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动合同法》争论与实施的评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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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一世紀評論13對《勞動合同法》爭論與實施的評論2008年1月開始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簡稱《勞動合同法》），引起學術界的激烈爭論和商界（包括香港商界）的巨大反應。早在這部法律的起草過程中，學術界就已經爆發了有關「勞動標準高低」的爭論。在200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該法草案向社會各界徵求意見的時候，商界曾經予以強烈的反應，並在這部法律生效之前採取了被稱為「規避法律」的行動，一些企業採取大幅度裁員、以經濟補償要求員工自願辭職、提前解除勞動合同、辭退臨時工、《勞動合同法》頒布前曾經出現過所謂「京工作外包等方式，以期減少該法在實施後可能在管理層面產生的負面效應。派」與「海派」的

2、爭本文將從勞資關係的學科角度，在評價學術界爭論觀點的基礎上，對私營論。董保華認為《勞中小企業勞資關係違法運行的原因與政府在實施《勞動合同法》中所應擔負的責動合同法》應當是「法律允許的最差企業對任作一個簡要分析。最差職工可以執行的最低標準」；常凱則指出《勞動合同法》應一　勞動標準：學術界爭論的焦點當以社會利益作為立法取向，對勞動者進行「傾斜性保護」。回溯學術界在《勞動合同法》頒布前的爭論，曾經出現過所謂的「京派」與「海派」。兩派的爭論爆發於2006年4月3日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召開的一場以「勞動標準」為主題的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中國人民大學常凱教授（媒體稱「京派」）與華東政法大學董保華教授（

3、媒體稱「海派」）以勞動標準的高低為主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董保華首先提出：「我國的勞動基準與國際比較是偏高的」，進而提出《勞動合同法》應當是一種調節微觀的個別勞動關係的法律，該法作為一種勞動標準，應當是「法律允許的最差企業對最差職工可以執行的最低標準」。董保華認為《勞動合同法（草案）》是用「一邊倒」的方式傾向勞動者，所定標準過高。如果標準貿然調高，一旦降低就會引發社會不安定；而只有低標準，才有可能做到廣覆蓋和嚴執法。常凱則指出，如果將工人的工資收入、職業穩定、社會保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8年4月號　總第一○六期14二十一世紀評論險水平、職業安全狀況、職業培訓等標準看成一個系統，中國的勞動

4、標準不僅在國際比較中屬於低水平，就是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權利體系中，也是比較低的；而且勞動力市場和要素市場不同，無論是經濟關係還是社會關係，作為一部社會法，《勞動合同法》都應當以社會利益作為立法取向，對勞動者進行「傾斜性保護」。在這次研討會之後，董、常兩人通過媒體和學術刊物進一步發展了各自的觀點。董保華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指出，《勞動合同法（草案）》加大了勞動關係的調整剛度，顯現出凝固化、形式化和行政化的特點，體現出對企業用工「寬進嚴出」、勞動者「寬進寬出」的特點；該草案大量採用行政干預，對企業管理進行各種「僵化」限制。他擔心世界通行的先進人力資源管理理念將無法適應草案的規定1。常凱則從勞

5、權的角度指出，在勞動關係中勞資雙方當事人是平等主體學術界圍繞《勞動合的假設並不存在，《勞動合同法》的出台將有利於平衡勞動關係中勞動者一方的同法》所提出的觀點實弱勢地位，通過勞動法律的矯正功能追求一種實質上相對平等的關係：即通過際上是「效率與公平」的爭論。十六屆五中公權力的介入，適度限制僱主的權利以保障勞動者的權利，使個別勞動關係實全會公報提出要「更加現相對的平等或平衡。因此，該法的設計基本符合當前中國勞動關係需要調整注重社會公平」，表明的現狀，特別是當前勞動關係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諸如短期僱用、勞動派遣中央政府有意將「社會公平」作為制度安排等；而且亦參照了國際上勞動合同法律的一般性經驗和做

6、法2。的基點，《勞動合同在2007年6月《勞動合同法》頒布之後，又有一些經濟學家就該法的實施效果法》正是在這一大背表示質疑。從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角度，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王一江教授提出，景下制訂和出台的。這部法律在很多方面都向勞動者提供了傾斜性保護，但是，保護勞動者是否應成為勞動立法的宗旨？是保護已就業的勞動者重要，還是保障經濟發展、充分就業更重要？他進而指出，從根本上改善勞動者利益，有效的途徑是提高經濟效益和促進經濟發展，保障充足的就業機會，引導供求關係朝º向勞動者有利的方向轉變3。王一江還在2008年2月撰文，籲請全國人大補充立法，免除中小企業執行《勞動合同法》的責任，否則會導致中小企

7、業經營成本增加，經營管理的靈活性下降，眾多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更加困難；同時也會損害勞動者，特別是那些最需要幫助的最底層勞動者的利益，導致立法的實際效果與立法初衷背道而馳4。學術界圍繞《勞動合同法》所提出的各種觀點實際上依然是「效率與公平」的爭論。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表明中央政府有意結束這場爭論，並最終將「社會公平」作為制度安排的基點，而《勞動合同法》也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制訂和出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