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藏对音材料探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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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汉藏对音材料探究概述　　[摘要]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们利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成绩卓著。目前已经刊布研究的汉藏对音材料，由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时的5种增至20多种。在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汉藏对音材料都不失为重要的参考资据。[关键词]敦煌古藏文文书；汉藏对音材料；唐五代西北方音；声母；韵母；声调[中图分类号]K87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4-0014-0517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有一类特殊的卷子，其中汉字旁边用藏文注音的，称为“注音本”，只用藏文音译全部或部分汉语文献

2、的，称为“音译本”或“译音本”，这种卷子一般统称“汉藏对音材料”。①这类汉藏对音材料不仅是研究古藏语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依据，一直倍受音韵学界的重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很多语言学家和藏学家对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较早研究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的是罗常培先生。罗氏所著《唐五代西北方音》②是第一部利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研究中国古代西北方言音系的专著。他把《切韵》作为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出发点，利用五种藏文对音译音材料③和一种注音材料构拟唐五代西北方音，与现代西北方音进行比较，探讨其语音流变，并结合音理

3、分析，识别并解释了两种语言对音难免的音近代替现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唐五代西北方音》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和研究。他们根据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汉藏对音材料进行了补充和修订，逐步完善了敦煌汉藏对音材料音系的构拟。本文试就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声母、韵母、声调四个方面略作述评。一、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探讨中古汉语方音，罗氏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材料最为重要：一是汉字在外国语里的译音或外国语在汉字里的译音，二是保存方音性的汉字注音。④《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用到的汉藏对音《千字文》、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藏文译音《阿弥陀经》、藏文译

4、音《金刚经》四种材料属于第一类，注音本《开蒙要训》属于第二类。而《唐蕃会盟碑》当时只有劳佛（B.Laufer）与伯希和（P.Pelliot）利用其汉译藏音部分讨论过9世纪的藏语音韵，其他材料只是零零散散地被人引用过。⑤罗氏整理这些材料，并拟测出其代表的方音系统。这是国内学者首次利用当时刚发表的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且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至今仍在国内外影响深远。17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补充和修订，著有《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⑥利用14种材料研究其中的音韵和语法现象。

5、他所使用的材料，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完备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唐五代西北方音》。其实，除了罗氏和高田氏综合研究汉藏对音材料所反映的河西方言之外，国内外还有许多学者也对这些材料的整理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1920年，法国伯希和与马伯乐（H.Masperro）曾引用过对音本《千字文》的一部分。⑦1923年，日本羽田亨的《汉蕃对音千字文断简》释读、转写了汉藏对音，并确定了《千字文》的对音性质及与研究唐代西北方音的关系。1926年，托马斯（F.W.Thomas）与柯乐逊（G.L.M.Clauson）比定译音本《金刚经》，并注出了相应的汉字。1927年，柯乐逊比定《阿弥陀经

6、》，且注出了汉字。柯乐逊还为《阿弥陀经》和《金刚经》做了汉藏互见索引。1929年，托马斯参照《大乘中宗见解》的译音本（ch.9，Ⅱ，17号）和重字，补全了其对音本（ch.80.xi号）的空白。财津爱象《敦煌出土汉藏对音の材料と〈韵镜〉との比较》⑧一文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把《千字文》、《阿弥陀经》、《金刚经》三种汉藏对音材料分类组合与《韵镜》比较。1948年，托马斯和翟理斯（Lionel17Giles）合写《一种藏汉词语写卷》，刊布了《藏汉对照词语表》写卷，比定出部分汉字。1958年，西门华德（WalterSimon）在《藏译汉文文献释读》⑨中介绍了《妙法莲华

7、经》、《天地八阳神咒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赞》、《寒食篇》、《杂抄》、《九九歌》等文书，并用拉丁字母转写出了其中的一部分。1960年，陈国（Csongor）著《在敦煌发现的用藏文译写的汉文文书》，⑩再次讨论了罗氏使用的汉藏对音材料。1982年，王尧在其所著《吐蕃金石录》中录写了《唐蕃会盟碑》四面的汉藏碑文，在藏文下注出了拉丁字母转写。111982年，周季文在《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12一文中，比定了该写卷，作了《汉—藏索引》和《藏—汉索引》，第一次为藏文注了现代藏语的安多音和拉萨音。1984年，

8、黄布凡撰《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和《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