在家庭或是近乎家庭关系的网络内部男性成员之间。21世纪初，家族企业不再是原始形态——但基于共同文化意义，围绕血缘关系和亲密友谊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网一直延续到全球资本时代。在19世纪，管理家庭成员行为举止的行为守则与规范限制了越轨行为的产生。今天，建立在财产权力以及市场规律基础上的共同企业价值观将企业与政界领袖紧密联系了起来。最近媒体处理公司丑闻和内幕交易计划的方式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这促使赖特·米尔斯撰写《权力精英》一书，将资本主义财富与政治权力连接到了一起。两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凯文·菲利普斯讲述布什家族的《美国王朝》，该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将权力及财富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贵族亲属网络；《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记录了副总统切

139尼、其前雇主哈利伯顿公司，以及现今在布什政府任职的个别尼克松/福特时代的政治人物三者间的长期往来。哈利伯顿与五角大楼的业务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作为对100年前艾达·塔贝尔和厄普顿·辛克莱揭露黑幕行为的呼应，文章还通过访谈及数十份文件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信息——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会激发人类学家的调查。对参与观察者来说，研究精英的亲属及个人关系网可望而不可及。多姆霍夫对美国环环相扣的董事会董事、社交俱乐部及精英学校成员，以及家族血统的文献记录是严格依据图书馆与档案中的公开资料进行的。研究白领犯罪的社会学家注意到，观察与记录企业的社会生活与世界观的最好方式是对监管机构进行案例研究。更容易对它们进行访问与记录。苏珊·P.夏皮罗的《任性的资本家》就是采用这一方法研究的例子，虽然她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纪实文献而不是访谈和实地考察。但是，人类学家可以使用实地调查的方法论来研究政府机构。采访监管人、说客、国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及工作人员能够揭示出一些在特定被监管行业中行之有效的非正式（不一定非法或不道德的）关系网、社会习俗和文化内涵。事实上，夏皮罗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研究使其在一篇该领域的经典文章中重新思考了白领犯罪这个概念本身。她注意到，白领犯罪的社会学研究应专注于犯罪，而不是罪犯，“我认为白领罪犯违反了信任准则，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实施抢劫，在不踏入屋子的前提下进行行窃”。她对“信任的社会组织”的描述对人类学家来说很有启示意义。此外，人类学家所关注的“送礼”的社会目的、向人施以恩惠、大开机会之门以及把在一个社会群体内共享信息作为维持集体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的手段等方面，都能成为调查的领域。“赠礼”何时会变贿赂、不道德的偏袒以及对公众信任的欺骗与违背？简·施耐德和彼得·施耐德对西西里黑手党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犯罪亚文化和当代美国公司的“企业亚文化”间存在着联系。他们探索了代表两种文化共同特征的文化实践，例如选择性录用、互助会、启动权、施以恩惠以及激进的“权力项目”等。如今，在《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商业媒体上都有足够的材料让我们开始一项针对腐败企业文化的人种志研究。传统意义上的实地调查也许不太可能实现，但正如劳拉·纳德提醒几代人类学家注意的那样，我们不应该限制自己“研读”这个内容并由此揭示权力的文化。

140市场价值与企业掠食从另一个层面看，人种志学者对企业腐败的研究也必须将与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价值有关的问题囊括在内。企业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渗透到社会制度内的市场价值的概念？市场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安然以及世通的行为？如何影响我们把这种行为当成是文化准则的一部分来诠释并接受？竞争、个人主义和私有产权的市场价值观如何影响了传统非市场机构？腐败研究的关键是要理解资本主义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价值是重要的研究背景。詹姆斯·卡里尔所编的书表明，是时候轮到人类学家出手研究西方文化中的“市场”了。他的书提出了一系列与腐败研究相关的问题：对企业高管来说，市场意味着什么？对公民又意味着什么？对不同社会阶层呢？企业的市场价值理念是通过美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来复制的吗？通过对代表经济生活中不同地位的人的采访，深入的人种志研究能反映出企业高管以及普通公民间的共通性与互异性，而且也许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企业腐败是制度化却不可见的。安然与世通高管掠夺及侵略性方案有可能是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对市场合理功能的信赖的延伸吗？核心市场价值观深植在监管机构、消费者世界观以及商业学校（对于现在我们已经很熟的腐败战略更柔和的版本，它们持鼓励并且也许是宽恕的态度）中吗？另外的市场模型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消或是削弱企业捕食对公众利益的潜在可能？结论美国的公司腐败并非始于安然或世通。人类学也不是第一个在美国企业界研究腐败特性的学科。但现在的公众已经逐渐意识到，腐败在资本主义美国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同时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历史上，企业犯罪一直被降格成罪犯的个体行为以及监管机构的监控问题。这些因素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其中，美国最大且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公司的掠夺性行为似乎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对腐败所知甚少。人类学工具及其文化观能将我们的框架转向有助于解释腐败是如何在企业制度内生根发芽、自我强化并孤立，以及扩散到政治制度中，挑战我们的民主基础这一研究。

141【注释】[1]译者注：波西米亚树林是一个势力强大的男性上流社会秘密组织。[2]译者注：蒲式耳是容积单位。在美国1蒲式耳相当于35.238升。

142第三部分全球腐败故事

1438.“扎在肉里的一根刺”：印度农村的腐败[1]（美）阿克希尔·古普塔阿克希尔·古普塔（AkhilGupta）：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副教授。目前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印度政府的人种志研究与环境历史研究项目。著有《后殖民发展：现代印度形成过程中的农业》，与章家敦、珀尼玛·曼克卡尔合著《种姓制度与被排斥》，与詹姆斯·弗格森合著《人类学位置：一门实地调查科学的边界与范围》及《文化、权力与位置：批判人类学探究》。社会科学领域的腐败研究正面临着非同寻常的两难境地：如果社会分析能够成功指出可以终结腐败的方法，那么研究者们就会失去工作。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学者们针对腐败开出的药方毫无疗效的原因。不过，起码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言过其实了：不论从其学术价值，还是行政管理的实用性上，研究者们对如何设立正确的奖励机制来帮助警察抵御贿赂的诱惑，或是如何监督并执行反腐的严格规定，或如何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或是增加监管机构的透明度等问题的探索仍旧十分重要，并且大有裨益。然而，可能有人会问：腐败研究还有别的内容吗？社会科学家并不是经常处理像腐败这样丰富多彩的话题，而且要是放过了那些让腐败成为如此迷人的研究对象的特质，未免太可惜了。不过，这正是腐败研究的命运。我并不是说腐败研究肤浅浮夸（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严肃对待，也就是说，把它当成一种“社会事实”）。喜剧演员贾斯帕·巴蒂靠着讲有关腐败的笑话发了家，甚至还就这一题材推出了大受欢迎的电视系列节目[2]。例如，我在印度北部一个小村庄做实地调查的时候，听到的腐败故事比其他类型的民间故事都要多。要是有当代印度学者忽视了腐败叙事，那么他就会错过社会生活中异常重要的东西。结构功能主义者可能会振振有词地说，在印度农村，腐败经历上的相似之处和对各种腐败故事的传播，是“社会凝聚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它为人类学或社会学分析提供了很多暗示，但我现在只提一两点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意识到，缺少了腐败叙事就难以理解腐败现象，

144那么说明腐败叙事不仅已影响到我们的调查方法，也影响到我们的分析对象。就这场交易的有关各方而言，腐败经历发生的领域是由讲述这类行为的故事武断决定的。故事的可重复性使参与其中的人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3]。这些动作及其叙事会反射性地重复，使得腐败分析天生就像社会现象一样复杂。在我看来，这种复杂性在学术文献中的重视度还不够。且不说它会使这种现象更加复杂，这种方法还重新赋予了腐败研究应有的魅力。说到腐败，可以看得出政府正确的激励措施还没有到位，这一点是绝对正确的。不过这种深刻见解却没有得到社会学设想的帮助。这种方法不能帮助我们解释到底是什么让腐败成为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毕竟，社会生活中还有其他像腐败这样无处不在的特征，但生活在那些社会世界中的人却几乎不怎么评论它们。那么，为什么腐败会成为如此众多故事的主题，产出了如此集中的腐败故事？为什么印度北部农村的人如此痴迷于腐败？为什么他们谈论腐败的次数如此之多？为什么它占据了人们绝大部分的想象空间？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也许需要经过很多年的学术工作，才有可能找到适当的答案。只需要问一个简单问题也许就能显示出腐败对讲故事者的迷恋：在哪里能找到其中不带故事的优秀腐败分析？即便这些故事并没有出现在文章中，就像那些经济论文一样，它们通常都是分析的基础：尽管人们认为这些故事是理论的“例证”或是提供了“案例分析”或“例子”，但它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你可以很容易地颠倒两者间的关系，并说这些故事是支撑了分析这一上层建筑的基石。作为讲故事的一种形式，凭借着久经考验的秘方，腐败故事的结构极为丰富且富有弹性。印度农村的腐败故事中经常出现宗教史诗中的习语及类比，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毕竟，腐败叙事具备了史诗故事的许多特征：英雄主义、卑躬屈膝、从美德中的堕落、不屈不挠、克服超乎想象的困难与超人的牺牲，以及不知名“天神”（可以是从首席部长到地方行政长官的任何人）的偶然行为。如果你从我的表述中得出如下结论，即作为公众讨论与辩论的持久话题，同时也是社会分析的对象，人们已经对丰富有趣的腐败叙述进行了详尽研究，那么你可能就要极度失望了。[4]在这里，我的目的是想问一问这些故事对谁有益？换句话说，这些腐败故事实现了什么目的？一种提法是，腐败话语成为一种极为重

145要的手段，可以使农村居民与官僚对政府展开想象。借助腐败话语，我们能够了解人们想象中的政府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认为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是合法的，以及公民权利和国民权利的概念是如何构成的。“腐败”也许还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标记，因为它为相互冲突的道德与伦理行为体系引发的辩论提供了场所。所有对腐败的讨论必定都假定了一组在道德上恰当的行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衡量“腐败”。但用什么样的尺度来确定哪些行为是合乎道德的？当社会科学家采用了某一尺度的时候，它是建立在韦伯的官僚主义模型——履行义务的无私专业人士，完全因为自身能力与价值而在组织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之上的吗？当然，这种人与他们的对立面——角色模糊的非专业人士，通过世代沿袭、政治联系或是买官等其他在道德上可疑的途径获得现在的职位——一样，都是现代主义者臆想出来的。尽管现代主义者的想象有时看起来好像是普遍常识，并且枯燥乏味，事实上，即使是在对这类“传统”实践与社会的最陈腐的表述中，也能找到一种重要的幻想与异类性的因素。（就这点而言，异类性不一定会明显出现在讨论中，而仅仅是不存在于现代性的另一极中）要是社会情境中不存在流传广泛的社会契约，就无法用尺度来断定什么是“正确的”道德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腐败分析本身就变成腐败的了。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研究了一些更为重要的事，即在国家宪法中的作用，腐败叙事在其中功不可灭。我预想从人类学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与评价国家理论。这一视角将会集中关注意义、日常实践与表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更制度化并且以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国家研究方法外围的关注点。我试图把国家当成是文化产品，它的独特性既表现在扎根于文化的想象中，也体现在具有文化标志性的实践上。这种企图是对强烈的制度主义学派视角的一种重要纠正。制度主义学派视角会觉得，用从经济增长率到城市化水平等一连串的指标来比较不同国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旦我们发现，国家是通过叙事以及统计共同建立起来的，那么这就会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意识形态、霸权主义以及正统性的更为丰富的研究的大门。本章是更为大型的项目的一部分。从实施针对妇女儿童的发展计划，到构建“文档”以及具体化国家政策，该项目处理的是国家机构日常实践及表述的各个方面。在这里，我主要关注由政府官员自己创建的国家表述。在政府内为国家工作的人如何理解国家？官员们如何

146看待构成“国家”的各个层级、中心、会议议程以及组织机构？他们如何看待国家项目的受益人？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国家官僚机构运作方式的关键问题。官员撰写的回忆录、小说、自传和诗歌能够为我们理解国家机构提供有趣的见解。但据我所知，实际上几乎没有国家理论家涉足这一领域，也许外交历史学家除外。以腐败这一话题为例。人们可能会想，在理解腐败这一点上，还有什么能比腐败故事更好的资源吗？讲故事的人曾经最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一现象，或许甚至也牵连其中。在靠着腐败这个润滑剂运转的机器内，政府官员是必不可少的齿轮，而且他们创立了一个由反思性与启示性文本构成的大型语料库。另一方面，官僚们也许过于羞涩，不敢暴露自己或是同事非法行为的细节，又或许他们觉得这种行为太过日常，所以不予置评。比较官僚撰写的生平大事与人类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家著作中对腐败的不同表述，也许尤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腐败，并更广泛地了解国家。在本章，我对自己的一些实地调查数据、由北方邦州政府（我的实地调查是在那里进行的）的一位官员撰写的获奖小说，以及印度一位主要的社会人类学家F.G.贝利的著作进行了三角研究。这一策略可以将我在参与观察中收集到的素材与现实主义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对政府的描绘以及对经典人种志著作的人类学表述并列起来。尽管我的调查要比人种志著作与小说晚40年，并且因此我并不打算进行一项比较研究，我在其中观察到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在思考腐败叙事在各州宪法中起到的作用这个问题上还是大有益处的。工程开发在我开始实地调查后不久，有一天，我去了曼迪县的办公室，那是我进行参与观察的办公室之一。在那里，我遇到了两个之前从未见过的人。两人相对都比较年轻，一个正在勤奋地钻研办公室里的登记簿。达斯是区农村发展局聘请的一名工程师，而他的朋友乔杜里则被地区议会（潘查雅特）雇为工程师。达斯的任务是视察所有由瓦哈就业计划拨款进行工作。因此，实际上他在干的是反腐官员的活，虽然这并不是他的首要工作职责。要理解我陪着这两位工程师巡视检查的背景，就不得不提1992年初的历史时刻。印度政府用瓦哈就业计划代替了老的促进就业的计

147划。在这一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项目的拨款方式。现在，资金不再拨给官僚机构，而是直接分配到村长手中。拉吉夫·甘地曾在批准这一变动的著名声明中抱怨，因为官僚腐败，大部分发展资源流失，以至于只有不到10%的资金最终到达了目标受众手中[5]。可以想象，这一变化大大减少了地区官员的非正规收入，也导致了许多牢骚与不满。县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谴责了这项新规。他说在旧体系下，拨款直接打到地区办公室，就算他们私自截留了10卢比，每100卢比中至少还有90卢比是花在项目上的。而现在，这笔钱的开销根本就无账可查。钱到了村长手上，他想怎么处理都行。至少，在旧体系下，这笔钱不是直接给到“公众”手中。县办公室的负责人也持有类似观点。就算拉吉夫·甘地说的没错，他告诉我，至少有10%的资金还是送到了目标受众手中。可现在，用在正途上的钱连5%都不到。达斯和乔杜里谴责了瓦哈就业计划，理由是政府决定把钱直接拨给村长，但是没有让他们在任何意义上承担起责任。当发现整个项目居然没有要求做任何文书工作时，他们极为震惊：村长可以随意支配这笔钱，甚至都不用说明钱花到哪里去了。如果村长（得到村委会——由9名被推选出的村民组成——的首肯）打算建一条鹅卵石路，没有人会预先估算修路大概要花多少钱，需要多少材料等。村长拍拍脑袋就开始施工了（一旦资金用尽就停工，就算此时路只修到了半途）。达斯觉得这实际上就是在烧政府的钱。我们坐在政府标配的公务吉普里上向一个村庄进发。达斯要去那里检查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在平稳行驶了一小段距离之后，道路突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颠簸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这条路的建设工作就是由乔杜里监管的。他抱怨道，他向地区委员会申请资金补助，可是那里的负责人忙得无暇顾及这些村民利益。而在选举过程中，他们都投了他的票，而且村子里还有关照过他的朋友和亲戚。乔杜里解释说，就那条泥路的现况来说，根本撑不过雨季。我们到达的村庄中，大部分村民是贱民阶级和穆斯林。到了村庄以后，达斯询问了村长的去向，却被告知他不在村里。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他的家人也号称不知道他的行踪）。达斯去找那条新修的路。不过被问到的村民似乎不知道这件事，他们给达斯指了两个可能

