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阐释活动中自由与限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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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阐释活动中“自由”与“限制”的辩证关系以阐释学的基本理论为参照，译者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其翻译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阐释活动”。介于两种文化之间，译者的“阐释活动”是建立在其内在的文化修养及对原文本的理解之上的。而任何一种“阐释行为”都需要把以下几个因素考虑在内：阐释主体、阐释内容和阐释的对象。纵观国内外翻译发展史，任何一种翻译理论和方法的产生无不是围绕以上几个因素而产生与发展。国内方面，从我国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到近代科技翻译和现代的文学翻译，从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求俗”，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论等；国外方面，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罗马对希腊古典的译介到

2、后来的圣经翻译和文艺复兴，从西塞罗的“功能对等”到德莱顿的“词译、释译、拟译”翻译三分法再到奈达的“动态等值”论等，都是译者自身文化底蕴和经验与具体翻译问题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在翻译阐释活动中，译者作为读者也是凭借自己对原作的理解来阐释，作者凝聚在作品中的感情和心血需要靠译者去解读，使之成为译者能够真切感受到的真实，从而转达给译作读者。在这里，我们需要给译者相当的自由与空间，让其能够徜徉于字里行间外的文化精髓，最大程度的去解读原作。然而，如果这里的自由让人理解为绝对的“自由”，可以脱离原作思想的自由创造，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我国翻译事业发展中，曾出现国许多不为读者负责的译者，随意

3、凭借自己理解的“乱译”、“猜译”和“死译”，这是很不应该的。自由作为哲学范畴是与“必然”相对的。它是相对的,是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翻译中的自由概念。而过分的注重译者的自由会导致译文脱离原作的主旨，众所周知，原作是一切翻译活动的中心和开始，在所有的翻译理论与思想中，“信”即忠实于原文总是位于第一位的，如果翻译活动脱离原作，那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尽管在国内外翻译史中，有不少翻译大家曾提出过“创造论”，但是那都是建立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整个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过程中，无不是某种语言与文化立场的选择与确定，换言之，选择贯穿于翻

4、译的全过程。”恰恰因为翻译过程中选择的必然，译者拥有了自由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决不是译者随心所欲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翻译要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语言与文化系统，这不同正如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所言，是“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结构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我们认为束缚译者的两种语言文化系统之间的诸多差别恰恰构成了自由存在的合理因素。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差别无处不在，自由与限制这一对概念也因此将贯穿翻译活动的始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翻译活动中，我们必须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的创造性，从而使译作能够再现原作的风貌而

5、又符合译入语的用语习惯和规则，使读者更好的理解和接受原作。参考文献：1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王秉钦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2 《西方翻译简史》 谭载喜著，商务印书馆，1991.3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 许钧等著，译林出版社，2001.4 《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 许钧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