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成绩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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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成绩与问题任晡墓志是我国古代刻写的一种特殊柑葬品的通称。这种刻写的特殊拊葬品，虽然产生时代存在秦、两汉、魏晋、南朝等多说，使用材料存在瓦、砖、石、瓷、木、纸等多种，流行名称存在柩铭、墓记、墓碣、墓版、圹志、灵舍铭、阴堂文、玄堂志等多项．但主要记载墓主的姓名、籍贯、事迹、仕宦、婚姻、亲友、丧葬等，却大致相同。因而，一直受到文史研究者的重视。历代都有学者专门从事墓志的整理与研究。20世纪以来，特别20世纪后50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盗墓、考古发掘、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墓志的出土日益增多，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更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也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

2、在成绩的背后，也凸现不少值得引以为鉴的问题。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希望既总结成绩，也探讨问题，将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一、20世纪前50年的墓志整理与研究20世纪前50年，墓志的整理与研究大致继承清朝金石学研究的传统，虽然整理与研究并重，但整理仍多为个人，规模不大；研究也主要限于题跋，篇幅较小。1．墓志的整理20世纪之初，近代考古学虽然尚未传人我国，但地不爱宝，墓志的出土仍较前代大为增加。到了40年代末，仅在大陆范围内，出土的墓志就有数千方之多。而同时，整理工作也有重点地展开。这一时期，墓志的整理，大致可分收藏、编目、出版三类。收藏有专藏、泛藏之分；编目有略目、详目之别；出版亦

3、有图版、释文及图文对照之不同。关于墓志收藏，主要有：①于右任鸳鸯七志斋。该斋原为于右任室名，1924年以后作为于氏私人收藏墓志的代称。此前，于右任从洛阳古董商处购得墓志387方。其中：晋3方，梁1方，北魏158方，北齐3方，北周II方，隋116方，唐2方，宋辽4方，无确切年代者89方。因有七对北魏夫妻墓志，故将室名定为鸳鸯七志斋。这批墓志，十余年后全部捐给了西安碑林[1]。②张钫千唐志斋。该斋位于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为张钫于1936年创建，是张氏私人收藏墓志的专门场所。1932．1934年间，张钫通过洛阳古董商，多方收罗，获得大批墓志。其中：晋1方，北魏2方，隋2方，唐40中国考古学跨世纪

4、的回顾与前瞻1185方，五代22方，宋88方，元1方，明30方，清2方，民国7方，墓志盖19方，以及各类书法、绘画、造像、经幢等石刻54方”J。这批墓志，绝大部分为唐志，故将藏地名为千唐志斋。⑧西安碑林。该林于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始建，是我国收藏各类石刻的重要场所。但到20世纪初，虽然收藏各类石刻数量众多，墓志的收藏却几乎仍为空白。直至1935年，于右任将他购藏的墓志原石全部捐给碑林(见上鸳鸯七志斋条)，碑林才结束没有墓志的历史。而此后，碑林也开始了自己收集墓志的工作。④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该馆于1910年筹建。1929年成立金石部，专门收集整理石刻资料。1925年已

5、有唐志1322方。到了1941年，馆藏石刻资料已达2万种左右，其中，历代墓志(包括拓片)3407方(附塔铭74方)”2。关于墓志编目，除了于右任《鸳鸯七志斋藏石目录》一卷(铅印本，1930年)、郭玉堂《千唐志斋藏石目录》一卷(洛阳墨景堂，1935年)及范腾瑞《(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李唐墓志目》、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碑目》(墓志类)(见注释[3])外．较重要的还有：①顾燮光《古志汇目初集》六卷(石印本，1920年；重订石印本，1934年)。该目根据传世石刻著作，辑录历代墓志、塔铭3000余方，自北周至辽金，按年序列。每方墓志下，均记名称、书体、撰书者、立石年月、地点等，并注出处。②顾燮光《

6、古志新目》(附伪刻目)四卷(石印本，1918年；增订石印本，1923年)。该目收集洛阳北邙新出墓志，自汉至明，亦按年序列。记注体例与前目同。又新增出土地或藏石地。此外，该日还注意墓志的辨伪，并附伪作目录，自汉至明，按年序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③陈乃乾《共读楼所藏近人墓志目》(《人文月刊》7卷4—5期，1936年)。该目收近代墓志260方，自咸丰三年至民国二十二年，亦按年序列，但仅记墓主卒年及撰书人，较前二目简略。④罗振玉《墓志征存目录》四卷(《贞松老人遗稿》，1942年)。该目记当时所见墓志多达3980余种。⑤罗振玉《蒿里遗文目录》正十卷、补一卷(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新文丰出版公

7、司，1979年)。该目分八大类，为：墓碑征存、墓志征存、元魏宗室妃主志存、海东冢墓文存、砖志征存、塔铭征存、地卷征存、蒿里余载。自晋至元，亦按年序列，并记首题、年月、撰书人及书体。其中，海东冢墓文存收日本墓志8方，高丽墓志70方，开拓了墓志著录的新领域。又有郭玉堂、王广庆《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含附录)(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及杨殿殉《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1年)。前者对洛阳出土墓志的时间、地点，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