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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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周濂访谈汪丁丁之一2014-08-03按：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复杂自由主义的解释力，涌现秩序与社会公正，一直到社会的全面解体与心灵的重构，尽管话题一转再转，但核心的问题感却始终不变，那就是丁丁老师在新著《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提出的“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两个面向：“正义问题”（初级表现形式），以及“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协调问题”（高级表现形式）。丁丁老师非常精彩地展现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风采，在此分成四个可独立成篇的章节依次与各位分享，以下为第一章：“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周濂：早在1988年，您就曾经在一篇讲义里指出中国现象之所以复杂，是因为

2、它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并且它同时面临着文化的、政治的、经济这三重转型。时至今日，26年过去了，您觉得中国问题的复杂程度是加深了还是减弱了？有哪些具体的变化？汪丁丁12：我认为中国社会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社会。例如，随着80后和90后成为大众生活舞台的主角，我看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更加多样化，与此相应地，人们的政治态度与文化认同的内在结构也更加复杂。其实，复杂似乎总意味着内在冲突或张力。所以，复杂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内在冲突不仅很容易被认知主体感受到，而且很容易成为痛苦感（不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我们的对话于是可以进入我所谓“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即它的高级形态，由外及内的生活方

3、式与由内及外的情感方式之间的持久冲突。周濂：我特别认同您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论述，不过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可不可以先在浅层次的问题上稍作停留，您举例说80后和90后的登场让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变得更加复杂，这一点当然没错。除此之外，我认为更加值得认真对待的是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日趋明显，不同利益集团代表自身说话的自觉性也在增强，但是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控制又在加剧，二者之间的张力似乎也让中国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不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汪丁丁：我同意你的判断，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利益分化显著。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有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城乡利益冲突、部门利益冲突，以及毛泽东意识到的“条条”

4、与“块块”之间的利益冲突。几十年以来，从这些冲突又分化出来许多群体和个人冲突。例如，关于房价的公共政策直接涉及准备买房的群体与已买房群体的利益不协调，关于取消户籍的政策直接涉及在农民工权益与城里人权益之间如何配置公共资源的复杂议题，关于婚姻，养老，社保，医疗，教育，就业与工资，几乎国计民生的每一个领域的每一项公共政策都足以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或不协调问题。在民主社会，这样的分化伴随着各种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以及政治代言人的竞选活动。可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们的进一步发展或改革就难以避免要陷入以往多次出现的“放、乱、收、死”循环。12目前，可能就是你说的，中央集权控制加强的时

5、期，因为不愿意乱所以不敢放。但是，我们在探讨权力与权利的议题之前，可能需要界定这两大概念。例如，控制，它是很难界定的。严厉的反腐败措施似乎使官僚们噤若寒蝉，但也可能因此而导致国家机器的冻结。那么，中央的改革方案将依靠什么机制落实呢？可能再使用放权的办法吗？可能更激烈一些例如彻底裁撤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公务员从而让市场和社会自己落实改革方案？我甚至想到民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国土面积越庞大，政府就越无法协调随着和平时期的延续而迅速分化的复杂的利益格局。社会演化的基本规律，与达尔文当时观察的自然演化的基本规律一样，就是在隔离的从而没有外来灾难的例如夏威夷群岛上的生物，其种类可以随演化的时间而越

6、来越复杂。当外来灾难特别频繁或生存环境特别严酷的时候，另有一套演化基本规律，就是无政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发现的互助论，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流放到西伯利亚那样的严酷环境，发现生物相互不再竞争而是互助，为了都可以生存下去。人类之所以学会了合作，也是因为几百万年前在非洲丛林里不合作就很难与猫科和犬类竞争。竞争或合作的水平，因而依赖于生存环境的性质。这些环境的性质，可以用很多参量来刻画。12研究表明，复杂的生态链，参量数值组合的不同，有时候很细微的不同，都可能激化或弱化竞争或合作的水平。中国社会，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只用了28年，可是从那时到现在，时间早已超过28年，也就是说，和平演化的时间长度远远超

7、过了社会革命的时间长度。这一现象很可能意味着建构新秩序远比摧毁旧秩序艰难。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合作与竞争”。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论证，合作与秩序是同一层面的现象，而竞争与行为是同一层面的现象。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其实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秩序，它持续地扩展自身。竞争行为不可能在完全无序的状态里持续，游戏的各方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否则无法游戏。所以，合作秩序远比竞争行为高级。也因此，求解中国问题，要么诉诸社会革命，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