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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刘培(山东大学文学院,济南250100)摘要: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元、成时期的《诗》学,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关键词:经学;大赋;演进;嬗变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志号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1-0068-05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学在汉代思想领域处于核心的地位。汉大赋的创作,深受经学影响。对于经学与汉赋的联系,学者们颇有论说。
2、不过,两汉经学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在不同时期,它对汉大赋施加的影响也不同。武帝时期,公羊学大行于世;武、宣之后,经学复归纯儒,《诗》学大兴;哀、平之后,谶纬之学兴起;白虎观会议之后,古文经学势力大增。经学的演进影响着汉大赋的嬗变。一汉初以来,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财富大增,王国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迅速膨胀,枝强干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汉初奉行的黄老思想无法应付这种形势,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的呼声高涨起来。秦亡之后,人们在对秦亡教训的反省中,早已注意到儒学在统治国家方面的巨大作用,在加强中央集权方
3、面,儒学有着其他诸子难以比拟的优势。武帝亲政之后即行崇儒之举便是大势所趋。建元五年,武帝兴太学,置《五经》博士,既而在元光元年,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主要是尊奉董仲舒的公羊学。董仲舒在景帝时就开始研治《公羊春秋》,他继承并发展了战国中期邹衍、尤其是秦统一前《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的阴阳五行说,以阐释本无阴阳五行观念的《公羊传》,使之更符合时代的政治需求,因而《春秋公羊学》受到武帝的青睐。公羊学为人们关注应当是很早的事,但到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方才大盛。思想领域的崇儒趋势为敏锐的赋家所
4、注意,在武帝立《五经》博士的后一年,即建元六年,司马相如奏上《天子游猎赋》,其中表现出的思想,与公羊学有很多相通之处。1.公羊学“大一统”的思想在《天子游猎赋》中有充分体现。《公羊学》主张“大一统”,如《公羊传·隐公元年》释《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云:“王者谁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体现出了奉周正朔、“大(重视)一统”的历史哲学观。这种思想迎合了汉王朝国力殷盛时期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从他的天的哲学体系出发进一步发挥了“大一统”的思想,他说:“何以谓之王正月?
5、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1](《三代改制质文》)乃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2](卷七二,《王吉传》)。在大赋中,“大一统”的思想表现为对帝王雄据天下的夸张描写。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描写武帝的上林苑道:“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几乎要囊括天下。其中的山形水势,稀世罕有;草木禽兽,极天下之珍奇。这样夸张描写的目的,是要体现出受天命而君临天下的汉天子对天下的绝对占有权,一切制度、思想,都应一统于汉天子。在
6、以后的大赋中,对帝王苑囿的夸张描写遂成为固定的模式。2.屈民申君,把君权绝对化的思想,在《天子游猎赋》中也有充分体现。公羊学维护君主专制地位。《公羊传·成公元年》说:“王者无敌,莫敢当也。”董仲舒对此大加发挥,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故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春秋》之义也。”[1](《玉杯》)宣扬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天子。他把天子神化了,并使为君之道和阴阳灾异联系起来。他说:“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现,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1](《王道》)在《天子游猎赋》中,屈民申君
7、的思想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在结构上,先借子虚、乌有先生之口描绘了齐王、楚王场面盛大的游猎,然后借亡是公之口极力夸扬汉天子游猎的场面。在气势上压倒诸侯王,从而达到尊君的目的。其次,在品行上把汉天子与诸侯王进行对比。汉天子在游猎之后幡然悔悟,感觉到了过分淫逸的错误,于是赈困济贫,存问鳏寡孤独,勤于政事。于是乎,举国上下和乐,天下归心。齐王、楚王却沉迷于游逸,争胜于田猎。汉天子在品行上压倒了诸侯王。第三,司马相如以相当长的篇幅描写了汉天子的神异:“然后侵淫促节,倏然远去……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然后扬节
8、而上浮,凌惊风,历骇,乘虚无,与神俱。”董仲舒在理论上把皇权绝对化了,把天子神化了;司马相如用艺术形象表现了神化的天子和绝对化的皇权。3.《天子游猎赋》缺乏讽刺与公羊学亦有密切联系。相如赋缺乏讽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羊传》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公羊传·隐公十年》云:“《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对国君之恶只能写他无关痛痒的小恶。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