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业健康安全制度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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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职业健康安全制度路径选择　　摘要：对建立职业健康及安全制度的制约因素进行探析，研究表明，利益博弈以及制度缺陷是建立职业健康及安全制度的最主要制约因素。对石油行业HSE管理体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路径选择提出具体建议：应在石油行业嵌入正式法律制度，将HSE管理体系与职业健康安全法律制度兼容并包地结合起来，并在建立职业健康及安全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正确选择制度变迁的路径并不断调整路径方向，使之沿着不断增强和优化的轨迹演进，避免陷入制度锁定状态。关键词：石油企业；职业健康安全；HSE管理模式；制约因素；法律制度中图分类号：C913.2；F27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

2、06-0122-03职业健康安全政策，狭义而言，是管理工作环境的卫生和安全水平的法规。广义而言，是任何保障雇员健康安全、预防、补救及管理的措施[1]。职业健康安全政策是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是对生产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安全事故和职业伤病进行预防性和补偿性的管理，同时这种管理型职业健康及安全政策又能广泛促进工人的福利，发挥再分配的功能。8HSE管理体系是我国石油行业关于职业健康、安全、环保规制的一个行业标准：H（健康）指员工无身体疾病，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S（安全）指在努力改善劳动条件、克服不安全因素，使生产在保证劳动者生命安全、健康、企业财产不受损失的前提下顺利进行的生产过程；E（环境）指与

3、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或作用的总和，它不仅包括各种自然因素的组合，还包括人类与自然因素间相互形成的生态关系的组合[2]。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HSE管理体系是一种非正式的职业健康安全制度，是行业自律型（Self-regulation）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模式。1职业健康与安全规制的理论分析1.1对外部性的补偿职业健康与安全规制的理论依据主要源于市场在处理职业健康与安全领域中结构性问题上的无能。外部性正是其中一个主要体现。职业健康与安全领域的负外部性（NegativeExternalities）主要表现为安全生产事故与职业健康损害。在市场失灵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

4、为主要目标的企业不愿增加更多成本，降低劳工安全生产的风险与健康受损的风险。另一方面，安全事故以及劳工健康受损又会增加社会成本。这就出现了外部不经济的现象。8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价格等于私人边际成本（如图1所示），假定厂商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接受市场价格，有一条高度等于价格水平的需求曲线。如果按照资源有效配置原则，则市场价格应等于社会成本，因此，在不存在外部效应时，产品价格应既等于私人边际成本又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即P=MPC=MSC。然而，当存在负的外部效应时，产品的价格却低于社会边际成本，即P=MPC　　3石油行业职业健康与安全规制从应然走向实然的路径选择3.1石油行业职业健康与安全

5、规制的路径选择只有形成一套职业健康安全的法律制度才能确保石油行业职业健康与安全制度的高效运行。Pound[5]、NathanielOKeohane[6]和SebastienRouillon[7]的研究均从社会学、法学的角度揭示出福利性法律制度能够达到有效地重新整合各种社会关系的效果，将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和冲突制度化，有助于解决社会冲突和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的社会分化问题，协调一国制度结构中强制性制度与诱致性制度的协同动作。8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政府强势主导自上而下颁法的法律及政策法令的行为称强制性变迁；由个人或团体为响应获利机会自发倡导由下而上的法律行为称诱致性变迁。HSE管理体系兴起于西方社会

6、，其倡导人是大型石油企业，目的是响应市民权利运动和社会福利政策，从而达到增加企业潜在边际利润的效果[8]，是典型的诱致性变迁制度。但各国石油企业频发的风险事故均揭示出目前石油行业仅仅依靠这种单一的诱致性变迁制度无法实现制度均衡目标，达到帕累托最优。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证明，规制权制度供给的不足会导致规制行为失范，规制运行无序，增加规制机构和规制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增加规制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规制机构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将使现实的规制行为与制度的应然目标之间产生冲突，使规制行为偏离公共利益，而最终被产业所俘获”[9]。所以，HSE管理体系的绩效实现要求嵌入政府强制力，才能在一定意义上克服诱致

7、性制度变迁的不足，弥补制度需求缺口，减小制度创新成本。正如林毅夫所说，“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给持续的制度供给的不足。”本文认为，HSE管理体系目前处于非均衡制度状态，但经过近20年的发展，石油行业职业健康与安全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适当的制度变迁空间，具有嵌入正式制度的动机和时机。因此，通过政府强制性变迁制度的介入，达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