148的地点。村务委员会官员一路陪同，他是负责组织村委会大会的秘书，不过他也不知道新的路要修在哪里。但是，他告诉我们村里只有400位居民，在瓦哈就业计划的首期拨款中拿到了7000卢比。达斯找到新修的路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问题。砖块放置时宽面向上，而要是又窄又深的一面朝上的话，路就会更结实，而且砖块也更不容易碎裂。（当然，宽面向上消耗的砖块数量更少，因此路的造价也就更便宜）两个工程师都抱怨了糟糕的工程质量。然后达斯要求检查村长的登记簿（他应该在上面记录各项开支）。村长的家人说不知道登记簿放在哪里。“你为什么不等等呢？”他们说，“他应该很快回来了。”这种把戏，两个工程师再清楚不过了。达斯用他最安抚的语调向村长家人保证，他不是因为怀疑项目有问题才要看登记簿的，只不过是想确定刚刚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不是项目里提到的那条而已。可村长的家人还是说不知道。既然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获，达斯和乔杜里跳上吉普，向第二个村庄进发。他们请秘书带路，可他好像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达斯挖苦他说，要是他都不知道那个村子怎么走，怎么去做村委会的会议记录（秘书回答说，他通常坐公交车走另一条路，可现在吉普车开的是一条捷径。这条路他不熟）。在村口我们遇到一个大水洼。吉普车只好在那里停下来，秘书被派去找村长。几分钟之后他回来了，说村长那天去曼迪了。达斯还是决定进行检查。这次，秘书又不清楚新修的路在哪里。达斯和乔杜里找到一条半新修半拓宽的路，然后在村子的另一边又找到一条看起来像是新修的路。达斯判断这是最近修的那条。他又一次要求查看村长的登记簿，但再一次被亲戚们挡了回来。他要求见副村长，又被告知副村长也不在。接着他又要求见村委会成员，这些人还是不知去向。秘书自己好像一个村委会成员都不认识。他告诉达斯修路花了8000卢比，而且和前一个村子比起来，这条路更长铺设得也更结实。达斯沿着砖石路走，记录下了路两头房子里住着的人的姓名。我们走的时候，乔杜里问秘书项目拨下来的钱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用在实处的。秘书回答，“你亲眼看到了，我还能说什么？”乔杜里并不打算放过他：“你肯定从里面收了不少好处，一些茶点钱（chai-paani）。”秘书说：“我只不过是这里收50卢比，那里收100卢比罢了。仅此而已”。“得了吧，”达斯插嘴道，“别跟我

149们来这套。你收了多少我不管，重要的是你觉得真正有多少钱是花在这些上的。”秘书不说话了。在回去的路上，乔杜里评论说现在的村民们都很没规矩（情况甚至差到我们得向人讨口水喝）。“村民们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不懂礼貌，什么都不太懂。”政府官员对村民的蔑视似乎得到了报应（他们并不怎么信任这些政府官员，而且明显对他们没有一点热情，就算是一个进了村子的陌生人受到的待遇都比他们好）。村民通过这种冷漠的态度，对这些为他们送来发展“福利”的政府代表表达了鄙视。那些或是围坐成一圈，或是正在打牌，或是在村子中央聊天的人，没有一个走上前来和这些官员寒暄或是帮助他们。这种态度并不是孤立或是少有的。这一点在其他场合也得到了印证，而且也是政府官员们评论的主题。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县级官员告诉我，“现在，政府官员一点也不受人尊敬。”我问他当官这些年来，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当然了！我刚来（政府机关）的时候，”他说，“要是去人们家里坐坐，和他们喝杯茶，他们会觉得是极大的荣幸。现在，除非他们觉得你能带利益，不然的话连口水都不会给你喝。”我很好奇：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告诉我是因为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了，口气中没有丝毫讽刺的意味。“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就会变得越自私（jitnaapadh.likhlaytaahai,utnaheeusmayswarthbadhjatahai）。就是因为这一点，村民才会不再尊敬政府官员的。”至于说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调查对象们通常都觉得可以追溯到刚开始发补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府开始强调它在提供社会福利中的发展作用而不是单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是镇压作用的时候。这与我们的直觉相抵触。我们回到吉普车上之后，达斯让秘书体会到了他的愤怒。“显然你根本就不来这些村子，”他说，“我要看你的日记，要记录所有（在这些村子里）工程的那部分。明天把这两个村子的记录送到我办公室。”秘书看上去很懦弱，他解释说自己住在一个很远的村子里，在这个区的另一头。达斯平静下来之后向我解释说，一共有5组工程师负责在整个区内巡视，检查在新就业计划下开展的工作。不过其他人从不下访，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在浪费时间。他说：“只有我们会定期做这些检查。”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动动腿跑跑各个村子了（他们无法把施工

150情况和计划做比较，核实是否出现了不当行为，因为村长根本不需要制订工程计划）。除了证实工程的确建设起来了，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之外，没有什么是他们可以做的，因为仅凭肉眼观察是无法确定工程造价的。只有几次，因为村长的贪污行为实在太过明目张胆，他们设法逮到了他，可他还是动用自己的政治关系逃脱了惩罚。政府要求他们进行这种视察，但他们觉得这是在浪费汽油和资源，因为视察不会有任何结果。像达斯和乔杜里这样的政府官员在努力核查村长在拨付发展资源新计划中的腐败行为时，感到非常沮丧。各级官僚机构中的政府官员在对新计划的看法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他们认为，拨付发展资源的新计划是个错误，因为村长既无学历和技术能力，也无管理技能，无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然而，这种反应并不是公正无私的。现在直接拨付到村长手上的这笔钱，之前要先经过这些官僚机构，而且一直是官员们一笔相当可观的非正规收入。一旦资源库被剥夺，发展官员就决心要挑出新就业计划的毛病。此外，一旦像达斯和乔杜里这样的官员手上不再有资源可以分配，而仅仅变成是监督和训导的工具时，村民和村官就更没有必要向他们毕恭毕敬的了。位居发展金字塔上层的官员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值得羡慕的地位，他们需要监督像村长以及村务委员会秘书这类手里控制的资源比自己还要多的人。我在这里详尽展示了两位政府官员的行为与言论，目的是体现腐败、对腐败的猜疑以及有关腐败的故事是如何促成官员自己对政府的认识的。请注意，我并没有提到任何收受贿赂的事件，也没有作为目击证人记录下资金的滥用情况，或是别人对自己滥用政府特权的表述。唯一承认自己有受贿行为的是秘书，不过他自称收取的非法资金金额微不足道，根本不能被用来当作是印度农村政府施政能力危机的一种证据。尽管缺少任何有关腐败行为的真凭实据，或者说就是因为这样，任何有关方面都可以随意利用腐败叙事。显然，被剥夺了资源的发展官员始终会借用的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村长与秘书联手腐败而导致发展资金被滥用。这种有关腐败、无能以及管理不善的故事在一遍遍的重复中获得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故事是通像前文描述的那种视察来得到实证的。鉴于这种腐败叙事，工程师们所见到的建了一半的道路就说得通了（这些视察加强并证实了一个情节早已设定好的故事）。很明显，他们把村长家人拒绝配合交出登记簿的行为诠释成是企图在掩盖滥用政

151府资金行为的进一步证据。即便是他们与其他政府官员（如秘书）间的关系，也会因为怀疑他挪用资金而受到影响。尽管腐败叙事相对独立于腐败行为而存在，并且拥有自己的生命与功效，但是离开了腐败实践，它们就无法独立发挥作用。任何具体行为都能够被安插到不同的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腐败叙事中。例如，尽管有关村长的腐败故事在政府官员与村民间广为流传，但人们对于瓦哈就业计划是否成功的评价却不尽相同。很多村民，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埋怨说，它至少比前一项政策要好，因为原先的计划只是填满了那些更有能力为自己从资金里吸钱的官员的腰包。村长不了解官僚程序，而且会对村民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因为下次竞选还得靠他们投票。这至少保证了村长花在村里的钱比以往官员都要多。而且因为现在资金直接拨到每个村庄，这就意味着无法再将钱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的村庄转拨到那些有权势官员家里所在的地方。因而，人们可以调用不同的，并且相互矛盾的叙事来解释村长的行为。我听说有个村长利用村庄外围正在开凿运河的机会，以象征性的费用将几大卡车的沙砾运到了村里。这帮助公司卸下了处理废料的责任，而且也保证了村长能够以低成本来修建砖石道路。道路建成之后，他说这些沙砾都是从附近的城市以市场价购入的，并由此把差价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这算是一个地方企业运作的例子还是一个腐败的案例呢？讲故事的是一个政府官员，他显然借此来批评新就业计划运转中出现的问题。不过会不会有村民认为这位村长极具效率？他利用一个现成的机会——几乎是免费的沙砾——把路修好了。这种机会要是摆在政府部门面前就会被白白浪费掉。在下一节中，我将会把来自实地调查中的腐败叙述作用的描述与另两个资料并列起来。一个是前官僚人士出版的小说，另一个则是印度最著名的政治人类学家所撰写的经典人种志著作。官员所著小说及现实主义人类学的表述我打算首先分析的小说《法律的旋律》（RaagDarbari）的作者是印度行政服务局的前官员。在我看来，这是政府官员所著的反映后殖民主义时期印度现状的小说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作品之一。其次要研究的是印度最重要的政治人类学家之一F.G.贝利的著作《政治与社会变化：1959年的奥利萨邦》。

152这两本书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以20世纪50年代末的印度为蓝本。贝利的标题很不寻常，因为他不像很多结构功能主义者惯常做的那样，仅仅是构建一幅有关“传统”社会的永恒画卷，而是精心注明了具体的研究时间：他谈的是1959年的奥里萨邦。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所观察的社会正处于急速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贝利从人种志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变化，尤其是一种新的管理形式——政党和民主选举——是如何与现有的村庄及当地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法律的旋律》这一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并未言明，但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以及引入北方邦农村的新政府项目可以明确把时间确定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两本书都描述了“落后”地区：《法律的旋律》把场景设定在北方邦东部，而《政治与社会变化》则描写了一个叫毕兹帕拉的小村落。它现今位于声名狼藉的国会选区卡拉罕，那是饥饿致死以及后殖民主义时代印度发展计划失败的终极表现的同义词。在书中所述事件发生后不久，贝利于1963年出版了这本书。《法律的旋律》在1968年以印度语首次出版，并于1970年获得挲诃德耶学院奖，自此之后成为一本畅销书[6]。《法律的旋律》这部作品对政治以及印度农村政府的洞察力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这本书一样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清晰的大乡村与小县城的画面，在那些地方大部分印度农民与“国家”产生了冲突。作者施里拉·舒克拉1925年出生在勒克瑙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并供职于北方邦省级部门，后来进入了印度行政服务局，主要派驻在勒克瑙附近工作。小说发生在北方邦东部一个相当大的村落，施巴根杰。哼唱的旋律（Raag，即《法律的旋律》中“旋律”一词）指的是当地领导人瓦伊达吉在法庭上（darbar）策划的计划。他是一名职业阿育吠陀医师[7]，但其真正的职业是管理村中农户的合作社以及当地的大学，而且在整个小说中，他还试图获取村委会或是村务委员会的控制权。对“法庭”一词的使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舒克拉显然想暗示，现代国家机构已经在印度农村产生了新的统治阶层。瓦伊达通过这些机构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并表现得极度公正与超然，就好像他完全蔑视自己为了控制村里的机构而采用的暴力高压手段，而且好像在每个场合他都有一套甘地主义的说辞。尽管小说并不是从任何角色的视角来讲述的，但松散的情节还是与瓦伊达吉的外甥兰格纳特的到来有关。兰格纳特是城里历史系的研究生（确切地说他的专业应该是印度

153学）。显然，这个角色的谈吐举止代表了小说受过教育的城市读者的风范。他对乡村生活逐渐了解，并对其不再抱有幻想，这些在小说中都有详细描述。不过小说并没有对他表示同情，反而向读者表明，他之所以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事件表现出厌恶，是因为他缺乏与农村世界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书本知识与他花费毕生精力追求的东西毫不相干。舒克拉描绘了一幅画卷，在这其中政府机构整体渗透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施巴根杰虚构的世界里没有浪漫主义的空间（但凡相信“真正的印度”存在于它的乡村，相信在糟糕的大型现代机构到来前，那里是和谐与合作典范的人读完这部小说都会很快从梦中惊醒）。舒克拉刻画了一个充斥着对所有机构与传统冷嘲热讽的世界，而且他一点也没有吝啬自己无礼的智慧。我将会关注两本书对腐败的表达，尤其是选举过程中的腐败。在印度人类学研究中，过去30年间对选举、选举产生的机构以及正式政治领域的研究急剧减少[8]。我发现，这与对国家官僚机构及非民选政府官员的忽视一道，在学者关注的焦点与村民关心的内容间形成了巨大差距。与学术文献形成对比的是，不仅是那些在《法律的旋律》所代表的乡村中无处不在的公务员，连国家机构也以复杂的方式交织进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他们生活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受到了政府官僚机构的影响。也许小说里的几个例子有助于证明这一点。瓦伊达吉是村民合作社的经理，那是个监守自盗的人。监督员拉姆·斯瓦鲁普是瓦伊达吉一个关系很亲近的下属。他将两辆卡车开到货仓，把仓库里准备卖给农民的小麦装满了车。大家都以为他会把车开到5英里（注：1英里≈1.61千米）外合作社的另一个仓库，可实际上这些小麦被拉到城里的谷物市场，以几千卢比的价格卖掉了。拉姆·斯瓦鲁普随后就失踪了。说来也怪，瓦伊达吉对这种监守自盗行为的反应居然是如释重负。然而，他的推理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合作社里从没出过欺诈的事，所以人们就开始怀疑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说自己是诚实的人了。有人监守自盗，而我们没有对此隐瞒。事情一出来我们就承认了……扎在肉里的一根刺拔掉了。然后合作社通过了一项决议，即政府应该对他们损失的8000卢比加以赔偿。瓦伊达吉的城里外甥兰格纳特对此无法理解：“这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合作社监督员吞掉了这批小麦，而你们想让政府赔偿损失？”瓦伊达吉回答说：“不然还有谁会给我们钱？”他们通知警

154察，监督员逃匿了，“如果政府想让我们合作社维持下去，继续为人民谋福利的话，就得赔偿我们的损失。不然的话，合作社就会垮掉的。”村合作社、以村务委员会形式出现的民主治理和教育机构是前两个5年计划中，印度农村实现结构化转型的三个关键性机构。当时，中央政府依靠机构改革，而不是新的投资来刺激农业增长。因此，瓦伊达吉在对政府提出诉求之前，是精明算计过这个在村民生活中的关键机构的重要性的。正是这些机构——村合作社、村务委员会和当地的大学——的选举构成了《法律的旋律》中关键的戏剧化元素。随着“现代”政治过程出现在印度农村，一种新型政治产物应运而生。如果更仔细地关注贝利对其的描述，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瓦伊达吉在施巴根杰的地位。贝利对比了奥里萨邦的两个村落，并发现新出现的两种不同形式的经纪人正在崛起。毕兹帕拉位于奥里萨邦一个“落后”的地区。它是一个有着很强道德共同体的“孤立的”村庄。他们显然不信任“外人”，对他们持有怀疑态度。毕兹帕拉的传统首领是无法参与政府官员和项目的运作方式及其逻辑的。因此，他们需要依靠一个经纪人，一个对官僚机构运作方式了如指掌的人，来帮助他们有效地代表村民利益。经纪人是一个能够“反抗官员”的人，一个在城市政客与官员间拥有恰当关系网的人。贝利解释道，在一个像毕兹帕拉这样的“传统”村庄，经纪人手握大权却没有合法地位，无法得到村民与官员的信任。原因就是他们需要调和与转化两种互不相容、也许甚至是无法比较的道德世界。在像毕兹帕拉这样的村庄当经纪人，就像是在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医疗服务。他们经常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调解村民与像行政机构、警察局、医院或是法院等门类齐全的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贝利也向我们展示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莫汉普尔的例子。那是一个位于克塔克外围的城市村落。与毕兹帕拉不同，莫汉普尔是一个“融合的”村庄，村里没有独立的政治生活，因为那里的大部分居民都参与到了克塔克市以及奥里萨邦的政治中。但是，贝利认为，莫汉普尔因此并不仅仅是克塔克的郊区，它还拥有自己的道德共同体。鉴于几十名莫汉普尔居民受雇于政府机关和官僚组织，当同村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就能帮得上忙。因而，这里出现了大量专业经纪人，他们在官僚机构的某个特定部门有门路，并且在这方面知识丰富（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点，这里就不需要那些业务全面、能够和所有政府办公室打交道的经纪人）。

