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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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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视问政”异化需引起关注以防“一秀而过” “电视问政”异化需引起关注以防“一秀而过” 今年3月,广西南宁市《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直播现场,面对曝光的公务员上班炒股斗地主等问题,多名市民嘉宾当场激动抨击指责,其中一名市民还给到场的县委书记们送上“苍蝇拍”,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自XX年6月甘肃省兰州市《一把手上电视》栏目开播以来,至今已有湖南、广东、河南、浙江、宁夏、江苏、陕西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几十家电视台相继推出电视问政类节目。各地“电视问政”暴风刮起,台上官员“脸红心跳”、台下观众拍手称快。电视问政在一定程度上对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随着其受关注程
2、度不断提升以及官员们对于这一形式的更多认识,越来越多的问题也开始呈现。如何将群众在问政时所反映的问题落到实处,以避免电视问政“一秀而过”亟需引起关注。 一、电视问政的积极效果 电视问政栏目,主要是人民群众就民生问题向负责的领导干部进行监督质询,并设有点评、打分等反馈环节。电视问政的出现,让群众和领导直面相对,取得了不少正面效果。 1、畅通了百姓解决问题的渠道。一些百姓常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通过面对面的问政,部门一把手当场表态和承诺,让问题得到了解决。江西省新余市的《问政新余》栏目就解决了如某住宅小区居民反映的墙面脱落问题,某医院病人反映的药价过高的问题等问题。南宁市委、市
3、政府主办的《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节目,去年共收到市民反映问题2399个,全部得到回应或解决。电视问政,让百姓有一个更好的渠道,简单、直接的反映问题,而不用绞尽脑汁的去上访,同时也能让广大群众也听听他们的问题,做出评断。 2、打造了媒体监督新平台。电视问政是公众行使对官员的监督权的一种形式。据法制日报报道: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持续已经4年有余,现已发展为全媒体监督平台。根据武汉市纠风办数据,仅XX年7月至年底,全媒体监督平台共办理媒体、群众反映的问题310件。通过问题督办,共问责266人,给予纪律处分58人,组织处理254人次。首先通过电视问政,继而再启动一定的问责程
4、序,对官员来说,不失为是一种有效的监督。 3、开创了政府治政理事的新模式。电视问政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也为透明政府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立项、审批、建设、管理过程,都能通过电视问政节目得以体现。通过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和市民的面对面沟通后,让市民对建设项目有所了解,通过电视问政,公众参与,对促进项目建设,改进和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可以起到较好的效果。 二、电视问政的异化表现 电视问政立足于解决民生难事,希望用行动诠释“执政为民”的真谛。不过近年来,媒体却不止一次披露电视问政的“异化”。 1、“秀”场频现。一是
5、播出方式“作秀”。一般来说直播的形式才能够让电视问政起到最好的效果。但一些领导干部认为直播压力太大,电视台也不愿意承担风险,故而绝大多数“电视问政”采取的都是录播的形式。导致一些“电视问政”的视频播出时已经被“涂粉”,一些尖锐的问政内容被删节,“电视问政”犀利作风无法发挥。二是问政内容“作秀”。电视问政的内容大多都停留在交通、城管等民生问题层面,重大、敏感的问题很难触及;一些问政内容强化表扬、弱化监督,有的甚至成了地方领导炫耀政绩的平台。三是参与官员“作秀”。有的官员在最初的“心惊胆战”后,渐渐地也开始习惯“电视语态”,言辞间出现“新八股”,官员“打官腔”、“说空话”的情形已不鲜
6、见。 2、“问”而不改。电视问政目前还是一种一次性的、短期的监督形式,其功效也大多止于直播现场。栏目制作周期较短导致了有的地方“电视问政”虎头蛇尾。有的官员“态度很好,反应很慢”,在直播问政中,面对群众的责问,当场疾言厉色、义正言辞,但过后却又恢复本来面目,将群众反映的问题抛之一隅、置之不理,导致电视问政陷入了“问”而不改的怪圈。 3、范围过窄。一些地方官员态度和反应在节目上反映俱佳,问题解决得倒也迅速,但却不是因为官员改了多少作风,而是忌惮于“大领导”在背后的“压力”,以至于有的市民盼着电视问政的镜头来,“镜头不到,问题解决不了”。大大小小的民生问题天天都有,但是电视问
7、政的次数确实有局限性的,并且每次电视问政的时间也有限制,能被问政、监督的政府部门当然也是有限的,形成了这种民主监督形式的天然局限。 三、基层建议 “电视问政”的生命力在于要解决实质性问题,落实才是王道。不仅要求官员在台上“掷地有声”,更要求通过“问”去“落实”,真正“问”出实效来。基层建议: 1、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应该让电视问政尊重于媒介传播规律,拒绝“昙花一现”,以达到良好的常态化传播效果。提高电视问政的频率,必须依靠党委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电视台很难凭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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