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以德治国”

《浅议“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以德治国”》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浅议“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以德治国”浅议“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以德治国”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线，同时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如果做到了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使之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必然会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早日建成，必然会有效提高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而提出实现

2、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这个依法治国的重要决定中，“以德治国”的概念进入了必须坚持的五项原则之中，可见中共中央的重视程度。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决定》采用的是一种并列关系，而非主从关系，这就使“以德治国”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拥有了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据，这是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国家治理中起

3、着各自不同的作用，相互不能取代、不能偏废，其内在原因是两者不同的功能：法律是保障国家有序、社会公平的底线，是硬手段、硬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规矩，就是红线。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在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里，“以德治国”是特别重要的一环。纵观历史，法律惩治的永远只是极少部分人群，法律规定的也只是道德的底线，仅仅靠法律，难以真正管理好国家，这就需要

4、“以德治国”融合进来、结合进去。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而重法”，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都是两者并重兼施来治理国家。唐代的“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一直到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是德法合治。为什么“以德治国”不可或缺？因为道德是内化的，是人们心底里认可的，在法律管辖不到的地带，道德可以发挥出强大的作用。“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就是我们的传统道德，其标准要求之高，远在法律之上；其涵盖受众之广，也远在法律之上。我们发现，今天现实中就有许多典型事例，譬

5、如，老人跌了该不该扶？从法律角度看，不去扶没有违法，但从“德”的角度来要求，不扶就是不道德。还有，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一直把“慎独”、“内省”放在重要位置，今天继续提倡，就会有利促进社会风尚不断向好，就会有效降低国家治理的难度，人们的幸福指数也会同步增长，中国梦也就能更快实现。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需要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道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内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中，不仅要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主渠道作用，也千万不能忽视人民团体、社

6、会组织的作用，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人民团体来自人民，社会组织来自社会。今天存在的现实问题，正如《决定》所指出的“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当政者、执法者加以改进，另一方面也需要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的支持帮助、解疑释惑，这些来自民间的正能量，如果得以充分发挥，将会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权益，从而促进法治社会建设。取得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以人为本的法律体系至关重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公正公平至关重要。在此

7、基础上的“以德治国”，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道德来调节人们的行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自觉的、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社会风尚，风尚一旦形成，就会具有强大的惯性，使我们的民族素质持续提高，使我们的国家形象更趋完美。有人说：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三、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性选择，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迫切要求，进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

8、平，使我们国家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作为参政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之做出应有的努力。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场合的一系列讲话，是一个完整的顶层设计的战略系统，相互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逻辑联系。譬如，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既保证了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最高权力，又把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协商民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深化了内涵、拓展了外延，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商量办事的宝贵经验，在新时期得到创新和弘扬，并且上升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