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民族立法经验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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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朝民族立法经验浅析·2011-03-2815:53:30·作者：张晋藩·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清朝是中国末代的封建王朝，其法制传承了汉唐宋明的传统，具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民族立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民族立法之大成。［27］原修则例原奏［M］(嘉庆十六年四月十八日)见《钦定理藩部则例》，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年12月　清朝是中国末代的封建王朝，其法制传承了汉唐宋明的传统，具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民族立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民族立法之大成。清朝的民族立法，从关外时期宣布盛京定制起，直至晚清修订《理藩部则例》等具有一贯性，无论立法原则、立法程序

2、、立法经验都带有鲜明的特色，而且颇有借鉴意义。　　一、宣布盛京定制为清统治者提供了重视民族立法的先验　　建设后金政权的实践，使努尔哈赤逐渐形成了治国必须重视法律的意识。他曾告诫诸子侄和八旗将领：“要怀公正之心，教导国人牢记法令。”［1］“为国之道以何为贵？在于谋事公信，法度严明也。其弃良谋、慢法度之人，无益于此道，乃国家之鬼祟也。”［2］天命七年（1622）二月，努尔哈赤以颇为自得的口吻谕示来归之科尔沁蒙古乌鲁特部贝勒：“吾国之风俗，主忠信，持法度，贤能者举之不遗，横逆者惩之不贷，无盗贼诈伪，无凶顽暴乱，……尔蒙古人，持素珠念佛，而盗贼欺伪之行不息，是以上天不佑……

3、若旧恶不悛，即国法治之。”［3］　　天聪朝建立以后，随着后金对明王朝与察哈尔战争的胜利，皇太极已被归附的蒙古各部落拥戴为盟主，针对“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4］，时叛时服的状况，为了使之接受后金法制的规范，与军律的约束，共同征战，进而巩固满蒙的政治军事联盟，皇太极自天聪三年（1629年）至崇德三年（1638年），先后以敕谕的形式向外藩蒙古诸部落颁示后金法律，令其遵守。史书称之为向外藩蒙古宣布盛京定制。　　盛京定制内含的主要规范如下：　　其一，确认外藩蒙古对后金政权的从属关系，“令悉遵我朝制度。”对来归的有功的诸部落仿满洲制封给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

4、等爵号，同时规定外藩各旗每年元旦俱来朝贡，当至不至者治罪。　　其二，以军律的形式，约会从征，整饬军旅，严惩叛逃。　　其三，划定各部落驻牧界限，不得越界。制定蒙古各部落惩治命、盗、奸情以及逃人之法。　　其四，仿后金编丁之法，整顿户籍。　　其五，严申后金的司法管辖权。一般命盗案件由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等审理；重大案件由理藩院派官审理，或由理藩院组织会审，最终由皇太极断结。　　关外时期向外藩蒙古诸部落宣示盛京定制，使归附的蒙古部落接受后金法制的约束，巩固了其对于后金政权的从属关系，加强了与后金政权的政治、军事联盟，推进了对明战争的胜利。这项成功的历史经验，对于有清一代

5、的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清朝统一政权建立以后的民族立法中。　　二、清朝民族立法的基本原则　　清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治者关于民族立法的视野已由蒙古扩展至全国主要少数民族地区。　　清朝除制定了主要适用于外藩蒙古的《理藩院则例》外，还针对回疆、青海、苗疆、西藏等民族聚居地区进行立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反映了清朝统治者为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远见卓识。　　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后金宣布盛京定制的经验基础上，根据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情，形成了因族因俗而治和因势制宜的民族立法原则。　　（一）因族因俗而治的立法原则　　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环境不同，经

6、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差异，而且其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亦有长短之别，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习俗。这些习俗曾经是调整族内成员生活与行为的规则，是维系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所必须遵守的共同意志的体现，它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违反者要受到惩治。国家立法如与该族的习俗相悖，势必遭致抵制难以推行，故而清朝采取因族因俗而治的立法原则，“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5］既表现了对民族习俗的尊重，又可减少推行国家立法的阻力。　　其在蒙古立法中的体现：　　1．行政体制上实行盟旗制度。盟旗制度是在原蒙古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构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上，按照满洲八

7、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并结合蒙古原有的鄂托克、爱玛克等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旗作为基本行政单位，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旗长官扎萨克一般兼有贵族身份。旗上为盟，盟为监督机构。各级蒙古王公贵族依据身份享有不等的特权。盟旗制度得到蒙古贵族的拥护，有助于巩固满蒙之间的政治联盟。　　2．保护蒙古地区奉行的宗教--喇嘛教。《蒙古律例》中专设《喇嘛例》，乾隆帝曾指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得不保护之。”　　3．蒙古地区除死刑外，以罚代刑，根据犯罪情节，罚以不等牲畜，如一九、二九、三九、五九之数。在司法中证据不足者令入誓断决，“入誓后别经发觉，加等治罪。”　　其在回疆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