155施巴根杰这个《法律的旋律》中虚构出来的北方邦东部村庄，既不像毕兹帕拉那样孤立，也没有莫汉普尔那么融合，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瓦伊达吉是村子里的经纪人，他需要在村庄与官场间调停。不过他是靠控制主要的村庄机构来做到的。不幸的是，贝利并没有对当地政治进行细致分析，因为他主要关注的是国家选举对乡村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们对选举结果的反应。在《法律的旋律》中，我们会发现国家官僚机构与村庄机构间的联系推动，或是重新推动了村庄政治。例如，瓦伊达吉突然对村委会表现出了兴趣，而之前他一直认为那份工作会降低他的身份。个中原因就是他在报纸上读到了让他感兴趣的新闻，上面报道了总理的讲话：只有在学校、合作委员会以及村务委员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改善乡村”……突然，瓦伊达吉意识到，他正通过村合作社和大学为村庄的改善做贡献，而村务委员会则完全在自己掌控之外。“啊哈！”他一定在想，“所以施巴根杰才没有得到适当的改善。我怎么没早点意识到呢？”不与外部世界脱轨的习惯使瓦伊达吉意识到，也许全新的发展规划需要将村委会的复苏作为政府举措的基石来将民主推广到基层。尽管贝利对孤立的村庄（毕兹帕拉）及融合的村庄（莫汉普尔）的典型描绘能帮助我们洞察国家及国内政治与乡村生活间的联系，但我们还是无法清楚了解到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贝利在书中几度提及了愤世嫉俗，而这两个村庄的人都带着这种情绪来看待国家及国内政治。在《法律的旋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施巴根杰人无法支配发展心理学和民族主义话语。瓦伊达吉为自己认可或践行的非法行为准备了一套甘地主义的言辞。同样，人们认为领导人和官僚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利用这些话语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在公务员到施巴根杰参观及视察期间变得尤为明显。政客和官员如此频繁拜访施巴根杰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城镇很近，而且位于主干道上。每年这个时候，就会涌入大批领导和人民公仆。他们都很关心施巴根杰的发展，并会因此发表致辞。对村民来说，这些致辞尤为有趣。从一开始，演讲者就认定听众是一群傻子，而听众也坚信演讲者是一堆呆子。本着相互尊重的态度，村民们聆听了每个人的讲话。演讲者们都在试图说服他们相信印度是一个农业化国家，这些人言辞巧妙地证实自己观点，并敦促他们为国家的发展种植出更多的粮食。演讲中缺失的内容全都通过宣传运动补齐了……例如，现在的问题是印度是一个农业化国家，但农民却仅仅因为任性不愿种植更多的粮食。解决办法就是增加针对农民的演讲的数量，向他们显现各种诱人画卷。这些会劝告他们，

156如果他们不愿为自己种植更多粮食的话，那么为了国家他们也必须这么做……演讲与海报双管齐下，对农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便是头脑最简单的种植户也开始觉得十有八九这整场运动居心叵测。一则广告……展示了一个包着头巾的健康农民，耳挂耳环，身穿棉袄，正用一把镰刀收割小麦。一个女人站在他身后，对自己很是满意（她笑起来的样子就像是农业部官员）。图片上下用印度语和英文写着——“种更多的粮食”。不论施巴根杰与贝利“融合”村庄的模型有多么接近，村民与国家官员之间还是横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不是因为他们对政府机构或是官员不熟，相反，这是因为当官员真正接触到村民时，双方对这种交流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在像贝利等社会人类学家的作品里丝毫没有感受到的正是这种误解以及误读。结论尽管试图在舒克拉的个人经历与《法律的旋律》的角色及情节间建立起过于紧密的联系也许是一个错误，但显然，如果不是在官僚机构中有过一辈子的参与观察经历，他是不可能对印度农村国家机构的运作做出无与伦比的见解的。与我能想到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家的著作相比，舒克拉的小说更能向我们提供一种诙谐并且有洞察力的理解，帮助我们了解国家机构的日常实践、有关各方的利益、地位各不相同的角色为实现不同目的创造性地使用民族主义及发展心理学话语，以及对于不同主题是如何占据国家并被其质问的一种巧妙架构的感觉。在讥讽语调的背后，读者能够感受到愤怒，尤其是读到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兰加尔的遭遇时。他代表了遭到所有国家分支机构虐待的遵纪守法的门外汉。舒克拉对印度农村的描绘与专业人类学家所写的人种志研究很少有相似之处，尤其是涉及乡村生活与国家项目间的关系时。这一分析对系统提出国家理论，尤其是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暗示？最重要的理论点就是我们需要从日常实践以及表述传播的角度来理解国家。这里的难题是为什么文化对于国家理论而言几乎不重要。尽管历史与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将世界各个部分分割开来，全世界民族国家采用的制度形式惊人地一致[9]。这一点没有人会质疑。但是一种重点关注制度形式、发展潜能以及组织结构的方法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即国家对于生

157活在其中或是受到国家质问的人民而言意味着什么。国家，与民族一样，只有通过表述，通过表意实践才能被人们加以想象（对制度而言，这种表述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其构成要素）。考虑到这一点，日常实践研究以及对构成特定国家的表述传播的研究也许不仅能揭示它们意味着什么，而且可以解释它是通过何种方式，向谁，并在何种环境下产生意义的。文件、命令、备忘录、统计、报告、请愿、视察、就职和调任、官僚机构的单调例程以及官僚与公民的相遇等内容的实体性是国家意义得以构成的素材。这些日常工作极少与在国家研究中日益壮大的研究主题，如国家领导人的阴谋、主要政策的转变、政权更迭或是国家官员的阶级基础等，进行对比研究。本章对以南亚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也有启示作用。众多腐败研究的经典文献都来自南亚研究这一领域。20世纪50年代，尼赫鲁及规划委员会推行了快速经济发展的政策，希望农村地区的制度改革能够释放出生产力。因此，政府寄希望于把土地改革、社区发展与乡村合作社当成是在不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实质性新投资的前提下提高产量的机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整整一代人类学家对乡村治理及国家制度进行了复杂系统的研究，重点关注随着民主政策常规化而出现的政治代理人的新形式。贝利的著作就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不过也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人类学家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做着类似研究：伯纳德·科恩、奥斯卡·路易斯、艾德里安·迈耶、D.F.米勒、拉尔夫·尼古拉斯以及莫里斯·奥普勒等就是其中的几位。如果村务委员会被当成是基层民主工具来加以复兴，如果合作社与社区发展规划能够使印度农村发生转型，那么当时的政治体制会是什么样子？它又会如何改变或应对这些新的计划？尼赫鲁式的憧憬把这些社会工程规划预想成是印度农村转型的关键，但由于腐败，许多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失败了。如果要为印度发展事业的失败找一个理由的话，那一定就是传统“陈旧”的官员行为体系的残留，因为它使赠礼转变成了贿赂，并让人觉得这是合法的。腐败经常被比喻成是政治体中的恶性肿瘤[10]。研究基层政治过程的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单就腐败定义这一问题就已极其困难，更不用说是根治腐败了，他们从而将许多宏观理论家提出的老一套的解决方案复杂化。贝利找到的那些在

158政府官员与村民间进行调停，并收取一定费用的经纪人是腐败体系的一部分吗？还是说他是一种合法的服务商，近似于带领委托人走过各项法律程序的律师？民主选举、政党以及一个民主政治参与的常规体系加深了其影响程度，因而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它们开始慢慢影响印度农村更贫穷、种姓更低的人民的生活。尤其是90年代初，通过村务委员会统治的复兴，村落民主治理的理念得以重构，同时新的财政资源被分配到村委会，随之逐渐改变了农村公民与国家间的关系，并且深化了处于种姓及阶层间变化关系中的民主承诺。这两者都以全新的方式在上演。贱民政党或是低种姓组织，如印度大众社会党，之所以能在国家层面获得成功，是因为乡村低种姓居民的觉悟发生了进展缓慢但却极为重要的转变。这引发了有关腐败的话语以及腐败话语本身的革新与重振。高种姓农村居民经常把腐败的产生解释为贱民崛起（尤其是在官僚机构中）的“自然结果”。这种观点认为，“腐败”是在那些本质上就不适宜当管理阶层的人身上进行权力投资的结果[11]。另一方面，低种姓组织为像拉鲁·普拉萨德·亚达夫（亚达夫政府陷入了大宗饲料骗局的丑闻）以及具有超凡魅力的前北方邦首席部长玛雅瓦蒂（玛雅瓦蒂将政府大笔经费花在对贱民具有伟大象征意义的项目上）提供了有力支持。腐败因而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在国家能够并将会做什么，以及官僚将会如何应对公民需求这些问题上，腐败叙事能够帮助人们塑造对其的期待。随之而来的一个政策上的意义就是国内外改革者都需要思考以下内容：改变针对官僚的激励措施，使他们不再因受诱惑而去私下调拨分配给穷人的资源。仅仅呼吁上层政治机构提高透明度是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需要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话，那么需要做的关键性工作不仅仅是制度改革，还必须包括思想工作在内[12]。【注释】[1]感谢罗伯特·罗林斯为研究提供的帮助。本章是为2002年6月21日在伦敦金史密斯学院举办的“从人类学视角理解腐败”的研讨会所撰写的。后续修改版本先

159后于2003年4月28日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以及2003年8月30日在维也纳大学举办的以“机构、权利话语和集体表征”为主题的苏格拉底研讨会上宣读。感谢所有参与这些活动的同事们为本章做出的评论与提出的问题。[2]20世纪80年代末巴蒂的成功催生了许多电视节目，包括他自己讽刺挖苦高等教育系统的作品，以及人气系列节目《办公室》。[3]关于这些社会实践重复性的想法，我尤其参考了巴特勒和布尔迪厄的著作。语言重复性与社会重复性的交织是他们对不平等关系（通常是偶发性的）再生现象的理解核心。尽管他们的著作取得了重要进步，但对于理解想象中的政府及其叙事而言，尤其是在腐败方面，需要探索的内容还有很多。[4]少数几位在这个方向上做出颇有前途的研究的学者有帕瓦拉拉、维斯瓦纳坦和赛西以及帕里。[5]拉吉夫·甘地的指控也得到了社会科学家的支持。例如，罗伯特·韦德详细叙述了买卖官职的“市场”与非法收入的系统性官僚性挪用之间的联合是如何拖慢了印度的发展。对任何想要证实腐败具体程度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尽管大家可能都知道存在腐败现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腐败又都是难以察觉的。如果不能测量出腐败发生的频率，政府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一样，都会参与到由叙事所武断决定的领域中去。[6]1992年企鹅出版社印度分社出版了吉莉安·赖特翻译的英文译本，我在本章对该书的引用都出自这个英译版。[7]译者注：阿育吠陀指的是印度传统医学。[8]这里，我用的是狭义上的“政治”，即像投票、竞选活动以及参与政府机构等正式的政治过程。人类学一直以来就极为关注现象政治学，例如公共冲突、基层环境或反全球化运动、获取住房的城市运动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管理性等。并不是说学者们忽视了像农民运动、低种姓运动，或是对村庄领导地位的竞争，所有这些都涉及对正式政治过程的研究。具体例子有沃德利、杰弗里、米凯卢蒂、狄潘卡·古普塔以及像巴苏和科利、钱德拉和杰弗罗劳特等政治学家的作品。尽管单从数量上来说，这些著作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见解，但与之前几十年的出版物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9]在梅耶等人的社会学著作中已经对国家制度形式的相似之处进行了大量研究。[10]凑巧得很，尼赫鲁自己就是因为容忍“腐败”，不严惩腐败官员，因而造成国家“软弱”才饱受诟病，而贿赂形式体制化被认为是现今印度官僚机构麻烦的根源。[11]当然，这种言论很容易就忽视了一点，即大部分政客，尤其是大多数官僚，仍旧来自高种姓阶层。[12]像英迪拉·甘地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不过他们既不想也没有办法兑现承诺。更多电子书访问：www.j9p.com

1609.“这儿的人全都是腐败的”：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的故事（德）多尔勒·德拉克多尔勒·德拉克（DorleDracklé）：德国不莱梅大学社会人类学与跨文化研究教授。在葡萄牙进行的实地考察重点研究精英、腐败、经济与欧盟。研究兴趣还包括媒体、科技研究、经济、政治和政策以及人类学教学。最新著作有：《危机修辞：葡萄牙南部的政治文化诗学、官僚体制与虚拟经济研究》《欧洲社会人类学教育的现行政策与实践》《欧洲社会人类学的教育历史》《死亡影像》等。发表各类论文，尤其是媒体人类学、多元文化媒体、生命历程及自杀等领域的论文。“这儿的人全都是腐败的！”在我的实地调查中，一旦话题转到政治和地方经济上，就经常能听到这种或是与之类似的观点。此外，在咖啡馆、酒吧、主要广场和政治集会里稀松平常的对话中，每个人几乎都认可腐败是阿连特茹最大的祸患。只要把腐败描述成是无处不在、不可控制并且极度危险的，说话人就总能将自己定位成腐败的受害者，遭受政客、官僚、警察以及商人欺诈的受害者。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上，自然而然就能从涉嫌腐败活动的猜疑解脱出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都在阿连特茹南部的奥德米拉镇与奥德米拉地区进行政治、官僚机构以及当地经济观念的实地研究。当时，因为葡萄牙加入了欧盟，所有这些地区都被迫转型。奥德米拉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城镇，以高度发达的官僚机构为特征（所有重要的国家及地方行政机构、学校、银行以及医疗护理机构的地区总部都设在那里。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片广阔农业腹地以及发展缓慢的滨海旅游业的经济中心。人们每天前往地区首府开展商业活动与购物。由于公共交通状况很糟糕，相当多的人一整天都在路上奔波。在奥德米拉，每个人都在满足别人的需求：居住在城市外围散居点的年老贫穷的农民在农业部分局申请欧盟补贴。工人在寻找工作机会，农产实业家需要为新建一座侧楼申请许可证，附近村庄售卖奶酪和蛋糕的商人在学校综合体前摆摊设点，来自首都的专家为一个欧盟项目书撰写意见，企业和公共行政机构的所有当地雇员上班工作。身处这样一个由

161众多行政部门与人类需求构成的迷宫之中，人们自然会深切地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它来自于强制性的快速变革，并且被认为是一场“危机”（德拉克在新闻中如是说），一种根本性的不安全感。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听到了调查对象讲述的有关腐败的故事。其中有牵扯到葡萄牙财政部长见不得光的阿连特茹房地产交易的故事，有来自邻近城镇的年轻农民因无法偿还欧盟分期贷款而自杀的故事——据称他用这笔钱买了很多吉普车和其他奢侈品。这些故事讲的都是官员、农民和商人揩公家油的事。每个人都指责别人从公款中截了一部分留给自己。在这一章，我将会做奥德米拉区腐败的诗学与政治学研究。我认为腐败是一种话语路径，一种修辞手法，可以被用来理解世界、日常生活、人与人间的关系，以及政治与权力。探寻身处问题之中的故事讲述者将自己置于何种位置以及他在其中的作用等都将是很有趣的事。因此，出现了各种脆弱关系的格局，它们将自己转变成更大的单位、国家、欧盟，转变成想象中依据抽象规则运作的社区。阿连特茹的居民与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觉得这些规则是无法理解但又无所不能的。可即便这些卡夫卡式的权力结构受到了谴责，它们仍然可以提供这样或那样阿连特茹人很乐意加以利用的机会。他对这些不同之处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该体系中的地位：他是从官僚机构成员的角度还是从外人的立场说话，这会产生很大的不同。腐败与不安全与所有腐败研究一样，我的研究也不可能列出准确数字，例如腐败程度是多少。也不可能用经得起实证审查的方式来记录腐败案件。毕竟，我可不是去阿连特茹当人类学间谍，并且最终任务是揭露那里人民的真面目，证明所有葡萄牙人都是贪污腐败的，或者说就算不是全部，那么与某个国家相比，它仍旧高了百分之多少——并在最后和德国进行比较。腐败研究中数据可靠性的难题是得到公认的，并且这肯定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到目前为止一直以极为迟疑的态度处理腐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腐败案例中，我们主要处理的只能是“软数据”。人们在采访中会对自己或是亲属、同事和朋友的经历发表看法。偶尔，甚至我们自己也会牵涉到更小的腐败事件中——例如，用贿赂来安抚交警。但

