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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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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编导读Editoria大学、文化与城市创新,都是既充满魅力又十分庞杂的研究领域。说其充满魅力,是因为它们涉及每个城市的发展与潜力,涉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未来;说其十分庞杂,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包容性,从意识观念到物质形态,且相互缠缚,剪不断理还乱。本期主题“大学、文化与城市创新”,试图在纷繁的城市现象与纷纭的城市研究中,探寻大学、文化与城市创新之间内在的关联,并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从不同的时空尺度,揭示城市的一个最主要功能,即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和科技文化创新的场所。有关城市之文化、创新、大学
2、的研究,也将因此获得别样的吸引力。吴良镛认为,中国历史上人居环境营造并非单纯的物质环境建设,往往是审美文化的综合集成,人居环境审美是一种“时间一空间一人间的交织”,“能主之人”对于美好环境的营造具有一种超乎形体空间的追求,并努力在环境形态上实现“雅俗共赏”。今天,建设美好人居已经成为城市与区域规划的一个基本追求,城市文化积淀是迈向未来美好人居的基石,我们期待人居规划建设作为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的时代到来。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一波一波“打造”新城新区的潮流之中,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正面临困境。孟宪民提出,面
3、向美丽城镇的文化复兴中,大遗址承传作为一种更切实的综合性保护,应当发挥更为广泛的积极作用,使得当代成就、昔Et价值和自然之美融为一体,呼吁积极探索大遗址承传策略,包括为城镇发展制定超长远规划、采取考古揭示等优先行动,开展作为公民基本训练的考古教育等。孙诗萌以历史时期永州人居环境建设为例,揭示了中国传统人居环境营造中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追求,即“道德之境”,并对其空间构成和规划设计原则进行系统研究,中国古代人居的道德教化功能从中可以窥见一斑,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期待不断的发掘与彰显。郭璐对秦都咸
4、阳规划设计与营建研究的评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帝国都城作为“政治与文化之标征”的功能,秦都咸阳的规制正是恢宏“秦制”的具体表现,具有深刻的内涵以及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中国历史时期都市规划与营建实践表明,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改造和陶冶人的场所,也启发我们要把城乡规划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在重视城镇化的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城镇化的社会与人文后果。人们常说“城市是陶冶人和教育人的场所”,大学则是城市中实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专门场所。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培育和引领创新文化是大学的基本功能
5、,也是现代大学的一项基本社会服务功能。夏铸九考察了台湾大学校园与台北市城市空间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揭示其实质乃大学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改变。鲍宁以京师大学堂为例,探讨了清末高等学堂作为北京城中高等教育这一重要职能空间的出现。吴良镛、陈保荣、毛其智分析了中关村这个位于北京西北文教科研区,在1980年代前后的发展历程与结构模式特征,为我们认识“中关村现象”与中国“科学城”实践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吴维平分析了大学在中国科学技术活动中的角色演化,评估了高等教育部门在开展研究和推动创新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上述研究对于我们理
6、解大学、文化与城市的关系及其未来,富有启发价值。在经历“大学城热”以后,我们可以对大学如何发挥引领创新文化功能以及城市如何为大学发展服务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作一番冷静的思考。创新是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生命。我们注意到,在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城市大学与文化的发展正在超越传统的教育与文化领域,开始向基础设施、城市总体定位渗透,并逐步成为城市功能发挥合力的“黏合剂”、“加速器”。一些城市甚至将文化资源置于城市发展的核心地位,促成城市内在机体的创新,从而培育良性的可持久发展的“创意城市”。李蕾蕾等发现,大学和科研机
7、构是深圳“设计之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不过,这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并非立足于深圳本地,而多来自于其他城市或国家,大学相对于政府、业内人士等行动主体而言,其作用主要是边缘性的、被动性的参与。姚磊等针对南京市广告业作为创意产业中发展较快也较为普遍的行业,对其集聚与分散的空间特征、演化与机制进行调查研究。城市文化与创新的动力,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城市的人口集聚与多元文化互动。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从农村向城市地区集聚的过程。在中国,户籍制度是国家控制城乡人口流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李郇等认为不同户
8、籍政策的实质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组合的差异,发现城市政府户籍政策改革的激励来自于从人口迁移中获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益,即目的在于提升本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而不是“稀释”城市的人均资本量;同时发现户籍制度对经济调整速度有一定的影响,当稳态水平对户籍制度变化足够敏感时,放松户籍限制可能放缓收敛速度。因此,在新型城镇化下,单纯的户籍改革不可能解决城乡分割问题,核心在于提高迁移人口所拥有的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量。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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