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我国刑法中转化型的抢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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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讨我国刑法中转化型的抢劫罪　　抢劫罪在我国刑法中涉及到的定罪条款有四条：即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二百六十九条和二百八十九条。其中后三个条款在刑法的规定中都是准用第二百六十三条。由于在准用第二百六十三条的三个条款中对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不同于标准的抢劫罪，加之刑事司法解释对相关问题的界定也不明确，故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本节对涉及转化型抢劫罪的三个条款之法律适用问题一一作了探讨，以期有俾于完善立法，利于司法实践。 一、关于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法律适用 　　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据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2、”，即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是该条款的规定在司法运作中由于立法本身的缺陷较大而导致实务中的很多困扰。鉴于这种状况，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7日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了明确地规定。《解释》中指出：“所谓携带凶器抢夺，系指行为人随身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行为。”客观地说，上述规定对正确适用法律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由于犯罪的复杂性和犯罪行为的多样性，使得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的罪界区分并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界

3、定。 关于“凶器”的范围界定 　　对于“凶器”的认识，是抢夺罪准用抢劫罪中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因为如果将行为人在实施抢夺犯罪过程中所携带的器械认定为凶器的话，则构成抢劫罪，反之则只能构成抢夺罪。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日常生活常识，我们认为：凶器的范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国家禁止个人随身携带的器械，如枪支、管制刀具、爆炸物等。将凶器作这样的理解有立法的明确支持，因此不会存在任何争议。 　　2、虽不是国家禁止个人随身携带的器械，但具有较大杀伤力和威慑力的器械。有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的任何可以使人受到伤害的器械都是凶器。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是很妥。因为对凶

4、器作这种解释，会导致刑法适用过程中的过于严厉，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将一种器械认定为凶器，首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会对受害人构成一定威胁或者可能给受害人的身体在瞬间带来伤害。如果随身携带的器械产生不了上述效果，则不能将其认定为凶器，如铅笔刀，皮带等。因为立法者之所以将携带凶器的抢夺行为界定为抢劫罪，其原因在于司法实践中这种犯罪，较之于单纯的抢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而且携带凶器实施抢夺行为本身应视为对被害人一种胁迫。故而，如果携带的器械本身不能够对被害人产生胁迫的效果，那么就不应将其视作凶器，相应的携带上述器械进行抢夺的不应准用抢劫罪的规定进行定罪量刑。 关于“携带凶器”的理

5、解 　　1、依法配备枪支的军警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进行抢夺犯罪，其依法携带的枪支是否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对于凶器，词典的解释就是为行凶所用的器械。而枪支、弹药与管制刀具，其本身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对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一定威胁，因此刑法特别规定禁止普通人员持有、使用。但是军警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依法持有配备的枪支，后又进行了抢夺犯罪，对其依法携带的枪支是否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不无疑问。 　　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的军警人员所携带的枪支宜定为携带凶器。理由如下：军警人员为履行职务上的需要，依法持有国家配备给其携带的枪支、弹药，其根据就在于这种携带一方面是国家对其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

6、执行工作任务所需。如果军警人员将国家配备给其为履行职务所需的枪支用于犯罪，将会动摇军警人员依法获取国家授权其持枪的正当性，从根本上否定了其持有行为的合法性。据此可以认为，依法配备枪支的人员在携带枪支履行公务的期间，一旦产生了犯罪的意图，其携带的枪支可能用于犯罪活动时，就应将这种携带枪支的行为视作非法的行为，相应地其携带的枪支也应是作为凶器。并且该类特殊主体的此类犯罪于一般主体携带凶器进行抢夺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可能给被害人造成更大的损害。 　　2、携带的凶器是否可以“外露”。对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抢劫罪，行为人携带凶器进行抢夺犯罪时，其携带的

7、凶器是否一定外露让被害人知悉其随身携带了凶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这种行为到底是转化型抢劫罪还是标转化型抢劫罪的疑问，其本身对定罪并无影响。 　　笔者认为，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中明确了行为人达到劫取财物目的的一种手段就是胁迫，通过胁迫使被害人对行为人取走其财物的行为不敢反抗。如果行为人在实施抢夺犯罪的过程中，将其随身携带的凶器故意外露，实际上是希望对被害人造成心理强制的效果，基于这种心理上的强制作用，被害人对抢夺行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而这种情况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所确定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