162是，大多数案例都是二手报告，在法庭上是不会被接纳的，也就是说，甚至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能写明某某某做了这个或那个，因为道德原则禁止这么做。同时，毫无疑问的是，腐败能产生真正可怕的后果。从理论角度来看，揭发腐败事件可不是腐败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目的。相反，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与腐败发生的行为背景相关的问题，与人和牵涉其中的复杂关系网相关的问题，总而言之，就是腐败实践在当地关系与城际关系的构成中的重要性。最后则是关于由特定的当地环境所赋予的腐败观念的意义——不论这些应该属于社会科学家研究的范畴还是某个做了超区域引用的特定地区案例的范畴。它也是一个有关这些概念能否互译的问题——以及这种翻译过程是如何体现在人类学研究中的[1]。因此，弄清对方说“这儿的人全都是腐败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且理解对话会如何继续下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例如，他继续说道：“你说说，为什么不去研究德国？”这个问题问得好，特别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德国因违规使用欧盟补贴来支持其造船业而声名狼藉，同时国有财产托管局进行了一系列奇怪的金融交易操作，击垮了东德经济。这种极不道德的行径也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说这句话的人很精明。当发现自己处于弱势时（腐败总会遭人鄙视，并使讲话人及其国家处于不利地位），拖人下水永远是一步好棋。德国人不也全都是腐败的吗？我的采访搭档对这些事嗅觉灵敏。我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只是顺便问问这些补贴下落的研究当地政治及官僚机构的研究员吗？在和采访对象的谈话中，我迅速摒弃了这种方式。在我写完项目报告，从项目资助机构德国研究委员会收到一封评价信——这实属罕见——的时候才又想起它来。信上敦促我将研究报告提供给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在我就研究工作向全系做了报告之后，有同事问我——笑着但又很严肃——“为什么不在我们系做调查呢？没必要跑到葡萄牙去研究腐败！”不论在小事上还是在大排场的事件上，腐败的平常性以及正常性是这种现象最大的特色。腐败是一种日常现象，这可能是为什么社会人类学家极少注意到它的进一步原因[2]。不论是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腐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官僚政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

163总的来说，也是制度、集体，以及人类关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一种现象，但凡正式或非正式网络形成时，腐败就会出现。腐败的产生与这些网络是否在一种明确的机构文化中、在各种行政体系中、在或强或弱的国家结构中，或是在跨国组织与国际贸易中根深蒂固无关[3]。尽管葡萄牙的腐败丑闻发生在政治及经济领域，其公共话语几乎完全由行政管理与政治领域的腐败故事塑造而成。官僚单位在葡萄牙南部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与每个中央集权国家一样，它们历来坚定地把面向的对象扩展到地方机构之外，延伸到地区及国家首都，而现在日益向布鲁塞尔靠近，因为那里是欧洲补贴的聚宝盆，也是聚集周边权利的中心。行政机构在各种不透明的级别上出现分裂，责任、任命与财政及行政资源的领域变得模糊，这些都是奥德米拉居民的日常经验。此外，他们还受到了一种确实存在的不确定与不安全感的困扰，觉得自己始终生活在危机世界中——例如，他们觉得自己被在欧盟影响下发生的经济条件的快速转换所遗弃，并对此无能为力。人们也许不会谈及官僚机构导致的“冷漠的生产”，而是会在腐败的情况下继续从“不安全感的生产”及其相应愿望与超越不安全感的尝试出发。在这方面，腐败的祝福与诅咒是高度矛盾的：如果一个人能通过人脉与关系确保获得一项交易，那另一个就会因自己缺乏资金、信息与关系而感觉受到了威胁。腐败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腐败大戏只会按照人们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及对其的表述形式而拉开大幕。这种不安全感完全没有可衡量的指标（它是所有人类群体的结构组件）。作为社会人类学家，我关心的是如何保留这些广为流传的、人们相互谈论的以及讲述给我听的故事的复杂性。这些详述了某些具体事件的故事与脱离语境的数据相符。数据证实了葡萄牙的确具有相对较高的腐败指数。这些数据也依赖于访谈，并将某种相关性告之我们。透明国际在葡萄牙报纸的协助下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葡萄牙人认为地方行政单位是最腐败的——仅次于体育组织。这与我的研究结果一致。不过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行政单位中发生了什么？奥德米拉的地方行政机构出了什么问题？当我的调查者认为他们全都是腐败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情绪是针对谁的？算是哪种话语？地方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如何看待这种评价？厕所钥匙哲学

164本章开篇引用的句子——“这儿的人全都是腐败的”——是在谈论到当地的地区行政机构（市议会）时说的，它有个小限制：“市议会的人全都是腐败的！”甚至连国家媒体都抱怨说区主席表现得就像是各省的王子一样。贪污贿赂、徇私舞弊以及一般的唯利是图在某些部门极为猖獗，官员们私自截留公共资金、将金融收益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亲戚以及同事——所有这些腐败形式都是人们在谈到奥德米拉的地区行政机构时经常讨论的话题。公民之间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被官员拒绝或是歧视的经历，并用自己的方式对其加以解释。在这一点上，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官员们把一部分业务“藏到了抽屉里”。不过，这指的是极为常见但又无法证实的一种做法，即把文件、申请书以及信件等塞进抽屉不闻不问。这可以保证申请人只要付钱或是认识一个能找到关系替他说好话的人就可以终止延长业务。把东西“藏进抽屉”这个表述很好地描述了1991年11月在奥德米拉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一名在地方法院工作了20年的司法部官员因犯下藏匿文件、延长审判以及为各色人等大开方便之门的罪行而受到审判。新来的法官（在葡萄牙地方法院，法官每2年到4年轮转一次）精力充沛地处理这些陈年未决的案件时，它们才得以继续进行下去。他发现有些案子甚至被压了20年。对这些案件进行回顾就造成了这位备受谴责的法官因各项罪名而获刑。这类故事也涉及那些在地方行政部门久居高位的官员。当公民去他们当中的一个那里咨询不同项目进展的时候，他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快了”，而永远不会是已经好了。这种现象事出有因。有条规矩允许官员代表政府当局从事有利可图的兼职，例如卖公证书。不过由于每月这种委任的数量有限，一旦份额用完，他们就会告诉客户下个月就能轮到——他们可不想让客源流失到竞争对手那里。自然，手上的任务越积越多，就耽误了整个流程，除非你能找到人走后门。腐败的问题也会集中在官方监察员身上。传言中这些人唯利是图的情况几乎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你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到有关区政府建筑师、建筑监理员、农业局负责发放补贴的监督员、兽医、国家公园守林人的腐败故事——事实上，它涵盖了所有活跃在监管职位上的人。公民们受到自身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经历的影响，又因始终不了解自己的法律权力而苦恼，因此可以理解，他们开始怀疑所有行政程序以及议会雇员腐败了。

165奥德米拉地区的居民对地方行政部门的臃肿深感失望。区主席茹斯蒂诺·桑托斯对中央行政当局也有类似感受。奥德米拉公民以及他们的区主席都觉得自己是官僚主义程序的受害者。他们抱怨虚假承诺、缺乏公正、进展缓慢、从未查清过腐败。同时他们也存着一丝希望，希望当局能够具备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希望能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权力能为每个人做出公正、合理、清廉的决定。一旦这种希望常常落空，最后就会形成社会冷漠的氛围。区主席茹斯蒂诺·桑托斯首先在各个行政机构负责任的人身上看到了这种氛围。他管这些人叫官僚，并且用他的措辞和语调让他们知道，自己对他们不赞许。他说，官僚作风是葡萄牙最大的不幸。为了申请建设一幢大厦，他必须要咨询23个综合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是既要这个材料，又要那个材料。所以人们在拉开办事处大门前就一定已经觉得落败了。核查他们文件的人很乐意为别人找麻烦，因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少做一些事。或者说看到别人失败，他们内心会很高兴。茹斯蒂诺·桑托斯：看，整个官僚体制的设置就是为了阻碍所有进程的。我们区经济发展的真正障碍就是官僚主义，各个级别都一样。请原谅，我打算……嗯，我可以把这个叫成是拿着厕所钥匙人的哲学吗？是的，他甚至可能是那个级别最低的人（人们都说管理厕所的官员是整个系统的最底层）。可他管着厕所的钥匙。然后我去他那里，想要小便……于是我跟他说：我想小便。他甩过来一句：你有小便许可证吗？不，我没有——可我不需要许可证！哦，你需要的，还要这个和这个，只有这些都齐了……然后，他说，你就可以去厕所了。可是我已经不需要再去了，我已经尿湿裤子了。在我最大的不幸中，他感受到了他完全的权力。这就是现今仍旧决定我们公共行政机构的哲学。议会里也是这样。地方政府也是一样，还是有这样的人。解决办法吗？人们心态的改变是必须的，因为成为一名公务员，在社会阶梯中就有个好位置。根本问题，我想，是心态。

166什么是“心态”？这位区主席是葡萄牙著名的新生代的代表，是标志着1974年革命后所带来的变化的这一代政客（尤其在葡萄牙南部与阿连特茹）。他支持打破等同于法西斯独裁的专制统治。尤其从阿连特茹“红色市政厅”的角度反对浮夸拖沓的官僚作风（反对中央政府的官僚权威）。“仍旧是萨拉查[4]，他还在葡萄牙系统里”，竞选区委员的过程中，反对派社会党的一名成员在抱怨时愤怒地大叫。中央政府干脆拒绝转交欧盟拨付的款项，导致奥德米拉被迫寻求高昂的贷款。“高层们”都用这些钱干什么了？官僚制度在自身的不合理性中长久存在，对于这种不合理性，我们无法做出解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办法了。对于一个因地区经济极度不发达，许多居民社会状况糟糕而急需资金支持的地方行政机构来说，人民的福祉有赖于上层领导，即区主席。他因权力广泛而被人称为是省级的王子。如果他能为选区从中央行政部门要到些什么，那么资源大门就此打开（如果不能，要悲叹的事还不止这些）。茹斯蒂诺·桑托斯说，一个区主席需要有这方面的天分，还要接受过一定教育——背景、家庭关系以及知晓如何接触到里斯本的高级官员都将是宝贵优势。很多协商都在国家部委里与行政主管们进行（在部里的长走廊中，那条有很多门路的著名走廊中进行）。重点就是要能敲开其中的一两扇门。通往里斯本权力杠杆的道路是极为个人化的。如果与负责的官员关系很好，事情就能迅速处理并通过。中央机构雇员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熟人与助理的关系网、一种眨眼瞬间的约定。借助于这种非正式网络来联络中央机构官员，是想要实现自己目的的地方当局手中最重要的工具。据茹斯蒂诺·桑托斯说，如果拒绝附和这种治理的政治策略——与朋友、熟人、调停者联络感情，就会被认为是个古怪的人。“在葡萄牙”，他对我解释说，“这就叫amiguismo”。这个词无法翻译（最接近的可能就是类似“多个朋友好办事”之类的了）。也许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安排“腐败”的意味更小，反倒更像是一种受制于常识的自我保护。只有欠考虑的人才会依赖官方渠道和行政机构的法律诡计来实现急需得到的结果。你不可能发现任何能够证明裙带关系制度化的线索，因为不会出现任何作为对这些服务与恩惠的回报的金钱交易。这些关系一直不确定（结果也是如此）。只有在相互往来与义务的关系网中才能找到这种帮助（只有在这里才能在不确定性，在永

167久的危机中找到稳定性）。权力的地位始终在蔓延。谁有权力加速项目进展？例如，在新米尔弗特斯镇扩建港口？小镇已经为之奋斗了20多年，并在2003年仍对其存有一线希望。因此区政治机构及其民选代表仍然依赖自己在各级的熟人：在各部走廊中能打得开或是打不开的门里（在更高一层的行政事例中，分发补助与否取决于自个的朋友圈；最后就是在裙带关系中）。这就是厕所管理人体现权力的时刻。建筑师之间的争吵大部分对区行政机构腐败的投诉都与建筑许可有关。一封附送给透明国际葡萄牙调查部的信中所描述的有关区行政机构与官方建筑师滥用权力的形式与奥德米拉居民的抱怨如出一辙：我们已经逐渐接受本地议会的建筑师会为其在自治市的工作收取佣金。他们通过一间位于自己所处自治市之外的办公室来掩饰这一行为。我们能忍受这一点。然而，对某些建筑师来说，议会的这点数额贿赂远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现在告知大家，任何重大的项目如果想要顺利通过该系统，就必须向一个明目下汇入至少1000万美元。这笔钱不是直接付给建筑师本人，而是转给代表他的公司……[5]为避免利益冲突，法律禁止为地方行政机构工作的建筑师在该地区开展其他服务，例如实施建设计划等。然而，由于议会雇员的工资收入相对较低（为了能给自己提供舒适的生活标准，很多中低级群体都有好几份工作），很多建筑师都在邻近地区设立了办事处。可是就算在该区禁止收取佣金，怀疑和指控的声音还是没有停过。由于在自然保护区内建设养鱼场的建筑申请遭到拒绝而引发了一系列腐败指控，这成为居住在奥德米拉区的建筑师与议会及其官方建筑师和工程师之间长期冲突的根源。议会以不符合“审美”为由否决了该项申请，因为这幢二层建筑将建在野生动物园内，而市镇发展计划中规定在指定区外是不允许建造二层建筑的。申请人及其建筑师一怒之下离开了区议会会议，之后大家继续详细讨论了仍未明确的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各种报告尚未提交（例如，养鱼用的抗生素是否会影响米尔弗特斯湾天然环境中的产卵区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结论）。

168讨论继续进行并且区议员透露，他觉得赞助商对他们态度不好：“那个有学问的波尔图人把我们当成笨孩子，就好像我们还是没文化的四年级学生，好像我们是没教养又目不识丁的白痴症患者。”议会仍然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两星期后，议会收到一份请愿书。4个区里的建筑师在上面签字，要求在将来必须使建筑工地的官方标识（建筑公司名称与建筑师姓名）与法律相符，因为显然在议会建筑师中已经出现了腐败，他们在法律明令禁止的土地上兴建房舍。这种不当行为违反了职业道德标准。毕竟，每个自由职业建筑师必须向议会支付审批费用，而那些违规的则都是议会建筑师，他们可以不受这项规定的限制。议长对这种行径心知肚明，并一直在利用权力偏袒他们，企图掩盖此事。更严重的一则指控有关议会的规划能力。这份联名请愿书批评议会的城市规划指导方针不够清晰，因为它们并没有遵循最新的发展规划。因此建筑师们要求议会最终采用新近颁布的立法来抑制违规和腐败行为。他们不打算再对这种情况容忍下去，如有必要，他们会把这些滥用职权的行径公之于众并送呈上级部门。不过首先，他们要求议会就这些费用发表声明。宣读请愿书的时候，会上气氛极为紧张。技术部负责人、建筑师杜阿尔特和议会法律顾问都在场。所有议会成员，不论所属党派如何，都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并做了如下的部分记录。主席：大家都知道，议会存在不少问题。毕竟，我们还要应付技术专家不足的问题。现在还有7个紧缺的技术专家岗位没有招到人，因为没人想在省里做这份工作。不过我知道，这间屋子里是没有腐败的。政客波西力欧：我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终结这场争论。建筑师杜阿尔特：议会建筑师没签署过任何项目合同。政客格雷罗：我觉得我的个人尊严受到了最严重的攻击。因此，作为社会党的代表，我要求从外面聘请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政客波西力欧：可是没有证据啊。因此，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调查，只要给他们回封信，让他们先拿出证据来。议会法律顾问：在有关名誉与尊严的指控上，他们应该拿出证据，并当面向我们提出来。政客维埃加斯：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颗炸弹。主席：我已经和那个建筑师谈过了，不过他咄咄逼人，脾气极为暴躁。

169议会法律顾问：他还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总是给自己老婆的项目授权（那不是做得不对吗？）。主席：我跟他说：拿出证据来！建筑师杜阿尔特：没有一个项目是由我们官员们在进行的。不过大家都知道，咖啡馆里的人们总这么说。在这件事上，闲谈就是在伤害我们。政客波西力欧：那些只不过是谣言罢了。最后我们可以说，你去给上级部门，给负责的官员写信去吧，要记得附上证据。在这场交流中，参与者在有关指控的讨论、寻找证据与对一种不确定的控告、一种威胁的正确处理方式的考量三者中摇摆不定。每个人心中都未言明的想法就是签署了请愿书的人对于谁做了什么心里很清楚，而行政机构的高层们也都知道这些人是谁，不过都对其听之任之。这是一个典型的精英阶层的故事。他们来自里斯本的中央行政机构，却又对地方议会加以指责：区主席（一般他们自己都是廉洁的）很清楚自己的下属们都在做什么，不过通常什么都不会说，以免吓走技术专家（在各个省里，技术专家都不多见），扰乱平静的工作。仔细权衡这番言论很有必要。道德上的论据，如法律顾问指责原告自身就利用了裙带关系，根本不会被法院采信。议会成员们觉得自己成了那种每天在咖啡馆都能听到的闲谈与诽谤中指控的对象。最后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由法律顾问、一名议会雇员以及区政客波西力欧组成的内部调查委员会。建筑师杜阿尔特负责在下一周起草针对这份请愿书的回复。他们将拒绝承认任何指控，并对请愿书表示出不解，尤其是因为其中一些签署人自己就曾在议会中工作过，应该非常清楚它的内部程序。这件事引起的兴奋与恼怒都是相当大的。收到请愿书及政府回复几个月后，调查委员会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议会建筑师或其他官员有违规行为。于是，4位抗议的建筑师又向里斯本的行政法院提交了诉状。然而，哪怕在法庭上，这4个人也不愿意指名道姓或是披露他们的证据——整件事仍旧是个谜。当然，流传出了很多版本的小道消息，尤其是一个法国农业公司贿赂官员，实施非法建设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也就只能在咖啡店听到。因为有关腐败、贿赂、裙带关系以及违规与欺诈行为的传闻一直在日常生活中流传，部分群众对此信以为真。所有以世界腐败为主题，并给予讲述者自由诠释空间的故事都是如此。讲述人摆出何种姿态，在争论过程中站在哪一边，这些都是可以根据他所处的情况来调

