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余冠英先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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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忆余冠英先生曹道衡徐公持徐公持(以下简称“徐”)：曹先生，你来文学所时间掐指已将半世纪，应该称得上是文学所元老之一。对于文学所及古代组的情况，你了解很多，另外大家都知道你的记忆力是出奇的好。今天请你来，就是想一起谈谈关于余冠英先生。余先生去世将近十年了，我们都是他的老部下，都曾得到他的关怀和指教，可以说，他是我们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位恩师，惠泽深厚，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当然你是我的学兄。余先生是“文革”之后《文学遗产》复刊工作的主持者，也是复刊后首任主编。《文学遗产》即将迎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编辑部打

2、算组织一些文章，来纪念余冠英先生。这也是今天我们谈话的主题。首先我想问你，你是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得识余先生的?曹道衡(以下简称“曹”)：“元老”二字我断不敢当，记忆力也很一般，徐先生过誉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我是早已听说的，但我在到文学所之前，并没有拜见过他。因为当时余先生在清华大学教书，而我在北京大学读书。那时北大还在城里(即“红楼”旧址)。1953年初夏，我毕业之前，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实习，那是中国作协主办的一个单位，虽然名日“研究”，实际上研究的主要是文学创作而不是文学史，我进去之后感到不

3、很适应。当时“院系调整”后不久，听说北大也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所，由郑振铎、何其芳先生主持，余冠英先生和俞平伯先生等都调进了所里，我一听说就明白，那里是研究文学史的，我很想回北大，到那里去做研究工作。经过努力，我终于遂愿，正式来到所里，那是1953年6月，这也是我认识余先生的时间。你认识余先生应该是6O年代初的事吧?徐：不错。我到文学所古代组比你晚了整整十年。1964年4月，我从哈尔滨师范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分配到文学所，进了古代组，认识了组内各位老专家。当然，在此之前我早已耳闻余先生的大名，因为我在大

4、学学古典文学课，首先学的是《诗经》，余先生的《诗经选》和《诗经选译》是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我到文学所报到，首先认识了邓绍基先生，当时他是古代组副组长，主管日常事务。第二天，邓先生通知我去参加力扬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未见过生前的力扬先生，我正犹豫去是不去?邓先生说：“去吧去吧，大家都去的，那里缺人手，你可以去帮忙布置，搬搬东西什么的。”我说：“可是我没见过力扬先生呀!”他说：“去了不就见到了嘛。”我愣了一下神，便答应去了。灵堂设在同仁医院，从学部去不远，那天清早，我就跟着王水照先生，还有所里管行政事务

5、的同志一起去了，在那里先静搬运东西，后来便站在门口小桌旁，请所有前来参加告别的宾客签名。古代组除了两三位很老的先生外几乎都到场，在那里我初次见到余冠英先生。邓先生只是将我简单介绍给了他，没说什本文为谈话记录，谈话时间在2003年12月某日上午，地点在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办公室。当时正策划纪念《文学遗产》创刊五十周年活动，徐公持遂邀约曹道衡先生对谈，回忆老一辈著名学者、本刊前任主编余冠英先生。谈话之后，即由徐公持整理出草稿，交曹先生过目修订，并增补若干内容，再交由徐公持定稿。稿成后，因情况变动，未

6、能及时发表。今年适逢《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岁，编辑部向新老编委及相关专家发出通知，策划出版纪念文集，征求纪念文章。徐公持遂响应约请，检出旧稿，交付刊出。然而曹先生已于2005年罹疾谢世，不能亲睹本文刊出，是亦人生遗憾也。十年一觉，本文之发表，不特纪念余冠英先生，亦寓怀念曹道衡先生之意也。·146·回忆余冠英先生么话。他俩当时很忙，胸前戴着小白花，站在灵堂f'-J#t"，与所有陆续前来吊唁的宾客们握手致意。我的第一印象是，余先生高大魁梧，身体健硕，语言不多，表情严肃(与场合有关)。我初识余先生的经历没

7、有什么史料价值，倒是有一点出其不意。还是回来请你谈在北大文学所时你与余先生的交往情况。曹：刚到所时，我是被分配在民间文学研究组的，余先生是古代研究组的组长，因此我很少有机会向他请教，只是所里开会时才能见到。1954年春天，我被调到古代组，兼做《文学遗产》编委会的秘书，经常代编辑部和北大各位编委联系。那时余先生住在北大镜春园，我的宿舍在健斋，距离很近。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到余先生家，余先生平易近人，对青年十分关心和爱护，打消了我见老先生的顾虑。当时有关《文学遗产》稿件的处理问题，我自觉没有把握的，就向

8、余先生请教，他很热心，几乎有求必应，我得到他很多的教益。徐：打断你一下，当时《文学遗产》的负责人是哪位?是陈翔鹤先生吗?曹：《文学遗产》当时是《光明日报》副刊之一，开始时主编就是陈翔鹤先生，起初编辑部在作家协会，城里东总布胡同；后来将编辑部调入文学所，办公地点移到中关村科学院。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来往走路不累，我一天可以走好几趟。那时余先生正在编《诗经选》，有时我到余先生家，余先生经常给我谈《诗经》中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余先生曾经把《魏风·园有桃》和《王风·黍离》作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