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献赋活动与汉大赋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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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众文艺·文艺评论·汉代献赋活动与汉大赋的风格何凯(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摘要：汉人论《诗》，以“采诗”“献诗”为《诗》篇的来谓“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则所谓“讽谏”，并不切实际。讽源。以咨诹善道，故成献言献策的制度，援《诗》说赋，将献赋同于谏切求实效，此赋若以讽谏为意，“十年乃成”之时，当时要讽“献《诗》”。汉赋的兴盛得益于“献赋”活动，且献赋以颂为用，谏的社会现象可能完全不复存在。因此范书谓此赋为“讽谏”决定汉赋铺张扬厉的风格。之说，并不准确。傅毅虽“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关键词：汉赋；献赋

2、；讽；颂《七激》以讽”。，然其所献赋颂，实仅有献《诗》之名而已。范《传》云毅“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建初中，以汉代的献赋活动，持论以为《诗》家“献诗”之说。献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此时“追美孝明皇帝《诗》之说，并非汉人的发明，《国语》云“云天子听政，公卿功德最圣”，“因《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其所献赋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颂，虽偶有“讽”“谏”，然美颂才是主要的倾向。庶人传语，近臣尽规。”献《诗》赋颂，均是期求整个社会上唯扬雄偏执“《诗》”学“献诗”以

3、讽，《甘泉赋序》云的个体，以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向天子指出时政之阙，目的在于“上方郊祠甘泉泰畴⋯⋯还，奏《甘泉赋》以风”；《河东赋规谏，勿使王政有失。历代说《诗》，大抵主此，而汉人倡之最序》云“⋯⋯还，上《河东赋》以劝”。扬子此赋，本文本伴力。汉人发明《诗》的讽颂美刺之说，未出《国语》所述的内随“其三月，将祭后土”的一次极其壮观的天下巡游，活动本身容，只是将“美刺”具体落实于对三百之篇的解释。如《诗·洞有劳民伤财之嫌，而《序》谓“奏赋以劝”，虽将献赋等于献酌》“矢诗不多，维以遂歌”，《传》：不多，多也，明王使公《诗》，而其

4、本身显然背离汉代《诗》学的精神。扬子《甘泉赋卿献诗以陈其志，遂为工师之歌焉。《笺》云“矢，陈也，我陈序》云“恐后世复修前好⋯⋯因校猎赋以讽”。，此赋讽天子校猎作此诗，不复多也，欲今遂为乐歌，王日听之，则不损今之成功奢靡太过，确取“献诗以讽”之意。扬子诸赋，确取“讽意”，也”。前汉毛《传》，后汉郑《笺》，所说无不以献诗为裨于其赋确实将“典终奏雅”作为献赋以讽的模式。考扬子作赋拟相君王政教。汉代的献赋，总体上在献《诗》的名义下进行。但从如以为式，而司马迁谓相如之赋“归引之节”俭，当是错误理解所献之赋的具体内容看，实以班固“宣

5、上德而尽忠教”，必以颂相如亦献赋以讽，而不晓相如之赋以颂为要，拟其形制而失其意圣为依托；复以“曲终而奏雅”，虚晃一枪，资以搪塞《诗》家图。“讽”“刺”的苛求。“讽”“颂”“美”“刺”，被视作“献《诗》”的核心内汉代献赋制度名义上以《诗》教“美”“刺”为其功用，而容。汉人说《诗》，虽两有“美”“刺”，而以“刺”为主。实际内容却颂圣为目的，与汉儒附会的《诗》教观念相去甚远。汉人将“献赋”等同于献《诗》，仅取其中“美”“颂”一隅。汉人献赋，多以美颂为主。君主对辞采的偏爱，以及赋家以献赋《诗》教在班氏的论述中发生从“讽”到“颂”

6、的转变。易闻希求仕进的事实，乃是有汉一代赋作争兢的至关缘由，并以献赋晓先生谓汉代之赋，多为赋体颂用。辞臣献赋，本有见用的希大势铺陈的风格。冀，势必以美颂为主。汉人论汉代“献赋活动”，虽以“献诗”一、汉代献赋活动以“献《诗》”为名为名，而实无《诗》学“讽”“刺”之实。汉人论“献赋”同于“献诗”，且偏取“美颂”一端，首二、汉人献赋的实际效果推班固。《两都赋序》谓“或日，赋者，古诗之流也。昔者成康汉人献赋产生的实际效果，最能说明献赋必以美颂为主。辞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以“成”“康”存，“王泽作向君王献赋，本有希求见用

7、的企盼，颂其功德，当是最为恰当在”为“颂声”与“诗”的前提条件。到武宣之世“崇礼官，考的选择。从献赋产生的效果，可以看出献赋以颂的撰作取向。文章”等帝朝廷实施的文治政策，在班氏看来，“炳焉与三代同相如以为诸侯之事无足观，“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风”，故有“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之⋯⋯奏之天子，天子大悦。”“赋奏，天子以为郎”“。天子臣时时建作”。班氏将汉赋的作用规结为“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大乐相如之赋，自然不是因为其赋归之节俭，因以讽谏，乃在意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且将其等同于“奚斯颂鲁”，“皋取美

8、颂的铺陈气势。《资汉通鉴》载董仲舒荐其师申公，既至，陶歌虞”，要之，实取“赋者，美盛德之形容”之意。班氏在“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日‘为治者不至多言，顾《两都赋序》中，提到汉代武宣之氏献赋普遍存在的事实。力行如何耳’，是时上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武帝对对献赋的评价中，仅取《诗》“颂”之一隅，不及《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