170整的——例如，是在咖啡馆还是在其他圈子里。如果让一个社会民主党代表[6]来汇报这些事，他肯定会把它们写进有关地方行政腐败的流行话语中。如果换成一个亲议会或是亲共产党的人，事件的解释就会截然不同，可能就会提到上访建筑师的背景和个人生平：他们都是来自里斯本的陌生人（初来乍到、盛气凌人，完全不了解农村及其人民；迄今为止他们都做得很好，并很享受与议会间的联络）。无论如何，其中一位的妻子是富有地主之女：她已经别无所求。（她不是已经从别人的贫困中获得丰厚利益了吗？）这些里斯本来的有钱人拥有自己的不动产和周末度假房，他们在贫困的阿连特茹没有发言权。在这件事当中谁干了肮脏的勾当不言自明。我给出的是这两种意见的极端形式，在它们中间有着广阔的协商空间以及许多不同的姿态。在采访其中一位建筑师时，我对他的动机有了更多了解。首先，他因为议会以“审美”为由拒绝了自己的项目而大为生气，因为他认为这贬低了自己和自己的设计，而且会让他失去顾客。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申请施工许可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这让他大为恼怒（申请批准与否的决定通常要拖上两年才会有结果）。在他看来，这要归咎于阻碍了所有发展的传统官僚制度。这里的官僚作风指的是官员们桌面上的文件很少会挪地方，因为他们没办法做出决断。他自己就曾为议会工作过，所以他是从内部了解到这种拖沓的。缺乏创造力和竞争力就表现为对那些能让事情运转下去的人做出负面决定。他的生意其实做得相当不错，因为建设项目很多，特别是在沿海地区。然而，根据他的资料，因为议会建筑师的非法活动，当地建筑师蒙受了总计数百万的损失。建筑师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议会碰到麻烦。与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掌控的议会相比，阿连特茹共产党的议会因为相对清廉所以声名在外。在这之前一切都很顺利，不过既然问题出现，我们就得做些什么，要整顿一下了。我们很清楚——大家都知道——建筑师在议会外面非法工作。他们做建筑设计，让别人在上面签名，然后在议会上通过自己的计划。那是非法的，是不道德的……建筑师间的争吵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法西斯政权结束前实行特惠待遇的时期。对腐败的轻率指责触及了许多有争议的领域，涉及当地居民与新来的里斯本精英间的冲突。有人抱怨说那些人是富人，都

171是大地主的子女。他们想牺牲当地人的利益来让自己过上舒适生活，然后在此基础上插手他们的事务。（他们是无论如何都太过傲慢自大的陌生人，想结交这里所有的人）也有人埋怨说这些建筑师曾生活得很好，但他们现在担心葡萄牙传统的拖沓习俗会让这一地区尝到恶果，所以他们被选中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奥德米拉地区社会团体与关系网间的各种矛盾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而中央政府认为“那里”的省级王子非法拓展了自己的权力的看法则使之乱上加乱。人们竞相指责对方腐败，指责对方利用了非法优势。谈论腐败是政治消失的标志，是“反政治机器”运作的标志，因为腐败是无党派之分的，它会影响到每个人，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过腐败的侵扰。这种感觉变得日益普遍。对这种偏向朋友、亲戚以及自身经济利益的偏袒体系，政治手段和公民意识什么也做不了。但人们偶尔还是能听到有人希望超级大国出现来终止腐败。欧盟可能会成为这种实体的希望是确实存在的。吉普来自何方欧盟在很多奥德米拉人眼中是最后的希望。“老实说，欧盟是我的希望。我希望这里的一切都能变得更有效率。”一位当地政客在采访中说。人们希望官僚机构能更好地工作，银行也是一样。现在他们始终不知道自己在等的那笔钱或是转账出去的钱到底在哪里。一些市民热切地期待着新规的影响：要是有着严格法规的欧盟能够接管监督该有多好！另一些人又开始担心他们的回旋余地。规则与控制安全中也藏匿了一种危险，小商人微小的利润率会因损失了未申报收益而进一步缩减。还有人怀疑他们把欧盟颁布的法律解释为一种侵略，并广泛讨论了对外部决定与“外国大师”的恐惧。那些位于“布鲁塞尔之巅”的人，现在在这里也有发言权了吗？欧盟似乎还被很多人看成是巨大的发钱机器。这台机器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不公正现象。在这一点上，所有非右翼政党的意见一致。在一些人看来，欧盟的慷慨只面向土地所有者及其子女。能参与欧盟针对青年农民方案的是他们的儿子，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足够的土地。坐在国家政府驻当地办事处、农业部分支机构（人们在那里申请欧盟补贴）、控制来自水库供水的自来水厂办公室、自然保护局办公

172室里当主任的也是他们的儿子。农业办公室主任正在代表保守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竞选区主席。那些地主及其子女用欧盟的钱干了什么？他们用这钱买车了，酒吧老板爱勒穆格里欧在一次采访中说。纳税人——也就是他——得为他们的吉普车掏钱。连小孩都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建起篱笆。目前欧盟为修建篱笆支付补贴。他们按照欧盟的大小标准把自己的土地围起来。把牛放进去。这一切开销都不大。然后，他们并没有像申请书里写的那样开始认真购买和饲养牛群，而是把钱用在了买吉普车上。他们用钱买的不是牛，而是奢侈品。欧盟监察员来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出借彼此的奶牛。这些牛只是从一片牧场赶到了另一片牧场。监察员根本注意不到。那些人都参与其中：批准牲畜运输的兽医以及农业部在奥德米拉的分支机构，他们无一例外。我们说的是邻近城镇一个年轻农夫的案例。他最近因为无法偿还欧盟的分期贷款而上吊自杀了。那是他在遗书里写的理由。起先，因为干旱，地里颗粒无收，然后他们无法偿还贷款，很快一切就都结束了。爱勒穆格里欧：年轻农民尤其在过逍遥的日子。这些人以前习惯开破旧的车。现在？吉普车和新车。他们拿到了全部补贴，然后就什么都不剩了。监察员来的时候，这些农民是这么做的：就是把邻居家的母牛赶到他们家的牧场上。那里原本连牛的影子都没有。根本没法发展农业。但那些政府中的人在进行真正油水颇丰的欺诈行为。他们把欧盟的钱放到自己口袋里，然后就不拿出来了。报纸上甚至都披露过！政府不仅支持大商人见不得人的项目（例如法国农业企业家在自然保护区的项目）从而使自己变得不受欢迎，而且也歧视所有小商人和小型项目。有关从未收到欧盟核准的资金或是很久之后才收到的故事无处不在。该做什么？在我对收到欧盟援助金的组织、公司和协会的采访中，有关延期支付欧盟资金的指控排名第一。里斯本政府在用这些钱做什么？没人知道（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在媒体上，时不时出现有关延迟汇款的报道（有时欧盟资金诈骗案甚至被证明与政府成员或政客有关）。但这么久以来，这笔钱一直在哪里？我们只能猜测。政府用这些钱在里斯本做什么？结论

173在我撰写这一章的时候，葡萄牙正面临着一则腐败丑闻，外交部长和教育部长也已经因此辞职。他们试图密谋通过某项特殊条例绕过大学招生限制，将外交部长的女儿送进一所医学院读书。两位部长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我问心无愧。”外交部长安东尼奥·马丁斯·达克鲁斯在辞职后说道。教育部长的观点与他一样。保守党成员纷纷指出这件事最后是一件想要帮助家人的事件。《公众报》专栏作家若泽·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批评了这种态度并指出了其后果：“在葡萄牙，原本就已经不堪重负的公众信任进一步滑落，这是到目前为止整个丑闻最糟糕的事”。在奥德米拉，腐败属于有关世界状态、对政府的不满、对社区衰落的恐惧、有关人们在生活中陷入的无助境地以及有关商品不公正分配的交谈。一些腐败案件被揭露出来（其他则存在于人们在许多日常生活情景里的猜想之中）。一些故事自然形成，并以“我认识的一个人认识另一个人，这个和那个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的方式被人们反复讲述。在采访中，阿兰特贾尼斯与社会人类学家一道，反思了腐败故事对他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紧张不安、持续威胁的感觉以及对个人权利与对人身安全的攻击。腐败能够增强并传播的恐惧是对来自同胞或邻居的独断专制以及残酷统治的恐惧。穷人则更有可能由此生惧。很多故事体现了这一点。例如，X市长截留了当局转给他的本该用来为学龄儿童购买牛奶的钱。或是一个法国农产商人，一个国际名流与纨绔子弟，在自然保护区正中建起了有毒蔬菜工厂。而一个普通农民要争取多年才能获得在自家房子旁加盖一个小棚子的动工许可。或是想考出驾照，就要带足钱。或是当牧场上一头牛被盗，而警察却对此毫不关心——毕竟，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或是当圣特奥托尼奥后的运河里发现一具背部插着刀的死尸时——一个牛贩子——人人都说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一般来说，谁也没看到什么。或是当外国人或其他里斯本来的葡萄牙人从装满钱的箱子里取出现金，在当地购买房产——因为在葡萄牙，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这种洗钱的方式。这一点，财政官员及共产党代表克劳迪奥·波西力欧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在这方面，葡萄牙像是一个配备了第一世界国家所有优势的第三世界国家。”

174这是我很多采访对象的看法，在新闻上我们也可能听到对发生在各级别的腐败丑闻的频繁指责，“葡萄牙是非洲最北端的城市，它完全腐败了”，或是“葡萄牙是一个香蕉共和国[7]”。这些无益的比较体现了人们的恐惧，即葡萄牙这个前殖民国家及其自豪的人民，现在和之前曾受其殖民的国家同属一类了。腐败故事是否是真实的，又在多大程度上真实这些问题几乎无从考证。而且就像之前已经提出的那样，对本章主题而言，这些腐败案件是否“真实”存在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腐败是种影像，是一种对异类的比喻，对经济及官僚过程不确定性的比喻，对日常困难感到绝望的比喻，对在迷宫般的关系网络内寻求安全的比喻。对新出现腐败事件的叙事不断提醒讲述人，那里存在着冲突双方，并能使其不断更新自己在两者间的位置。它是不安全状态中的安全时刻，是危机状态中的稳定时刻。【注释】[1]赫兹菲尔德是少有的几个明确论述这一观点的作者之一，即“‘西方知识分子’倾向于将他们自己理想化的政治模式与其他国家的‘腐败’实践进行比较”。[2]这种忽视的一种迹象可能就是在新版词典、百科全书以及政治人类学或普通人类学的入门著作中没有出现“腐败”这一词条。[3]参见哈勒和肖尔（本书引言）、豪席尔德、肖尔和沃尔夫。[4]从1926年到其死亡为止，安东尼奥·奥利维拉·萨拉查在法西斯独裁下统治了葡萄牙40多年。[5]尚不清楚原语中所指的总额是以美元还是葡萄牙埃斯库多为单位。我认为是后者，因为似乎这样看起来才在合理范围之内。这将折合49880欧元，折合成美元数目也大致相同。[6]把自己叫作“社会民主党”的保守自由党。[7]译者注：香蕉共和国指中、南美洲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且政府往往被国内腐败势力和国外金融巨头控制。

17510.公民藐视国家：玻利维亚埃尔阿尔托的日常腐败及地方政策（美）西恩·拉扎尔西恩·拉扎尔（SianLazar）：剑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研究员。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博士，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玻利维亚埃尔阿尔托市城乡移民中的公民身份、人格及政治机构。与玛克津恩·莫利纽克斯合著《争取权力：基于权利的发展与拉丁美洲的非政府组织》。本章[1]将探究从玻利维亚社区组织到地方及国家政府等各政治层面中一脉相承却又各具特色的腐败现象。不论在哪一层面，腐败都伴随市政工程（obras）出现，因为它们都是玻利维亚市民表达自己对领导人期望的重要话语因素。本章将探讨这种方式获得了多大成功。人们在正式及非正式地动用控制机制的过程中，明确促使针对腐败的看法与市政工程的交付间产生了相互影响。人们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集体，是“玻利维亚人”，或是共同居住在某个小区的居民。他们打算通过谣言和小道消息先发制人，让领导人承担起责任。这样做，可以建立一种公共利益观念，并有可能让领导人承担起为社会谋福利的责任。从分析的角度来说，腐败因其不稳定性而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分类：可以说，真正的腐败行为无处不在，但又无迹可寻，因为它从来都不是明目张胆进行的。讲腐败故事的人也不过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节操罢了。腐败总是由别人在他处犯下。此外，它也是相对的——同一行为在某些人眼里就是腐败，而另一些人则会认为这是对他们提供服务的正当酬谢。不管怎样，因其话语威力及实质性影响，腐败现象不容忽视。因此，本章重点关注前者，并遵循了阿克希尔·古普塔的观点，即“腐败话语是一个重要领域，通过它，国家、市民以及其他机构和聚合体进入了人们的想象”。腐败对人类学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通过不同方式利用腐败来理解对政治权力的合理使用。掌握当地人对

176腐败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知晓一些他们对政治和国家的理解方式，尤其是公私领域间的关系。现在公认，尼尔的腐败定义是最标准的：腐败是“为个人、近亲或私人小圈子获取金钱、地位而背离公共角色标准职责的行为，或违反了旨在防止滥用私人影响谋取私利的规则的行为”。如果我们认可在不同文化与历史中，公与私的构成是不同的，那么腐败故事就能为我们对其的理解提供解释。J.P.奥利维尔·德·萨尔当提出的“腐败情结”大有用处，它所指的一系列非法行为已经超越了严格意义上法律对腐败的定义，其中包括“任人唯亲、滥用职权、挪用公款，以及各种形式的职务侵占、以权谋私、相互推诿、内幕交易、滥用公共资金”以及贿赂。其他人对贿赂，这种基于市场的腐败形式，以及在颠覆官僚机构平稳理性的运作过程中，个人关系网的重要性这种世袭的腐败形式加以了区分。有很多人类学研究，尤其是印度研究，关注官僚机构及其公务员收受贿赂的情况[2]。然而，我想使用奥利维尔·德·萨尔当“腐败情结”这一更为广泛的概念，因为在玻利维亚，普通百姓最担心的腐败不是他们为了让事情更快运作而需要行贿小官僚（尽管这肯定发生了），而是他们感觉到那些当权者有出于私人利益而窃取公共资源的倾向。正如我在本章结束时提到的，这与以特殊方式操作个人保护主义网有关。但是，正如对腐败官僚的投诉揭示了一旦在社会中接受官僚理性就会产生何种力量一样，对贪婪政客的抱怨则揭示了政府需为实现人民利益而适当运作这一理念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够不上无私公务员的典范。这些抱怨是人们表达窃取公共资源的贪污政客们背叛了自己公民集体身份的一种方式。当人们说社区领导人或政客腐败时，他们通常指的是这些人试图动用公帑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周边地区、城市或国家的利益服务。人们也把这种情况叫作personalistas或是interesados（自私自利或利己主义）。当人们指责他人腐败时，他们在两种意义上表达了自己对领导人的期望。第一，他们通常预料到领导人会腐败。第二，针对这种现象，他们试图表达自己对领导人的希望，即就算有违自己的天性，领导人也应服务于公众利益。表达出希望领导人能为人民利益考虑的愿望就是对公共与私人领域加以区分。这两者固有存在于对腐败的当地及标准理解中。腐败谈话因此是玻利维亚人建构道德公共领域，要求适当分配资源，以及加强问责制的方法之一。

