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不可少之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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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地间不可少之书—陈弘谋先生《五种遗规》　　在中国的历史中，盛世之治的教育典章不仅蔚为大观，而且是深入人心。汉朝时期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唐贞观编订《群书治要》、清代康干盛世编订《四库全书》，此乃独步寰宇的盛世华章，是华夏民族浩瀚典籍中的明珠。　　《礼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国家，领导人民，安邦定国，教学为先，教育是排在首位。唯有提倡全民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才能使国家真正长治久安。清朝时期著名的教育家陈弘谋先生，以毕生之实践力行，印证了圣贤教育的治世之效。　　甲、陈弘谋先生生平　　陈弘谋（一六九六—一七七一），字汝谘，号榕门，谥号文恭，广西临桂（

2、今广西桂林）人，清代著名的教育家、理学家，康干盛世名臣。他家境贫寒，幼有大志，素好读书，刻苦自励，「为诸生即以泽物为己任，常曰『吾平生耻作自了汉』，及入仕益讲求经世策」，识者皆知其志向远大。　　甲一、诚一不欺，以国为家　　陈弘谋先生的哲学思想源于宋五子，以薛瑄、高攀龙为宗。他为人、治学以「诚一不欺」为本，以一「诚」字贯彻始终，宋儒司马光对其影响颇深。诚如弘谋先生在书室中所题写的：「莫作心上过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这体现出他对于「诚」字的深刻理解。　　做为康干盛世的名臣，陈弘谋「以民心为己心，视国事如家事」。雍正九年，清世宗曾经在他上奏的奏折中批示道：「『敬慎』二字

3、，时刻不可释诸怀。」这句金玉良言成为弘谋先生为官做人的准则。　　据《清史稿》记载，在乾隆时期的「封疆大吏」（执掌数省最高军政权力的朝廷要员）中，以尹继善与陈弘谋最为贤明。陈弘谋为官三十多年，担任过十二个省的巡抚、总督，累官至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在地方任职之时，他革新铜政，兴建水利，兴办义学，刊刻书籍。他所到之处都兴办教育，化民成俗，《清史稿》说，这就是「古所谓大儒之效也」。在他的传记中记载：「（弘谋先生）义仓乡学随地建设，州县入见，如老妪训儿，谆谆絮语，不惮舌敝。」（袁枚《东阁大学士陈文恭公传》）百年之后，人们依旧感戴他的德政。　　历任三朝的军机大臣张廷玉是陈弘谋的老师，

4、会试后曾以「远大」相许，并亲书「培远」为其堂额，因此后来弘谋先生的著述都冠以「培远堂」，以纪念他的老师。张廷玉在奏疏中曾经举荐过这位门生，称弘谋「能以民心为己心」，亦「视国事如家事」，并谦虚自称「臣所不如」（语出《圣清渊源录》）。可见其德政深为长上所嘉许。　　甲二、培远施教，兴办义学　　作为一位政教并行的教育家，陈弘谋在四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中，始终视教育为其施政之要务。陈弘谋他非常重视书院教育，不但给学生丰厚的待遇，还聘请贤明的老师来教导他们，公余之暇，自己也会去书院亲自教学，身行言教，不厌其烦，必「为发明孔孟之旨，以反身实践为归」（陈弘谋先生《墓志铭》）。」可见他的教学是以

5、孔孟学说为要旨，且重视实践力行，不尚浮华空谈。在教学的过程中，弘谋先生还举荐、提拔了不少人才。　　在云南为官四年，陈弘谋兴办新旧义学六百五十多所，在振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上贡献很大。乾隆二年，云南义学已建成七百多所。他还为各郡的义学筹备资金，增加田产，倡导各级官员捐献资金以兴办教育。此外，他还刊刻许多书籍，如《孝经》、《小学》、《近思录》、《大学衍义》等，分发到各学校、书院，以助于培养人才。弘谋先生政教并行的德政，感动了老百姓，当他离任之时，百姓「空市出送」，学生「攀辕挽留」，少数民族的百姓们「毕集邮亭，有感激至于泣下者」。这便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

6、教学，重在身行而后言教，人民纵然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也能感受到力行孝、敬才是幸福生活之根基。弘谋先生感动少数民族，依依不舍，便是圣贤君子，既在一方为官，必以父母官自期，为人民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弘谋先生兴义学以帮助少数民族没有能力在家中受教的子弟；又在管辖之地，亲自到府学、县学（即国家将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公务员的学校）教授，发明古圣先贤设教之要旨，从中为国家发现贤才以培养后进。这是君子成教于国。然而，弘谋先生深知，家教才是人才辈出之根本。所以，他一直努力将古圣先贤关于家庭教育、为官从政之重要教诲，汇集成为一册，便于天下学习、力行。这些方方面面的教育汇成一起，就是《

7、五种遗规》。　　乙、《五种遗规》的编订　　《五种遗规》是陈弘谋先生与其同年王罕皆、老友葛正笏（他是陈弘谋先生学术事功上「最得力的僚友」）、张少仪先生采录先儒格言，多年来共同「挑灯商榷，以定去取」编订而成。用于流布乡塾，推行儒家教化，被誉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书」，因其教化的精义通于心性，乃人性本具的至善至德。　　《五种遗规》涵括了《养正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教女遗规》和《在官法戒录》。举凡人的一生，始从蒙养胎教、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出仕入世、为人做官，无不包罗殆尽。　　《五种遗规》序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