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大德严仁英.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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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生大德严仁英　　严仁英，1913年生于天津，2017年4月16日在京逝世，享年104岁，是中国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北京大学终身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等，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1951年12月，严仁英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中央第六至八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三、五、六、七、八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　　永远走在前面　　中国近代先驱中，对严仁英影响最深的，是她的祖父、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

2、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的伯乐与恩师，他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其中尤以奏请光绪皇帝开设“经济特科”盛传于世。严修也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1902年开办的严氏女塾开创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1905年10月，严修参照日本的模式在严家大院开设了“保姆讲习所”和严氏蒙养园。　　严仁英的父亲严智崇天性聪颖，刻苦好学，青年时代就被崇尚新式教育的严修送去日本求学，学成归来进入当时的外交部工作。严智崇曾被多次派往国外工作，不断把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料引进中国，他把日本幼儿园的教材翻译成中文交给严氏蒙养园，以不辜负严氏家族

3、的培养。此外，�乐浅缁咕弑冈�实的日文功底，曾任袁世凯儿子的日文教师。　　严修一直关注中国近代教育，又偏爱严仁英，但严厉的祖父作为南开创始人并没有给严仁英任何优待，甚至没有根据严仁英的成绩安排她的班级，而是让她跟低一年级的同学一起上学，并对她说：“退一步在人前，跳一步在人后，希望你能够把学习赶上来，永远走在前面。”　　背着两个书包上学　　从小目睹了母亲照看罹患肺结核的三哥所付出的辛劳，严仁英立志学医。但当严仁英从南开毕业报考协和医学院时，却遇到了很大阻力。　　当时严仁英在南开的老师们一致认为，协和名声在外，但过于“洋化”，毕业后有可能所学的东西在中国用不

4、上，不如齐鲁医学院稳妥；而母亲则希望严仁英报考离家近一些的学校――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中国大地一片混乱，特别是通往山东的道路十分混乱。1932年，在五哥严仁荫的建议下，严仁英既没有选择山东的齐鲁医学院也没有报考协和医学院，而是考入了清华大学。　　与协和不同，清华没有医预科，严仁英只得先进入生物系学习，但她学医的初衷没有改变。当老师们了解到严仁英从医的志愿后，也一致支持严仁英同时选修协和医预科必修课程。这意味着严仁英要付出双倍的精力，开始了“背着两个书包上学”的求学路。　　1935年，严仁英如愿考入了协和医学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协和

5、医学院的奖学金。　　“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没怕过”　　严仁英在协和的收获不仅是学业上的，在这里，她还收获了一生的爱情。严仁英与王光超相识于协和，于1941年结婚。他们一生相敬相爱，同为医学专家，被称为“杏林双彦”。　　王光超也来自天津的一个大家族，他的父亲王治昌曾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管理的重要人物。母亲董洁如出身于天津富商世家，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曾多次掩护和营救中共地下党工作者。　　王光超的一个弟弟王光杰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后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攻读无线电专业。王光杰在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

6、战争爆发后，王光杰积极投入到抗日组织发起的活动中，同时他在家组装收音机和电台，积极筹备建立中共北方局秘密电台。王光超则一直积极支持弟弟的抗日爱国行动，他也由此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崔月犁。紧接着，妹妹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也都纷纷参加革命。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本军队占领了协和医院及校舍。严仁英与协和医院的同事一起经历了屈辱、惨痛的时刻：“一夜之间，这块六万多平方米的空间成了活人的坟墓，死一样的沉静。阴森恐惧笼罩了协和医院。”“那些危重病人，有的死在已经滴空的输

7、液针下，有的戴着氧气鼻管，闭上了双眼。喊声、哭声、呼叫救命声、器械的碰击声、瓶瓶罐罐的破碎声，混杂在一起。”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协和医院被迫关门停业，一大批协和人不得不自谋生路，刚刚在协和医院担任住院医生仅一年半的严仁英失业了。　　与此同时，在西单旧刑部街王家宅邸挂牌的“王光超大夫诊所”已开业多日。诊所里只有王光超一个大夫，但无论是常来常往的病人，还是大量购进的药品，都为“王光超大夫诊所”增添了几许神秘。严仁英后来回忆：“我们在旧刑部街的家中腾出了几间空房，建了王光超私人诊所，期间不断地有地下党人来诊断治病、拿药……我印象最深的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

8、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当时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是常事，崔月犁经常会来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