177问题是，把对腐败的谈论作为公民鼓励领导人为市民谋福利的方式效果有几何？腐败既是人们占有obras，即公共工程的手段，也是一种使该活动的具体证据变得重要的背景。对公共工程的需求反过来又是减少腐败造成的损害的一种方式，因为至少还是有一些资金用在了社区中。对基于社区的政治而言，在地方与国家政治中，腐败和公共工程一道都是公民试图追究其领导人责任的比喻：这样一来，指控其腐败的威胁会导致政客们（希望如此）建设市政工程。各级别政治活动间的差异在于它们成功表达这些期望的相对能力。继查尔斯·泰勒之后，翁爱华把这种能力叫作“公民能力”，意指“不同民主国家中，公民寻求实现包括资源和公民尊严在内的特殊利益，以及他们期望政府能够实现的政治问责制的方式”。腐败和公共工程一起构成了玻利维亚各级政治中公民能力的关键性话语成分。我将在这一章审视随着公民和领袖间距离的增加，公民能力会逐步削弱这一命题。这里的问题是人们普遍认为，领导人的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这也许会导致人们私下认可腐败行为，因为他们只是在对政客表达抱怨，却并不期望政客能有所改变。公共领域从而成了公民对道德及公共利益的表达与“腐败情结”转变成“腐败综合征”的危险之间的斗争。这种综合征将产生一系列对领导人的过低期望。[3]协会：国家与“公民社会”间的接口罗萨斯潘帕是玻利维亚高原城市埃尔阿尔托南部一个拥有800户居民的社区。它的居民大多是农村地区迁来的第一或第二代移民，主要来自安第斯高原的艾马拉语区。代表成人的社区委员会叫做邻里协会（JuntaVecinal）。如果他们有孩子在当地学校上学，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如此，学校董事会（JuntaEscola）或家长协会就是他们的代表。邻里协会接受民选的委员会领导。委员会大约每隔两个星期开一次会，每两到三个月为所有罗萨斯潘帕居民举行一次全体集会[4]。邻里协会全年的主要任务是为社区获取公共工程。这里的公共工程既可以指如保健中心或社区活动中心等的公共建筑，也包括路灯照明、污水处理和供水系统以及供电等基础设施。学校董事会由三名领导组成（主席、副主席及财务主管），每两到三年召开一次全体家长会议，讨论的问题中包括学校活动及纪律，改善校舍等。这些也都叫作公共工程。

178埃尔阿尔托的日常行政工作依赖于协会这个经纪人，它是服务供应商与社区间的节点。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立法改革意味着社区领导人变成了国家与公民社会间的接口。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1994年颁布的《公众参与法》和《教育改革法》。根据《公众参与法》，20%的国家税收下放给地方政府，再由其根据参与式规划进程来支出这笔钱。在城市，这种进程需要由协会承担起社区代表的职责。地方政府也开始负责起包括教育在内的当地基础设施的开支。而《教育改革法》拓展了学校董事会的作用，使其能够监管学校行政，甚至在理论上还能对教师做出评估[5]。因此，协会成了玻利维亚政府向罗萨斯潘帕注入发展资金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也由它们经手，而且与地方或国家政府相比，这些组织更为慷慨大方。特别是一个荷兰的非政府组织，它资助了一家保健中心、社区中心以及学校厕所和教室的建设[6]。邻里协会和学校董事会既是国家社团也是公民社团，是国家延伸到人民整个日常生活中的证据[7]。在国家最近几次尝试拉拢它们之前，它们是组织居民为其所在社区获得发展的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在高地农村中极为普遍的领导结构的影响。不过，它们与国家的互动也影响了其自身的发展：例如，随着对资源分配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一些邻里协会正变得日益具备党派政治化。它们在国家与民众间调停，但却并不总是社区毫无争议的代表，也不总是服务于集体利益，因为集体利益频繁阻碍了其领导人获取私利。在某些场合，如私下维持社区治安，或在当地执行国家决定时，协会也取代了国家。在许多方面，它们被视为既与国家或地方层面的政界人士相连，又与他们相隔。90年代的改革对玻利维亚的腐败局面具有重要影响，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流向地方政府，腐败的机会成倍增加。至少许多人是这么认为的，而社区组织日益成为这场争论的核心。法律假定：社区参与度可以通过协会等机构得以提升，并能因此刹住制度腐败之风，原因似乎是它们能代替基层人民。它们是“公民社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比腐败的官僚机构更廉洁[8]。谣言，“先发制人的问责制”及恰当的领导水平事实上，在罗萨斯潘帕，腐败是开展社区政治的主要语言之一。人们利用腐败谣言来表达政治忠诚或政治斗争并操纵权力职位，或是

179借此抵御此类操纵。腐败指控既能突出原告的道德清廉，又能抹黑（并不总是冤枉）被告。我在那里时不时能听到有关社区领导人腐败的传言。例如，众所周知（或是大家心里都这么想）与之前的委员会一样，大多数邻里协会领导人在其他居民区拥有房产或土地。人们相信，历届委员会成员都利用自己的职位积累了足够多的金钱（或建材）在那里买地建房，房产规模甚至超过了他们在罗萨斯潘帕的房产。甚至在录音采访中，妇女们也评论说邻里协会倾向于“榨取金钱”，下文就是一例：这些协会有时候会说“给我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展示这笔钱是怎么花的）”，但坦率地说，仅此而已（大家说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帮自己赚了钱）。摊派分配到大家头上，而他们又把收来的钱再转到自己家里。他们甚至还给自己买了房子，有了这笔钱就可以让日子过得很舒适，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他们只是在利用自己的优势……换一届领导，还是这么做。新来一个，又会把钱卷跑。谣言称邻里协会为建设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向居民进行摊派，并转移了由此筹集到的资金。污水系统尤其臭名昭著。一位前主席明显收取了相当于实际价格两倍的钱，人们严重怀疑多出来的钱最终流向了何方。唐·罗兰多[9]是1999年在位的主席，他为铺设该地区三条主干道而向每户摊了10玻利维亚诺（1.70美元）。但他说，有人窃取了这笔钱。我的一位调查者认为唐·罗兰多尤为自私自利。她告诉我当学校董事会拿到了修建学校厕所的资金后，他要求自己来负责建设，因为当时他也是该地区的主席。然而，后来家长们发现石头和水泥都不见了。除了不断的传言与猜测之外，偶尔也会爆发出严重丑闻，例如那起结束唐·罗兰多主席生涯的事件。到了2000年3月，该区居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行为，并在一次全体大会上迫使他和副主席辞职，由委员会其他领导层接任。这是一起挪用公款的案件：唐·罗兰多“浪费”[10]了预留给社区活动中心的2000美元。有传言说实际金额是2.5万美元。没人知道他把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有人说他用这些款项在邻近地区买了一块地，并从社区中心拿走了建筑材料在自己的地上造房子。其他人说他把钱花在了情妇身上。那年早些时候，他就因为债权人和施工方来向他索要早已被挥霍一空的资金而倍感压力。他为此服毒自尽，并被送往医院。集体大会召开的时候，他仍然住在罗萨斯潘帕，不过已经躲了起来。人们认为他应该露个脸，说明自己到底有没有挪用这笔钱。他们说他是个胆小

180鬼，不是个真正的男人。我的邻居，多娜·安东妮亚认为领导人“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而且也许女人会服毒自尽，可一个男人不该这么做。多娜·安东妮亚相当放任他的行为，她说“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他们不会听的。（在农村）也一样，他们照样诈骗不误，那是他们的工作”。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她回答说：“我也问自己同样的事。也许是因为没钱吧。”邻里协会的体育秘书在唐·罗兰多辞职后当选了主席，他也同样了表示同情：很糟糕，对吧？我是说，我觉得他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我想人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会做那样的事。没有出路的时候就会走极端，他绝对是绝望极了，才会不顾及自己的声誉。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很能干，他们相信他，不过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不，他们认为他一定是绝望透顶了，他肯定有债，才会不顾自己的威信，真把自己的好名声抛掉了。从反对、厌恶到同情、无奈，人们对挪用公款的反应不一。考虑到事情的本质，人们没有丝毫惊讶，不过显然唐·罗兰多地位尽失，在罗萨斯潘帕居民眼中，他甚至连男子汉气概都丢了。这从人们对他弱点的评价中就能看得出来。在这一带，他的名声再也没好起来，三年后他搬去了别的地方。对一个大费周章才爬到领导人地位的人来说，名誉的损失绝不是件小事。在安第斯农村社区中，拥有一系列明确的领导职位是一个人完全成年后取得的进步成就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看法在罗萨斯潘帕这种城市的移民社区中相当有分量。我怀疑，很多人觉得他之所以选择辞职是因为事情曝出来的时候，问责制进程已经失败，大家都知道这笔钱已经花出去，拿不回来了。理想情况下，在谣言的帮助下，罗萨斯潘帕的问责制工程可以防患于未然。这样，有关一套领导班子作为的传言和丑闻可以被当作例子用以约束其他领导人。正如体育部长说，没有人会想失去自己的地位。在这里，声誉的微政治中弥漫着一种存在于公共领域的斗争，即对腐败行为的期望与试图表达一种更为道德的不同政治形式间的斗争。上面的故事表明，在个人物质获利是获得领导地位的最重要的动力这种观点与强烈的集体性观念间存在着冲突。一方面，成为一名领袖能享有直接的个人物质奖励，因为获得国家资源的分配权能使个人及其家庭受益。另一方面，领导者必须要为社区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工作。人们十分清楚公共服务是什么，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讲述腐败故事来构建自己的理解。正如约翰逊?帕里所述，要掌握腐败的概念就需要知晓什么不是腐败，而且人们感知到的“腐败危机”也许并不一

181定能暗示腐败的普遍性，反而更能体现致力于正确运作官僚理性的普及程度。在罗萨斯潘帕，人们普遍认为邻里协会和学校董事会领导人之所以参加竞选是因为他们想要为“良好的社区生活”做出努力。这是交谈、会议和面试中常见的主题。腐败完全不像奥利维尔·德·萨尔当在研究非洲时所说的，是公众感与公共服务缺失的暗示。在罗萨斯潘帕，公众的概念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谣言和腐败现实构成的。腐败丑闻表达了居民对领导人的期望，并把这些希望强加在他们身上。居民们威胁，如果领导人屈服于诱惑，为了个人利益而转移社区资金的话，他们就会像对待唐·罗兰多那样，剥夺领导人的权力，并以相同的方式贬低他们。未来的领导人知道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守住积极支持该区域的承诺。这并非总是易事。安第斯人种志倾向于把农村地区的社区领导工作当成是一项通常极为昂贵的义务，在这种义务中，威望与责任战胜了物质利益。罗萨斯潘帕委员会成员们自己就经常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在花自己的钱完成工作。然而在实践中，罗萨斯潘帕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认可，没有人会做事不图任何利益。当社区领袖很难，那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份工作。不能指望人们完全免费工作，特别是在严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人们认可学校董事会或邻里协会的领导人应该得到报酬。当他们不得不代表社区去市政府提申请的时候，至少也要为他们提供交通与午餐补贴。一名妇女向我尖锐地指出，“他们也没有报酬。谁会免费工作？他们也会饿的。”尽管如此，领导人仍像是在踩着钢丝前进，一边是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及由此产生的费用得到公正报酬，另一边则是将社区资金花在自己身上。在一个人眼里是腐败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获取自己劳动所得的方式。两个有抱负的政治家的评论说明了在其他政治领域中也有这种逻辑运作。鲁本权衡了自己未来在出生地参选的可能性，而乔斯·刘易斯·马丁内斯1999年12月参选埃尔阿尔托市长时落败了。两人都谈到，政治腐败是由竞选投资的需要造成的。当被问及他对新政府的评价时，马丁内斯说：至少我认为，为了能够进入当地政府，他们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你能马上看到的征兆就是这些投资的回报。他指的是新市长在前几年建立客户关系网时所产生的巨额开支。而这群对其感激涕零的人在选举中都投了他的票[11]。鲁本认为在玻利维亚存在“太多腐败”，因为政客获取权力职位的目的纯粹就是为

182了“榨取利益”。不过就他自己而言，他想“更多地为人民工作，并能够因此有所回报，但不会要求太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观点，即有“太多”腐败。这意味着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而有一些是适度的。也许他对于政治的态度非常现实：就像马丁内斯暗示的那样，竞选任何职位都是一种投资，而人们总是希望投资能产生回报。鲁本估计，为了将一个舞团请到自己出生的村子，他要花费700美元到800美元。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他在当地的形象。他说：我的目的是让那里的人都认识我，因为他们会看你的性格，他们因为你所做的事而尊敬你。你得帮助别人，这样他们会选那些帮过他们的人。如果你给过他们支持，为他们做一小点投资，他们就会投你的票。他知道如果他决定继续从政，就得找到资金做一些更具体更昂贵的事。因此对他来说，期望能有一些回报很正常。而具有争议性的是回报的级别，以及做了多少造福“人民”（通常是客户）或村庄的事。这在人们对玻利维亚最成功的市长之一，曼弗雷德·雷耶斯·维拉的一致评价中就能得到反映。20世纪90年代，他连任了三届科恰班巴市市长。人们经常说，“他是偷了钱，但至少他做了些事。”如何处理为客户或公众利益而进行个人及国家资源投资与被指控自私自利及腐败之间的平衡，是政治领导水平中一个复杂的命题。实际上，如果能与个人的回报前景相结合，那么为人民服务可能会吸引更多人成为领导。公共工程有些人可能总会假定领导人都是贪污腐败的，就算实际上他们都洁身自好也一样。作为一名社区领导，避免过度批判与被公开指责腐败的唯一途径就是为“社区利益”工作，成功完成公共工程就是证据。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公共工程上的成就既是必要的，同时又能证明领导人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成果。这理由很充分：罗萨斯潘帕始建于1975年。它努力了很久才在80年代末通上电，1994年建成污水处理和供水系统。而1999年时街道都未铺设，人们经常抱怨那里又肮脏又不便捷。两个协会都必须实施公共工程建设，不过学校董事会比当时的邻里协会更为成功：当被问及对学校董事会的意见时，很多我采访过的妇女都评价了学校做出的进展。说它之前又丑又小，孩子们不得不在操场上上课。而自从新一届领导上任以来，学校变得极为漂亮。总体而言，对学校董事会的评价是正面的，因为他们显然改善了学校

183的面貌。你能看到他们把摊派和罚款收上来的钱用到了哪里[12]。问题是邻里协会的效果却不那么明显，因此有妇女做出如下评论：（领导）已经把这个区忘掉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现在，最近，他们似乎对这个区有点兴趣了（因为那些铺设主干道的合同）……不过他们从来就不关心这个区。当我问他们协会做了什么的时候，一个妇女回答说：“不，他们什么也没干，什么公共工程都没有。”公共工程构成了罗萨斯潘帕居民公认的合理期望。其结果之一就是一系列高度仪式化的公共工程的落成仪式。那些工程都是我在的那年完成的。邻里协会隆重地为新社区中心举行了奠酒祭神仪式，有关的非政府组织人员都出席了这次活动。这群人也参加了他们援助了部分资金的4间新教室的开幕式。这两个仪式都包括了长篇演讲、诗歌朗诵以及儿童舞蹈，然后就是一名官员进行祭酒[13]，品尝香槟（苹果酒）与饼干，再接着是就是晚宴了，如果在场的人幸运的话，还能喝到啤酒。与交出一本账目清晰的财务账本相比，这种问责制的仪式以一种更强大更重要的方式标志着当局的胜利。腐败和公共工程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玻利维亚不同级别政治活动中公民能力的话语成分。1999年的地方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1999年前的十几年，埃尔阿尔托自治市一直由同一政党，即祖国意识党执政。祖国意识党当局早就因腐败和低效而臭名昭著。1997年党派创始人逝世，祖国意识党在随后的竞选中获得成功，以联合执政党的身份入主国家政府，但之后该党就开始分裂。1999年，祖国意识党在其最后的大本营埃尔阿尔托被击败的时机已经成熟。果然，玻利维亚的一个政党左翼革命运动为祖国意识党的统治画上句号。他们的候选人，乔斯·刘易斯·帕雷德斯获得了约45%的选票，而左翼革命运动史无前例地在11名委员席位中获得了7席。帕雷德斯的成功依靠众多因素，主要是祖国意识党的倒台，以及他长期在埃尔阿尔托发展的有效的保护主义网络。但这场运动的核心则是左翼革命运动强调了他们才是唯一为埃尔阿尔托准备了真正发展计划的政党，强调了他们与许多玻利维亚政权中的技术官僚政治特性相适应，包括那些更不民主的特性在内[14]。这份题为《普罗格雷索计划》的文件写得极为详尽，里面充斥着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和承诺。然而，这意味着左翼革命运动能把

