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手的舞蹈(五).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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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只手的舞蹈(五)　　印度：“两弱一活”的三只手舞蹈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都比较弱，但社会却有结构化的活力。　　政府――“�S可证大人”无力调控社会　　印度政府历来被称为“许可证大人”，自1947年民族独立起，一直模仿苏联，力图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直到1991年放开许可证管制，才算放弃了建立许可证王国的制度尝试。英国《经济学家》记者吉姆・罗沃在其1997年的著作《亚洲的崛起》中这样阐述：“他们打算拆除的制度是不可相信的。这个制度是本世纪中叶根据当时西方最时髦的先进经济发展理

2、论设计的；而且，理论以印度官僚政治引以自豪的彻底性被付诸实施了。”　　据罗沃的介绍，支持这个印度式计划经济制度的主要思想是，印度稀少的可供投资的资源必须导向其社会的最具生产性的用途，而且只能委托政府为这些目标有效地部署资本。这个制度的3个支柱：对工业实行高度的政府直接所有；对私有工业企业实行高度的政府管理；把外贸和外国投资调至最低的可能性水平。1978年之后，中国通过逐步放开市场，鼓励竞争，而获得长期高速成长。而印度在1991年之前长达40多年的时间内，尽可能消除竞争。其经济逻辑是，竞争是“浪费的”

3、。　　长期以来，印度工业企业的政府所有，是非共产主义世界最广泛的。几个业务方向被设计为“核心工业”，只允许政府所有的公司经营。这样的工业不仅包括国防工业、原子能工业，而且还包括铁路、航空和飞机制造，发电和配电，煤炭、钢铁和重型机械。在1969年和1977年，印度还推动了两次银行国有化，实际上把整个金融系统装入了政府所安排的企业口袋。　　可以想见，金融之与经济，如同血液循环之与身体机能。英迪拉时期，打着为穷人服务的旗号，将金融控制权交给了一个未经改革的政府，使得印度的农民和穷人依然要依赖私人高利放贷者

4、。2002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如果将私人放贷者与公共的水电部门相比，绝大部分农民认为他们更相信私人放贷者。农民和穷人向银行借款时，即使能幸运地拿出银行所要的抵押品，具有借贷资格，平均也得花33周时间才能办完所有的手续。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贷款金额的10%～20%，都得用于行贿。　　笔者的朋友孙亮女士在其《城堡里的发展经济学》中这样对比中国和印度：和中国一样，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警惕和对民族自立的信仰，印度独立后采取国家主导工业化政策――自力更生、进口替代、政府大量投资于国营重工业。不同的是，印度一直允许私

5、有企业存在，并鼓励其向劳动力密集产业发展。但为了把私有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新德里反而需要发展出一套比单纯计划经济更加复杂细密的投资、贸易、外汇、信贷、价格和劳工管理机制，限定私人企业的发展规模和方向。20世纪50年代陈云主管经济时期，在制定钢铁计划时能细腻到记得为全国女同志的发夹单留出一吨钢的富余，已经令凡人惊叹，要做到迫使私人企业服从国家的这种精细计划，成功的可能可想而知。结果，管理这个庞大的“计划―市场”混合体制的需要，把印度政府官员造就成了全世界著名的“许可证大人”；而国营重工业和民间加工

6、制造企业的脚步始终疲沓，对劳动力的开发严重不足，对资本的使用效率极低。　　与中国的单一制体制带来的强大社会重组能力相比，印度政党和政府的社会重组能力十分低下，使其一直难以搬开阻碍发展的种姓、语言、管制等追求现代化进程的大石头。反而，经历自由民主政体、联邦政体、向西靠拢的政体后，印度仍有很强的殖民特征。虽然政治上已经不是殖民地国家了，但其思想、语言、文化、市场体系等各方面，殖民特征还很明显。印度政府无力调控社会，却有诸多具有独立利益的官僚群体通过腐败、推托、寻租等方式，向社会伸出了抽取之手，而非帮助之

7、手。比如，印度各个层级的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税收，中央政府征收企业税、物业税、消费税、关税等，州政府征收销售税、消费税、印花税等，中央转移支付占比为42%；地方政府征收土地税、房产税和市场交易税等。因此，印度政府对民间的帮助作用十分有限，主要在发挥汲取作用。在印度，政府几乎成为了腐败、不作为的代名词。　　直到1991年，政府及其所有工业企业的雇佣人员，占“有组织部门”的71%。1970年后的20年里，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每年增长2.9%，比私人部门的0.8%高3倍多。国有部门平均工资是私营部门的2倍。而

8、铁路职工、银行职工的总收入分别是普通家庭收入的2.5倍和4.5倍。1992年，一半以上的国有公司处于赤字状态，但这些“患病单位”要想破产，必须征得全体职工的同意。　　1991年7月后，拉奥和辛格开始了模仿中国的经济革命，改革按激进程度递减的顺序排列如下：　　许可证和其他管制措施。生产线、反垄断的措施被取消，发行股票被允许，银行存贷款利率管制被去掉，只剩下3种贷款利率。　　外贸和外资。逐渐取消进口限制，关税从改革前的400%降到1995年的65%，批准外资实行“一次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