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生学习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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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研究生学习与教学厦门大学陈支平我从来没有读研究生的理想。因为出生在农村，不曾听说过有读研究生的这回事。1979年我考上研究生，纯粹出于偶然，更是托了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的福了。国家于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当时我就读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只有两位老师可以招收研究生，这就是傅衣凌教授和韩国磐教授。至于研究生的来源，那可谓是三教九流了。国家虽然于1977年恢复本科生考试招生，但是这批学生刚进高校不足一年，绝大多数人一时尚未兴奋过来，想不起越级报考研究生。在此之前的高校生有两种：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大家忙于闹革命，专业课程难免荒疏，特别是外语功课

2、，除了专业的学生，大家都是闻所未闻，报考研究生显得有些心虚。这样一来，报考1978年研究生的生源，就不得不继续往前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少量特别有勇气的说不清专业和学历的社会人士了。1978年招生的结果，是傅、韩两位导师各有两名学生，年龄最大的40岁（当时的招生条例是超过40岁便不能报考），最小的也有30岁。四人的出身是两个中学教师，一个车间工人老师傅，一个公共食堂的伙夫。到了第二年，即1979年，有意愿报考研究生而继续深造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大学生，以及那些特别有勇气的人士愈发稀少。眼看着研究生报名截止的日期日益临近，傅、韩二位导师名下投

3、考者未见其人。系里的领导们着急起来：万一最后没有半个人报考，一方面恐怕傅、韩二位导师脸面上不好看；另一方面恐怕也影响到政府落实重用文革中被批斗的著名专家的良好愿望一时难于施行。无奈之下，领导们想起了我们这一班烂果仅存的尚在就读的工农兵学员，说是只要我们肯大胆报名，傅、韩二位老先生脸面上过得去，那就是对“科学的春天”作出极大的贡献。话说到这份上，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老青年，舍我其谁！于是，我于1979年3月份一本正经地报考了历史学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6月份稀里糊涂地进了两天考场，7月和8月暑假回到农村老家帮忙收割插秧干了不少农活。9月里回到学校，老师和同学都

4、向我道喜，说是已经考上研究生。说来惭愧，事已至此，我还是没有完全弄明白研究生究竟为何物，只知道读研究生的薪水要比我那班没有报考研究生的同学们的薪水每月少了4.3元人民币。我之考上研究生，以及我那78、79两年的师兄弟们，虽然入学的门径不甚堂皇，但是既然已经进入研究生学习，大家的心愿倒是一致的，这就是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将来或许可以为国家的历史学建设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这几位三教九流式的师兄弟们，多多少少也实现了当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回到研究生学习的事情。研究生虽然是稀里糊涂地考上了，但是接下来如何学习，当时的脑子里

5、还真是“一片空白”。我的硕士生导师是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家与明史专家傅衣凌教授，偏偏在我的大学本科学习中，压根没有这两门课程。唯一的对策，就是听从导师的安排，导师叫我怎么学我就怎么学。记得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谈到当时的拜师及学习情景的：初次拜见导师，导师可是赫赫有名，不过似乎导师对我的最初印象并不佳：全身上下一片黝黑，里里外外依稀农民样，不像是“孺子可教”的样子。导师显然遇到了难题，如此田舍樗材，只能“因材施教”了。有一天，导师对我说：“我看你对农村比较熟悉，那就多多往乡下跑，寻找深藏在民间为一般图书馆所不经见的文献资料吧。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的。

6、”导师的话自然是要听的，十年下来，搜集的资料至今还用不完。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佩服导师的先见之明。老实说，托世代为农祖先们的荫庇，那些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的勾当，还真是我的长项。①以上的回忆虽然是轻轻带过，但是傅先生“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令我受益终身。这里面，既包含了傅先生对我本人的良苦用心，更体现了他一生所追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精髓。中国经济史学，是在20世纪初期才得到中国学者们关注从而兴起的一个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社会及学术的洗礼，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经济史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偏重于社会史层面和经济史层面的两个主要学派。人们习惯地

7、称前者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或新社会史学派；后者则为中国经济史学派，或新经济史学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以1982年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傅衣凌先生早在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跨越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傅先生早年在日本受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研究中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地域性的细部研究、

8、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个案追索与对