184自己说成是能为埃尔阿尔托的公共工程提供资金支持的现代主义者。他们做得更多的是宣布政府计划的存在而不是真正有效地传播这份文件。地方政党办公室，尤其是在像罗萨斯潘帕这样偏远的居民区，并没有《普罗格雷索计划》的副本可供感兴趣的人查阅：这些文件只在活跃的党员间流传。《普罗格雷索计划》帮助左翼革命运动划清了他们与祖国意识党间的界限，强调自己比之前的政府更有效率，更为清廉。左翼革命运动的媒体运动也关注了这一主题：乔斯·刘易斯·帕雷德斯经常手握“反腐之鞭”出现在电视上[15]。在选举活动中，腐败不可磨灭地与进行公共工程建设的能力联系在了一起。虽然很多人经常做出负面评论说政客都是腐败的，我怀疑埃尔那些几乎是很热切地把科恰班巴市长描述成是“偷了钱，但至少做了一些事”的埃尔阿尔托居民宁可要一个能够完成公共工程建设的市长，也不想要一个完全诚实但没有什么实质性政绩的市长。鉴于埃尔阿尔托住宅区确实存在需求，将重点放在公共工程并不令人吃惊。不管怎么说，人们一般认为，在权力的高层不可能存在完全的诚实。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所有政客都同样腐败，腐败问题并无法帮助选民在政党间做出选择。选民们最终会撇开人们假设的政客所犯下的腐败罪行来评估其价值。一个调查对象对左翼革命运动的评论就反映了这一点：“他们是腐败的，但至少他们遵守了承诺。”到2003年初，埃尔阿尔托的公共工程已经初见成效，因为左翼革命运动已经铺设了一些柏油道路，修建了体育场并完成了祖国意识党建了一半的人行天桥。在一定程度上，活动有所增加是因为左翼革命运动希望能在2002年的全国大选中改善其在埃尔阿尔托的胜算率。竞选时的腐败指控是政客们的一种武器，同时也是一个政党转移给另一个政党的政治周期性特征的组成部分。不过，这些指控也形成了促使他们行动的压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在社区层面，唐·罗兰多的继任者也显示了他比自己的前任更具效率，并在2003年5月的会议上再次连任。当然，这些不是有关有效公民能力的简单故事。对左翼革命运动行政当局的猜疑仍为数不少，尤其是对他们所建设的公共工程的耐用性的猜疑，因为人们觉得他们倾向于通过购买与预算不符的低质量材料而转移了资金。公共工程主要集中在支持左翼革命运动的居民区。社区与地方政治活动联系到了一起，因为唐·罗兰多是知名的祖国意识党人，因此不太可能在左翼革命运动的政府中实现很多成就。然而，1999年的学校董事会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知道它极

185具效率，因而一直能够撑过矛头对准他们的腐败指控。他们也小心地记录好账目，因为就像财务主管说的，“人们会说的”。腐败谈话、权力与资源分配根据他们究竟有多自私自利或信奉利己主义，腐败谈话使人们能对那些当权者做出评估。有争议的是公帑被用以谋取私利或者，更重要的，通过公共工程或就业机会重新分配给人民的程度。这些与渗透到政治中的官官相护的结构有关，因为一旦他们的候选人获胜，政党“激进分子”就是那些有希望得到职业规划，监督或建设公共工程的人。这是班纳吉提出的“肚子里的政治”暗示的内容。班纳吉认为，在喀麦隆，政治是为满足并增加政客的客户而进行的财富积累及其后续的重新分配。政客们有权，并期望积累个人财富，并用它来造福自己的社交网络，包括他们自己的家庭。这在玻利维亚的实用度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化，但类似的是人们期望玻利维亚的赞助人通过为其客户提供工作来重新分配他们自己以及国家的财富。每当一个新政党接管自治市、部等行政部门时，之前的公务员都会被解雇，而他们的职位则由新党积极分子取代。尽管在修辞上强调了公共工程，自治市预算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员工的工资。当祖国意识党仍在埃尔阿尔托掌权时，一半的预算用来发工资，三分之一用以偿还债务，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用在了公共工程上。正是在这个领域，当地行政部门成了夹心饼干：一方面他们需要支付激进分子工资，另一方面又需要为公共工程提供资金。如果能够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他们就算是幸运的了。当然，人们对政客做出的评价也会出错，并会根据具体情况与个人发生变化，但他们照亮了人们的各种期望。在玻利维亚，除了人们对政治活动有形证据的期望及需要，腐败与一般而言的政治生活是无法被理解的。因此竞选期间才会频繁出现对埃尔阿尔托公共工程所做出的越来越不切实际的承诺。不管他们可能为了自身利益侵吞了不少财产，公共工程是政客一直在为人们谋福利的具体证据。许多人效忠祖国意识党就是因为他们通过官官相护的政党机制“帮助穷人”，即提供就业与薪水，即使他们并未向该地区回馈许多实际的公共工程。然而，那种宽容只能延伸到一定程度，因为考虑到还有一个不错的选择，足够多的埃尔阿尔托居民厌倦了碌碌无为的市政府，因而在选举中不再投票给祖国意识党。

1861999年的选举可能是公民的期望在市政一级获得成功的例子，尽管其程度也绝不应被夸大，而且它至少也是一个特例。从整体上看，公民能力也许在社区一级比当地或国家政治有效得多。邻里协会和学校董事会现任领导人的行动展示了先发制人的问责制在社区一级能够实现的程度。我听到的一个评论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我们排队缴税，他们排队窃取”。[16]随着公民能力有效性的降低，公民感觉自己与领导人逐渐疏远，而腐败谈话就变成了表达内心的无力感和解释政治未能对普通人民的需要做出反应的一种方式。他们在政治系统中感觉不到的代表性因而变得明显[17]。通过对政客的腐败叙事，玻利维亚人提出了他们对国家的期望，试图让领导人负起责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代表了国家的性质而他们公民身份的现实性也回归到了自己身上，虽然不是以一种有利的方式。我经常听到来自各阶层的朋友说，虽然玻利维亚拥有一切自然财富，但政客们把一切都偷走了，所以玻利维亚尚未能实现“先进”。在这里，下级归咎于精英：玻利维亚经济欠发达不是因为其公民落后，或是环境不祥，或是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相反，一个本可以富裕的国家被其自私自利或是信奉利己主义的精英领导人背叛了——玻利维亚人民是被贪污腐败的政客背叛的公民。因此对国家、土地、环境以及民众的自尊心与自豪感能够得以维系。说这些故事的人正集体把自己想象成“蔑视国家的公民”而不是通过与国家的积极关系建立起来的公民。腐败话语揭示了一些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价值观，也许也在话语上构成了玻利维亚的政治生活，从社区到国家政治，适用于国家运作的各个层面。政治领袖，包括社区领导人在内，并不总是服务于集体利益。然而，因为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构建了有关那些利益可能是什么的观念。有时，集体性通过腐败指控将自身定义为与其领导相对的行为。这种指控反过来能够加强可以被腐败行径侵犯的共同或公共利益观念。在这里，谣言和流言蜚语是构建公众舆论，进行地方政治和阐明政治权力运用的价值观的手段。这些谣言以及偶尔出现的真正成功摆脱特别腐败的领导人的案例，被视为是主张公共领域道德的一种方式。道德正受到腐败威胁，但同时也受到腐败的明显救助。因此普通市民断言自己的集体道德正与他们对领导人不道德行为的期望发生碰撞。【注释】

187[1]感谢奥利维亚·哈里斯和克里斯·肖尔为本章最初的几稿提供的宝贵意见。[2]例如，韦德、古普塔、维斯瓦纳坦和赛西和帕里；有关欧盟与罗马尼亚的研究请分别参考肖尔和桑普森。[3]感谢克里斯·肖尔的观察。[4]一般有100至150人参加集体大会，他们代表各自的家庭或是街道，并向未能到会的人传达消息。在我进行的一次调查中，高达77%的受访者说他们经常参加某种形式的公民活动，而且大部分人都会参加集体大会。当谈到邻里协会时，人们经常叫他们“社区当局/领袖”而不是代表。最活跃的委员会成员是主席。[5]有关社区参与的更详细评论，请参见麦克尼什、博特等、格雷·莫利纳；有关教育改革，请参考霍恩伯格和康伯尼·萨利纳斯和庄莱姿·努涅斯。[6]协会也日益成为与私人公司，如电力公司或是垃圾处理公司打交道的社区代表。[7]很多研究印度贪污情况的文章同样主张政府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但倾向于侧重官僚系统自上而下的控制。[8]对“公民社会”的支持通常被视为是对在制定“善治”政策中出现的腐败的恰当回应。请参考，例如“公民社会参与和世界银行的反腐策略”，http：//www1.worldbank.org/publicsector/anticorrupt/civilsociety.htm。[9]本章使用的都是假名。唐（Don）和多娜（Dona）在西班牙语里是先生和女士的敬语。[10]西班牙语单词是“malgasta”，意思也是“浪费”。[11]市长本人在《智利财经报》的采访中估计，在社区项目上，他已经花了自己大约三万美金的钱，用以投资兴建篮球场、为学校购买电视并担任毕业班学生的“教父”等。[12]当父母不参加由中央学校董事会联盟组织的示威活动时会被罚款。[13]奠酒仪式包括撒一些酒在地上进贡大地之母，以求好运。详细的讨论请参考阿伯克龙比。[14]加马拉认为玻利维亚政府中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元素在1993年至1997年间尤为明显。这是独裁统治时代威权体制的遗孽的证据。[15]他把这叫成是“鞭子反腐”。Chicote（鞭子）是父母用来管教孩子的小鞭子。[16]《智利财经报》1999年11月19–25日。[17]代表性是罗马尼亚党派政治中的关键问题。请参考加马拉和马洛伊、多明戈和加马拉。

188后记“紧要关头”：人类学与腐败研究现状毫无疑问，公正无私是各个社会世界的行事标准，但它们并不一定时刻处于这个标准的管辖之下：虔诚、美德与无私的表象下，还隐藏着微妙的伪装后的利益……政治道德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揭露正统理论与实践操作中隐藏的差别以及聚光灯下与银幕背后政治生活间暗藏的差异。与其他学术学科一样，人类学也是时代思潮（zeitgeist）的必然产物，在时代变迁中成型、发展。正因如此，本书将腐败的人类学研究适时地定位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当然，部分原因如史蒂文·桑普森所言，是因为此刻恰逢更广泛的全球化、全球伦理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腐败与反腐话语的“紧要关头”。这么说并不是在暗示仅仅因为腐败是个时髦的话题，它就值得我们关注，尽管话题时兴很可能对争取制度与资金上的支持大有裨益。相反，本书所要呈现的是，在当今世界，从根本上来说腐败也许“是件可以促进思维的好事”。的确，从人种志的角度来说，腐败与其他一些问题一样，反复出现，令人不快。它足以扰乱人类学家进行实地考察前预定好的调查安排。它是英语研究计划中的一株杂草：在一起又一起的案例研究中，因为共事的人们对腐败表现出了更迫切的担忧，敏感的人种志学家屡次收起他们最初准备好的研究问题，将目光转移到腐败上。因此，我们倾向于通过走后门来接触腐败（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因为它暗示了对这个问题的熟悉程度及隐秘状态）。本书的编辑克里斯·肖尔和迪特尔·哈勒已经设法有效地将散落在人种志研究中的点连到了一起：他们把腐败挪到了分析的中心，从而吸收了来自不同环境不同视角下的研究成果，开拓了思路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理论建模。

189并不是说，之前的人类学研究完全无视腐败的存在，相反，先前的学者们偶尔会对其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常与发展研究同时进行。它们历来集中在对地中海地区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农民社区的调查中，绝大部分依附在针对庇护制和裙带关系的大量人类学研究之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庇护制研究盛行，并于60年代及7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研究关注的很多问题现在都可以归到“腐败”的类别下：包括人格主义、私人关系网、道德规范（如荣誉、家庭主义和礼尚往来原则）、友谊、裙带关系以及黑手党等。对这类问题的人类学研究常在未实现工业化的农村开展。在那里，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与农民群众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差距。恩庇者—依随者这一关系被描述为具有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个人间形成的多股二元关系：皮特·里弗斯曾用一个著名的表述“不平衡的友谊”来形容这种双赢的友谊，“调停者”与“经纪人”这两个分析范畴的概念也对这一模式进行了补充。即便如此，过分强调农村地区通常会淡化更广泛意义上的超越当地层面的庇护制现象，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情况。而且对不平等的恩庇者—依随者二元关系的描述掩盖了另一些重要因素，如在同等条件下任用亲友或是精英裙带关系等。与此同时，学术分工得以巩固。政治学家重点关注“政治”层面的腐败，将其视为在“复杂”社会中实施政策与实现民主制度功能时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任人唯亲、老板政治以及选举机器的现象。他们极少关注专门研究庇护制的人类学家所感兴趣的话题，虽然斯科特的研究可以算是跨越这一鸿沟的早期尝试。我曾在别的文章中提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庇护制研究的全盛时期结束后，学者们对环境的分析失去了兴趣，而这曾是在相关文献中探讨过的与庇护制最密切相关的因素。然而，尽管许多曾是人种志研究对象的社会已步入“发达”社会的行列，不论在某些观察家眼里，它们的发达程度有多么不完善，事实上，很多在过去被标记为“庇护”行为的社会交际特征仍然延续到了当下。实际上，话语的转换正在发生。现今，社会交际中最消极的特性在这一过程中被称作了“腐败”，而腐败本身也已成为分析“有问题的”发展或是持久落后的一项重要探索工具。另一方面，近年来整个西方政府与企业腐败的丑闻不绝于耳，这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腐败绝不是“异类”国家才有的问题。因此，在某些领域，腐败似乎代替或是更新了老的庇护行为，而人们一致公认，腐败存在于之前被忽视的领域，至少它的存在足以使其成为研究的对象：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我们早就应该从一个新的人类学视角来研究腐败了。

190本书所收录的论文受到了不少人类学发展趋势的影响。这些趋势是近几十年来学者对庇护制研究的兴趣减弱之后才产生的。人类学上的变化显然从认知论与方法论上影响到了关于腐败的研究方式。在人类学发展的早期，人类学家曾描述过一个处于世界最优越社会中的享有特权的世界，并将针对被殖民化或被统治人群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自上而下”的方式上。而现在，我们最终按照劳拉·纳德的召唤进行了“自下而上的研究”，尤其是在马库斯撰写的重要著作问世之后：我们留意到麦克伦和肖尔对精英的关注，这在20多年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事。如果在多数人眼里，人类学曾因研究“原始”或“简单”社会而有别于社会学，那么，通过腐败问题，本书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对官僚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类学（始见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的研究）。同样，本书也关注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公民身份的制度建设及修辞建设（如肖尔提到了欧盟，德拉克、古普塔和拉扎尔的文章也都涉及这方面内容）。作者们也都尽力将人类学分析应用到现今不断发展的有关冷战后转型过程及其成效的人种志研究上（洛弗尔、泽赖里、瑞弗金–菲施及施耐德夫妇对新型全球化大规模腐败丑闻的理解，以及新出现的反腐及反黑手党运动）。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无法明确定义腐败，因为其独特的本质及显著的话语存在对方法论提出了特殊挑战。腐败的人类学调查不仅需要用到人种志工具箱中的标准项目，如仪式、象征、表现、价值观及社会结构等，还要借鉴最近得以改进的针对日常生活、表现手法、话语、叙事性及社会诗学的分析工具等。说了这么多，我还需要澄清的是腐败的人类学研究所做出的真正贡献及其与从其他学科展开的腐败研究的不同点。斯科特曾指出，不同学科在研究腐败时都会使用本学科的术语，会根据不同学科的观点与侧重点提出研究问题并做出解答。许多研究庇护制行为的文献都将重点放到了“什么是庇护制行为”这个定义性的争论上。腐败学术论文也详尽讨论了什么能够或不能被认作是腐败行为这个定义问题（见肖尔和哈勒的前言部分）。很多非人类学学者都注意到，应该统一适用于不同文化的腐败定义。他们赞成在研究腐败时要对其所在地的不同文化背景保持敏感（洛弗尔在本书中提到了这一点）。可是划定道德相对主义的界限，使它成为腐败的借口或是托词这一招显然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而且，过度顺从“文化差异”可能会有本质主义或是物象化的危险，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化”会不可避免地显示出腐败特性。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相反，认为“文化”是静止、

