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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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秦晖　　“素质”高低与“应试”与否不相关　　在当前成为热门话题的教育问题中，“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似乎普遍被看成了一对对立范畴。于是便有了“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提法。循着这个思路，呼吁淡化考试、扩大保送、推荐范围者有之，为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那是反“应试”的极端了)说好话者有之，要求废除重点校、一律划地为牢“就近入学”者有之。在下于此窃有所虑焉。　　我赞成素质教育，也认为目前我们的教育制度有问题，乃至有危机，亟待改革。但我反对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的提法，也不赞成把“变应试教

2、育为素质教育”作为教改纲领。这样的提法并未抓住如今教育危机的实质，这样的纲领更可能误导教改。　　　　从逻辑上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两个不同类因而也就不可比的范畴。“素质教育”是就教育目的而言的，它以全面提升人的素质为目的，与之可比是以培养某种“信仰者”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培养好勇斗狠者为目的尚武教育(斯巴达式教育)，以增加“工具理性”为目的的唯智教育、以培养对某人的忠诚为目的的奴性教育，等等。而“应试教育”则就教育过程(包括过程阶段性起终点的入学、毕业等)中成就评估、资源竞争、资格认证的一种测量手段而言，与之可比的是不以分数而以个人的赏识为标准的“

3、推荐、保送教育”以及出身为标准的“伯乐相马式教育”、以长官意志(或以可轻易强奸的“民意”)为标准的“种姓教育”、“成分教育”、以财力为标准的商业化教育，等等。　　　这两种类范畴是完全可以交叉、重迭的。我国传统科举制度被视为“应试教育”的典型，但它与科举以前不重考试而重门第、重“背景”的察举征辟—九品中正时代的教育在目的上并无本质区别。而科举教育与工业文明时代兴起的唯智教育虽然都极重“应试”，但教育目的却全然不同。至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倒的确是针对“应试教育”的，但其目的却绝对与“素质教育”无关。说穿了，它无非是在保留苏式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色彩的基础上

4、，去除其唯智教育的成分而增加其“三忠于四无限”的奴化教育和反智主义的“愚化教育”成分而已。苏式教育固然毛病多多，但那时的“教改”只会更加有损于人的素质之提高——它不仅降低了人的知识水平，而且“培养”了说假话、趋炎附势和整人利己的恶劣品格，甚至即使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它也把苏式教育中保存的一点神学知识论色彩进一步庸俗化为纯粹巫术式的图腾崇拜(把苏式的马列主义理论课变成了“背诵老三篇”之类)了。而“文革”式教改在废除了考试制之后实行的“推荐”、“保送”、政审与出身标准之类的招数，更是集黑暗的九品中正制、种姓制与异端迫害制之大成，比传统科举制都差远了——我并不同意

5、如今一些论者对科举制的过分拔高，但无疑，“文革”时的“不应试”教育不仅比科举考试更不公平，而且其“培养”出来的人的“素质”恐怕也比科举制下造就的传统知识分子更差。对这样的“教改”，我们需要的是深刻反思以免重蹈覆辙，而不是去挖掘它的什么“合理成分”。　　　　“素质”有无客观标准“创造力”能否教得出来当然，如今反对“应试教育”的呼声并不是要恢复“文革”那一套，但这一提法仍不无可议之处。论者一般认为，“应试教育”强调用“客观标准”来考学生，这就会束缚学生的思想，妨碍学生“创造力”的提高。这种批评应当说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从这样的批评中我们是否能推出一种新的选择　　　　

6、比方说就算我们摆脱了“唯智教育”而改为全面提高“素质”吧，问题是“素质”的高低从何判断需要不需要一种“客观”的判断标准如果不要，那凭什么说如今的教育“素质”不行，又凭什么评价可能的新式教育是否提高了人的“素质”呢难道“素质”的高下是可以你说100我说50见仁见智的么反过来说，如果“素质”的高下可以用“客观标准”来考核，那么这种“客观标准”同样会束缚学生思想，造成与所谓“应试教育”类似的弊病，只不过改应语文、数学……之试为应“素质”之试而已。或以为一门“素质”之试不比语文数学等多门考试更能“减轻学生负担”么但正如我下文所言，其实目前“学生负担”的实质是“竞争负担”

7、。“作业负担”、“考试负担”都只是表象，不从根本上缓解“竞争负担”而只是减少考试，结果只能是学生负担未减，而知识结构却可能更加畸形。君不见以减少考试门数为目的的“3＋x”试验便立刻显出了弊病：许多学生放弃了“3”科以外的史地理化生诸“副科”，从而使原来为“应试”而实行中学文理分科造成的学生偏科、眼界狭隘、知识缺陷之弊变得更严重了。　　　那么改“客观标准”为主观标准如何这实际上就是改考试制为推荐、评审制，“文革”的前车之鉴明摆着，更何况如今的世风不同于“文革”(决不是说改革以来“世风日下”，但无疑，“文革”时期的权倾一切演变为时下的权钱结合，使体制的腐朽大大地表面

8、化了)，现在搞“主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