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到服务流动商贩管理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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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治理到服务流动商贩管理模式探究　　长久以来，人们存在着对流动商贩认识的误区。大多数时候，流动商贩都与价廉质酢、脏乱差、暴力抗法联系起来，是执法部门严打的对象，是城市落后的象征。由此也使得流动商贩们不得不东躲西藏，与执法人员“打游击”，大大增加了管理难度和执法成本，成为城市管理的“三害”之一。然而，在汉堡、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同样有大量流动商贩的存在，在这里，流动商贩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有益补充，对于展示城市形象，方便居民生活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因此，重新审视过往流动商贩管理方式，校准对流动商贩的定位，探索以柔性

2、执法、自我管理、主动服务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不仅仅是一种人文关怀，更是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一、传统的流动商贩治理模式7我国一直采取的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政府成为社会事务的唯一主导者，职权囊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承担并履行近乎所有的社会职责。这也就导致管理部门在解决流动商贩问题时，秉承维护政府权威，个体服从大局建设的理念，采取以治理、整改为出发点的强制性手段。虽然从最初以《行政处罚法》进行强制性取缔，到近些年来各城市纷纷出台《城市治理条例》进行模糊性治理，治理手段发生了很大的进步，流动商贩的个人权益得到了一定

3、程度的维护，然而大部分举措仍仅是在执法形式上进行改变，避免使用暴力手段，更注重弹性执法、柔性执法，而对流动商贩身份合法性的法理否定仍未得到改变，执法部门秉承的以治为主的管理理念仍未改变，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也依然存在。一是治理的低效性与反复性。流动商贩迫于生计，往往与执法人员“打游击”，城管到，商贩逃，城管走，商贩回。执法人员来回奔波，费尽心力却收效甚微，陷入“整顿—回潮—再整顿—再回潮”的怪圈。二是执法部门公众形象的负面性。由于流动商贩多为失业人员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在发生执法人员和商贩冲突时，公众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

4、，不自觉的便会产生对执法人员的排斥和敌视，而部分城管的粗暴执法更是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公愤，将执法部门推入最不利的处境，使其举步维艰、如履薄冰，执法工作愈发处于孤立和被动。三是政策反馈过程的缺失。一方面，流动商贩群体缺乏参与渠道，利益诉求无法得以充分表达；另一方面，政府治理过分依赖刚性手段，忽视非营利组织、福利机构、群众团体等社会力量，以单中心制实施管理，造成政策反馈渠道单一，反馈信息不完整、存在延迟等，同时又有大量社会资源闲置。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执法困境7在流动商贩管理工作陷入两难，亟需破局手段的形势下，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

5、的逐步深入，大量失地农民失去了赖以谋生的手段，而加入到流动商贩的大军之中，使得流动商贩的管理出现了新的变化，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第一，主体构成更加复杂，城中村居民成为主力军。在郑州大学高校园区周边，大多数城中村居民依靠房屋租赁、开设商店、小吃店等手段谋生，而随着土地流转、房屋拆迁，他们丧失了基本的经营场所，为了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他们选择加入到流动商贩群体之中，并在区域内形成基数庞大的商贩联合体。同时，原本依托城中村从事商业经营的部分外来人员，不愿放弃长久以来形成的品牌效应和区域认可度，采取流动摊点的方式继续经营。此外，大量小本经

6、营者、夜市商人、职业投机商人也因看好高校周边的区域商机，纷纷云集至此，加之传统商贩共同组成复杂、庞大的流动商贩群体。各个群体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与经营方式，使得粗放型的管理越来越难以适应。7第二，群体年轻化趋势明显。在对郑州市高新区100位流动商贩的随机走访中，约40%为19岁至29岁之间的青年，30岁至39岁的受访者比例居第二位，约占36%，而60岁以上的摆卖者寥寥无几。可见，随着主体构成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流动商贩群体当中，其中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在100位受调查者中，就有5人拥有大专及其以上教育经历，而完成高中教

7、育者的比例业已占到了45%。年轻化的趋势加之一定程度的受教育背景，使得流动商贩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与利益表达的迫切需求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也为流动商贩群体增加了更多的抗争性，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风险进一步增加。第三，社会舆论的敏感性。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舆论媒体在社会事务监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网络监督，因其开放性、便捷性和匿名性，成为对执法部门进行监督、曝光的主要平台。一时间，真假信息纷至沓来，无从分辨。而由于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追求轰动性与刺激性，攫取商业利益，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和商业属性决定了媒体会选择迎合

8、受众心理，过度报道执法人员的负面形象，进行最不利于执法部门的媒介审判。根据《城管网络形象分析报告》显示，在与城管相关的新闻报道中，负面新闻占据了44.7%，正面报道和中立报道分别为32.6%、22.7%，并且负面新闻更容易获得转载，其新闻转载量占据总转载量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