191有机、同质的人类学时代已经过去。本书所收录的人种志论文均致力于打造一种包括文化内部争论及矛盾在内，针对动态文化意义及文化歧义的具有细微差别的诠释。正如本书很多文章所示，文化意义可以共享，但它们无法累计到一起，也必然存在争议。阿克西尔·古普塔在其早期开创性的腐败人种志研究中提到，这种文化共识及争议与主观性、关系结构和情境性密切相关。人们对腐败的不同评价以及通常较为复杂的态度与他们的主观地位有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根据腐败与身份问题的密切联系，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腐败研究。这是过去20年间人类学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身份既是一个寻找归属感的过程，也是发现“异类感”的过程。通过对这些过程的复原，人类学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仅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无法获知的腐败知识。例如，腐败能对人格产生区别与排斥，德拉克“厕所钥匙管理人”的例子就证明了这点。提请读者注意，在其他腐败文献中也许不会出现具有象征意义的首都。瑞弗金–菲施的文章也认为个人认同感甚至超越了经济收益，成为了解医生与病人间非正式交流的核心。无论对前苏联公民或是对任何一个生活在运作方式更接近于理性万能的韦伯理想，甚至是客观市场的国家中的公民而言，腐败都能成为一种摆脱“默默无闻”的方式。如人种志工作所生动描绘的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有关系”（泽赖里的调查对象是这么说的）就能保证享有特权待遇，甚至不需要借助公开贿赂或其他非法行为。关系网的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可以用来创建人格的地位阶层。但严格来说，这些在物质获利或作用方面并不总能起作用。当然，我们又遇到了定义的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和关系网视为“腐败”才适当。但事实是，我们不能从自我及社会诗学中摆脱这一社会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自我的重新表述——拒绝相同身份、普遍公民身份的匿名性与理想状态下自由主义市场的非人格化——可以通过现有的关系得到表达，经由家庭地位或阶级特权，或进入裙带网而获得。然而，这种关系一旦缺失，人们就可能会通过送礼与贿赂来创建并巩固它。如果社会制裁都变得很柔和，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腐败行径及其累积的非法收益和能够行使的权力也会加强个人象征资本在地位阶层中的重要性。腐败与这种自我重新表述一道，与其他层面上的认同感绑定在一起，事实上，赫茨菲尔德曾说腐败是体现他所谓的“文化亲密”的重要场所。无论在地方或国家层面上，“文化亲密”都是集体身份的一部分。本书几位作者表明，腐败需要同谋与信任，也要依靠共同的知

192识及语言（即使是那些“不参与游戏”的人也知道其规则及风险）。这里，人种志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分清“礼品”与“贿赂”的含义。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和腐败本身一样，都是有问题的。礼品和贿赂都是用来巩固暧昧关系的，但如瑞弗金–菲施所示，即使在相同的人种志情境下，两者的道德内涵也可以相互转换。麦乐伦在介绍美国的企业腐败时，并没有从局内人的角度对腐败行为进行定义，例如用行为者来定义，而是将其作为企业中社会群体成员的共同做法与文化归到了一起。同时，在许多情况下，腐败具有共同的“肮脏秘密”的内涵，用其同谋关系及腐败话语把这个小团体拉拢到一起——在特定的腐败指控中——并表现为身份的边界标志。原告将自己定位为道德公义，而被告在不同程度上被打上局外人的烙印，或者按照东方学者的习惯，将其视为处于“混乱”中的异类，它们需要表现更好的人为其提供家长式的干预。当政府本身成为腐败批判的对象时，公民就会在集体身份中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道德群体。因此腐败并不是简单地形成并启用人际网络，相反，它在多个超地方层面上变成了一种复杂的身份建构过程。肖尔对欧盟委员会的描述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欧委员会力图促进欧洲身份的创建，并希望其能取代以前“不合时宜”的民族身份。事与愿违的是，它引发了新型特殊主义以及与民族身份相似的特权。在这种特殊主义内，各种“派系”像套娃一样，再次建立在共同归属感上。在其他例子中，我们看到腐败是如何通过“民族–东方主义”进入到地方及国家身份中：西方社会经常用“东方主义”这个与所谓的西方特点相对立的精炼术语来描述非西方人。然而，恰好与之相反，民族东方主义是指“社会成员自身所表现出的针对异质社会的本质主义行为”。例如，泽赖里讨论了腐败如何进入罗马尼亚民族身份的话语。他提到了那些与共产党及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以及与吉卜赛少数民族的现今相关的“异质”因素，同时也参照了“罗马尼亚”的关键身份。同样，我们可以考虑，在葡萄牙这一非洲最北端，或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混合体的国家中，人们如何把腐败与他们的自我描述联系到一起（德拉克的文章，或者在我自己工作的意大利南部，庇护制、腐败以及黑手党的话语作为“地中海”或南欧意大利与北欧、北美间的区别，如何在南北问题上从国家的层面得到了复制。对那些包含或排除在外的人，或是正在进行吸收与排斥工作的人而言，危险是什么？腐败的识别问题与权力关系——当代人类学调查中的另一项焦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普塔的早期工作再次将

193注意力转移到与腐败相关的权力问题上。这些权力关系必须在多个层面上对身份问题加以考虑：在当地政治舞台上，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在国家一级或国际舞台上的研究表明，这些不同层次间在进行持续不断的转换。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科学是如何与这一权力关系网牵连在一起的：自早期针对庇护制的人类学研究开始，针对分析类别、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话语的潜在影响力等的重要批判性反思已经成为该学科的必要特征。因此，就腐败行为而言，仅仅注意到也许能够对其做出解释的文化差异是不够的：有必要去探究特定文化差异的基础，尤其是人种志的基础。举个例子，这一点可以从本书各篇文章在人种志基础上提出的对“国家”“公民社会”和“公民身份”等各种概念的解释所造成的问题中窥见一斑，更不用提“公、私”间的区别了。麦克伦指出，“民主”一词不能一成不变地作为一种廉洁的符号，因为就算是在最早确立并且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我们仍然会面临竞选资金、游说团体和利益冲突的问题。事实上，正是民主代表的概念造成了某一代表所处的集团“特定”利益与更广泛的集体利益相抵触的风险：你可以把为满足地方利益而进行的分肥拨款项目当成是一个例子，或是——对当今环境与军国主义的最令人心酸的担忧——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单一利益与全球社会利益间的对弈。的确，赫茨菲尔德指出了家庭与地方特殊主义是如何通过在国家核心机构雇用亲属并利用家庭生活的隐喻在国家层面上得以复制的，虽然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与庇护权“剪裁自同一布料”。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民族主义与具有特殊性且属于反普遍主义的腐败身上。通过深究腐败分析中具有种族优越感的特殊类别，我们应该能够回忆起布迪厄提到的“对无私产生的兴趣”。例如，桑普森向反腐世界及其“项目化”适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忘记自己所处的崇高学术世界中的危险。德拉克就提到了他的德国同事曾建议他研究自己部门的腐败。通过比较道德与自我过失，有没有可能得出我们都一样腐败这一结论？这有没有启示作用呢？还是说尽管泽赖里已经对其提出了批评，我们还是要保留洛弗尔对“普遍性”腐败与“偶然性”腐败的区分？虽然洛弗尔清楚地认识到腐败发生在自由的民主国家，他仍辩称其公民依旧觉得公共部门是廉洁的，而存在“普遍性”腐败的社会中的居民则不会这么想。然而，如施耐德所示，在美国的中心地区，数十年的腐败与有组织犯罪在杨斯顿的市民群体间造成了深深的挫折感

194和不信任情绪。这种情感绝非是存在着“偶发性”腐败的州应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这是否意味着，像杨斯顿这样的地方，可能在“偶发性”腐败的场景下暗藏了“普遍性”腐败？也许在腐败分析中讨论普遍与偶然的区分实际上是在转移注意力。正如本书某几章所指出的，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值得商榷。洛弗尔似乎在暗示，真正的区别是局内人对政府合法性及信任的理解。这恰恰特别适合进行人类学调查。对我们来说仅仅揭示腐败现象的确存在，并把西方观察家从种族优越感这匹高马上拉下来还不够，相反，我们必须审视整个普遍主义话语的认识论基础，认清它自身的优越感。一旦实现了自我反思，我们就要和布尔迪厄一起发问，这个本身已经历史化并被解构的普遍化意识形态是如何成功将其自身普遍化的。在反腐话语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加以测量的，尤其可以通过现场观察这些普遍性话语的呈现方式来实现。需要观察的并不是所有呈现形式，而是混合后的重新阐述。在这一点上，我发现肖尔、麦乐伦与瑞弗–金菲的研究特别令人兴奋，因为他们记录了老战略、价值与意义转型为新做法及制度的过程。这些新做法既可能会被视为腐败，也可能不会。书中其他各章受益于更广泛的历史语境，它们帮助我们了解了当前腐败话语及其对立面：未标记的普遍主义话语——不过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所有场景中。例如，如果我们考虑在一些人种志的场景中，“公民社会”是如何变得比“真正腐败”的国家官僚机构更为纯洁的——瑞弗–金菲施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得到诱人的暗示。或者，在拉扎尔研究的玻利维亚，的确存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合理或甚至是适当的腐败行为。我怀疑，要是开展一项跨文化调查的话，拉扎尔的调查对象所评论的现象，即政客“偷了东西，但至少他做了些事”，可能会比我们料想的更为广泛。与此相关的是，古普塔认为，行为者采用不同的叙事来辩称发展计划中的腐败比政府官员或村长指导下的计划要“好”。施耐德在文章中把托尼·卡法罗描述为“非常热心公益”的县共和党主席，一个正在实现耐人寻味的韦伯理想的人：这里，在“卡法罗圆桌会议”中被制度化的任人唯亲的人际关系被构建成了表现普遍性伦理行为的真实场所。市场的合理性中也存在着普遍性的话语混合体。在某些情况下，如泽赖里所举的罗马尼亚的例子中，贿赂可能是一种使制度合理化的方式。自相矛盾的是，它被认为是一种提高效率、获得公正的方式。同样，在我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南部，建议是一种基于人际交往关系而

195存在的早期形式，而金钱已日益成为对这类形式的一种补充，甚至转化、商品化成了这一形式本身。当两个行为者间不存在特定社会关系的时候就会用到金钱。人们认为它比单纯的“说好话”更有效，也更具效率，因而产生了“购买建议”这种混合类别，这并不总是贿赂的代名词。我们也不应忽略各种形式的黑手党组织是如何有效地结合了人格主义与敏锐的市场合理性，尽管它甚至可能颠覆了国家领域内正式的理法行动。能使针对腐败的人类学研究从当代人类学更广泛的发展中获益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对人类学自身设立的类别进行反思以及对权力和身份实施研究这一种。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这些发展中鲜有研究借用了性别这一类别。我曾在其他有关庇护制的问题文章中提到，很多新型腐败研究中的关键点都能从性别分析的角度开展，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经常谈论“乡下小伙”的人际网，如果借用肖尔文章中伊迪丝·嘉信的例子，现在或许还有“乡下小妹”。实际上，女权主义理论家通过早期对性别的文化建设的研究，成了最早一批以批判性态度来审视公私区别的人。对出现在腐败与反腐学术话语中人类学对民族优越感的控诉来说，这碰巧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女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曾就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等概念展开过研究，这对腐败研究来说可能具有相当的提示作用，女权主义学者已经指出，得以巩固的权力的普遍意识形态，与随之出现的新资产阶级主观性是如何排斥女性角色的。卡罗尔·吉里甘撰写的有关道德理性发展的作品极具影响力，围绕它产生的争论也与之有关：不论人们是否会同意或使用吉里甘提出的与女性相关的“职业道德关怀”——而不是与男性相关、毫无上下文，并且受到规则绑定的苛刻的道德——我们都不能仅仅通过指出“替代的文化代码”或是“相互矛盾的道德责任”来无视它。讨论了上述的身份问题后，我们还必须考虑这种身份的性别层面。拉扎尔文中那个贪污的玻利维亚市长就失去了男子气概。这是个耐人寻味的例子，需要进一步分析：腐败像过去的庇护制一样，在很多所谓的“荣誉与耻辱”的社会中，被用在了显示男性姿态、强化身份地位的活动中吗？如果是这样，这对地方权力动力学产生了什么影响？拉扎尔例子中的市长丧失了男性声誉，这是否意味着当地的问责制具有另一个维度？它与地方“性别霸权主义”的关系是什么？施耐德曾在别的文章中写到过，巴勒莫的反黑手党运动具有“女性主义”以及“不成熟”的特征（因而接近“女性”特性），并与被腐败

196缠身的“超级男性化”的建筑业形成对比。这又意味着什么？而麦乐伦所描述的美国企业界也是个著名的男权堡垒，可能值得从性别层面对家政权威玛莎·斯图尔特妨碍司法公正并向调查人员撒谎的指控进行研究。如果考虑到腐败话语的“异类性”功能，那么性别的潜在利益就更为明显：本书收录论文的很多作者指出，人们往往用一种“东方”模式来使用很多腐败话语，但性别理论可以被用来理解如下事实的重要性，即正如赫茨菲尔德所言，“东方主义话语使自己试图描述的人变得女性化”。对一些反复出现的同源词而言，腐败话语中的男女对立有着清楚的暗示作用：理性/非理性、公/私、文化/本性以及通用/特别。如果理性客观及循规蹈矩与“女性”人格及不守规矩格格不入，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放荡的女性腐败。这种以夏娃为原型的女性对公共机构的污染，也违反了很多文章所提到的质朴廉洁的怀旧感。除了性别之外，我认为在腐败的人类学研究中将阶级重新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类别也至关重要。事实上，詹姆斯·C.斯科特曾指出，“很多我们认为是腐败的行为实际上只是财富在政治系统中的‘非制度化’影响”，并且它对社会阶级结构的作用是高度保守的。虽然麦乐伦的文章明确从阶级特权的角度来讨论腐败问题，这条线索在大部分文章里都被弱化了。不过全书都出现了对此具有挑衅的暗示。的确，正如施耐德所指出的，那些职位低下的人更常被贴上耻辱的腐败标签（商界与政治精英们能利用人脉资本，如任人唯亲或是新俄罗斯的门路，参见洛弗尔的文章），于是普通公民可能会被迫诉诸明显的贿赂形式，这些形式更常见，并一贯会受到惩罚。施耐德在比较分析后指出，杨斯顿及巴勒莫的有组织犯罪的历史与其各自资本主义社会中显著的阶级不平等及阶级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中描述了工人阶级是如何在反黑手党运动中受到惩罚的。在阶级研究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不过很有可能，在特定环境下，惊人的阶级差异及与之有关联的社会地位阶层实际上既催生了腐败又对其产生了影响。因此——虽然这是毫无根据的预感——我怀疑，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所以能一贯拥有最清廉指标，与它们都是强调平等社会政策的国家之间并非毫无关联。（美）多萝西·路易丝·津恩

197结论桑普森在文章最后写到，与在人权这类问题上的立场一样，腐败研究者们倾向于参与反腐活动。作为参与其中的人类学家，我们的腐败研究当然无法提供放之四海皆准的恰当解决办法。本书的作者们向我们展示了对西方模式的接纳程度及其再诠释（更不必说对它的抗拒）在不同环境下是极为不同的，哪怕在西方世界内部也是如此。通过人种志研究获得的当地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反腐措施的接受情况，了解什么是最有效的问责机制以及抑制腐败扩散的制度改革。虽然遵守并执行“规章”很重要，但根据瑞弗金–菲施的材料，在那些官方渠道本身就被认为是不公正且存在道德问题的地方，完全依靠这一办法就显得有些天真了。一个存在细微差别的批判性的腐败人类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尽管存在不同的文化符码与意义，当地人还是对腐败持批判性的态度。而且不论地位高低，他们都会把它当成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比如，拉扎尔研究了玻利维亚的“先发制人问责制”这一概念。这种当地的反腐机制对如何强化制度这方面的研究也许能有所帮助。行贿与腐败显然广泛存在，并且难以量化，但人类学研究不仅局限于记录这些真实发生的现象：如德拉克所言，腐败话语甚至可能夸大了这些“事实”。因此，我们对腐败的主观感知具有思想维度，这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客观数据。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认为它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事实上，古普塔认识到了这一思想层面的深远程度，并雄心勃勃地呼吁人们干预腐败叙事。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法制会因腐败蔓延而失效。此时，在公民眼中，这种现象可能是在进一步鼓励人们把腐败当成正当防卫的借口。这种看法与政府对暴力垄断的削弱一道，让我们看清了黑手党存在于何处，并为民主理想提出一个巨大挑战。最后，自由资产阶级对“公、私”的划分造成了公众平等与私人不平等的现象。不论是阶级特权、性别特权还是种族特权，这些隐蔽的特权形式都因此得以掩盖。正如麦克伦文中所述，这种特权多少会造成显而易见的任人唯亲现象（这实际上与传统主义者并无太大差别）以及对新排他主义或“地方性腐败”的效忠。因此，我们又回到了在各层面上更广泛的权力动态问题：在

198地方、国家、跨国与全球等各层面的权力动力学越来越广，但我们仍需提防“公正无私的利益”。多萝西·路易丝·津恩（DorothyLouiseZinn）：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独立学者，巴西利卡塔大学兼职讲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庇护制、移民及多元文化。除众多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建议书》，该书被授予皮特尔人类学作品奖。此外，还参与人类学著作翻译，并与获奖的托尔巴协会合作帮助移民和促进跨文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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